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访谈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边疆稳定和发展研究”首席专家邢广程）
丝绸之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古代文明之路
记者：一般认为，汉朝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迫切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以“断匈奴右臂”，所以才派张骞出使，“凿空西域”。但近年来的研究则表明，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亚欧非三大洲就已经有较为频繁的接触和交流，是这样吗？
邢广程：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古代欧亚非三大洲文明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独自形成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华夏文明像四颗珍珠散落在北非和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囿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各文明相互之间无法实现直接交往，甚至相互之间不知对方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们必然要向外界伸展探索之臂的，间接信息传递和文化贸易往来逐渐出现，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华夏文明也在不断探索与西域的古代文明进行交往。
古希腊文明对欧亚非大陆的文明交流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公元前8世纪初至前6世纪末，古代希腊与当时其他一些文明中心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从希腊考古和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公元前6世纪时，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就已经传入希腊。战国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们就将当时的中原地区认定为与丝绸相关的地区，古代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将中国称为“赛里斯”，“赛里斯”在希腊古语里意思是“丝”的意思。从古代中国的情况看，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西征犬戎就曾到达中亚一带，沿路还将丝绸、“黄金”、“贝带”和“朱丹”等中原贵重物品作为礼物馈赠给当地部落首领。尽管《穆天子传》等带有神话色彩，但它却提供了古代各族分布、迁徙和交往的历史素材，描述了古代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基本状况。这些都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原内地和西域之间的交往和接触就已经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这种交流越来越频繁。
记者：我国处于古代丝绸之路的东端，在谈其形成和发展时自然会更多地从“东方”的视角来阐述和分析，那么，如果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如何理解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明共同构筑的？
邢广程：我们在讨论古代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时，不仅要特别关注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功绩，而且也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关注中亚和欧洲在构筑古代丝绸之路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谈论古代丝绸之路形成时不能绕过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个大帝国——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其地域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及其周围地区。为了密切波斯宫廷与各郡的联系，加强对下属地区和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在阿赫门王朝统治时期，大规模地修建御道。这些御道同时也大大方便了波斯帝国货物、人员和信息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地区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畅通。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认为“波斯御道”上往来的邮差可能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邮差。“波斯御道”随着波斯帝国的拓展逐步向外伸展，这客观上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波斯帝国称雄时，希腊人也在巴尔干地区崛起。亚历山大打败波斯阿赫门王朝，将西亚和中亚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并在沿途修建很多商贸网点，大量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迁徙到这些地区，无疑促进了欧洲、中亚地区与我国中原地区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为古代丝绸之路的打通创造了极好的客观条件。正如我国学者刘迎胜所言：如果说波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使从中国到欧洲和北非的丝绸之路的中段，即从中亚到地中海东岸的交通线变得更加通达的话，那么亚历山大东征又使欧洲与中亚建立了直接联系。至此，丝绸之路的中段和西端部分已畅通无阻。
记者：由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丝绸之路的形成具有内在的历史动因，那丝绸之路对于当时各文明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哪些历史作用，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邢广程：的确，学界有人将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说成是开通丝绸之路，这种说法有些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目的带有军事安全战略性质，即西汉王朝迫切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共同攻打匈奴，以“断匈奴右臂”。其实张骞出使西域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并没有达到，因为大月氏等国过去虽然受到匈奴的侵扰，而此时它们已经安居乐业，不愿意挑起战事。但“无心插柳柳成荫”，张骞出使西域却使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正式开通了。所以，司马迁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视为“凿空”之行。张骞的第二次出使西域则更多地带有畅通丝绸之路的战略含义。这次他奉汉武帝之命访问西域诸国，密切了西汉和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西域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
