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春秋战国

概略：性格的塑定与格局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自夏、商和西周之后一段大分裂时期。其中，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国分晋为标志。春秋时期，东周王朝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战国时期，七雄相争，最后由西域强秦统一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先祖们如同一个个蹒跚学步的懵懂童子，因为有着良好的遗传基因而天赋禀异且顽皮好动，是以当其迈开人生第一步时，便试图挣扎着去探索未知的纷乱世界。可以想见，这既会给民族发展带来动力，也会给人口众多的中华“大家庭”造成灾难式的混乱：他一不小心打翻了上古时期周公们安置好的“礼乐重器”（史称“礼崩乐坏”），引起了家族里的“诸侯”对“九鼎”的觊觎和争夺，一时间兄弟阋于墙，异族窥于外（楚国在当时还是“异族”），一场持续了五百五十年之久的诸侯争霸和七雄相争，由此渐次展开；意想不到的是，在由他引发的这场第一次大规模争夺民族主导权的历史大戏中，中华先人们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谋略艺术，在诸如齐桓公、晋文公、齐威王、赵武灵王、魏文侯等一代代雄主的领导下，涌现了一大批诸如管仲、百里奚和范蠡这样的伟大政治家，产生了司马穰苴、孙武、王翦、李牧等万世良将，创造了一幕幕影响深远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斗争“活剧”；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很快便调整好心态和姿势，开始遍求“名师”的教化和指点，试图弥合战争的创伤并开辟一条按照某种特定原则建立起来的融合、发展和成长之路。于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伟大时代里，在一个伟大民族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中华这个懵懂童子追随着老子骑牛西去的背影，紧跟着孔子周游列国蓬累而行的车轮，咀嚼着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们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跻身于世界上最早的“大学”——稷下学宫，并在西河学派开创的文化渗透之路上得到数十上百位先知和名师的集中教化和指引（是谓“百家争鸣”），其中不乏至今仍让世人为之敬仰瞩目的显赫名字：韩非子、鬼谷子、管子、孙子、墨子、慎子、邹子、李悝……中华民族自此有了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童年。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其性格形成和人生走向。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亦然如此。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所谓的“礼崩乐坏”之后，走上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多元之路，正是有这样战乱频仍而文化勃兴的历史形态，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了一个如此云诡波谲而气势恢宏的童年生活，也给中华民族这个懵懂小子打下了深刻的性格烙印，形成了独特的胸怀格局：一个重仁政、轻法治的民族（儒学的繁盛和法家的式微），一个重整体、轻局部的民族，一个重守成、轻变革的民族……这样的性格特质和胸怀格局的形成，决定了此后三千年间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势。通读春秋战国之史，再比照于此后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或是“症结”，或者都深深根源于春秋战国这个时期；而中华民族目前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和途径，也必将回到春秋战国去寻找答案和对症下药——尤其是要回到“礼崩乐坏”之后所产生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场，去发掘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去把准一个民族多灾多难、治乱兴替的历史脉搏，去寻求袪病去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良方，进而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和繁荣强大之基。

18.齐桓公问政管仲

《管子·大匡篇》记载下述之故事：

管仲至，桓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桓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管仲又请，公曰：“不能。”管仲辞桓公曰：“君免于臣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即不为公子纠而死，原管子为公子纠之谋士，公子纠死，管仲始为公子白即齐桓公所用），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返。公出汗曰：“勿已其免霸乎！”（即我勉强可以称霸）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成命。”趋立于相位。

博按：读史于管仲相齐，始知大人物之所出也，非其天命，而在其坚持，在其洞明，在其非常之胆略。管仲曾被后世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虽有虚谬之处，但其于后世之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史传管仲任齐相之时，竟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营的妓院，而政府以收税方式加以管理，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另外，在管仲主政期间，齐国南拒楚蛮，北敌狄戎，称霸春秋诸侯，此皆管仲之功。而以此文观之，管仲知桓公之志高，亦知齐国之良好基础，可以伸张其志，以成霸王之业，所以以言激之，以志邀之，以不拘之态而趋立相位，可见管仲抱负之宏伟与处世之光明磊落。春秋第一流大政治家之作为，自属不同凡响，非世俗阿谀苟容以取悦者所可比拟。

19.管仲治齐：以法“富治”，终成春秋首霸

管仲相齐之后，即得以施展其雄才伟略于纷乱之春秋诸国。其强齐与致霸之法，首在采用因势利导之策略，使其成功能如水之就下，事半而功倍。盖管仲之思想，本为纯粹之法家思想，然其实施时，仍以齐国贵族为其施政之基础，而渐渐渗以法治之精神。管仲强齐，首在富民，富民首在使失业者就业。其将全国人民重新编配，使全民纳入于轨里连乡，使国内无一游惰散漫之民。其使工商渔盐，既各有专业，又能生产丰裕，自使民富则国用足。依据管仲思想，各国国力强弱，实际上是各国国民生产丰绌之竞赛，此管仲治齐首要之策。

而管仲治理齐国之具体手段则为贯彻法治之精神和建立一种严整之法治制度，而集其权力于国君。管仲认为：“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辱，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因之，管仲提出：“法者，民之父母也！”“夫不法，法则治（即对不法之混乱，当于法治之），法者，天下之义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下，治之以法，则虽广地民众，犹不能以为治也。”“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以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见《管子·明法篇》）

在管仲法制思想之基础上，最可称道者为其“富治思想”。其言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罪；陵上犯罪，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其又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见《管子·牧民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见《管子·立政篇》）

管仲治齐图霸之另一重要战略选择为其尊王攘夷之政治号召。以僻处一隅之诸侯而欲做领导全国之霸主，非提出正义之政治号召，遂使全国人心尊之为盟主，此非尽如后世所谓“以力假仁”，实亦斯时人心之所向。

于军事战略之指导上，管仲亦措置有方，臻乎上乘。其先伐为害急切之戎狄，然后再作制楚之准备。于戎狄则取军事上之直接攻击，对楚则取外交、经济与军事各方面之联合作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管仲之能，在其相齐四十三年间，能够北御戎狄，南弱强楚，使中原人民有三十七年之安定局面，且使后起之晋国继起而仿效，领导诸侯与楚国对抗，其使中国不亡于异族（楚人虽有曾参与周朝灭商之功，且为中原祝融之后，但在当时中原诸侯的认识中，偏远之楚人被认为是“华夏夷族”）之手，应首推管仲之功。

博按：管仲于三千年之先秦，其治国理政思想，亦可为今世之良鉴。民富则安于其业而国以治，民富则听上所命，战则可以胜，守则可以固。管仲之谓“观民产之有所余与不足，则可知国家之存亡”，可谓古今之至理。尤其管仲于战国之初，即能顺应时代之潮流，摒弃“礼治”、“人治”之迂腐思想和过时政治，而变之以法治精神，治国富民；于三千年前即能提出“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以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的完善的法治理念，亦可值当今各级政府官员深以为鉴。即使在三千年后的今天，若论以法治国，其本质上仍要以民心为“权衡”，不可以公权而干私情，不可以强权而损民利，不可以巧伪而饰民意，不可以弱民以强国家，斯必反噬其身，此亘古不变之至理。

20.齐魏马陵之战：魏惠王一怒而失国

夜读《中国历代战争史》，重温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时魏惠王以胜韩之威，愤于齐国屡屡干预三晋之事，怒而兴师，不断增益庞涓之兵，试图与齐国决一死战。殊不知齐国在优秀军事家孙膑率领下，再次采取“围魏救韩”之法（上次桂陵之战中运用的是“围魏救赵”之法），大军直出魏地，一路上孙膑针对魏兵蔑视齐军的“骄兵之气”，以减灶诱敌之法，造成齐军士卒大批逃亡之假象，以引诱魏军尾随攻击；孙膑又利用有利地形，在马陵形成口袋阵，对魏军进行前后夹击，左右伏击。其战果，齐军大破魏军，前后歼敌十万余人，生俘魏军主帅太子申。此一战役极大削弱了中原霸主魏国之实力，使西部虎狼之秦失去了其东出中原之最强对手，终至秦国虎兕出柙。秦灭六国，实始于马陵一役，而马陵一役，又始于魏惠王之一怒也！

博按：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致敌。”马陵之战，以魏惠王一怒而败军，可谓古今经典战例，是以专门述并论之。而魏惠王两次败于同一种战略指导（围魏救赵）而不加反思，亦可值今古用兵者引以为深鉴。而窃于此战例检讨之中，尝反思于当今，大至国家间之战略运用，小至个人家庭生活工作，倘有不顺其意，不合其情之时，必先冷静思考，而不能“一怒而冲动”并断然采取行动，那样很有可能蹈马陵取败之悲剧。而此战中作为胜利一方之主帅孙膑，所用之策略，实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兵势篇”所说的“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虚实原则的灵活运用，于今日之国家战略和军事谋略中亦有可资借鉴之处。

21.田氏代齐：中国第一军事家族的诞生

战国数百年间，礼崩乐坏，群雄纷起，争权斗利，可谓于远古中华大地上一台场面恢宏的历史大剧。而长期活跃于其中的真正主角，除了强秦的嬴氏、赵国的赵氏、楚国的熊氏，便是齐国的田氏。但如果以最后的胜利者嬴氏为“男一号”的话，无疑齐国的田氏将是绝对的“男二号”。不但如此，田氏在长期担任“男二号”之后，其后代仍然活跃于中国历代政治、军事舞台之上，成为一个英雄辈出的军事家族。今且述而论之：

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吕尚（即姜太公）于齐地始建齐国。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史称“田氏代齐”。田氏代吕氏，齐国由“吕（姜）齐”变为“田齐”，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有诸多可供后世借鉴之处。

第一阶段：此间约计一百二十二年。田完，本陈国陈厉公妫跃之子。田完出生之后，其父陈厉公为他预卜未来，卜辞的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要代替陈而有国家，但又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其他国家，不应验在他本人身上，而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如果是在他国，必定是姜姓之国。陈厉公去世后，弟弟妫林即位，为陈庄公；陈庄公去世后，弟弟妫杵臼即位，就是陈宣公。史载陈宣公于公元前672年（陈宣公二十一年）杀死了太子御寇。陈（田）完和御寇相友好，恐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出奔齐国。时在齐桓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72年。齐桓公吕小白欲任他为卿，田完推辞说：“羁族之臣幸得免负担，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我这个寄居在外的小臣有幸能够获得宽恕，免除罪过，放下负担，已经是您给我的恩惠了，不敢再接受这么高的职位！”）齐桓公遂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

田完去世之后，田氏世袭其工正之职，至四世而传至田文子须无。时须无侍奉齐庄公，深受庄公赏识和宠爱。田须无去世，其子无宇继爵。史载齐庄公四年，无宇力排众议，断然出兵伐卫、晋，并取得了胜利。《史记》载：“田桓子无宇有力，事庄公，甚得宠。”齐庄公还将自己女儿孟姜嫁给了田桓子。

第二阶段：田无宇之后，其孙田乞为齐景公大夫。齐景公是著名的奢侈之君，晚年好治宫室，聚狗马，喜奢侈而厚赋重刑。公室仓廪中布、帛、稷、粟都放得腐烂，生了虫子，人民却生活无着，饿殍载道，劳役不止，抗争的人民被镇压，遭到砍脚的人很多，以致出现了“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致使鞋子价贱而踊价贵，踊为古代受过刖刑的人的鞋）的异常现象。遇到灾情，亦不赈济。此时，大夫田僖子乞开始施恩德于百姓，他将齐国的量制由四进制（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改为五进制，向人民借贷粮时用新制，而还贷时用旧制。一时间田氏得到了齐国民的拥护和爱戴。田氏家族开始日益强大。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景公九年，晏婴出使晋国，曾私下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田氏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武装夺权逐灭强宗。齐景公病，让国惠子国夏、高昭子高张二相辅佐他和宠姬芮子生的儿子荼为太子。景公去世，荼即位，史称晏孺子。可是田乞不高兴，想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阳生与田氏关系很好。晏孺子即位后，阳生逃到了鲁国。田乞假装拥护高、国二相，热心侍奉，暗地里却在大夫中间挑拨高、国的关系，掀起了一场武装争权的斗争。在他的反复离间下，田乞和其他大夫们发动了宫廷政变，最终迎回了阳生并扶立为王。是为齐悼公。悼公即位后，田乞任相国，独揽齐国大权。

田氏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通好邻邦，外结诸侯。齐景公五十五年，即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后，晋国的范氏、中行氏起来反晋定公，到齐国请求援助借粮。按常规而言，齐景公是不应当去支持范氏、中行氏反对定公的，田常却劝景公说：“范氏、中行氏对齐有恩德，不可以不救。”于是景公派田氏去营救并答应借粮。于是田常开始在诸侯树立威信。田常为齐平公相后，为安定邻邦，取信于诸侯，还尽归鲁国、卫国的故地，并与晋国韩、魏、赵氏订立盟约，南方和吴、越互通使节。

田氏采取的第四项措施是扩大封地，安排田氏宗族。田恒为相时，修治武功，论功行赏，亲近百姓，使齐国内部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同时，田恒割自齐安平以东到琅琊之地作为自己的封邑。这个封邑比齐平公的食邑还要大。史载田常为相时，为了让他子女众多，他一方面尽择齐国七尺以上女子入后宫，使后宫嫔妃数以百计，一方面授意其宾客及舍人入后宫不禁。以致其田常去世之时，竟然有子七十多人。他的儿子田襄子盘做齐宣公相时，让他的兄弟和本族人都做了齐国大小城邑的大夫。此时，田氏几乎已经拥有齐国。

第三阶段：从襄子盘为齐宣公相至田和列为诸侯，计从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86年，约六十九年。此间，田氏主要是外争盟国，求立为侯。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田襄子去世，子庄子继父位，辅佐齐宣公展开了一系列战争。齐宣公去世后由子吕贷即康公即位。贷即位二十四年，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田和就把他迁到海滨，只给一座城做食邑，权作对其祖先的祭祀费用。齐康公十八年（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文侯在浊泽相会，求他代告周天子，请列为诸侯。魏文侯派使臣报告周天子，请求立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准许。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列名于周朝王室，齐国吕氏政权完全由田氏所取代。

博按：田氏代齐，从本质上是一个家族“忘恩负义”、“窃国兴家”的长期阴谋行动，可谓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时代一个经典事件。世人皆知田氏窃国之“阴谋”，却不知正是这样一个长于谋略的家族，为以后之培养了诸多军事家和谋略家。据史记记载，被唐肃宗列奉为“武庙十哲”、被宋徽宗列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是田完的苗裔；被列为一代武圣的孙武祖上也是田氏，穰苴与孙子还有同一宗族的血缘关系，到孙武的祖父才改姓孙（孙武的军事思想很可能受到穰苴的影响。有史家认为，司马穰苴在齐景公时为高、国、鲍等贵族所谮害，以致“发疾而死”，可能是孙武由齐奔吴的直接原因），再后来于齐国采用“围魏救赵”之策的孙膑亦是田氏后裔；除了这三位显赫于后世的大军事家之外，战国后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孟尝君田文，以及后来与汉高祖刘邦和项羽角力的齐王田横（后有专论），都是田氏子孙中的谋略与忠义之士。另外，据历史考证，三国时期的孙氏三英，皆为孙膑后代，追其根源，亦为田氏之后代。而和田氏同支的陈氏、孙氏等后代，更是军事人才辈出，在此不一一赘述。以此观之，田氏可谓中国今古第一军事家族。

22.春秋五霸：独晋文公霸得其实

读春秋史，有感于五霸之争。史家对春秋五霸之争，有太史公司马迁于《史记》中所底定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而《荀子》一书中则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奉为五霸；还有史家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郑庄公、宋襄公的。而本书以为，若论雄才大略和领导群伦之能力，真正之春秋霸主独晋文公一人可当之。试为论之：

齐桓公，其为春秋首霸，几乎全凭名相管仲之力。齐国所以能够以法治国，富民强兵，尊王攘夷，领导天下，几乎都是在管仲之主导下得成其功。桓公但垂拱而治而已。且桓公之霸，在其和管仲相继去世之后，即告破产，齐国内大乱，若无文公继起，则中原几为楚国所吞并。

秦穆公，在其主政时期，任用百里奚为相，扶持晋惠公登基，后又生擒晋惠公，并辅助晋文公回国主政，和晋国多次联姻，结成秦晋之好，西灭戎狄二十余国。一时称霸西戎。然而在其领导下，秦军却在“崤之战”中被晋襄公所率联军全歼，三将被俘。其在位期间，并无进行具有霸主意义的“会盟”之举。

