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树一个高标杆

1992年夏天，关于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论证会，在怀柔宽沟召开，一共邀请了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曹先擢首先谈了国家语委的设想和相关安排。吕叔湘先生因感冒未能与会，由李行健传达了他的意见。吕先生主要强调一点：新编词典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新的创造性、特点就不要编，没有用。

与会专家学者热情很高，认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不仅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还应该编一本新的面貌的词典。大家认为编一本全面、严格贯彻国家语文规范标准的词典对规范工作很重要，大多数同志表示愿意参与工作。自然，大家也认为要编好这本词典难度也会很大。

在会上，大家讨论新词典要有几个特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激烈争论：

第一，过去的词典都没有标注词性，新编词典能不能标注词性。多数人觉得汉语太复杂，词性标注不了。

第二，王力先生在1945年时就提出来，说词典里的词应该按照词的意义发展历史脉络来排列。读者就很清楚，不用死记硬背。词的意思互相之间有发展、继承的关系，祖父、父亲、儿子、孙子这样下来，是一个科学的、系列的引申关系。但没人敢做这事，太复杂了。王力先生为什么要求这样做呢，他就批评《辞海》《辞源》, “江、河”，把历史关系弄颠倒了，意思讲不通，让人很难理解。“江、河”，先是专指长江、黄河，后发展泛指一切河流。新编词典能不能把每个词的历史脉络讲清楚，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样做好是好，但是太难了。

经过这样一番讨论，李行健理想中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更加明确起来了。

当然，首先是规范性。

这部词典要全面体现规范化原则，认真贯彻国家公布的有关语言文字的各种标准和规范，无论字形或字音都要严格体现近几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在收词上，严格按照规范要求，不收未完全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不收未进入普通话的文言词，也不收未进入群众语言的科技术语词。要增收已经进入到普通话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新词新语新义和新用法。释义上更是按现在的语言客观实际，不能再把“当铺”注为旧社会的东西，也不能再把“国家”仅仅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

词典的规范作用在于“示范”，要引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李行健也反复想过，单有“示范”还不够，还应有一种积极倡导干预的手段。因此，对一些不规范或不完全合乎规范的语言现象，要采取一些弹性的干预措施。异形词“交代”和“交待”,“笔画”和“笔划”，都较通行，但从规范着眼，似应提倡一种，而不宜同等看待。鉴于“交待”不合理，就把“交代”列为正条，释义；“交待”列为参见条，不释义，只注“一般写作 ‘交代’”。“笔画”同“笔划”的关系略有不同，就将“笔画”列为正条，释义；“笔划”作为参见条，也不释义，注为“见 ‘笔画’”。在处理不同的需要规范的语言现象时，分别采取一些不同的带有倾向性的倡导办法，让群众去识别，不一律硬性地规定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

再就是，多义词的义项尽可能按照词义的引申发展脉络排列。

多义词的义项间，具有引申发展关系的，按照这种发展先后的关系来排列义项，容易让人明白义项间的联系，也容易让人从中知道某词何以具有某义。“惠”，何以有敬语义？按义项发展排列，读者马上就会明白：①“惠”，好处，小恩小惠；②给人或接受好处，平等互惠；③敬语，惠临、惠赠。从自己这方面说，用“惠”表示得到人家好处，也就成了一种敬语。

这样做，肯定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和困难，因此需要制定比较周密的处理办法。这样处理现代汉语的词义，有的发展关系可能还不能完全梳理清楚，那就老老实实地表示存疑。这样的情况尽管不会很多，但毕竟是当前还无法彻底解决的一种遗憾。这样做的意图，志在创新和方便读者。李行健相信，今后会逐步得到全面解决的。

还有，就是给词标注词性。

词性是词的一种重要属性，对于正确使用词是十分重要的。国外的词典是要标注词性的。汉语由于具有与形态丰富的语言不同的特点，词类划分倍感困难，虽经多年讨论，仍未圆满解决，所以一般词典都不标词性。这对于词典的完备和读者的使用，都是一种缺陷。这一点，李行健考虑最多，虽然明明知道困难很大，但他认为应该克服困难，标注词性。

这需要转变观念。汉语中的形、动、名三类词，笼统地给一个词标词性，兼类的词太多，困难很大。但词性实际体现在语言使用的不同义项上，所以按词的义项分别标词性，而不是笼统地给词标词性。“报告”:①动词……张总经理明天报告开发区建设工作；②名词……明天上午人民大会堂有一场精彩的报告。