古代丝绸之路，从时间上看，跨越2000多年，历经中国历史上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从地理类型来看，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依据商品类型可细分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等。它对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中国传入西方的主要商品有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西方传入中国的主要有胡麻、胡桃、胡萝卜、胡瓜、葡萄、石榴、琥珀等。其次，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并对世界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最后，丝绸之路促进了多种宗教的传播和交流。佛教、基督教、摩尼教等都曾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广泛传播。
“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新格局和新模式
记者：刚才您从历史的维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作用，接下来能否从世界发展趋势的视角来分析一下如何继承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以及“一带一路”将给世界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邢广程：我认为要从两个视角看问题。首先要继续深入挖掘古代丝绸之路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古代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之间文明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确切地说，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的情况看，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挖掘得还不够充分，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空间和余地。比如，“西域”在古代丝绸之路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古代丝绸之路分为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网络系统，陆海两个丝路是联通的，“一带一路”战略应该更加充分地继承弘扬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历史价值和文明交融理念。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的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是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是着眼于泛欧亚大陆和沿岸的互联互通与贸易投资便利化。古代丝绸之路在那样不发达状态下实现了洲际连通（虽然不能总保持畅通），那么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迅猛开展、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高速铁路技术日益成熟的条件下，环顾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却依然保持着比较落后的基础设施状态，形成不了整体的能量高效交流的状态和规模。贸易投资缺乏便利，这是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最大的障碍之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希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上述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实现利益共赢。
就像古代丝绸之路中中国是东方的端点国家，但并不主导一切那样，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也更多地起到发起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发起国和倡导国，但不可能是唯一的推动国和完成国，该构想的实现需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方案的最关键的灵魂。需要重申的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构建中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等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欧洲、中东地区、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也必将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这是泛欧亚大陆深度发展与合作的必然要求。当今欧亚各国应深入挖掘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弘扬古代丝绸之路所凝聚而成的交流、融合、合作和共赢的价值理念，让21世纪欧亚各国之间的文明对话更加顺畅、更加便利。
延伸阅读 从郑和下西洋话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距今600余年前中国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永乐王朝时期，自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至1433年（宣德六年），郑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等远播海外。郑和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海洋探险，发现了许多为当时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世界，直接替中国人民在南洋一带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为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崭新的篇章。
刘家港是郑和下西洋的发祥地。这一历史事件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交流，开启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开启了中国“敢为天下先”的历史新纪元。郑和下西洋，中国由此走向了世界，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