楚庄王，其在位二十年间，是楚国开国以来国力最为强盛之时。曾与晋国争霸，在邲之战中一举击溃晋军，曾于东周国都洛阳耀兵（举行阅兵仪式）以“问鼎中原”，欲完成其祖先“窥中国之政”之夙愿。他曾提出“夫文止戈为武”的概念，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可为中华尚武第一人。然而其始终没有称霸中原，按霸王之礼而“会盟诸侯”，仅有一些小国唯其马首是瞻。

宋襄公，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军队，和齐人一起，拥立齐孝公，因此声名鹊起。宋襄公本雄心勃勃，试图继承齐桓公之霸业。但因为其固守迂腐的“春秋大义”，一度于会盟时被楚国拘禁，后在与楚“泓水之战”中，再因讲究“仁义”，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除了上述几位“霸主”，还有有较大争议之郑庄公：曾击败周朝联军以及宋、卫、陈、蔡、虢五国联军，但由于其国家处于四战之地，国力弱小，其勃也忽焉，其衰也忽；吴王阖闾：以齐人孙武为将军，五战五胜，攻克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昭王出逃，后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师，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才使秦出兵助楚复国。然吴王阖闾之“霸业”尚未成功即受伤而亡，其子夫差后为越王勾践所灭；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在其谋臣范蠡和文种辅佐之下，击灭吴国，并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然其所谓王霸之业，亦在范蠡出游五湖、文种被赐死的形势下很快衰落，后被楚国所灭。

再来看晋文公重耳：母为戎狄之女（以今观之，因此具有良好基因），其本人谦虚好学，为公子时即善于结交有才能之士。晋国出现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自立。在位期间，重用狐偃、先轸、贾佗等人，实行通商宽农之政，开发农田，广兴水利，崇制“三军六卿”，明贤良、赏功劳，先使晋国国力大增，而后联合秦齐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公元前633年，联合齐秦之力，改善曹卫关系，孤立楚国势力。楚国令尹子玉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在“退避三舍”（退让九十里）情况下，一举击溃楚军，一战而定晋国中原霸主地位。战后，晋文公邀请周襄王，并召集齐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天子赏赐文公黑红两色令箭，允许晋国有权自由征伐。自晋文公后，其子襄公继霸，晋景公失霸，最后晋悼公复霸，在长达百年间，晋国一直处于领导诸侯之地位。

博按：自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和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如今，这些权力已逐渐转移到诸侯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君臣逆位的现象——“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更甚至于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可以左右周王室的动向——“陪臣执国命”。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此时的诸侯争霸战争为之后的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笔记所以突出“晋文公之霸”，是因为其仍以维护周王室之正统为念。于国于家，可谓正义。而且晋文公不但在晋国之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上做长远之设计，在外交战略上亦成功进行了“尊王攘夷”和“联合大多数以伐不道”之实践，在军事上亦首次以“仁义之师”，后发制人而击败强敌，一洗宋襄公“仁义败师”之耻。以此论之，晋文公可谓霸得其实。

23.城濮之战：退避三舍而再战

春秋之世，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事频繁。公元前634年，楚国势力方盛，试图北向争霸以“问鼎中原”；而晋国自文公主政以来，用贤臣，择良政，强军事，日日图强。据称晋文公崇尚俭朴以蓄国力，自己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即一顿饭不吃两种肉，即今日之寻常之人亦难做到矣），以为模范。中国大地上两大势力在中原相遇，一场大战势在难免。

此时之晋文公，以宏伟远见，先行展开外交战。首先结好周王室，兴兵讨伐反叛兵变之王子带，助周襄王归位洛邑，建大信义于诸侯，并取得南阳之地以为南下之基础；其次助秦攻若（国名，今河南省内乡县西），袭取楚之商密之地（今河南省淅川县西紫荆关之地），使秦南下攻楚之门户大开，从此使楚真正面对强秦，从而牵制楚对中原之压力。在此等战略目标实现后，晋始联合秦齐等北方大国，以楚国附属国曹卫郑为目标，攻曹伐卫，救宋服郑，致怒楚国，使其兴兵来犯，而晋于中原整军经武，以逸待劳，为城濮之胜奠定了基础。

楚军以伐罪之师自宋都向曹境北进，以求与晋军决战。晋文公乃令晋军向后撤退三舍（一舍为三十里），盖以报昔日晋文公流亡楚时，楚成王曾厚遇与己时的承诺。晋军退至城濮而止，楚军则紧追不舍，于城濮之南面对晋军依托丘陵为营，居高临下压迫于晋军。是年四月五日，晋楚两军对峙。楚令尹子玉使其大将至晋军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即子玉）与寓目焉”。子玉请战之词，骄狂至极，然晋文公使臣的回应却很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即明晨再来相见之意）。”

是时晋军之部署，以其上中下三军作成横阵排列，先轸之中军居中，狐毛之上军在右，栾枝之下军在左，秦齐宋三国联军，配列于晋三军之中，整列阵势于东莘墟之北。晋文公亲登有莘之墟以观晋军，并令伐来树木，曳于兵车之后，使尘土飞扬，以迷误楚军。

四月六日，两军始战。晋军之左翼下军胥臣部，以虎皮蒙于马上，首先冲击较弱之楚军右翼之陈蔡军，陈蔡军惊骇而溃。同时栾枝部以多数车辆曳树枝而驰，因之尘土飞扬，并乘冬末春初东北风劲，猛烈冲向楚军，楚军因之目不能视，故楚右军亦溃（此战可谓善于利用气候作战的典范之作）。晋军右翼之上军狐毛部，设两大将旗，当与楚军接触时，佯向后退以诱敌，楚子玉以为晋大将所在之晋右军败退，即纵其左翼军追击之，但当其左翼军追击时，其右侧翼则暴露于晋之中军之前。于是先轸部即以中军横击之，同时狐毛部之上军亦回军反击，楚左军在晋中上军夹击之下，力不能支而溃败。子玉见其左右军均已败退，遂急令中军停止前进，得以不败。子玉乃收集败残之兵，向西南撤退。晋军随即起而追击，直追至楚军后方屯粮之地，便利用楚之粮食及营舍而休兵三日，然后毁其营舍而还师。后子玉因楚成王之怒而自杀。城濮战后，晋文公挟一战之威，率军入于经常依违于齐楚之间的郑国境内，迫使郑文公亲自来晋军犒师并谢罪。时周襄王得知晋军大败楚军，不胜欢喜。盖周室曾被楚王“问鼎”欺凌，今有姬姓（晋乃姬姓之侯）诸侯击败强楚，得以重振周威。且晋文公昔年曾有勤王讨逆之功，是以周襄王准备亲往军前慰劳。晋文公得悉襄王亲至劳军，乃令军中筑王宫于践土（今河南省境内），率宋、齐、鲁、郑、鲁、卫、陈诸侯朝觐襄王，并告捷献俘，有甲胄之马及兵车百乘，步卒千人，此为“践土之盟”。周襄王因是役之功，以晋文公为诸侯之伯（即为诸侯之长）并赐黑红二箭，以专征伐之权。

博按：城濮一战，奠定晋国百年霸业。春秋诸霸，独晋文公以自身之雄才大略而称霸诸侯。今日重温其称霸过程，观其政略之设计，战略之筹划，战术之运用，乃至战后之措置，实臻完美。而晋文公所以能够得成此番大业，又与其即位前狼狈流于诸侯之间，受尽屈辱而又遍观世情，洞察人情有着很大关系。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人既观晋文之功，又当思晋文之难也！在此且录践土之盟时晋文公之盟词以为后世之警：“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污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今日以后，无以美妾疑妻，无以乐声妨政，无以奸邪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自伐其根本，流于枝叶。若此者，是有患无忧，有寇勿弥也！不如言者，以盟词示之！（见《国语·晋语》）由此盟词，可见晋文公为政之清洁高尚。其底定晋国百年之霸业，由此亦可见其端倪。”

24.先轸谋略：以“三怨”对“三施”

城濮之战，可谓春秋数百年间最为重要的战争。其于当时之“国际战略格局”影响深远。而在此战前，晋文公之谋臣先轸于谋略上之应对，可谓又一经典，值得后世揣摩玩味。

先是，晋文公挟秦、齐诸国之力，攻曹伐卫，救宋服郑（因曹、卫、郑诸国长期与楚国交好之故也），其于曹卫得手之手，即按先轸之谋，执曹伯（曹国小，是以其君称伯，次于侯之爵位）而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时正在围攻宋国之楚令尹（即宰相）子玉决心与晋一战，因派宛春为使告于晋文公曰：“请复卫侯而封曹伯，则楚亦释宋之围”。子玉之意，若晋许其请，则楚可树恩于三国；若不许其请，则三国将怨晋而助楚，诚为一举三得之谋（何其精明也，其楚人！）。殊料晋先轸深悉其用意，乃提出一更高明之对策。先轸对晋文公曰：“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二之（即离间之计），执宛春（子玉之使）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文公大悦，即采纳其议，拘宛春于卫，而私许曹卫复国；曹卫因之告绝于楚。子玉既愤宛春之拘，复怒曹卫之告绝，于是决然背弃楚王“无从晋师”（即不许与晋国开战）之命，而向曹卫境内之晋军进兵，以寻求与晋军决战。其果入先珍预想之战争“彀中”矣。

博按：楚令尹子玉本楚国名相，其于当时之战略形势下，以一言而定三国，确属战略博弈之良谋，然先轸之谋，因敌于势，因机应变，以私许三国而亡其“三施”，以拘其使臣而怒其将帅，致使子玉以怒而致师，以温而求战，致其犯兵家之大忌。后于城濮之战中，子玉又以骄兵之态临敌，其能不败乎？先轸以此战之谋，可以奠定其为春秋时期第一战略家之地位。而春秋之时，因中原小国诸伯众多，于政略谋划和战略选择上较战国时期更为艰难，而与今日之世界大势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以先轸之谋，实为中华远古贤哲馈于今世的宝贵谋略遗产，可堪今之外交家研究揣摩并加以灵活运用。

25.百里奚相秦：心于牛一的深刻内涵

夜读《资治通鉴》，深为秦穆公时一代贤相百里奚的治国理念所打动，不免反复卒读，手不释卷。

百里奚生于宛地（今河南南阳），因拒在晋为官，被充做媵人，后逃回楚地，楚成王得知百里奚善牧牛，召而问之：“饲牛有道乎？”百里奚答：“时其食，恤其力，心与牛而为一”。楚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可通马”。遂使百里奚为马夫（可笑的楚成王，可谓不知才也）。秦穆公闻其贤，派人以五张公羊皮将其换回，拜为上大夫（宰相）。史载，在百里奚主秦政期间，“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倡文明教化，重施恩于民，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遂奠定秦国强盛之基。《史记》中曾载，百里奚为相，“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及其卒，秦人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为后世所广泛称道。

博按：自百里奚始，“心与牛而为一”即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驭民的最高统治原则。所有秉善政、行王业的帝王将相，必先以己度民，推己及民，设身而处民之地，从而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戴。以今观之，百里奚“心与牛一”的核心思想是“时其食，恤其力”。简单六个字，却包含着治国富民的一切道理。“时其食”里的“食”不难理解，即应给予人民群众应有的生活保障。而“时”却起码包含以下三层深意：合天时，即惠民政策的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大的时代背景；合实情，即注重掌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小气候”，诸如各行各业的运行规律和生产特征，诸如春耕夏养、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合地利，政策的制定，不但要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还要因地制宜。只有针对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不同的人文特点，充分考虑和尊重一方风土人情，才能使各项政策入乎其微，奏乎其效，成乎其益。“恤其力”三个字则包含着具体的善政原则：一曰体谅群众之难，二曰减轻群众之负，三曰掌握群众之情，四曰顺应群众之望。当然，“恤其力”，还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务实清廉。晏子所谓“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居位尽其职，方任思利民。领导干部下去考察，即使做不到百里奚那样“劳不坐乘，暑不张盖”，但也要做到轻车简从，以不扰民、不劳民、不烦民为最大原则；以自己的廉洁奉公而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正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能不念五羊大夫哉？

26.《道德经》：大时代下产生的“万经之王”

公元前500年前后，可谓一个大时代。《要略》将在有关孔子的论述里深入阐述之。今日主要关注于在这个大时代下所产生的第一部巨著《道德经》，这部书和稍后产生的《论语》一样，至今仍然对中华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着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关于《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史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曾“累累如丧家之犬”也）。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即函谷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同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而另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在教授他的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求知若渴。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因“实乃老夫之学有尽”，遂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周朝最高学府里的有学问的人），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正是在任职“周朝国家图书馆”时期，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从而为《道德经》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道德经》论述体系里，“道”与“德”是两个互为支持和补充的不可分割部分：“道”不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行之道；“德”不是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方法。《道德经》中道的本意，是要教给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治国，很可能都失败，就没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为修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修道者更需要拥有宁静的心境、超脱的人生，缺“德”而不可。

具体来说，《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则体现为人类需要“道法”的四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一，道法天地——时空律。天地宇宙，成于自然。浩瀚宇宙，无限时空，其中有何规律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探索目标。然而，即便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完全揭示其中如此玄妙的和谐与平衡。而唯有《道德经》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维持宇宙万物达到和谐与平衡的能量源，那就是周而复始、永不停息、无处不在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生成的宇宙规律。《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宇宙的原始状态，也就是宇宙生成以前，是混沌之气。天为阳气，地为阴气，阴阳之气互相冲和，星系得以形成，万物得以诞生，人类得以进化。在宇宙中所有的生存关系都是由于有道法自然的规律，如阴阳、水火、日月、热冷、有无、正负、虚实、盈亏、涨落、刚柔、祸福、宏观与微观、精神与物质。人在地球上生活就要遵循地球运行的规律，地球在天空中运行就要遵循天体运行的规律，天体的运行就要遵循“道”的规律，而“道”的规律就是“自然”。

其二，道法万物——自然律。老子告诉我们：世界万物，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德”是外在的一种环境因素和条件，也包括人的外界影响。道生成万事万物，德养育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就是由于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德畜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老子深悟万物之“道”，并告诫我们，若是脱离了“道”的规律而任其妄为，那么所表现出来的事物属性就不能称其为“有德”，而只能称之为“失德”、“缺德”或“无德”。“失德”者必然“失道”，而“失道”者必将走向孤立和灭亡。

其三，道法生命——本体律。道家认为，天体是一个大宇宙，而人的生命是一个小宇宙。老子认为对于生命本体，要遵从“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又补充：“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慈”心就是天地之心，包括感恩之心、责任之心、回馈之心、仁爱之心和敬畏之心等。老子指出，狂躁的东西不能长久，只有淡泊欲望，才能有益于身心。老子提倡“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心态，提醒人们，虽然身处豪华的楼观台榭之中，仍然可以保有一份宁静从容、超然物外的心态。对于生命本体，老子提倡要是“早服道”，“重积德”，就像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牢固地扎进“道德”的土壤里，这样就可以“颐养天年”。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指出过分爱惜名誉或身体都会付很大的代价；过多的敛积财富必然遭受更大损失。

其四，道法无为——为治律。《道德经》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个道理可以延伸到社会上和企业上：政府不大兴土木，没有繁重税收，人民会富足，国家会安定。对于社会上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老子的主张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对人要一视同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要像“天之道”那样“损有余而补不足”，要“有余以奉天下”；要保持国家法规的稳定性，“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折腾百姓。老子谆谆告诫我们，治国之道要合民心、顺民意，不要为了一己私利去大展宏愿、另有作为；顺其自然、合乎民意，才能真正有作为。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主意识，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全心全意、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博按：《道德经》的诞生，首先是那个大时代的产物。春秋中期，周朝统治日渐式微，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面对严酷的动乱与巨大的社会变迁现实，周朝的天才知识分子老子，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自然现象和道德人生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观照。他发现了宇宙时空、自然生命和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天地运行，时空有序；万物生长，有其联系；生命发展，有始有终；国家治理，当守无为之道。他呼吁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政府治理人民和发展生产，必须适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强调政府必须以民众为中心，在组织生产时政府只起辅助作用和无为性治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积极创造条件让民众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以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曾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过一次深刻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如现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决不仅指生态自然环境，而且也包含社会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与民休息、发展民生，乃至保障社会政治生态平衡和生活环境安宁。

27.国外的“老子热”和国内的“老子凉”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著有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专著。其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李约瑟在深入研究老子、道家的过程中，晚年干脆自称是“名誉道家”、“十宿道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从而为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的“老子热”做出了历史性献。在德、法、英、美、日等国家，《老子》一书被一版再版。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关于《道德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热”，除了李约瑟博士的大力推广之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今且录之以闻：