还要深入研究形、动、名三类词划分标注词性中存在的问题。有的词从义项上难于区别词性，而在使用中却有动、名或形、动两种不同用法。形、动、名三类肯定有兼类词，怎样区分兼类和不属兼类的非固定用法，兼类之间怎样控制和处理等等，要制定相关的处理条例。李行健觉得，这样一来，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读者，特别是国外读者正确使用汉语肯定是有益的。

另外，例句要力求典型、丰富、规范。

例句在词典中是非常重要的。但什么样的例句对读者最有用，最能发挥补充词语释义和用法示范的作用，却值得研究。例句是否典型，主要在于它能否起到帮助读者有血有肉地理解词义和正确使用的作用。“狂妄”一词，如果举“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狂妄的人”，这样的例句就很不典型，因为这不能帮助读者对“狂妄”词义的理解，只不过显示了一下“狂妄”的简单用法而已。典型的例句，应该有“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等一类内容衬托，才可能让读者进一步掌握“狂妄”一词的含义和用法。现行词典例句少，有时对例句应帮助词典释义的要求注意不够，这是明显不足的地方。因此，要尽量充实例句，并且让例句切近群众日常生活，不片面强调它的政治内容。

李行健心里也清楚，例句的收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可以借助于现已建立和正在建立的有关语料库或词库，从中收集例句，分析比较选择例句。

李行健还想到一点，就是增加提示。

对语言进行规范，除示范手段外还应有积极干预的手段，也就是明确地告诉人们，某一些语言单位，特别是那些容易在使用中出现问题或已经出现问题的语言现象，究竟应该怎么用，而不应该怎么用。这种办法意在从规范方面直接引导读者正确使用语言文字，从而达到促进语文规范化的目的。

提示的内容，包括语言文字使用中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从字的读音、书写到词的理解和用法，凡是容易出现问题或难于掌握的地方，都应有所提示。为了使提示的内容更适合读者的需要，要从实际出发，从语言使用中挑选具有典型性和实用性的问题作为提示内容。先将现已出版的各种纠正语言和文字用法中出现问题的材料全面整理，再从报刊中搜集实例进行补充，在全面研究分析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挑选提示的内容。

当李行健向吕叔湘先生汇报编规范词典的具体想法时，吕先生对标注词性颇有疑虑，他对李行健说：

“你要标词性，标得了吗？我们《现代汉语词典》编的时候就是要标词性的，以后感觉很困难，就放弃了，没标。那你们能标吗？能贯彻到底吗？”

“我们能贯彻到底。”李行健说，“因为我们换了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我们是按照义项来标的。词义在具体句子里它只出现某一个具体义项，我们是按照这个具体的义项来标词性的。如果不按义项标词性，根本标不了，没法标。”

吕先生觉得李行健讲得有道理，仔细听着。李行健继续说：

“我们的顾问胡明扬先生有专门承担研究这个问题的科研小组，并且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这个问题我们心里还是比较有数。因为我事先也做过试验，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当然其中也还有难点。”

当李行健说到词的义项按照词义发展的引申脉络来排列时，吕先生提出了问题，他说：

“这个问题可是个大问题。你们敢干这个事吗？”

“敢干，要干，就是您说的要敢于创新。”李行健说，“您不是要我们词典有特点吗？我们跟《现代汉语词典》不一样就在这些地方。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倒不是完全为了标新立异，是为了人家使用方便。按照词义脉络来排列，我们讨论过，对于使用词典的人，特别是不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那是相当的方便。我们编写组有两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钧杰和赵丕杰，都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刘钧杰1956年毕业后，即做了王力和高名凯先生的研究生，专门研究过词义发展问题。赵丕杰1952年毕业。他们有着极为丰厚的知识积累，能够做好词义发展脉络排列的工作。”

“词典中收的词你们能全说清楚吗？”吕先生问。

李行健实事求是地回答说：

“我们测算了一下，三分之一依据现有资料能够说清楚；三分之一经过我们的研究、讨论后能够说清楚；另外三分之一还弄不清楚，我们就存疑。我们就画一个圈（○），把它隔开，就表示后边跟前边是不是有引申关系，我们弄不清楚，待后来者去解决。”

吕先生听了，表示赞许，他说：

“好，这个办法好。你们就这样办。能说清三分之二我就很满意了。另外那三分之一说不清楚，我们实事求是。我觉得这就很好。”