习近平主席2014年3月30日在德国访问并在柏林科尔伯基金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政策。历史上郑和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推行经贸和文化交流，舰队这么强大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而是调解纠纷，打击海盗。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给予邻邦巨大帮助，交了很多朋友。”习近平主席的讲话高度评价并充分肯定了郑和下西洋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给予邻邦巨大帮助，是郑和下西洋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仍然需要郑和下西洋那样“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是郑和下西洋重大的现实意义。以郑和下西洋为契机，习近平主席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立足本国，放眼全球，从世界经济实际出发以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提出了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理念。正像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序幕，“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理念的构建，必将揭开多国经济联盟的新篇章，必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从而为经济全球化过度到经济一体化在制度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海洋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世界史带给各国的重要启示是：强于世界者必强于海洋，弱于世界者必弱于海洋。随着各国海洋意识的不断增强，必将迎来对海洋与海洋经济、海洋经济与海洋权益的新认识。这同样是郑和下西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因此，对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文化理念具有的现实性、积极性和重要性，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古刘家港——今日的浏河镇，浏河人民因此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理念怀有深切的感情，因而郑和下西洋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深切的感念，对郑和作为中华使者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和经贸交流所作出的不朽贡献，铭记不忘。
一、文化交流
郑和肩负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是中华文明代表性成果，郑和将这一已经应用于航海的伟大发明展示给西洋各国，开始了他的文化交流之旅。以四书五经、书画等为代表的中华书籍，成为文化交流重要的精神产品。此外，中国丝绸、锦缎等纺织品，茶叶、瓷器、纸张还有纺织、造纸、印刷等物产，都是可以引以为豪的文明之果，郑和船队正是装载着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基因与鲜明地域特色的中国特产，这些中国特产为他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所需要，因此能够顺利地开展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交流的结果总是双赢。郑和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并不是停留在单方面的文化输出，而是严格遵循互相学习的初衷，同样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融合能力的民族，能够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以此不断完善自己文化实力文明古国。当时东南亚各国商品货币的发展亦受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除以物易物外，爪哇“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苏门答腊“国中一应买卖交易，皆以十六两为一斤”。这些事例形象地说明中国计量方法上的文化理念经郑和下西洋，已经影响到了外域。又如，占城国“书写无纸笔”，郑和船队带去的中国纸笔文具在这个国家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他国在文化及其表述上的落后状况。这些都是郑和下西洋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郑和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具体实践，还体现在他积极创办语言与文字翻译的专门学校“四夷馆”之上。郑和下西洋使对外交往增多，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明政府遂于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在南京创办了相当于现今外语学校的“四夷馆”，为国内培养外语人才与翻译，为国外培养汉语留学生。明朝政府还设立了相当于现今国宾馆的“会同馆”，用于接待外宾。会同馆下设朝鲜、日本、安南、暹罗、鞑靼、满加刺、畏兀兀、琉球8个馆。要求馆内工作人员熟悉外语，以利于接待时的相互交谈。“四夷馆”与“会同馆”都编撰了供学生学习的外语教材，这些教材统称为《华夷译语》。《华夷译语》很早流传海外，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德国柏林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均收藏有《华夷译语》。这些措施不仅将汉语推向了世界，促使外国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促使中国人学习外语，从而加强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推动了语言学的发展。
郑和秉承“抚外夷以礼，导人向善”，“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涉外原则，沿途将中国的历法文化、中国的衣冠礼仪（如改变异国“男子蓬头，妇女椎髻，上不着衣，下围毛巾”等落后习俗）等中华先进文化的传播，致使远夷之人仰慕中华文化，渐染华风，使当地文明程度得以提升，由点到面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程。此后，出现了大量华人移民，他们对东南亚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一重大贡献带来的积极成果是：由于郑和下西洋频繁的中外友好交往，成功地把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永乐时期的21年中，来华访问的各国使节共有318次，平均每年有15次。文莱、满加拉、菲律宾（苏禄群岛）、古麻刺朗（今菲律宾内）等国有11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明朝进行国事访问。其中有3个国家的国王先后于访问期间病逝，并安葬在中国。郑和为传播中华先进文化而作出的诸多努力将永载史册。