威尔·杜兰（世界著名史学家）曾说：“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施罗德（德国前总理）认为：“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意义。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普利高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则认为：“《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等方面”。西方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海德格尔，在其晚年转向了对东方思维特别是对《道德经》的研究，以期打破传统西方思维的模式和局限，力图从东方生存智慧中追问“存在”的真理问题，在“无”的澄明状态中，寻求人生和思维的根基。据传，晚年海德格尔特意找人用汉字抄录《道德经》中的两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并制成对联，挂在墙上，时时默诵、细细咀嚼，回味其深厚真谛。

然而，在世界争相研究老子的过程中，作为老子的祖国中国，《道德经》和老子的精神却日益受到冷落（当然与孔子和《论语》相比），当今，以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却鲜有政府层面向世界做老子的专门宣传和大力推介。在中国国内的教育机构，对《论语》和孔子的研究推广，亦要远远超过对老子和《道德经》的推广。然而，老子无言，道德有声，其于世界的影响却反而远远超过孔子，其中真谛，可值深思。

博按：窃负笈南京时，曾沉湎于西方哲学。尤于海德格尔之学深为关注。而海氏诸著作中，尤喜其晚年所作之《人，诗意的栖居》，有论者认为，海氏晚年，其主要哲学观点，即转向接受老庄之说。中国在近代以来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主动进取”的儒家主流价值观，原本没有错。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现象的两个车轮，儒道之间的互为补充、互为弥合却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而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的一剂良药。而西方近代以来之所以如此重视《道德经》精神的吸纳运用，正是见于经济物质大繁荣背后的物欲横流和环境破坏所做的自我调适（西方致力于改善环境与《道德经》的大热时期比较吻合）。今天国人出国所见国外环境之变化、文明之提升，实近代以来比较借鉴于远古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而今日之中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与环境的过度破坏，导致大面积国土上经常为雾霾所笼罩，都是国人过于重视“积极、进取”的儒家精神而忽视了“自然和谐”的道家精神的恶果之一。重温世界各国贤哲对于老子和《道德经》的倍加推崇，反思于怀宝不珍、暴殄天物的我们，宁不愧疚哉？！

28.孔子！孔子！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开启者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在中国的北方，齐鲁大地，孔子出生。在孔子出生的这个时代，可谓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至为伟大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和孔子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还有老子。司马迁说孔子去洛阳时拜访过他；如果司马迁所说可信，那老子就至少是孔子的同时代人。而老子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即使孔子也莫可与匹；还有赵简子、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和范蠡，他们都是孔子的同龄人。他们和孔子的年龄差距最多在十岁上下——勾践和范蠡也许要稍小些，但也不会超过二三十岁。还有司马穰苴，司马迁笔下的传奇将帅。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前推后移一两百年，则中国的历史天空更是群星灿烂：管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鬼谷子、晏子、扁鹊、列子、惠子、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许行、邹衍、荀子、韩非子、吕不韦……

在几乎同一个时代里，和孔子生活在另一片土地、同一个环球的伟人也纷至沓来：公元前500年前后，释迦牟尼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十二因果律、轮回报应、八识等思想影响了亚洲人民近三千年；而基督教《圣经》的前身《旧约》则在孔子死后的数十年后产生；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希腊文明最有名的文化遗产荷马史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间，即孔子出生前后；公元前523年，毕达哥拉斯在许多思想领域和学科领域进行了开拓，他的主要贡献是数学，并将数学与神学进行了结合，开启了科学理性的思维大门；赫拉克利特（生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个神秘主义者，思想趋于辩证和唯心，他认为“一切产生于一，而一产生一切”，（类似中国老庄哲学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但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一”是“神”，是“神”创造了万物，而老庄认为是“道”，“道”法自然，是唯物的）；巴门尼德，大约鼎盛于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有人说他创造了逻辑（类似于中国的“名家”学派），但他真正创造的是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恩培多克勒（鼎盛于公元前440年左右），他是巴门尼德同时代的人，集哲学家、预言者、科学家和江湖术士于一身，对西方的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阿那克萨哥拉则传承了科学与理性主义传统，第一个把哲学介绍给了雅典人，他认为万物可以无限分割，他的历史性贡献还在于他影响了希腊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而后者，在公元前469年前后则开创了一个思想和知识的新时代，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文明让位于雅典文化；在雅典文化的旗帜下，柏拉图继承了发扬了苏格拉底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则发扬了柏拉图的思想，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谓是西方古代、中古和近代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苏格拉底和他的徒子、徒孙的思想成就以及在科学知识方面的成就，在希腊文明中达到了不可超越的巅峰。在亚里士多德死后的两千多年后，世界才又产生出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他的权威性差不多与基督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大；但耐人寻味更令今人反思的是：他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权威性以及人们对他的迷信竟然对人类思想进步形成了巨大的障碍（一如孔子和老子之于中国发展的负作用）。自十七世纪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识与知识的进步，竟然都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权威的迷信，科学开始进步了（中国亦如此，往往打破对孔子的迷信的时候，便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开始）；在伟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有出现了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年，死于公元前270年，几乎与中国的孟子、庄子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没有超过他们的前辈，就像孟子和庄子没有超过孔子和老子一样，只是对他们前辈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在今天，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由于孔子、老子和亚里士多德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格局。直到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类，我们在骨子里都没有突破由他们划定的社会文化和行为心理圈子。比如：作为中国人，无论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骨子里我们基本上还是两种人或三种人：要么是孔子式的，要么是老子式的，要么是老子和孔子的复合体。

更令人奇怪的是，自从公元前400年以后，世界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思想繁荣，以中国为例，在其后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居然没有出现一位成气候的伟大思想家可以与孔子时代所创立的思想相媲美，即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没有突破老子、孔子、墨子思想的窠臼。同样，即便是导致了西方全面超越东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根本不能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思想爆炸相提并论。

博按：读史的意义，除了充实我们的人生之外，更在于通过历史事件的外在关联和内在挖掘，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探究历史的规律，寻找历史的原力。在研究孔子本身以及其思想影响的同时，横向比较世界同时代历史的人文现象，可以深刻发现：孔子、释迦牟尼和荷马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时期，走向理性开明时期的重大转折关头；正是人类社会在无序纷乱中寻找有序治理时期；正是人类社会于立足于大时局下而布局于未来的“开辟”时代。而今天的我们在回顾这个伟大的时代时，都免不了发出这样的喟叹：当孔子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之时；当苏格拉底慷慨走向刑场，视死如归的时候；当释迦牟尼舍身飨虎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在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序幕！他们的苦思冥想和卓越探索，其实正是历史得以前进发展的思想动力和知识源泉；而他们所开辟的文化道路和思想光芒，正是我们今天得以洞悉人生、诗意生活的根源所在。而我们，在今天，更加真切地期盼着另一个“获麟”的时刻！（相传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圣人时麒麟这个祥兽才会出现。孔子与麒麟密切相关，据传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的院子里“口吐玉书”，书上写道“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孔子曾写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不久孔子去世，所以麒麟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

29.《论语》之外的圣人之失

半部《论语》治天下，对于所有中国传统仕人来说，莫不信服。鉴于世人对《论语》的熟知，笔记单论《论语》之外关于孔子的一段逸事。

据《左传定公九年》记载，孔子曾有过一次重大失误，那便是对赵简子的判断。赵简子，春秋战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之一。他和他的儿子赵襄子历经八十年苦心经营，最后携手韩、魏，终结了晋国的历史进程，打开了春秋通往战国的历史大门。《史记》上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也想去投奔赵简子，但行至黄河，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他听说“大盗”阳虎已经投奔赵简子，并且为赵简子所收留。在走投无路之际，孔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判断：“赵氏其世有乱乎！”然而，事实上，历史的走向并没有实现孔子的这一“远见”，后来的赵氏王国并没有因为收留阳虎而“乱乎”，反而因阳虎的到来而愈益强大，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博按：数千年来，中国仕人读《论语》几乎成为必修课。一部论语，几乎全部是孔子的“时评”。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曾经看过多少遍论语，但每次重读，都觉得其中所包含思想的深邃，以及其穿透无限历史的“现实指导性”。也许，这正是孔子作为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的伟大所在。在孔子的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无论是文学还是生活，他都能以中华文化最精练的文字方式直抵人心，深刻而广大，朴实而新鲜。其所建立的历史评价体系，几乎可以成为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价值标杆——无论做事、做官、做人、做文，都可以即时加以引用。然而，历史天空里的孔子并非完人，其于这次“往赵”的历程中，因为不愿意和“小人阳虎”为伍，而做出了错误的“评论”，反倒使今天的我们看到孔子的真实性格和其背后的人性光辉。伟大如孔子，也有其普通人的一面，“神坛”之下的孔子，也许更易使后世如我们者，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接受和吸纳他的观点。

30.至圣先师孔子的一段“情色”记录

关于孔子，《史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大意为：你想要见我的丈夫卫灵公，必须先见我，而我愿意见你一面）。”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同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与《史记》里这段故事相呼应的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做了如下注解：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记》里的这段话大意是说，孔子在卫国，把持卫国政权的卫灵公宠妃南子，曾经找人约见孔子。在讲求礼乐之治的中国古代，到一个国家，见元首宠妃这件事本身，是不符合礼仪的。况且，南子这个人，名声并不好（史载南子“美而淫”）。然而，想在卫国有所作为的孔子必须要走南子这条“上层路线”。无奈之下，只好在一种特殊的形式下见了南子：当时，孔子见南子，南子对他恭敬万分，中间挂一副珠帘，南子穿了国家的大礼服，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然而，这一见，孔子的学生子路不干了，他直言不讳地对老师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使一向被标榜为圣人的孔子很难堪，逼得他反复赌咒发誓：“你不要怀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

博按：关于孔子，在所有的历史记载里，这一段可谓唯一证据确凿的“负面”记录。中国古语有云说：“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向在学生面前标榜道德文章的孔子不由得“连连矢（同誓）之”。由司马迁记述的这段孔子故事表面上是一段“隐晦”的情色记录，实际上却提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许多大课题。其中一方面反映了孔子在他那个代，“布道”的无比艰难；一方面反映了孔子本人亦深谙中国式政权体制的特点和弊端；而更重要的是，在以“德治”和“二政”为最高目标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治人物必须要成为“内圣外王”式的道德标杆和形象楷模；这样的要求使得孔子在面对弟子的质疑时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窘态。他知道，如果不能以极端的解释来打消弟子对他的“人格怀疑”，那么他长久以来竭力维护的完全的“圣人”形象很可能会被蒙羞沾污，而且他长期以来倾尽心血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和政治理想也可能因此而“崩盘坍塌”。然而，二千余年后，当继承了孔子衣钵的我们在重温这段历史之时，却认为《史记》万语，唯有这段记载内涵最为丰富；而《论语》千言，唯有“吾未见好德如色者也”最有人情味。因其反映人性本质、触及灵魂深处，所以更易为人所接受；也正因为在《论语》里有了这样的人“人文关怀”，使得孔子和他的《论语》增加了三分的可爱，三分的贴近群众，三分的境界升华，亦为后世为文著作者提供了深刻借鉴，君以为然否？

31.一代兵祖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史记》中关于司马穰苴的记载详尽而又精妙，今录其中部分以论之：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支流，平民），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乃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悦）之，即任其为将军，率兵抗燕晋之师。穰苴语于景公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派庄贾作监军）。

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明日，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立木为表，以漏为时，木表与水漏皆为当时的计时器，相当于今天的时钟）。而庄贾素骄贵，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可见宠臣之恶习矣！）。穰苴则仆表决漏（推倒木表，放掉漏中的水），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即军正（召掌管军纪的人）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

史载穰苴斩了庄贾之后，对参战将士非常关心。不但亲自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还“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并把体弱有病的统计出来，三日而后率军出征。“时即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罢兵而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於是追击之，遂取齐失地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迎于效外。尊穰苴为大司马。自此田氏在齐国更为显贵。

后齐国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忌妒于穰苴，谮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愤而发疾死。穰苴族人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田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使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博按：司马穰苴者，乃继姜太公之后，先秦又一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为严明军纪斩杀齐景公宠臣庄贾，其实继承了太公“将以诛大为威”之原则，又能“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可为明于治军之法。其后人孙武在初为吴王阖闾练军时，斩其爱妃，即效其先祖司马穰苴之作法。且司马穰苴非但为孙武之祖，亦属孙膑之同族，可谓遗其风范。今观《司马穰苴兵法》（仅遗五篇）、《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实一脉相承之作。且武圣之兵法，因为继承其先祖之遗烈，并于其基础之上作发展，所以显得更加丰满和实用，是以在后人尊孙武为一代“军圣”的背后，今人当知历史所有成大功名者，皆根植于中华深厚广袤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皆传承于世代先祖的智慧积淀之中，此司马穰苴之于中国军事历史传承之中的独特意义，是以记之。

32.楚庄王与齐威王：两个“一鸣惊人”，一般“先庸后明”

战国时期著名的《韩非子·喻老》记载：

楚庄王（春秋时期）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猜谜语），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而在《史记·滑稽列传》中亦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齐威王故事：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喜欢猜谜语），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博按：春秋之霸楚庄王和战国之雄齐威王于当国之初，皆昏庸荒淫之辈，然因为能够听信臣下“智慧之谏”后而痛改前非，楚庄王开始广揽人才，重用苏从、伍参、孙叔敖、沈尹蒸等贤臣，整顿朝纲，兴修水利，重农务商，先后灭庸、伐宋、攻陈、围郑，陈兵于周郊，于邲之战中大败晋军，实现了“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大国雄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齐威王则在醒悟后烹阿大夫，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使齐国“威行三十六年”。而春秋战国两位名王“一鸣惊人”的相同故事背后，可为后世之鉴者有两：其一，有为之君，必有纳谏知过的宽阔胸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能改，从谏如流，善之善者。而当专制集权体制之下，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制约，是以为君者自省纳谏之胸怀，则显得尤为重要；其二，智慧之臣，亦须善于上谏，观御座、淳于髡二人因二王之好猜谜而谏，不愠而不犯，既使二王能够自省，又不伤其为王之尊，此名臣之所为也。而无论古今中外，凡思以智慧而改变现状者，当深思于御座、淳于髡之“隐谏”之中的大智慧。

33.驺忌子鼓琴谏齐威王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记载：

驺忌子（邹忌的别称）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同悦）而舍之右室（王宫右边的房间）。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那大弦浑厚而且像春天般和暖，象征着君王；那小弦明晰而且清亮，象征着国相；手指控弦很紧，而又很舒缓地放开，象征着政令；和谐的声音，高低相辅相成，回旋曲折而不互相干扰，象征着四时：我因此知道您的琴弹得好）王曰：“善语音（你很懂音乐啊）。”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后句意为：声音往复而不紊乱，是政治清明；上下前后连接沟通，是延续国祚不致灭亡：所以说琴声调和则国家治理。治理国家，安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加明白的）王曰：“善。”

《战国策·齐策一》中亦有一段关于邹忌的有趣记载：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博按：今人政治家常有把施政喻之为“鼓琴”者，即来源于邹忌鼓琴谏齐王之故事。今人于邹忌鼓琴谏齐王与“比美”谏齐王两则故事之中，可见者三：一曰触类而旁通，天下之理一也。邹忌“以琴喻政”与百里奚“心与牛一”，皆为春秋战国期间，大政治家之大智慧，所谓天下之理，“窥一斑而知全貌”、“见一落叶而知秋至”，乃中华独有之“寓物于政”之细微观察，今之为政者不可不深察其中之至理大道；二曰见微而知著，人心之有私也。邹忌于妻、妾、客谬赞其美而洞悉人心之有私，从而掌握“己不美于徐公”的真实情况，可见天下无论为政持家，都需洞察人心之私，从而掌握真实情况，否则将“自美其美而不知天下之大美”，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施政之时，为政清明者当深察制定政策者是否“有私”而采取有效之监督制约措施；三曰推己及人，始能惠及天下。邹忌不但能够见微知著，而且能推己及政，推己及王，并将自己的细微观察变成国家的政治决策，更见其政治家之忠诚与胸怀。

34.齐威王“烹阿大夫”与“夸国宝”

夜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载有齐威王故事两则，可堪为记：

其一曰：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於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於齐二十馀年。

其二曰：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王会田於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魏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惭，不怿而去。

博按：察吏治之清廉干练，必得观其实效，视其本心，问政于民，偏信则暗，兼听则明，斯其大义。齐威王烹阿大夫虽为酷刑，然于战国之初，可谓明君之举。而观齐威王以战国之时，尚能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种首比作照亮齐国千里之地的“国宝”，而使拥有“径寸之珠”的魏惠王“惭，不怿而去”，更见齐威王之胸怀格局。自周以降，以重用人才而成为一代雄主者，莫过于齐威王。史载威王于门第森严的战国之世，敢于大胆选拔大批门第寒微的人士委以重任，比如出身赘婿且受过髡刑且相貌丑陋的淳于髡、平民出身的邹忌、残疾人孙膑等，并借用上述人才而推进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终使齐国国力日强。后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而齐威王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首称于王，并“威行于诸侯三十六年”，可谓实至名归。