接着，吕先生又回忆起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时，那种苦不堪言的情况：那时辞书室有位负责人不懂业务，他是搞政治工作的。他规定每个同志，每天一定要编多少条，写完了的就挂上红牌，写不完的就挂上黑牌，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大家为了完成任务，争取挂红牌，不挂黑牌，就尽量按要求的数目编出来。而那位负责人并不看稿子，稿子都归我来看。因为大家是刚开始编，又用挂牌来促进编写任务，所编稿子质量不行。那时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做这样的工作，现在看来，可能成了笑话。

“这种办法显然是不行的。”吕先生郑重地说，“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这是教训，要记取。但也有经验，要吸收。一点是词典一定要跟上时代，一定要符合词典出版时候的情况。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编《现代汉语词典》最后看校样时，发现本来英国货币制度中一英镑是20个先令，一个先令是12个便士，几百年来，所有的词典都这样释义。但一年还是半年以前，英国币制改革，把先令废了，一镑是100个便士，一般中国词典还没有这样去说明，一般知识分子脑筋里头还是一镑20个先令，一个先令12个便士。在最后看校样时，李荣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不对，这地方得改一镑100个便士，现在没有先令了。’我们改了，这算是及时赶上时代。假如还是一镑20个先令，一个先令12个便士，人家也不能说我们不合适，因为人家改变不久，时间很近。但是我们跟上去了。另一点是词典要有整体性。一部词典许多体例要贯彻前后始终，不能够这个地方这样，那个地方又那样。有的出入一望而知，有的地方出入不大就疏忽了。我想举个例子，如 ‘垫’字是我当时审定的，分辨一下 ‘垫’字：是在一个东西底下垫个什么；两个东西中间垫个什么；一个东西上边还可以垫，如地不平把它垫平。垫在中间，垫在底下，例子很多了。当时就这样编了。后来丁声树同志提个意见，说这样编很好，但类似 ‘垫’字的，整部词典恐怕不下300到500个，不能每一条都这样分辨，不如笼统一点，说成垫平、垫高，把它充实，定义不分一二三，别的类似条目就比较好办。有一个统一性，这个地方详细，那个地方也详细，绝不能每一条都这样细致地说明。这个地方详细，别的过于简要就不够一致，有个统一性很有道理。”

李行健认真地听着，吕先生讲的这两点，对于编写词典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让他想到，胡绳对吕先生的评价——“他在通常人们不注意的地方看出问题，由小见大，由好像很平常的现象中看出重要的问题……好像说得很浅显，但又非常有深度，也就是所谓深入浅出。”刚才的一席话，举了两个小例子，讲了两个大问题——时代性和整体性，每个编写词典的人，都要牢记心中。

李行健又记起，有一次他和陈章太去吕先生家。陈章太时任中国语言学会秘书长，吕先生是会长，陈章太起草了一个学会的《通知》，送吕先生审阅。这个《通知》，陈章太起草后又反复看过，并且也让李行健看了，都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可是，吕先生读后，却指出三处语言上的毛病：

一是《通知》中说“一次交会费10元，成为终身会员”，吕先生问是每一次交10元，还是总共只一次交10元？这个话有歧义。

二是《通知》说选举不得超过被选举规定的人数，如果超过了要“以废票论处”。吕先生说，超过了算废票就行了，你还怎么去“论处”呢？

三是《通知》说选票必须某月月底前寄回，过期无效。吕先生说正式文件中，不应说“月底”，应说该月30日或31日前。因为“月底”是时段，而确定的某一天才是时点。

吕先生挑出的这些毛病，让李行健和陈章太深受教益。这既反映了吕先生对语言应用的严肃认真态度，也体现出吕先生深厚的语言艺术修养。

吕先生认为：“写文章有两个理想：一是谨严，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一个字不能换；一是流畅，像吃鸭儿梨，又甜又爽口。这两种美德，有人长于此，有人长于彼；当然也可兼而有之，但是不容易。”并且，他还把这个理想写在了一首诗中：

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

洗尽铅华呈本色，梳妆莫问入时无。

有吕先生的支持与指导，李行健对编好《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充满了信心。而且，还要把这部词典的标准，定得尽量高些，以不辜负吕先生的苦心和希望，从而满足社会的迫切需求。他这样想，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好比是在田径场上的一次跳高比赛，不但要把标杆放在高处，而且还要跳过去，创造一个新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