就国内而言，因为郑和下西洋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大量素材，文化领域创作出了多部文学的、史实的以及诸多口头的作品，它们分别是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等。还有忠彻的《古今识鉴》，祝允明的《前闻记》等。使东西方文化有了亲密交融，东西方人民增进了了解，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友谊。
郑和虚心借鉴或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成果的事例同样举不胜举。郑和所处的15世纪初，与亚非许多国家比较，中国已是高度文明发达的国家，而亚非有些国家和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但同时，郑和清楚地知道，埃及文明（象形文字）、两河文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古希腊文明（希腊字母）等，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亚非各国也有自己的先进文化，例如，阿拉伯人在航海上发明了“过洋牵星”的航海技术，便为郑和学习吸收，并被运用到了航海中。借鉴牵星术，使郑和船队有效地解决了船舶在海洋上定位的大问题。
郑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还积极地传播属于中国本土文化代表之一的妈祖文化。郑和对妈祖文化的积极传播成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独特篇章。妈祖作为渔民、船员心目中的海上保护神，经数百年的信仰，其“真善大爱、不畏艰险”的文化特质已成为妈祖文化的精神核心。真善大爱与不畏艰险是没有国界的。因而传播妈祖文化亦是郑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妈祖文化走出国门，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为把妈祖信仰远播海外，郑和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一，郑和船队每船必设神龛，祀奉天妃妈祖神位。其二，船队每次启航之前都举行“设祭开洋”仪式。其三，所到之地建造大小不等的妈祖庙（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妈祖庙至今香火鼎盛）。其四，船队延请胜慧等僧人为沿途民众讲解《太上说天妃救苦灵应经》经卷，并将经卷刊刻发送。今天，世界各地的妈祖庙数量上已达到5000座，妈祖信奉者亦近2亿人，表明妈祖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郑和作为妈祖文化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功勋卓著。
二、经贸交流
与西洋各国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开辟通商之衢，进行经贸交流是郑和下西洋的另一大要务。
郑和下西洋开展经贸活动形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朝贡贸易是一种主要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通常是船队到达一地后，以皇帝的名义向当地国王或酋长颁发赏赐，同时接受他们的纳贡，或由他们事后遣使到中国朝贡。这种贸易形式，往往是赏赐大于贡纳，实行“厚往薄来”的贸易原则。其次，官方贸易是明朝政府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之一，郑和船队装载有大量的中国特有物资，到海外适当地点换取所需贸物，这种贸易有的以物易物，也有的是用钱币购买货物的。例如前面提到的金锭，便是用钱币直接购买的货物。对此，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翻译官）马欢，在他的《瀛涯胜览》一书中对郑和船队在海外的经贸活动（如交易方式）有详细描述：“……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以后哲地并富户各以宝石、珍珠、珊瑚来看……如某宝石若干，该苎丝某物货若干，即照原打手价无改。'”这里记述的是在古里国的交易过程。据此郑和船队在海外进行商品贸易活动的过程与细节，犹显眼前。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满载着中国盛产的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丝绸、农具、漆器、雨伞、书籍、土帛布、麝香、樟脑、大黄、柑橘、肉桂、茶叶、米、谷、豆等大宗货物与亚非诸国进行公平交易，每到一处，便出现“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的热烈动人场面。
《瀛涯胜览》还记述：在暹罗国，“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船到水上买卖”，在满剌加国，“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各舡并聚，又分宗次前后诸番买卖”。在溜山国，“中国宝船一二只亦到彼处，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在柯枝国，“名称哲地者，皆是财主，专一收买下宝石、珍珠、香货之类，候中国宝船或别国番船客人来买”。在祖法儿国，“中国宝船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鳖子之类来易苎丝、磁器等物”。在阿丹国，“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天方国，“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各国对“中国青瓷盘碗等品，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明代张燮撰《东西洋考》云：所至各国“好市华人磁瓮”。郑和下西洋开展的经贸交流可谓盛极一时，前所未有。由于交易公平，双方诚信，对外经贸交流还含有民间贸易的成分，船队的官兵常携带一些家乡货物到海外出售，并从国外换回一些物品。这也是郑和下西洋贸易交流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统计，郑和七下西洋所输入中国货物计185种，其中香料29种、珍宝23种、药材22种、五金17种、布帛51种、动物21种、颜料8种、食品3种、木材3种、杂品8种。对中国的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及瓷器、玻璃等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和空间，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比如，永乐、宣德制造青花瓷的上等色料——苏麻离青，即索马里青，因产自索马里而得名。该青料含锰量低，含钴量高，其色明艳，色性稳定，优于国产青料。该料即由宝船队大量购回，保证了中国青花瓷举世无双的最优品质。
郑和对下西洋的目的回答得很清楚，在他亲自撰写的《天妃灵应之记》碑中明确写道：他下西洋的目的是“赍币往赉之”（赍币，带着钱币进行贸易）。但是，由于郑和航海资料在宣德年间被毁，加之西洋所购物品的缺失乃至空白，对于下西洋进行贸易交流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郑和研究中对进行贸易交流的态度不很明朗，常常把“踪迹建文”视为主要目的。300年后清康熙朝大学士张廷玉编撰的《明史》，称郑和下西洋在扬我国威的同时，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之说，也影响了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文化与经贸交流的研究。直到2000年，明代梁庄王墓在湖北钟祥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郑和从西洋购买的金银珠宝，经专家考证确认是郑和从西洋各国所购，郑和研究沉闷的局面才被打破，史学界认识到郑和下西洋的确是去从事海外贸易的，经贸活动也是他的主要目的。