35.稷下学宫：世界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所开辟的文化多元道路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一说始建于齐威王）。“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引自徐干《中论·亡国》）。当时，由于田氏代齐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此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而至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国势渐强，学宫发展至鼎盛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齐宣王在位期间，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等。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相当天今天的校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形成了真正的“百家争鸣”。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引自《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引自《盐铁论·论儒》）。稷下学宫事实上成为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是以刘向在其所编的《说苑·尊贤》中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传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引自《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学宫所开辟的思想文化学术争鸣之路多元广博而影响深远。仅就现存的稷下学者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孙通（为汉朝制定朝礼，朝礼制定后，刘邦曾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号称“稷下生”。战国时期，三晋纷乱，楚则保守落后，秦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而就中华文化思想最重要的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最著名的代表即是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

荀子，则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个大师，其思想出自于儒而承袭于道。荀子曾三出三进于稷下，历时数十载，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稷下荀子远离孔孟传统而带有浓厚的黄老色彩，是因为当时齐国的统治者齐威王企图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终形成。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则有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先富强起来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由于齐湣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一直到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因为汉初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

稷下学宫还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学宫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引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由此可见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另外，学宫还具有独特的教育方法，游学是其主要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博按：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对秦汉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自“五四”以来，孜孜以求文化自由和新生，顶礼膜拜“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探索“中体西用”之道路，并产生了多次面向“西方”的学习运动，殊不知，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即有稷下学宫开创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化之路，其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近代以来，历次文化运动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体”，仅限于两宋以来的“儒家”思想（后来也夹杂一些释、道），而没有深入到中华文明最精彩的部分——以稷下学宫所代表的“百家争鸣”时期。

在考察稷下学宫所开辟的文化多元道路过程中，《要略》还系统考察了战国以后影响中国文化生态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机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汉武帝时官办的“长安太学”（以儒、术为主）、宋时朱熹私立的“岳麓书院”（以儒学为主），然而，后两者在办学规模、学术自由和对后世的影响上都难以与稷下学宫相比肩。而且，从稷下学宫，到长安太学，再到岳麓书院，可以看出中国学术思想由“百家争鸣”向“儒道共存”、再到“儒学治国”的由多元向“单一”的发展轨迹，亦是适应中国此后两千余年中央集权政治发展而进行的思想“禁锢”的结果。而中国人思想的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创新、科学探索精神的逐步丧失，都从中可以看出端倪。由此，《要略》亦大胆提出一个观点：今人在寻求治国新路之时，除了要面向世界，更要面向先秦——不但要吸纳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而且还要重构中华文明里本身具有的最优秀成分——唯其如此，才能既做到“中体西用”，又能够“古为今用”。而且，当前乃至今后，中国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秦汉一直到清朝的2000年间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映射；而解决问题的答案，除了专属于西方文明或海洋文明的一小部分外，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个特定阶段，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另外，在研究稷下学宫“办学”的历史过程中，《要略》亦进一步梳理了目前世界各国关于世界上最早大学的争论：

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观点，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972年）；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境内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有人认为是德意志的柏林洪堡大学（1810年）。而在中国人的认识里，创办于中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长安太学，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规大学。（这所大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官，入学的弟子称“博士子弟”，年龄一般是18岁以上。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以自学为主，教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长安太学是在公孙弘和董仲舒的积极建议下，由汉武帝下诏创办）；更有许多国人认为创建于976年的北宋岳麓书院，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古老、办学历史最悠久、坚持办学时间最长的学府，但也有很多国人认为岳麓书院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要略》以为，就建立时间之早、学校规模之大、学科设计之多、培养人才之广、影响世界之深远，则皆莫过于稷下学宫。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当于其中深入考察论证，不但让世界洞悉稷下学宫之意义，更要让全体中国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影响深远的伟大时代——并非单单为了自豪，更多的是为了重拾中国人本已有之的多元、自由和创造精神。

但是，如果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来判定，则真正的大学无疑是1810年9月29日成立的柏林大学（原名柏林弗里特里希-威廉大学）。因为正是在这所大学，德国教育之父洪堡提出了广为后人所接受的现代大学的理念，他指出：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合”，教学与研究应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提倡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学术为最终目的，并非培养务实型人才。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大学三原则”，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统一”，并提出了“为科学而生活”的口号。他还给出了有关现代世界中的科学定义，这就是著名的“洪堡科学的五原则”：

一、科学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取决于人类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追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的反思。

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世界区别开来。

三、科学首先要有自我目的，而真实性的重要意义也仅仅位居第二。当然，有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发掘出最具实用性的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

四、科学是与高等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大学生要学的不仅仅是材料本身，更重要的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个性，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的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界永无权威可言。

36.亚圣孟子：欲效先哲赋新命，仁者无敌民为本

儒家至圣先师孔子逝后几一百年，一个几乎和孔子同样响亮的伟大名字又出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而且，他的经历和成就和孔子惊人地相似：都是贵族后裔，都是平民出身，都出生于鲁地，都幼年丧父，而他一生所走的道路亦和孔子一样，求学、教书、周游列国。他就是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

今天，世人谈儒家必谈“孔孟”。但真实的历史是，孟子在南宋以前的一千余年间可谓“寂寂无名”。只是到南宋，经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大力推崇之下，《孟子》才被奉为经书。据今人所考，其实，孟子不但是一位儒家大师，而且也像孔子一样，是深谙易道的易学家。关于这一点，清末大儒杭辛斋认为：“懂得易学并不在于口道乾坤坎离，关键在于心法天道德义”；“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高举义旗对墨家的反制、抨击，其理论根源全在于《易》。

不仅如此，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有继承，还有创新。我们知道，大易有医国、医人、医病之功能。医国功能由《易》本身解决；医病功能由《黄帝内经》解决。医人问题则由思孟学派所创立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德性论《五行》比照元素论“五行”，提出仁、义、礼、智、圣范畴。认为：仁、义、礼、智四行全为“善道”，仁、义、礼、智、圣五行全为“德道”。义、礼分别是对仁和智的节制。而“圣”端即是指会通天道、地道、人道的本事。近代出版的《童子问易》认为：

“思孟学派这种将数术引入儒门的努力，高扬‘人道’主义旗帜的表现，是企图把儒家的道德条目加以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化的明证。其理论勇气是巨大的，对国人思维方式影响也是深远的，甚至可以说其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影响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学真正走上了医国、医人、医病的光辉历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的意蕴。由此看来，应是思孟学派开‘五德始终说’之先河。”

《童子问易》还坚称：内圣外王思想“绝不是儒家真传”。由庄子提出，宋儒导入，清儒发阐，现代新儒家精心进行体系建构的“王道”思想，是宣扬帝王将相君主专制的思想，是主张个人崇拜思想。儒家的真传应该是来自于《易》的德道。所谓“德道”：就是博爱、厚生，公平、正义，革故、鼎新，文明、和谐，诚实、守信，民主、法治之道。这才是先秦时期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童子问易》还指出：洛克关于“自然权利”理论是孟子“革命权利”的变种。从流传至今的《孟子》里可以看到，在人性方面，孟子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国也》中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在价值观方面，他强调舍身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能为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放弃礼义，“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在孟子的所有思想中，最值得后世所借鉴的是，他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精神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提法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成为历代中央专制集权王朝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时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这一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博按：重温孟子思想，观照孟子之后的社会历史发展，乃至对比现今社会，更感觉中国先秦贤哲思想之高深，理论之广阔，实践之丰富，意义之重大。近代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将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成年后的性格。而先秦时期作为中华民族的童年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今日重读先秦贤哲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李悝等人，其实早已为中华民族构画设计了一个完整健康的民族性格，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奈何此后的历史，由于先秦时期强调礼法德治的中原诸国如鲁、魏等被强调军国主义“法制”的“较为野蛮”的秦国所灭亡，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出现了第一次以劣质文明淘汰优质文明的根本性事件，再加上继起的世俗政权汉王朝所采取的“霸王杂道之”的统治策略，将中华历史的走向一步步推向了反民本、反法制的中央专制主义集权轨道，再加上历次外族入侵，以劣质文明不断同化侵袭优质文明，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仁、义、礼、智、信（圣）”的精神内核摧毁殆尽，使中华历史发展进程出现了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以致遗患至今而不能振作。由此甚至可以推论，中国历史自先秦之后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可以回到先秦去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而自21世纪以来，中国以史为鉴，提出了以“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其中无不借鉴于先贤们的实践和探索，但能真正深入人心而践行之，则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日，当为不远矣！

37.“最为老师”论荀子：人性本恶，所以《劝学》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风俗通义·穷通》记载：“齐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荀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因学问博大，所以“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

荀况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基础上，又博采众家之长，并加以综合、改造，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现存《荀子》三十二篇，大部为荀子所作，涉及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其中首次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理念。战国名人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

荀子为后世影响至大，其思想概要轮廓如下：

“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荀子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针对“人性本恶”的前提，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但是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即普通人）之人可以为禹”。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性恶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为其进行礼乐教化开辟了空间。因此，荀子进一步提出“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天命、天道的问题一直是先秦时期各家关切的问题。殷商西周时期，“天”、“天命”是被作为人格神看待的。到了孔子，它的人格神色彩被淡化，孔子主要借亲亲之情论仁德，而视天命为一种盲目的主宰力。荀子有取于道家在天、天道、天命上的自然观的成分，认为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视为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视为天。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荀子观察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于动物之处，是人能“群”，即人能组织社会。而人所以能“群”者，在于“分”。“分”即是建立社会等级，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以面对自然、战胜自然。而“分莫大于礼”。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分”的标准就在于“礼义”。对此，荀子有两个说法：一是“分何以能行？曰：义”。一是“分莫大于礼”。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关于战国初期礼法与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自己的命题。其含义两点：（1）礼法并举、王霸统一。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2）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称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致士》）。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未爆杂用的先河。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在荀子看来，所谓“知”就是主观与客观有所合。“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认识就在于以“人之治”和“物之理”。他将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缘天官”或“天官意物”：“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在这一阶段人首先依靠感觉器官来把握事物。第二阶段，“心有征知”：荀子把思维器官称为“天君”或“心”，其功能为“征知”。“征知”就是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析和验证，形成概念和判断。荀子认为人在认识上的最大隐患在于“蔽于一曲而訚于大理”，要形成正确的认识就需要“解蔽”。而“解蔽”的方法就是靠“心”的“虚壹而静”。所谓“虚”就是不让已有的知识妨碍即将接受的新知。心能同时兼知两物，如果能做到使两物不互相妨碍以影响认识，谓之“壹”。不以混乱的胡思乱想淆乱正常的认识就是“静”，即要在认识中排除干扰、精力专一、发挥思维的能动性。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叫“大清明”，这是认识的最高状态。

博按：荀子继孔孟之后，可谓战国诸子中又一思想高峰。因其于儒家思想基础上引入道家之自然法则和深刻内涵，是以史家常称其为“道儒家”。重温荀子思想，除为其深刻广博之知识而感慨外，更为其于“人性本恶”之认识基础之上，建构起“礼、法、自然”之间的科学思想体系，实可深鉴于今日。今日之西方社会所广泛使用之“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民主法制”，皆以“人性本恶”为政治体制建构之基础；而我国目前提出“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的政治设计，亦得到民众广泛认可，亦因党和国家认识到“用权者”必有私心、私欲，若无良好之法律制度加以约束，无良好之道德观念加以教化，则很可能导致贪腐之风盛行，民众之心尽失。而荀子于遥远之两千多年前，已然对此洞若观火，能不叹于古贤之智慧乎？

另因今日之报刊网络，常有引用于古人之语，多数人并不知出自何处，是以特将《荀子》一书给后世留下的众多经典成语摘录于下，一则可见荀子思想之博大深远，一则以供诸君参鉴引用：

1.出自《劝学篇》的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神莫大于化道，福莫大于无祸；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言有召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等。”

2.出自《荣辱》的有：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谄谀者亲，谏争者疏，修正为笑，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

3.出自《不苟》的有：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诚者，君子之所守业，而政事之本也；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盛，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骄泄者，人之殃也；恭俭者，摒五兵也；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也；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

4.出自《非相》的有：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心术不正的来源），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详也。人有三必穷：为上则不能爱下，为下则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穷也；乡则不若，偝则谩之，是人之二必穷也；知行浅薄，曲直有相县（悬）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穷也。人有此三数行者，以为上则必危，为下则必灭；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

5.出自《仲尼》的有：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巧而好度，必节，勇而好闻，必胜，知而好谦，必贤；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

6.出自《儒效》的有：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习俗移志，安久移质。

7.出自《王制》的有：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8.出自《王霸》的有：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

9.出自《君道》的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明主有私人以金玉珠石，无私人以官职事业；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

10.出自《臣道》的有：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桀、纣所以灭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

11.出自《议兵》的有：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

12.出自《天论》的有：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买与礼义。

13.出自《正论》的有：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下危，则贱上；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称功，罚不称罪，不详莫大焉；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

14.出自《礼论》的有：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15.出自《乐论》的有：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

38.道法家先驱慎到：被历史淹没的伟大思想家

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史称慎子，诸子之一。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人。《史记》说他专攻“黄老之术”。齐宣王时曾长期在稷下讲学，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为道法家创始人之一。

慎到于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之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官吏只要“以死守法”，百姓则要“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慎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即“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

人治还是法治，是先秦政治思想的焦点。慎到明确指出人治是一种最大的“私”，对此，慎到提出的立法原则，一是要遵循人性的好利，一是要“立公去私”。为保证人们能“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将臣民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把“法”作为唯一的联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社会稳定。

其二，慎到的法治思想重“势”和君主的“无为而治”。

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慎到提出了“势”的观点，势就是权势、权威。他认为“法”与“势”是相辅相成。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引自《慎子·君人》）。他说：“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语）。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权威）。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势”的功能，即是“令则行，禁则止”。在慎到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势”被置于法、礼之上，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慎子关于“势”的理解，历代为正统思想所斥，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贵势”的思想基础是人的平等，即君主与匹夫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天生圣人，作君作师”理论，是道家“齐物论”哲学的应用。

其权势论最精彩之处在于君主“为天下”说，意即君主立天下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是有利于社会的治理。为了进一步要求国君为国家服务，慎到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即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因此，国君、天子为国家、为民众是当然的义务。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基于“贵势”理论，慎到鲜明地主张法治。他认为“国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即统一人心是法治的本质）”。关于如何“得势”，慎到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另外，慎到还认为，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关于处于“势”的顶端的“君主”，慎到认为其应该“无为而治”。对此，慎到提出了“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的道理，即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国事如有差错，“臣反责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国家也就不可能不乱。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其三，一君之忠臣不若一国之能臣。慎到把法治条件下的君主驭人之术总结为两条：一曰“尚法不尚贤”，二曰“君无事臣有事”。慎到反对“尚贤”而提倡“任能”。慎到坚持“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种“空言忠心”的臣子。慎到于两千多年前的政治体系中第一次洞察了中央集权体制下，所谓的“忠臣”不过是“人治”的产物，是为君主的“一人之忠”，而不是为天下的“大忠”；而在“法治”的前提下，治理天下，更需要善于为国建策、为民谋利的“能臣”，在此，慎到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揭露出君臣关系的深刻本质，在政治思想史上意义重大，其本质是把国家职能规范化，用规范的形式体现和保证国家的健康运行，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深刻杰出的思想，使治理国家的方法由神秘转向公开，是先秦时期中国行政管理学上一个伟大创举。

博按：反复研读慎到思想，深深认为，慎到为中华此后之历史所忽略，实中华民族之一大损失，亦是中华文明此后落入“集权人治”政治窠臼的主要原因。慎到的“法治”与“人治”之论，“国君应无为而治”之说，“忠臣”与“能臣”之辩，实基于其对春秋战国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并建立在对儒的批评和对法、道的融合基础之上，是中华历史中至为伟大之思想建树。然而，因为其强调了君主的无为和打破了“君权神授”的神话，以至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摒弃和打压，也受到了后世儒家的激烈攻击，以至淹没于专制集权的洪流而渐不为后世所明知鉴用。慎到思想虽然也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以及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却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而且，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如此强调法治而反对人治，如此强调“君臣”之别，尤其实属难能可贵。而且，慎到在继承道家“无为”而治的基础上，把“君主”的“垂拱”而治与“能臣”的各分各治，实于后世有莫大的借鉴。作为当今十数亿人之大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方主政者，而要想使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地方发展，必须要在统一的法制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个层级、每个部门、每个人的功能，使其各尽其才，各显其能，各成其用，如此，国家和政府的机器才能正常运转，高效运行。