梁庄王朱瞻垧为永乐帝孙，其墓出土文物品类众多，数量甚巨，有金锭、金壶、缠臂金饰、青花龙纹高足瓷碗以及金、银、玉、珠、宝石、铜、铁、铅、锡、瓷、陶、漆木等各种材质的珍贵文物达5300余件之多，其中各类宝石就有5000多颗。珠光宝气，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经专家们考证，这些宝石非中国所产，却与郑和有关，正是郑和下西洋时从西洋等地所购之物。出土的金锭为月牙形，共两枚。这两枚金锭的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庆欣不已，格外惊喜，因为金锭正面刻有重要文字。一枚金锭上镌阴刻铭文：“随驾银作局销镕 捌成色 伍拾两重 作头季鼎等 匠人黄关弟 永乐拾肆年捌月 日”。而另一枚金锭上镌刻的文字则是：“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 捌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永乐十七年四月，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际，这两枚金锭所刻文字及其大量珍宝，成为目前可见的郑和下西洋唯一通蕃实物。考史料，永乐十七年（1419年）四月这个时间节点，正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历十九国回国的前夕，或已在返航途中。此金锭当是用沿途购买的碎金块融铸而成。金锭长132.5毫米，腰宽45.2毫米，厚16毫米，重达1948克。除自身重量外，其“含金量”（史料价值）更是非同一般。
郑和下西洋大规模的经贸往来，使“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互通有无，双方获利均丰。“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麒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明人严从简这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远航所及，各“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而去。举国之人奔趋欢跃，不胜感戴。事竣，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件，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可见，郑和下西洋所从事的经贸交流活动是客观真实的历史事件。郑和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六百年后，在郑和开辟并奠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前提下，由中国倡导的、多国参与的、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或正在形成时，郑和闻知这个消息，该作何感想？
三、郑和与刘家港
郑和下西洋期间与刘家港结下了深厚情分。郑和在刘家港驻足较多的是天妃宫。这里留下了郑和多次修葺庙宇、建造后殿的事迹。《通蕃事迹之记》碑文示，郑和每一次开洋之前，都要率众到天妃宫祭祀妈祖：“……刘家港之行宫，创造有年，每至于斯，即为葺理。宣德五年冬，复奉使诸番国，舣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享络绎，神之殿堂，益加修饰，弘胜旧观。”“每至于斯，即为葺理”，表明郑和对刘家港天妃宫的多次修葺。“舣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享络绎”，这里虽然说的是第六次下西洋前对妈祖的祭祀，但却表明郑和船队全体官兵都要前往瞻礼。更值得指出的是天妃宫后殿即是郑和所建。《通蕃事迹之记》碑记载：郑和于宣德五年（1430年）“复重建咀山小姐之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粲然一新”（闽海一带又称妈祖为“岨山小姐”）。这毫无争议地表明今日之天妃宫后殿为郑和所建，已有580年之久。
刘家港天妃宫在历史上经有始建、移建与扩建三阶段。扩建之功当归郑和，是郑和为天妃宫建造了今天的后殿。史载天妃宫始建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原址位于现址南侧2km处娄江入海口北岸“五洋池”，名“灵慈宫”，占地二亩，供奉妈祖。宫祠为闽浙海商所立，是年恰为妈祖首获敕封之年。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政府在刘家港设立行泉府司，同年，运管军千户朱清奉旨将灵慈宫移建于入海口龙王湾北岸。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灵慈宫冠名“天妃行宫”，刘家港遂有“天妃镇”之称。元至正二年（1342年），因潮汛冲刷导致宫基坍塌，时主管海运漕粮的江浙行省参政燕山图鲁拨款，并得常熟海商刘文明等的捐资，天妃行宫由龙王湾段迁建现址至今。故世有“天妃宫凡三迁”之说（清道光金端表《刘河纪略》有详述）。宣德五年，郑和修葺天妃宫正殿并建造后殿时，以朝廷名义动用四株楠木作为顶梁之柱。后殿所以固若金汤，岿然屹立，与郑和所用四株楠木梁柱作为承重载体有密切关系。明崇祯翰林院编修吴梅村年谱载，吴梅村曾应天妃宫住持度师长老之请，为宫内建造三十二天像而书写募捐化缘文书。这些都是天妃宫深厚的文化内涵。清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小阁老”王挨在为其父、娄东画派领袖王时敏丁忧期间，修建了天妃宫右侧城隍庙。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江苏巡抚林则徐莅临刘家港监督修河道时，主持过对天妃宫前后殿的修缮。1911年秋，正殿毁于火灾，后殿幸存。原正殿之方砖、柱础等完整保留于遗址。天妃宫由此成为江南地区最古老、最负盛名、最具独特历史价值的明代建筑遗存，更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遗迹。
郑和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与经贸交流同样保持了文人应有的雅兴，从国外带回大宗商品还带回了异国花卉。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南京“静海寺海棠，云永乐中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自西洋携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犹繁盛，乃西府海棠耳”。而刘家港天妃宫中栽有郑和自西洋带回的西域海棠，史书同样有此记载，时至清乾隆大藏家翟灏、翟瀚所著书中仍有“西域海棠，在刘家港天妃宫。明永乐中，太监郑和携归”的记载。彰示乾隆时天妃宫仍可见到郑和自西洋带回的海棠数株。20世纪80年代初重修天妃宫之际，管理者首先想到的是在宫中花坛内栽种海棠，以示对郑和的深切缅怀。
天妃宫自1985年对外开放以来，接待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待了诸多国内外参观、瞻仰团体和个人。郑和伟大航海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正越来越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榜样，激励着无数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而斩关夺隘、攻坚克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