39.范氏三英：春秋大义，栉风古今

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范氏家族，出现了范武子、范文子、范宣子三代相传的古贤先哲，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家风传承、节义相继的历史佳话，今专辟一章以论之：

范武子即范会，或曰士会，字季。范氏之祖士蒍为晋大司空。晋文公即位时，士会虽无从亡之勋（即与重耳一起流亡国外），但心仪重耳，尝辅以谋议，故叙列二等之赏。关于范会，可值为记者有以下四则故事：

一曰君子不党。公元前621年，晋襄公死。国内发生立长立嫡之争。执政赵盾欲立文公之子、襄公之庶弟公子雍为君。而公子雍时在秦国为人质。赵盾遂遣先蔑、士会赴秦迎雍。既行，赵盾卒然变计，改立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但此时秦国已派车驾四百乘送公子雍入境，止于令狐（在今山西临猗西）。赵盾闻知，乃自将中军，夜劫秦营，秦军大溃。因公子雍死于乱军之中，先蔑、士会不得已从秦师而返。滞留秦国期间，士会从不与先蔑相见。有人疑而问之：“子与先蔑俱亡于秦，何为不见？”士会曰：“吾与先蔑同罪，非慕其义而从之，又何见焉！”盖恶有党也。

二曰范会返晋。翌年，晋患秦用士会，乃集六卿而议之。赵盾叹曰：“士会在秦，贾季在狄（贾季为晋文公表弟，狐偃之子，亦因晋嗣君之争而逃国），难日至矣，若之何？”郤缺曰：“士会能贱而有耻，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且奔秦非其罪也。欲除秦害，先去其助，宜召回士会为是。”盾曰：“秦方宠任士会，请之，必不从。何计可复之？”臾骈举魏寿余，曰：“此人颇能权变，使之诈降于秦，乘间诱归士会，当可成功。”盾从之。臾骈夜叩寿余之门，告以六卿所议及招士会之策。寿余应允。次日，赵盾以灵公命，使寿余督有司出戍黄河边境。寿余佯装抗命。盾亦作态佯怒，命韩厥搜捕寿余府第，系其妻孥而故意纵寿余逃走。寿余连夜遁往秦国，见秦康公哭诉请降。士会在旁不置一词。康公以问士会，对曰：“晋人多诈，未可轻信也。果是真降，当以何物为凭？”寿余于袖中出一文书，乃魏封邑土地、人民之册，语康公曰：“明公能收容寿余，愿以食邑奉纳。”康公在犹豫间，寿余急以目眄士会，且蹑其足。士会身虽在秦，然亦心恋故土。见寿余之态，己阴会其意。遂对康公曰：“河东诸城，再无大於魏邑者，若得魏据而扼之，以渐收河东之地，亦是长策。只恐魏有司惧晋之讨，不肯来归耳！”寿余曰：“魏有司名为晋臣，实乃寿余之私属也。请遣一熟知晋情之人，随我前往晓谕。明公率一军屯于河西，遥为声援，必可成功也。”康公许之，顾士会曰：“卿熟谙晋事，须同寡人一行。”既至河口，安营已毕，前哨报：“河东有一枝军屯扎，不知何意？”寿余曰：“此必魏人闻有秦军，故为备耳！彼未知臣之在秦也，诚一东方之人，熟知晋事者，与臣先往谕以祸福，不愁魏有司不从。”康公命士会同往。士会顿首辞曰：“晋人虎狼之性，暴不可测，倘臣往谕而从之则可，万一不从，拘执臣身，君复以臣不堪任使，加罪于臣之妻孥，非徒无益于君，而臣之身家枉被其殃，九泉之下，可追悔乎？”康公曰：“卿宜尽心前往，若得魏地，重加封赏；倘被拘留，寡人当送还卿之家口，以表相与之情。”遂与士会指黄河为誓。士会乃随寿余归晋。后康公果然送还士会妻孥归晋。士会感康公之义，致书称谢，且劝以息兵养民，各保四境。康公善之。从此，秦、晋间互不加兵者几二十年之久。（以此段可见，春秋之时，诸侯为得一人心，得一人才，可谓费尽心机！）

三曰范会治盗。时晋国岁饥，盗贼蜂起，景公召羊舌职（晋国贵族）问弭盗之策。对曰：“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之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使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感化，何盗之足患哉！”景公又问：“今吾国中善人何为最？卿试举之。”对曰：“无如士会。其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士会因代林父为中军元帅，且加大傅之号，改封于范，是为范氏之始。士会将缉盗科条尽行删削，专以教民劝化为务。于是晋国之盗多逃于秦国。

四曰范会让政。公元前592年，晋君使郤克征会于齐。郤克固有跛足残疾，适为齐侯母夫人窥见，被耻笑，受辱而归，怒不可遏。日夜向景公言伐齐之利。士会患之。语士燮（即其子范文子）曰：“吾闻之，千人之怒，必获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快心以逞于齐，必发怒于晋国内。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将致仕（即退休）焉，以成其怒，冀其无以内易外也。尔勉从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乃告老，让之以政。

范文子，为范会之子，名士燮。《国语》载其三个故事：

一曰文子被杖。一次范文子暮退于朝（回家太晚）。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秦国的使者在晋廷辩论），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

二曰文子让功。一次晋师归，（副将）范文子后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乎（你不以为我盼望你吗？）”对曰：“师有功，国人喜以逆（迎接）之，先入，必属耳目焉，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你这样谦让，我认为可以避祸免害了）。”晋公见范叔，对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这是庚的命令，克的节制，我有什么功劳呢？）”。

三曰存敌安内。《国语·晋语6》中记载：前575年春，楚国以收买手段，将原本归附晋国的郑国拉拢过去。当时的晋国新君厉公年轻而雄心勃勃，执政正卿栾书，主张讨伐郑国。范文子不同意，他看到晋国内部矛盾重重，如果晋国对外作战获胜，就更助长了厉公的骄气，激化了国内矛盾。在范文子看来，诸侯的归附对当时的晋国有害无利。当时能跟晋国抗衡的只有楚国，保留楚国这个“外患”不仅没有安全危机，反而有助于缓解晋国的内部矛盾。但没有人这么长远地看问题。鄢陵一役如栾书等所料而胜，但在胜利面前，晋国君臣都飘飘然。只有范文子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更加忧心忡忡，甚至希望自己快点死去，一死百了。后来，晋厉公果然杀了三郤（晋国的大臣）并陈尸于朝，收取了他们的妻妾，将财宝分给爱妻。随后厉公又想对付栾氏与中行氏，反被两大家族联手。在翼城被杀，埋葬在翼城的东门外，只用一车四马陪葬。后不到一年，范文子自咒而死。

范宣子：范文子之子范宣子在晋悼公时就较早地登上了晋卿之位，担任中军佐，为悼公建立霸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他的故事主要有二：

其一曰荐才让贤。晋悼公十三年（前560年），中军将荀罃卒，按惯例应是中军佐范宣子升任其职。但范宣子认为上军将荀偃比他年长，经验丰富，更适合任中军将。范宣子让贤，对于晋国荐贤重才风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晋国出现了“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稼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的可喜局面，并与诸侯和睦，少有战事。可见荐才让贤，可以对内增强凝聚力，对外增强威慑力，胜过一时的兵强马壮。

其二曰宣子定刑。春秋以前，诸侯国之间实际上是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依靠“礼”来维持社会关系。进入春秋时代，旧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各诸侯国开始出现成文法典。作为春秋首霸的晋国的社会改革最有成效，土地制度发生巨大变化，“作爱田”、“作州兵”，人民与土地从领主手中转到国家政权手中，促使郡县制在晋国首先得到发展。于是晋国先后出现了“士蔿之法”、“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为维持统治，前550年（晋平公八年），范宣子在晋国以往法典基础上，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前513年，晋卿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晋国的刑鼎和此前23年郑国子产所铸的刑书，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成文法。范宣子刑书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的公布是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的标志，顺应了历史变革的潮流，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定法》篇说“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魏、赵两国的法典和李悝的《法经》都受到范宣子刑书的影响。在三晋这个法家学派的摇篮里产生出来的一批如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著名法学家，在历史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充分显示了范宣子刑书在我国法制史上的划时代意义。

博按：《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今之历史考证，范武子为中华大家庭中范氏、刘氏、士氏、随氏之先显祖。而观范武子言必依于信，行必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之评价，实春秋之际，中华礼教时代之完美人格。而在其教化之下，文子以至德大道化人，宣子以至德融合刑法治世，三代之间，既有家风之传承，又有思想之递进，实中华文明良性发展之缩影。而以此可见，范氏于六卿中虽及早退出政治舞台，无如韩、赵、魏三家于战国时代之“激情表演”，实范氏“以德让功”、“礼义为怀”之良好家风传承，以及“求死避祸”的远见先知。而正是他们的退让和隐忍于世，才使他们的后人如范蠡、汉高祖刘邦等人于此后的中国大地上演了更为宏大的历史大剧。尤其是范蠡这样的范氏后人，其在越国建立不世功勋之后，能够毅然决然挂冠而去，泛舟五湖，三致三散千金，皆范氏三贤之行事风格和血脉相传，以此可见家风及宗族教化之重要。中华民族中的百家姓氏，发展至今者，皆有其优秀之传统与基因，治史者当深刻挖掘之、总结之、宣扬之，以宗族之实际教化，当优异于泛泛的道德说教。

行文至此，不由再录一段《国语》故事。据传，晋国六卿之赵文子曾与叔向同游于晋墓地九原。赵文子曰：“死者若可起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即最后没有善终），其智不足称也。”叔向又曰：“其狐偃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叔向曰：“子意属谁？”文子曰：“唯范武子，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追，不阿而退。”以此可知范氏先祖武子于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40.三家分晋：智伯不智，德不胜才

公元前544年（晋平公十四年），吴国延陵季子出使晋，同晋国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相见晤谈后，即作预言焉：“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其实此时之晋国执政者有六卿，韩、赵、魏之外，尚有范、中行、智氏三家。公室卑弱，六卿强大，政在私门。但韩、赵、魏三家优势还不明显。其中，智氏的势力最大。但因为其领袖智宣子的一次错误嗣君选择，终于使延陵季子的预言成真，实可深鉴于后人。

当时，智宣子（时晋国势力最大之公卿）将以其子智瑶为后。智果（智宣子之弟）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髯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即其以五有个方面过人的能力，却不能行仁义——无德）。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但智宣子没有接受智果的劝告。

智瑶（后世称为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内政方面灭范、中行二氏，驱逐晋出公，拥立晋哀公，独擅国政；外事方面一次兴兵伐齐，两次率军讨郑，战功赫奕，威震诸侯。然而此时其“贪而愎”之“无德”弱点逐渐暴露。史载一次智伯在蓝台与韩康子、魏桓子宴饮，竟于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智族另一大臣）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智伯四下结怨，却不自省，公然伸手向韩氏索要土地。韩康子意欲拒绝，其臣段规劝谏道：“不可。夫智伯之为人也，好利而鸷愎（贪财且刚愎自用），来请地不与，必加兵于韩矣。君其与之。与之彼狃（犬性骄而贪之意），又将请地于他国，他国不听，必乡（同向）之以兵；然则韩可以免于患难，而待事之变。”韩康子纳段规之言，决定送给智伯一个万家之邑，派出使者奉上。智伯一计得逞，随即又向魏氏索要土地。魏桓子当然也不愿意，但其谋臣任章曰：“无故索地，天下必惧；君予之地，智伯必骄。骄而轻敌，邻国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智氏之命不长矣！”并以“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论说之，魏桓子遂亦送智伯万家之邑。智伯又如法炮制，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之地。襄子断然拒绝。智伯当即率领韩、魏二氏，以三家甲兵攻伐赵氏，意欲一举而翦灭之。赵襄子帅国人走避晋阳而抗之。遂有历史著名之晋阳之战。是役，赵襄子于危城之中，阴联韩魏，里应外合，大败智伯，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瓜分智氏领地。前375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侯剩余土地，晋国彻底灭亡，史称“三家分晋”。

博按：太史公司马迁曾评价说，智伯不智者，在于德不配位，才不胜德，仁不统才，其以强才而贪欲，终至三家分晋而致战国乱局。晋文公开创之百年之基业，尽毁于其手。然反而言之，晋文之春秋霸业，实建立于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诸臣之谋与力，然其于霸业之后，以其“德治”而分封诸公，此春秋“封建”制度使然，而渐使诸公卿坐大而难制，遂有三家分晋之果，以此观之，晋之三分，因晋文因“有德”而启之，而由智伯以无德而成之。两千余年后观察这段历史，三家分晋之根本原因，实礼崩乐坏之后，居功自大的士大夫（庶族）与诸侯（贵族）之间的权力再分配，是中国自春秋时期的贵族之治，向秦汉时期的庶族之治发展的先声。三家能够分晋，则陈胜、吴广和项羽、刘邦亦可以覆秦，此之谓也。而司马公德才之论，是建立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德治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背景之下，太史公试图以智伯之败而强调“德”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从而劝导汉廷当政者以“德治天下”，太史公苦心，其中可鉴也！

41.赵襄子恒山寻宝：燕赵之强实肇于此

赵襄子为晋公卿赵鞅之子，因母是从妾，又是翟人（少数民族）之女，因在赵鞅诸子中属地位不高之庶子。并因其丑，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但其敏而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纨绔。赵鞅注重对诸子之教育培养，曾将训诫之辞书于竹板之上，分授诸子，要求他们认真习读，领悟其要旨，并嘱于三年之后查考之。然三年之后，诸子无人能颂，甚至连世子伯鲁也背诵不出，有的甚至连竹板也不知遗失何处。只有赵襄子对竹板上训诫背诵如流，而且始终将竹板携藏于身，经常检点自己。于是，赵鞅始信襄子为贤。及至诸子长大成人，赵鞅又对他们进行更深入之考察。一日命诸子曰：“吾将一宝符藏于常山（今大茂山即河北古恒山，在河北阜平西北境）之上，你们前往寻找，先得者有赏。”于是，诸子乘骑前往，寻宝符于常山。然而，众子皆空手而归。唯有襄子归后报告曰说：“凭常山之险攻代，代国即可归赵所有，此为宝也”！赵鞅听罢高兴异常，立即废掉世子赵伯鲁，破例立赵襄子为世子。后襄子果宴杀代王，兴兵伐代，一举占领代国，将其领土并入赵氏版图。后于晋阳之战，联合韩魏二卿之力，击败智伯之军，遂有三家分晋之功。后来，赵襄子不传其子而传前世子伯鲁之孙赵浣，后者亦不负襄子之托而开赵立国，成战国七雄之一。

博按：赵襄子以庶子之出而好学问道，其见识之广、思虑之深、胸怀之广，诚战国诸君中之佼佼者。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传承的妙处在于，如赵襄子这样的重要人物，其在历史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名字一起，成了后世建立功业、实现个人理想的一个象征。何以这么说？因为在“襄子”这个名字的背后，原本包含着“出身卑微”、“庶不主承”的门第之别和荣辱之分。然而襄子却能够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和深谋远虑，最终成功撕破贴于他名字上的庶出标签，成为历史的主宰。而且襄子更加英明之处，在于其胸怀大局，在“接班人”选择上，择其贤者而传之，此实为春秋诸侯家史中所罕见。燕赵之雄立于七国，实赵襄子创造之良好开端。而襄子之后代赵武灵王，无鉴其先祖之明略，于传位时感情用事，终至身死沙丘，不亦悲乎？！

42.一代雄主魏文侯和西河学派的文化渗透

西汉刘向所编的《说苑政理》中记载了战国初期一代雄主魏文侯与李克的一段对话。今录以闻：

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赏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魏文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兵以此亡何也？”李克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一个故事引出战国二百余年历史中，最先称雄的一代雄主魏文侯。

战国初期，三家分晋，七雄格局初定之时，魏国因西有秦韩，南有楚，北有赵，东有齐，地处中央，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然而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深具忧患意识且雄心勃勃的魏文侯重用李悝、翟璜为相，改革弊政，推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改革；用乐羊、吴起等为将，攻掠中山国、秦国、楚国；以李悝教授法经，依法治国，魏国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旺盛生机。史传文侯在位50年，选贤任能，内修德政，外治武功，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地区，向北越过赵国，伐灭中山国，向东打败齐国大军。公元前403年，魏与赵韩一起被名义尚存的周天子正式封为诸侯。后世史家著书无不称赞魏文侯之贤。

史载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渗透措施，而在这一过程中所诞生的“西河学派”，对整个战国历史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走向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是以本文专门详述之。

魏文侯在占据原属秦国的河西一带领土后，深知秦人之性，不易武力屈服，却心向中原文化。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史传魏文侯亲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当时儒家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答应亲赴西河）。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为“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论语》中许多名言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过犹不及”等语皆出自于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之师”。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是以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等人。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心就从鲁国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

子夏在西河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不仅对秦国、楚国、赵国这些边地诸侯国的“怀化”（文怀远人，化及蛮夷）作用十分显著，而且使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孔门之儒本来是以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师。及至孔子逝后，儒家由于各有侧重而产生不同的流派，相当于不同的学科。如鲁国的曾参之儒是以重礼，尤其是重孝为代表的流派，培养的是掌礼之儒；而子夏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儒学流派。是以子夏到西河后，谋求进身的士人纷纷转入西河学习。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作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

西河学派教授的内容很丰富。公羊高与谷梁赤本来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学生，但由于他们教授的历史学科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谷梁传》的蓝本。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还包括子贡对儒学的发展，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纵横术是士人成为官员后，从事外交所必须具备的才能，而经商致富则是一个官员富国富民所必须要掌握的知识。子贡、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各国对官员的要求相适应的。其中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他教授的主要是培养高级官员之“理论内容”。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不为魏国所用，反而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习魏国的公室贵族。

魏国原本继承晋国文化，更多受到鬼谷文化（由鬼谷子开创的文化学派）影响，因为鬼谷文化更多是平民文化，是以魏文侯在使用大臣时能够不看出身门第，重视能力，提拔了很多平民和有戎狄背景的人才，比如吴起和李悝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乐羊、西门豹则是魏国的平民；翟璜是戎狄出身。而西河学派兴起后，在段干木及得到其真传弟子的教授下，魏国的公室贵族出现了大批的人才，如公叔痤、公子昂，成为魏国高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群体。这样，西河学派与鬼谷学派的争斗便产生了。鬼谷学派虽然不象西河学派这样大张旗鼓地收徒讲学，但也在不断地表达不同的学术见解。而正是在两派的纷争之中，中国文化中的儒、道、法诸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交流、融合，并得以发展。而之后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和百家争鸣的文化高峰，正是基于西河学派与鬼谷学派在学术上的争论。魏国之所以能够在战国称霸百年，一方面是由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就是因为魏文侯把魏国变成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

关于魏文侯，还有两个小故事可堪一记。

《资治通鉴·周纪》，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知之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虽是一件事，可见文侯的豁达与洞明。

另一件事则出自《战国策》：

魏文侯与虞人（即侍卫）期猎（约会出去打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魏于是乎始强。

此事则赞文侯以诚信得将士拥护而致国家强大。

又一事则出自《晏子春秋·杂上》，是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出处：

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即一个名叫东阳的地方贡奉十倍于往年的钱给魏文侯），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恃也。今吾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一代雄主，正是在这样的见微知著、推物及政、知政之失中诞生。

博按：读于魏文侯之史，始知春秋战国之交，当周室衰落，诸侯纷争，乱世方起之始，各国于忧患之中，开始推行变法和施行善政，不拘一格笼络人才，而中华文明的巅峰，正于此时以百家争鸣之面目出现。而魏文侯所倡导的西河学派和齐威王所建立的稷下学宫，则为中华文明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提供了舞台和条件。而读于魏文之史，更感怀于古哲先贤之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尤其是魏文侯以其“信于虞人”得天下士心，观路人反裘负刍而推及施政之要，更使今人为之叹服。而反观两千多年来，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大多数手握权柄者，因无有效监督和问责机制，在上而不能取信于天下，为政而不能察表而及里，唯知饱食终日、浑浑噩噩，能不愧于魏文乎？

43.李悝：中华第一次成功变法

公元前422年（秦国商鞅开始变法前的66年），在号称“四战之地”的魏国，一代雄主魏文侯任命曾经在抗秦一线为官多年、名师子夏的弟子李悝为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完全成功的变法。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提出“尽地力”的“重农政策”。要求尽可能开垦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调动人民种田的积极性。李悝把国家掌握的一部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使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转为自耕农，而国家也得到什一之税（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史记》指出李悝提到过“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之至”。就是说，谷物的耕植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有的作物如受自然灾害，还有其他作物可以收获；耕地要深，除草要勤，收获时要如防备寇盗那样快，以免作物遭受损失。

二是实行“平籴法”。提出一项设置“常平仓”的政策，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食作为储备，使粮食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这样的方法，为此后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至正更化所借鉴。

三是破除旧制，论功行赏。李悝提出必须整顿吏治，他向魏文侯建议：“要剥夺那些无功受禄的所谓淫民的特权。实行有劳才能得食，有功才能得到爵禄，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并对他们的功劳要给以奖赏，这样做才能招来天下贤士为魏国服务。”魏文侯采纳了这一建议，把禄位和奖赏赐给对魏国发展有功的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魏国大力提拔和重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用新的封建官僚制度代替旧的世卿世禄制度，这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

四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这个法律的名字叫《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国家大法。

五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进行队形调整，合理安排军队编制，充分发挥军队的作战潜能。以致在当时的战国军事界，有“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

李悝的变法成为时代的潮流，从而形成了“蝴蝶效应”。他的变法思想，几乎被当时各国封建统治者所接受，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

李悝变法有所成就之后，建议魏文侯走上扩张之路，他的首选目标就是西出击秦。公元前419年，魏国西渡黄河在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筑城，建造进攻秦国的军事据点。西进过程中，遭遇了秦军的有力抵御。这时，李悝和大夫翟璜向魏文侯推荐了名将吴起（和商鞅同为李悝的弟子），并被任命为魏军攻击秦国的主将。公元前413年，吴起率魏军在西河战场战胜秦军，冲破秦军西河防线。随后，吴起直扑秦国进入渭河平原的咽喉要地郑（今陕西华县一带），秦国举国震惊。随后，吴起指挥渡河的魏军陆续占领了王城（今陕西大荔）、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等城。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魏文侯在此设置了上郡（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河以北，子长以南）。魏国又占领了陕（今河南三门峡西），控制了西方与中原交通的黄金通道。自此，魏国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此后，在李悝和魏文侯相继去世后，魏国贵族势力反扑，吴起因害怕魏武侯降罪而出走楚国，导演了历史上的吴起变法）

关于魏文侯与李悝，历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公案值得重温。据《史记》记载，这个公案是文侯与李克之间关于征求“良相”的对话，然经后世史家考证，这段话实是太史公笔误，其实为与李悝的对话。全文录之如下：

魏文侯与李克（悝）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魏成）则璜（翟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悝）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

博按：关于李悝，司马迁曾评论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李悝变法使魏国走上富强之路，是中国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继承和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三千年政治史，鲜有完全成功的改革。即便商鞅的改革曾经缔造了强大的秦国，但因为其采取了与李悝背道而驰的“富国弱民”、“穷兵黩武”的原始军国主义政策，从而使秦国成为昙花一现的短暂暴政，而且商鞅自己也成为改革的悲壮牺牲品；而另一位改革家吴起，在楚国的改革也是半途而废且身死于国，也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改革。独他们的老师李悝成功地推行了改革，不但奠基了魏国百年霸业，而且李悝本人也善终于朝。而分析李悝改革的成功，原因有三：其一，有明君魏文侯的强力支持。魏文侯不但深具忧患意识，而且善于从战略上观察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笼络人才、文化渗透的正确决策，为李悝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和舆论支持，于中央集权体制下，这一条尤其关键；其二，李悝本人，因长期在地方为官，且处于强敌前线，非但了解民生民情，而且知军知势，因此其改革的内容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李悝之成功推行改革，正是韩非子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现实注脚；其三，李悝的改革，正是春秋战国之交，形势逼人，在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时无论魏国王室贵族，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加上魏国本身的文化多元性（交通便利，各种文化交融机会较其他国家为多），从而使得改革的阻力较少。而中华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功变法，亦将为后世包括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另外，李悝让魏文侯通过观察大臣“身边亲近的人”和其“对待财富”、“对待官位”、“对待贫穷时的不为不取”等五条原则，成为历代君王大臣考察干部人选的最佳标准，可谓深得用人之道。

44.赵武灵王：一世英主，为情所伤

战国之世，因其乱局，是以雄才伟略之君主亦屡出。如秦之惠文王、楚之昭王、魏之文侯、燕之昭王，而其中于中国历史最具强大意义者，莫过于赵武灵王赵雍。灵王之雄才伟略，在其父赵肃侯去世时已然崭露头角。时魏、楚、秦、燕、齐各派锐师万人来参加“会葬”（其实为讨伐）。因赵肃侯生前英雄一世，与魏、楚、秦、燕、齐等国连年恶战而不处下风，赵国俨然成为北方新霸。尤其是魏惠王，曾遭赵肃侯连续发动合纵攻势，使魏国霸业受到严重削弱。赵肃侯死后，魏惠王即首先发难，联合楚、秦、燕、齐四国以会葬为名，各派精兵，意图趁赵国新君年幼之际，伺机图赵。

十五岁之新君赵雍在托孤重臣肥义帮助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鱼死网破之强硬应对措施，摆开决战架势来迎接这些居心叵测的“吊唁大军”。赵武灵王下令赵国全境戒严。代郡、太原郡、上党郡和邯郸的赵军进入一级戒备，准备随时战斗。联合韩国和宋国这两个位于秦、魏、楚、齐之间的国家，使赵、韩、宋三国形成品字形结构，将秦、魏、楚、齐四个国家置于两面受敌或者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又重赂越王无疆，使之攻楚，先把与赵国无大仇之楚国注意力转移到越国身上。另外又重赂楼烦王击燕和中山。中山在楼烦的攻击下，也无暇顾及对赵国的趁火打劫。

在战略部署完成之后，赵武灵王命令前来吊葬的五国军队不得进入赵国边境，只许五国使者携带各国国君吊唁之物入境，由赵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将他们直接送往邯郸。魏、秦、齐见赵国重兵待客，戒备森严，而且赵、韩、宋联盟已成，不得不打消了占赵国便宜之念。少年赵武灵王初涉君位便经受住一次严峻考验。

国内大局稳定后，赵武灵王即励精图治，在其周旋之下，助燕昭王即位，稳定了燕赵大局，并在秦武王在周举鼎绝膑而死的情况下，逼迫秦武王庶母宣太后立公子稷为王，是为秦昭襄王，并强迫秦国以楼缓为相，从而奠定秦赵友好关系。

赵武灵王于中国历史之最重大意义，在于其对国内成功进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因为这一改革被史书广为讨论，在此不做详论。单说赵武灵王在成功改革军事背景下，向北拓展国土，击灭中山国，夺取林胡和楼烦大片土地，设立雁门郡（今山西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间地区）和云中郡（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南，长城以北之间），迫使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大幅向北迁移。赵武灵王并派人修建两道长城，以阻止林胡和楼烦南下。第一道在今内蒙古乌加河、狼山一带；第二道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包头、呼和浩特至河北张北一线。

在赵武灵王经营之下，赵国很快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之一。赵武灵王曾于信都的信宫（在今河北邢台）大会天下诸侯。《太平寰宇记》云：“赵成侯造檀台，有信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史记》曰：“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又说“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

然而，就在赵武灵王事业如日中天时，赵武灵王却错误地将王位传给其爱妾之子赵惠文王赵何，而自己则称为“主父”。其初衷是，自己经常亲自带兵打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到不测，以此确保在自己有生之年把政权平稳过渡给接班人，而且还要“扶上马，送一程”。然而，由于赵武灵王在选择继承人时却犯了感情用事之大忌，其在政权交接时，于前爱妾之子公子章和后爱妾之子公子何中间踌躇不定，左右为难，最终酿成“沙丘之乱”，以致公子章被公子何杀于主父宫，而自己亦被饿死于沙丘，一代伟王，终死于自己儿子之手！

博按：赵武灵王本为一位有为之君主。若非在继承人选择上感情其事（因其二子皆很优秀，且二子之母均为武灵王最爱的妾妃之一，武灵王是以在选择继承人上大乱其心，犹豫不决，以致沙丘之乱），其所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和先进的军事制度，很可能会加速赵国统一中原之进程，则中华历史之走向，很可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可惜的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父死子继的传统和立贤立长的矛盾，始终是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以赵武灵王的智慧和勇气，在战国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之下，没有以法制的形式和民主的方法，把王国嗣君选择进一步制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不但成为中国历史的千年之憾，亦成为赵武灵王本人悲惨命运的最终肇因，读来令人不胜唏嘘。然而，即便如此，武灵王之政权设计和其军事改革，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王权。所以尽管赵武灵王自己最后死于非命，但在这场政变中由于赵王何牢牢掌握着经赵武灵王改造加强的王权，才没有演变成全国性的大叛乱，赵国反而一跃成为当时之超级强国，与秦国共同成为战国后期争霸战的主角，在这层意义上说，赵武灵王仍不啻是战国时期的一代雄主。

45.遥望黄金台，昭王今安在

公元前311年，正值战国时代。北中国大地发生了一件千年未有之大事：一向默默无闻的燕王哙，听信蛊惑，竟将君位“禅让”给其相国子之。史载“哙与子之国，百姓不戴，诸侯弗与”（可见禅位非人也）。后燕国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进攻子之，结果被子之所杀。齐国借机进入，“五十日而举燕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以醢刑（醢音害，相传此刑为商纣王所创，指将犯人剁成肉酱）而死。后因“齐人残暴，燕人畔”，遂有赵武灵王扶持为质于韩国之公子职回国即位，是为战国时期大名鼎鼎的燕昭王。

《战国策》记载：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其曾谓郭隗（燕国大臣）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

郭隗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称帝者把人才当做老师相处，称王者把人才当做朋友相处，称霸者把人才当做臣子相处，亡国者把人才当成奴役相处）。诎指而事之（指通旨，即想法，意指怀着谦虚的心态而尊敬人才），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比自己强百倍的人会前来投奔），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指和朋友一样相处，不如和老师那样尊重，有失于礼敬），则什己者至（比自己强十倍的人会前来投奔）。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矣（即下等的奴才就会前来投奔）。此古服道致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

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即近侍之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

于是昭王为郭隗筑宫而师之。此后，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据载，名士阴阳家邹衍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抱着扫帚为他扫地，怕尘埃落到他身上。燕王弔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

在伐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昭王又派燕将秦开袭破东胡，迫使东胡从燕国东北部后退千余里，燕国领土向东北扩展到辽东一带。燕还向南进军，攻占了中山国许多地方。昭王终使弱燕跻身于战国七强之列。

博按：春秋战国诸明君中，燕昭王与晋文公重耳在人生经历上有相似之处：即皆曾经国内之大乱局（文公经曾经骊姬之乱，昭王则经燕王哙让国之乱），都曾为质于诸国，都经大国援手而即位（昭王在赵武灵王帮助下复国即位，文公则在秦国的帮助下即位），正因为即位之前所经受之磨难，燕昭王始能奋发图强以成强燕之势。昭王之“昭”，一在于卑身厚币以纳贤才，观其筑黄金台，师邹衍诸人，虽战国“四君子”亦难与之相提并论；二在于用其所长以成其功。观其用乐毅以几灭强齐（如或昭王不亡，则齐必为燕所灭），用秦开以击东胡，拓地千里，皆属用人所长；三在于其审时度势奏成大功。昭王即位二十八年始有击齐之举，可谓隐忍不发。其能联合秦、魏、赵、韩诸国以击齐，亦纳乐毅之谏，亦为对敌我实力之准确判断。读史至此，良不记唐人陈子昂所做之《燕昭王》一诗乎：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46.孙武与范蠡：成就春秋两霸业，功成身退为“二圣”

春秋末年，有两个北方人，先后活跃于吴越之地，他们几乎以一人之智而改变历史，他们先后以一己之功而成就两个春秋霸主，而且，他们都在成功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后功成身退，可谓春秋时期真正的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一个被后世誉为“军圣”，一个被后世誉为“商圣”。二人者，孙武、范蠡是也。

孙武，本齐国田氏后人，即“兵圣”司马穰苴后人，因逃难而至吴，经伍子胥推介，向吴王阖闾献《兵法十三篇》，后成功辅佐吴军入楚作战，五战而五胜，攻入楚都郢，从此使吴国名震华夏，成为春秋一霸。孙武之明，在于其于大功后即退隐江湖，终成一代军圣，其所写《孙子兵法十三篇》不但流传千古，而且至今仍然在指导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军事实践。

范蠡，本楚国宛人。因不满当时楚国非贵族不得入仕之门阀政治限制而投奔越国，后经文种推荐，助越谋吴前后二十年，以吴兵之强，则用齐鲁晋楚之兵以疲之；以子胥之智，则藉伯嚭以杀之；以夫差之傲，则卑事厚赂以肆之。乃至用兵之奇正，金鼓之虚实，处处以诡道行之，而终于颠灭吴国，使越王勾践成就五霸之业。而范蠡之明，在于观察越王勾践之“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之性格特点，功成后毅然挂冠而去，从此浮游五湖，以商立身，三致千金，再散与民，后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终成一代商圣陶朱公。

博按：读史先贤远哲，尤服孙武范蠡二公。功成而身退，名高而守拙，为古人居高守盈者之所尚。其“二圣”之后，殊可叹者，推荐孙武之伍员，与推荐范蠡之文种，皆因不知进退而身死名辱，岂不悲乎？而后世求谋功名而不得善终者，多知进而不知退、既不自知亦不他知之徒，其如伍员、文种之流，囿于主观之断，耽于表象之见，不知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权力与名利，既可荣身扬名，又可杀身取害，可谓“双刃之剑”，是以大智慧如孙武、范蠡者，多于国名利禄之间，能够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不名而名，不为而为，反而最终赢得完美的人生。宁不深戒之、慎思之乎。

47.平原君荐马服君故事

夜读《中国历代战争史》，有感于战国四君子之平原君与名将赵奢故事：赵奢初为赵国田部吏，收租税，平原君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欲杀奢。奢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从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亡赵也，赵亡，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人下耶？平原君（听赵奢一席话后）以奢为贤，荐之于王，王使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以后秦赵“阏与之战”，赵奢大破秦兵，以战功而被封为“马服君”，此皆平原君推荐之功。

博按：自古有主明而臣直，主黯而臣佞之说，以赵奢之智，必知平原之贤，因此犯上直言，反脱颖而出为国之重器。此中国先秦时代古士人之良风。然中华自宋元以降，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直言之风渐弱，忠勇之士渐少，实中华文明经历长期摧残折磨之后，人人诿言以求安，事事虚构以求功，所谓“人事洞明”者，不过“阿谀取容之道”。是以勿责后世之不直，唯因中华文明发展至近代，因为中央集权背后之巨量利益，当政者被长期奉承阿谀，既不知何谓忠直之言，亦不愿知其细微之过，而为政之失，则常在其中矣。

48.中华第一改革家商鞅：成就了强秦，毁灭了弱己

读史战国，深以商鞅变法措施及成果奠定大秦百年王业基础为赞叹，亦为商鞅最后惨遭“五马分尸”之下场为大憾。然细读《史记商君列传》，不禁为之释然。今录司马公文中一段商鞅与赵良的一段著名对话以相佐并论之：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春秋时期秦国名相百里奚，前有专论）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武王允许大臣们直言谏诤，国家就昌盛，纣王的大臣不敢讲话，因而灭亡。您如果不反对武王的做法，那么，请允许鄙人整天直言而不受责备，可以吗？）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乡野之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诗经上说：相鼠还懂得礼貌，人反而没有礼仪，人既然失去了礼仪，为什么不快快地死呢。）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没有警卫就不敢出门了！）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

商君弗从。

后秦孝公死后，商鞅果被秦惠文王车裂。

博按：商君本有大功于秦，以今观之，若无商君之法，则秦之日益强大并渐次统一华夏，很可能将成为泡影，是以商鞅亦有大功于华夏之统一。然而，商君法制精神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商君只能成法制兴邦之一时表象，不知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法制的虚伪本质，且其奢侈而不知自守，功成而不知身退，终于身裂家灭。此段赵良与商鞅的著名对话，其实质为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商鞅秉承法家思想，自然不能接受赵良的建议，而其后的身死族灭，非赵良之言而有效，实法家思想在中国以儒为本的文化土壤里缺失生存空间而已。

49.再论商鞅：成也商君之法，败也商君之法

历代史家皆认为，商鞅于秦国的改革，虽身死而法行，是秦国所以强大而统一六国之基础，而秦帝国之翕乎而亡，亦根因于在商君之法所建立的暴政之下，今且详论其因。

商君之法，在《商君书》记载颇为翔实，其中可见其法主要建立在以下两种“理论基石”之上：

基石一：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国家政策制定的是人民喜好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了，国家就强；人民强了，国家就弱；所以治理国家的道理在于使人民处于弱势）。在这一点上，商君之法错误地把国富与民强对立起来，具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

基石二：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视为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视为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在这一点上，商君之法提倡国家要“行恶政”而不是“行善政”。

概括来说，商鞅变法的主要手段，主要通过弱民而使国家强大。而“弱民”的具体手段，则可以分为“愚民”、“辱民”和“穷民”三种手段。其中，在“愚民”方面，商君之法规定：一是禁止民众阅读诗书。商鞅曾多次指出，诗书和礼乐、诚信、仁义，以及爱好和平之类的品行，都如同虱子般而有害。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愚昧的农民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为了禁绝民众阅读诗书接受教育，商鞅烧掉了大量民间私藏的诗书。而且，在他的示范下，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更是大规模焚书坑儒，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二是禁止民众自由迁徙。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民众本有自由迁徙之便。商鞅却认定，民众自由迁徙，必然会使秦国国君治下的民众减少。所以，商鞅提出：“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如此一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追根究底，商鞅是第一个以国家立法形式，禁止民众用脚投票的权利。三是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商鞅提出了“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的理论，禁止民众和“外国人”交往，杜绝民众和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以防产生“邪念”。

在“辱民”方面，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商鞅提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得赏（老百姓若有了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政府；老百姓富裕，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民众处于卑贱之中，就会看重显赫的爵位；民众处于弱势地位，就会更加畏惧官员；民众一穷二白，就会很在乎政府的赏赐）。”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君之法规定：其一，加重对民众违法的处罚力度，建立连坐制度，“重刑而连其罪”。规定：“一人有罪，父母妻子连带受罚。老百姓每五家互保，十家相连。五家称为伍，十家称为什。伍与什实行连坐”；在伍什之内，民众必须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如果发现奸人而不告发的，处以腰斩；积极检举揭发的，予以重奖。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每个人都不得不充当国家不花钱的特务时，其人格的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其二，任用奸人，发动群众斗群众。商鞅断定：“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国家任用善良的人，那么民众就会相亲相爱；国家任用奸恶的人，那么民众就会敬畏国家制度）”。商鞅认为，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去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诚如是，则连坐制就很难推行并见成效。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们，在面对以官爵厚禄奖赏时，他们会刻意关注别人——这别人，可能是邻居、朋友、亲戚或兄弟——的过失。于是乎，举报成风，私刑滥用，人人自危，而民风大坏。

在“穷民”方面，商君之法推出了新政：其一，打击商人，抑制商业。重农抑商的传统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年，其滥觞者便是商鞅的《商君书》。商鞅认为，商人是游民，他们来往四方，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对国家统治民众有很强的腐蚀性，而且动摇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基本国策。因此，商鞅规定：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没入官府为奴。此外，还制定了颇为细致的具体措施。比如：禁止粮食交易；取缔民间旅馆，提高酒肉价格，迫使经营者关门。而打击商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民众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出则为战、入则为农的“良民”。其二，征收重税。战国时期主要税种为人头税，为了避免民众偷逃赋税，商鞅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口普查和身份登记。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则强。”在防止普通民众逃税的同时，“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税和市场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会轻易尝试经商，商人也会对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产生怀疑）”。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五分之四。其三，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其目的，是打击依靠山林和湖泊谋生的猎人、药农和渔民等不务正业者。

商鞅相信，只有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两种他需要的局面：一方面“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君主掌握了治理民众的关键原则，那么民众就会不等君王赏赐就觉得君王可亲可敬；不等君王封爵加禄，民众便听从命令；不等君主使用刑罚，民众就争相为君主去送死）”。另一方面，则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老百姓听说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为了打仗，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都说，你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

博按：正是在商君之法的强力推动下，大秦帝国很快以风卷残云之势灭亡了六国，又因为严酷的刑法逼迫陈胜、吴广和项羽、刘邦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大秦的暴政。中国第一个大统一王朝，就这样在成也商君之法败也商君之法的历史悲叹中成为远逝的短暂背影，让今天的我们不胜唏嘘。然而，商君之法留给中华历史的，并不仅仅是秦帝国速亡的惨痛教训，更给以后的历代王朝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留下了几千年挥之不去的历史后遗症或曰“政治基因”。自秦以后，历代王朝除了少数几位有为明君之外，大部分的朝代，要么重农轻商，要么严刑酷法，要么愚民昧民，要么监守自盗，要么闭关锁国，其中无不是“借鉴”于“商君之法”的“成功实践”。而这些朝代的统治者往往只看到了“商君之法”给秦国带来的短暂的强大，却看不到其反人类、反发展的消极一面，看不到民众的不可蒙蔽性和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于是乎，在商君之法的各色旗帜下，一个个朝代轰轰烈烈地建立起来了，一个个朝代又凄凄切切地消亡了，而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之路，正是在这样兴衰循环、王朝更替、痛苦挣扎中一次次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一次次沉沦于外族的入侵和欺凌，一次次走进了无法自拔的历史怪圈，直到近代以来，虽经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血荐轩辕式的探索，然而终因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而渐渐没入了人类文明的地平线之下，至今未能重新振作起来。吾等于今天回望两千年前的商君之法，宁责于商君乎？

50.战国名将王翦：求田索舍，为帅知君

战国之未，为秦国统一六国做出最大贡献者，莫过于名将王翦。时六国除韩国外，其余五国皆为王翦父子所灭。史载当王翦率二十万大军向北进发，一路斩将夺隘，先获韩王假于阳翟，后亡赵王迁于邯郸，再杀燕太子丹于易水，又逐燕王喜于关外。消息传至咸阳，秦王慰问使者络绎于道，又是加官晋爵，又是赏赐巨万，多人皆以为喜，独王翦深以为忧。其子王贲亦不解，问曰：“父有功于国，王甚信任，他人皆以为喜，而尊父独忧，何也？”王翦道：“犬子何知？秦王其人，胸隼、蜂头、豺声、长目，此寡恩相，只能共患难，不可同富贵。观其囚母、杀弟、车裂假父、鸩杀宰相……（此皆秦王嬴政即位后所行之残忍手段），令人寒心。吾今率数十万精兵，其能安心否？”是以秦灭燕后，王翦即告老还乡，不问政事。

秦又谋灭楚。当秦王于朝堂上征询加兵几何于楚时，年轻将军李信道：“楚乃垂亡之国，二十万人足矣。”而王翦则认为：“楚不比中原小国，地域辽阔，兵将广，非六十万人不可伐楚。”秦王认为李信年轻有为，勇敢果断，才堪大用。于是派李信率二十万大军伐楚，结果中了楚将项燕诱敌深入之计，退路被切断，秦兵大败。秦王得知败军之消息，亲临王翦府上探问，试图请王翦领命出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对此如此记载：（王翦仍以）“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秦王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临行，向秦王素要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王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秦王大笑。王翦既出关，反复五次派使者向秦王素田请宅。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后果如是：王翦以六十万军而以逸待劳，终于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王翦则于大功告成后即引退归老，得以善终。

博按：真名将者必有韬略，有韬略者必知彼知己，知彼知己者必先知其君（尤其是性格特点），王翦之知其君，一如范蠡之知勾践也。相传，项燕临死时曾对王翦说：“我身死秦将，秦将必没于楚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以，王翦隐居后，坚决反对其后代投军，他对孙子王离说：“道家忌三代为将，杀戮过重之故。我家已有三人为大将，杀戮过多，现天下已平，投军已非上策。”但后来其孙王离不听其劝告，依然成为秦国将军。十多年后，始皇死，胡亥立。三年后，农民起义爆发，第一个攻入咸阳、灭了秦国之人，就是楚人沛公刘邦，而项羽入关时，在关外与他大战的正是王翦之孙王离，结果王离被项羽所杀。而项羽者，正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后。以此结果观之，王翦不但明于战阵权谋，更明于天下大势矣！

51.秦赵两位“武安君”的悲剧人生

终战国之数百年间，可称名将者，不过李牧、白起、王翦、廉颇四人。盖四人者，皆于战国之未世，当强秦图一中原之时，以秦军为进攻一方，始有白起、王翦两位名将；当秦之攻者，以赵为首且承受当面之最强攻击，是以守方亦出现两位名将即廉颇与李牧。因李牧与白起先后被赵、秦王封为“武安君”，且同样为其君王所冤杀，是以在此一并述之：

李牧。《史记》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其量敌用兵，大略常示弱以骄敌，后再飨士强军以击敌，并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曾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其为边将，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致单于奔走。李牧为边将十余岁间，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赵悼襄王元年，廉颇亡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后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封李牧为武安君。三年后，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拒韩、魏。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不能胜，遂派人送赵王宠臣郭开万金，使其从中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迁昏聩不能辨，乃使宗室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乃使人阴杀之，废司马尚。李牧死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赵军，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白起。《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自昭王十三年起，大小数百百战，无不胜，以军功封为武安君。四十七年，秦以离间计使赵王换帅廉颇为赵括后，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战赵国于长平。赵括出兵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赵军逐胜，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其将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挟诈而尽阬杀之，俟后秦复定上党郡，白起军围邯郸。秦相应侯范睢妒白起之功而毁之，而无故使白起撤军。白起乃称疾不出。再后秦王使王陵、王龁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彊（通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博按：读史战国，观用兵如神、战功卓著者，莫过于两位武安君。尤其观李牧痛歼匈奴一役，实善陈军事伪装之策略，其骄敌之法，隐忍数年始击于一发，实今古难得之战例。而白起之战功，亦终秦之世，无人能超越。即后王翦之功，亦白起所奠定之良好基础。然后世之所悲者，在二名将性格强梁耿直，只知坚持而进，不知委屈而退；只知对敌于外，不知防备于内，是以最终皆以身死家灭，其中既因其主昏庸，亦因其不知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君主之残忍特性。是以《要略》特撰一联以合四名将并挽两“武安君”：

李牧难廉颇之逃而抗命不忠于赵王，以致身死；

王翦因白起之祸而索田求舍于秦王，终免于祸。

横批曰：岂不谬哉！

52.长平之战中的平原君：并非“利令智昏”

战国之末世，六国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实赖“战国四公子”之力。而其中出力最大、影响最久者，莫过于平原君赵胜。平原君本为赵武灵王之子，惠文王之弟，因贤能而闻名，礼贤下士，门下食客至数千人，先为赵惠文王之相，后为赵孝成王之相。其于主政于赵之数十年间，曾以推荐名将赵奢为其大功。并以得“毛遂自荐”而联楚抗秦而闻名于后世。然因秦赵长平之战，赵大败于秦，太史公在究其根源时，批评“始作俑者”平原君为“利令智昏”，窃以为此论实有失公允。因于此述之以辩：

先是，韩败于秦后，欲割上党地与秦，守将冯亭不愿降秦，献上党十七邑与赵国，欲引赵国抗秦。赵孝成王大喜，但平阳君赵豹认为不可接受。孝成王召平原君与另一大夫赵禹商议此事，两人皆认为可以接受。于是赵王派平原君前去受地，而令廉颇领军驻于长平，遂引发长平之战。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赵王以赵奢之子赵括替代廉颇为将，秦军包围赵军，赵括投降，秦军坑杀赵军四十万。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后在平原君和毛遂的竭力说服下，楚国和魏国联军救赵；平原君散尽家财犒赏军队，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由其门下李同率领攻击秦军，秦军退却三十里。楚、魏援军随后赶来，解了邯郸之围，秦军始解围退去。在《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里，太史公司马迁如此评价平原君：“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

博按：当战国之末，以秦之强，中原大地独赵国之军事实力可与之抗衡，韩国共邻于赵秦，以其之具有战略意义之上党地区（秦国东出中原的要地），加之于秦，则秦愈强；加之于赵，则赵于秦之劣势为之减弱。且赵之得上党十七城，非得地也，且得冯亭等数万将士，此谓不世之功。平原君为强赵之远谋，为国家战略利益之所使，原本无可厚非。而后之战争发展，因赵王舍名将廉颇而用书生赵括，致使长平军败，邯郸被围，其赵王用将之罪也，就事论事，原不该以“利令智昏”加之于平原君。且观平原君之平日用事，因其妾笑跛而杀之，以散尽家财而募军击秦，皆非“利令智昏”之辈。且以始作俑者之冯亭论之，其以上党地区，宁与中原之赵，不与虎狼之秦，（在当时）亦可视为维护中原主体地位之正确选择和英雄血性，而绝非“邪说”。太史公以“利令智昏”加之于平原君赵胜，实只见其果而不究其因，只见其表而不探其微，以纯粹文史学家之眼光见之于政治家、谋略家之历史抉择，此中可见认识上的较大局限性，今特为正之。

53.浮出历史烟云的长平之战

长平一战，于战国末期历史走向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因为这一战改变了秦赵两国实力对比，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而且，由于这一战牵扯到的战国名人太多[廉颇、白起、赵括、赵括（赵奢）、平原君赵胜、秦昭王、赵孝成王、范雎等，博注]，形成了诸如“纸上谈兵”这样的成语典故，所以为历来政治家、军事家和乡村巷里津津乐道，并长期作为各类教科书的经典战例。而大陆所编之《中国军事通史》和台湾所编之《中国历代战争史》，论及“长平之战”故事时，皆援引《史记》之记载，称长平之战秦国“战神”白起将四十万赵军降卒一举坑杀：“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本着怀疑历史的精神，本文遍阅有关史料，比照各类史书和观点，实以为此战之结果实有违真实之历史，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进一步探究其真相：

其一，当战国末期，因为七国之间长年交兵，国无宁日，人口凋敝，确凿的历史证据证明当时举七国总人口，亦不过两千万人左右，秦赵两国，一个处于西，一个处于北，都不算人口密集之中原地区，当时赵国总人口不超过三百万人，其中青壮兵员，多至六分之一（减去一半女性，减去年十五岁以下和四十岁以上之老者[按当时人口平均寿命不超过五十岁]），若是一次被坑杀四十五万之多，则赵国必将无兵在随后的都城邯郸保卫战中坚守两年并最终挫败秦军进攻；又在邯郸解围后的次年主动出击，击败信梁的秦军；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随后又击败了燕国出动两千辆战车两路大军的进攻，杀死燕将栗腹，俘虏了燕将卿秦和乐闲；更不可能在后来很短的时间内又夺回了归属于上党郡的长平。

其二，以《史记》所描述，当赵括率五十万大军迎敌之时，白起敢于仅用两万五千人去断绝赵军后路、堵截援兵，以五千骑分割穿插赵军中路。以冷兵器时代之战争而言，这样的兵力运用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但难以达到分割偌大战场之目的，更会给赵军以反包围、反分割之机会。而且，按照“战神”白起自己的说法，长平之战秦军本身伤亡过半：“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从秦军后来攻邯郸的疲态，以及信梁军被赵军击败来看，白起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按照《史记》的记载，战争后期秦昭王亲自赴河内部署作战，并下令全国十五岁以上男丁均赴长平参战。“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如果秦军总兵力与赵军相当，四十五万，那么在赵军投降前秦军就已战死了近二十万。《孙子兵法》云，“十则围之”。如果秦军总兵力一百万，两倍于敌，到赵军投降时就已伤亡过半死伤五十万人。也就是说赵军只用五万人的伤亡，就使秦军损失了五十万人，战场上满眼都是秦军的尸体，如此一来赵军为什么要投降？

其三，以今天的考古证明，埋藏于长平古战场的尸体大多是战死后被埋藏于地下，而非“坑杀”，且数量亦绝无“四十万”之多，亦可为证此战实为历史之一大谎言。邵服民先生在《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著文《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兵力质疑》，亦认为秦“斩首虏四十五万”是可疑的；他指出秦军是为攻韩薄弱地区上党而来，并非来打一场歼敌数十万人的会战，赵亦不会为此一役发空国之兵；赵军被分割为二，不能迂回腾挪，说明地形险要而狭小，实地考察省冤谷（谷口）虽比《寰宇记》所称“六十步”略大一些，但在此坑杀四十万众绝难实施，“白起或未有杀降……或杀降数目距四十万人相去甚远”。

博按：读史笔记的目的之一，在于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掘和历史资料的广泛发现，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必将会重新浮出历史的烟云之外。而揭露其真相的重大意义在于，即使著名如司马公之《史记》，后世之读者亦必须以怀疑的眼光去读它。因为“尽信书不如无书矣”。博读《史记》之时，常关注其春秋笔法之运用以及遣词用句之凝练至当，而常怀疑其历史观之真实程度，何也？毕竟以司马公受当时生存状态和现实条件之束缚，许多历史事实往往取材于口口相传之说，而缺乏资料佐证和考古印证。如长平之战，与司马公相去已经百余年，且当年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靳曾参与长平之战。后因秦王猜忌白起，和白起一起被赐死。以司马公贬秦而扬赵之历史心态（而且司马公本一儒生，对行法家之治的秦视为异族），必添油加醋以抹黑秦军之残暴，而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悄然淹没了。

54.信陵君之死

关于战国四君子，贾谊于其名篇《过秦论》中曾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其中所指之信陵君，即魏公子无忌。魏安釐王之异母弟，因其封于信陵（今河南省宁陵县）而称为信陵君。

史载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公子曾与魏王棋，而北境举烽（北部边境有敌军进攻的烽火传来），有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欲罢棋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棋如故。王恐，心不在博（赌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信陵君之姊为赵国平原君夫人（时魏赵联姻以抗强秦），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即不断派人求助魏），并责怪魏公子曰：“胜（赵胜，即平原君。）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万般劝说之意）。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准备与赵同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后公子用谋士侯生计，窃符杀晋鄙，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矢为公子先引（战国时一种大礼，表现平原君对信陵君的感激之情）。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已却秦存赵后，使将将其军归魏（另派大将带魏军回国），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感恩于公子，以鄗地为公子汤沐邑（实为其封地）。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复告车趣驾归救魏。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败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门客故人），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而与宾客为长夜饮，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年，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魏灭。

博按：古人云“失一人而失天下”，魏之失信陵君可为其显例。同为四战之地，魏文侯因用李悝、翟璜为相，以乐羊、吴起为将而开魏强国，安釐王因失信陵而亡国，良可惜之。《史记》载高祖刘邦年轻之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太史公因之评其为战国四公子之首，曾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要略》以为，战国之时，天下一心以抗强秦者，大势尔，信陵君以信义为怀，天下名之，是以景从纷纷。且魏国，乃天下之腹心，信陵以天下信任而居腹心之地，是以能号令诸侯者，天时、地利、人和也。然另而言之，战国四君子者，因其出身之贵而时人赖之，时势成之，其实多为“欺世盗名”之徒，后人传颂之，赞美之，不过为求进之梦想所照，亦为夸大人才之重要性而过度简化历史之结果。

55.孟尝君与门客冯驩的春秋大义

关于战国“四君子”中最有名之孟尝君，《史记·孟尝君传》有一段精彩记述：

有冯驩者，闻孟尝君好客，蹑蹻（急匆忽之意也）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今之宾馆也）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即用蒯绳缠之，形容其简陋），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更好的房间，即提高了接待标准），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指没有专车乘坐）。”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又想让孟尝君为其置家购房，述其索求无度之状）。”孟尝君不悦。

孟尝君时相齐（是齐国的宰相），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即正常赋税收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放高利贷也），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门客们的“工资”将无以为继了）。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同技）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余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冯驩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余不足。有余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以此观之，孟尝君可谓明矣。）

此后，齐王惑于秦、楚之毁（秦、楚不断派人行反间之计，诋毁于孟尝君也），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将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独冯驩告于孟尝君曰：“借臣车一乘，必令君重於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冯驩西说秦王曰：“秦齐，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雄者得天下。”秦王问道：“怎么才能使秦国称雄天下呢？”冯驩说：“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驩曰：“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也。如有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冯驩辞以先行，复至齐，再说齐王以秦将用孟尝之理，齐王即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使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

齐王废孟尝君时，其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皆未到，孟尝君叹息道：“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听后再劝孟尝君道：“君言失也。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博按：孟尝君之于中国文化之影响可谓大矣。后之历世，若谓某人有情有义而大得人心，常以“赛孟尝”、“小孟尝”称之，可谓至高之誉。然窃读孟尝君传，深以冯驩为赞。其可谓真忠义贤明之国士，虽出身贫寒，然其知晓春秋大义、建策深远宏大，为孟尝君分忧释疑，可谓鞭辟入里、见地分明。尤其当孟尝君愤其门客因其失相而做“猕猴散”时，唯冯驩能守义复主，且劝孟尝君不以门客相离为意，实为洞明天下之大势者。昔燕昭王之筑“黄金之台”，殊非以“利”致才乎？所谓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即使放之后世今生，于现实生活之中，为政者要得人才之助者，亦必满足其正常之利益诉求，而得才与失才，正在于用才之人的雅量胸怀。

56.中华第一侠士鲁仲连

鲁仲连，史称鲁连子。生卒年代不详。钱穆先生推算约为前305—前245年；鲁仲连是战国末期稷下学宫中的后起之秀，有关他的故事传说，在司马迁《史记》以及刘向的《战国策》里有多处描述，脍炙人口而广为流传。有论者认为，鲁仲连可为中国最早的侠客。

史载，鲁仲连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思维敏捷，口若悬河，但不尚空谈，唯务时事。曾拜名士徐劫为师，攻“势数”之学，登堂入室，颇得真传，被时人称为“千里驹”。史载其曾三难孟尝君，不愿为其门下豢养之客。其中一次是规劝孟尝君勿逐舍人，载之于《战国策·齐策三》：

“孟尝君有舍人而弗悦，欲逐之。鲁连谓孟尝君曰：‘猿弥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曹沫（即历史上著名的曹刿）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挡；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铫（农具）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故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则谓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则谓之拙。拙则罢之，不肖则弃之。使人有弃逐不相与处，而来害相报者，岂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尝君曰：‘善。’乃弗逐。”

其中关于人才“用其所长”之论，可谓洞明而深刻。

《太平御览》中还记载着鲁仲连责难田巴的故事。田巴是当时有名的稷下辩士。据说他曾“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结果却败在鲁仲连手下，而且败得心悦诚服：

“鲁连曰：‘臣闻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则？急者不救，则缓者非务。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之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旦暮耳，先生将奈何？’田巴曰：‘无奈何。’鲁连日：‘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今臣将罢南阳之师，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为所贵谈，谈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而人恶之，愿先生之勿复谈也。’田巴曰：‘谨闻教。’”（今之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史传这次辩论使田巴次日对着徐劫赞美鲁仲连说：“先生之骑（指其学生鲁仲连）乃飞兔骠衰也，岂特千里哉（此为‘千里驹’的来历）。”而此后田巴亦杜口易业，终身不复空谈。据说，鲁仲连时年仅十二岁。

而历史上的鲁仲连更是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天下高士”。“所贵天下之士者，为排患释难，解人缔结。”（引自《艺文聚类·服饰部上·杖》）史载鲁仲连终身不仕，以一介布衣周游列国，为人排忧解难，迷津示途。前284年，乐毅率五国联军攻齐，半年内下齐七十余城。五年后，田单以即墨为根据地反攻复国，“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唯独狄邑负隅顽抗。田单在攻打狄邑前夕拜访鲁仲连。鲁仲连断言此行必定无功。田单不以为然，他自恃兵强马壮，已远非昔比，前曾“破万乘之燕，复齐墟”，今天“克狄，如反掌耳”。结果是“三月不克”。田单又去请教鲁仲连不克原因，并求破敌之策。鲁仲连坦率地说：“当初你在即墨时，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冲锋陷阵，身先士卒。那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故能胜利。如今你被封邑加爵，‘黄金横带’，只顾养尊处优，‘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能胜者也。”田单听后如梦方醒，第二天亲临前阵，巡视城防，挥旗擂鼓，一举攻克了狄城。其后不久，田单在收复聊城时，又遇到了燕国大将燕冲强有力的顽抗，围城年余都未攻下。田单又派人请来鲁仲连。鲁仲连听了战况介绍后，便提笔给燕冲写了一信，然后用箭射进城中。燕冲读罢鲁仲连的信，恸哭三天三夜，最后在矛盾纠结不可排解的心境下拔剑自刎。燕军不战而溃，田单收复聊城。

而鲁仲连于战国时最有名的一次“侠义之举”是其“痛斥新垣衍、义不帝秦”的故事。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军坑杀四十万赵卒，进而包围赵都邯郸，逼迫赵国尊秦王为帝，天下丧胆，诸侯国无人敢救赵国。就连盟国魏国之援兵（见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也只在边境观望，反而派客将军新垣衍到邯郸劝说赵王尊秦王为帝。适在赵国的鲁仲连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找到平原君，以话语相激而请他出面求见新垣衍。见后，鲁仲连责斥魏王只顾个人安危而不顾大局，终将把魏国拱手让秦。并以商纣对待商末三贤王的前车之鉴，说明秦称帝后必如商纣对待诸侯一样对待投降他的诸侯，魏王和新垣衍将来也不会有好下场。鲁仲连一席话使新垣衍拜谢（鲁仲连）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

而秦将听说了鲁仲连的事后知道魏齐很可能联手，下令退军五十里。此时恰好信陵君带魏兵赴援，秦军遂退去。事后平原君要送给鲁仲连一座城池，鲁仲连辞让不要。平原君还要给他千斤黄金，鲁仲连笑着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史传鲁仲连最后归隐东海。

博按：战国之时，因为天下纷乱而英雄辈出，名士竟起，而鲁仲连以一介布衣，不但能够“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史记·鲁仲连本传》语）”，而且能够摒弃功名财富，归隐于东海，可谓一代之高士，著名之侠客。《资治通鉴》曾记载一段魏安釐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的故事，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也，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可见侠义之道，在于长期坚守于其秉承的为国为家的理想信念。而博读于仲连之史，更感其辩论之智慧、人格之高洁、性情之洒脱，以及其救危扶困之侠肝义胆，实可谓中华历史上一位智慧有余而心志弥坚的“堂吉诃德”式的侠义之士，其以个人微薄之力而行挽国救世之壮举，在两千多年前已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基因里打下了他个人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而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仲连为典型代表也。据传一千余年后的唐代，诗仙李白一生曾在十余首诗中赞美鲁仲连。今录其一首《古风》以赞于仲连：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

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

吾亦淡荡人，拂衣可同调！

57.八百年荆楚长歌，五千里筚路蓝缕

关于楚人祖先，史学界公认为祝融。据传祝融为炎帝火师，是在黄帝部落打败炎帝部落之后，黄帝部落派遣祝融等人进驻炎帝部落。祝融一族于帝喾时代在河南新郑一带建立祝融氏之国，故新郑又称“祝融之墟”，是楚国发源地。是以楚国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记述楚人的先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伯：通假‘方伯，霸’四方守之领主；庸：融之通假，指祝融）。”

据历史学考证，楚先民本为夏王朝同盟，后被商王朝军队驱逐南迁，其中的季连家族建立了楚国（祝融后裔分为八姓，其中芈姓一族建立了楚国）。初建之楚只是一个仅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建立后多次发动征讨南方民族的战争，周惠王曾要求楚成王助其镇压南方夷越之乱，于是楚国向南方扩地千里。

河南大学先秦史专家、《楚史稿》作者李玉洁教授指出：楚王族、公族以芈姓季连部落后裔为主。早期楚国因为文化落后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在目前考古出土的材料中，芈的原字为嬭（nǎi），熊的原字为酓（yán）。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在《西周青铜铭文分代史征》中说：“华，地名，在今河南密县，华邑在新郑。”楚王族之所以是芈姓熊氏很可能就是因为被封在祝融之墟附近的华阳，在上古文字中，“华”与“芈”这两个字的写法十分相像。

公元前757至公元前741年，楚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对濮地进行拓取。据《国语·郑语》云：“楚蚡冒（楚厉王）始启濮”。到楚武王时（前740—前639年），已占领大片濮人的土地。《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面有之”。到了楚武王以及楚文王时期，楚国开始奄有江汉，大举进攻蛮夷，史称“大启群蛮”。

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北拒齐桓公、俘获宋襄公，成为一代霸主，其北上之势直到城濮之战才为晋国所阻。

楚庄王武功彪炳，又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治，邲之战大败晋国称霸，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开创春秋时期楚国最鼎盛的时代。其标志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问鼎中原的来历）。

战国早期，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初露称雄之势。楚悼王用吴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一部分。

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宣威盛世”时期。

公元前223年，秦军攻陷寿郢，俘获楚王启（昌平君启，项燕所立），绵延800年的楚国就此灭亡。

史传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其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屈原祭祀湘君和湘夫人（舜为湘君，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湘夫人），表明他对华夏的认同。而由他所创造的楚辞，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另外，从楚国所流传的音乐中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昭明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是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和曲高和寡的历史出处）

故楚七都：丹阳（从初期至武王时期）、郢都（文王至昭王时期）、鄀都（昭王时期）、鄢都（惠王时期）、江陵（昭王至顷襄王时期）、陈（顷襄王时期）、寿春（考烈王至负刍时期）。

博按：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既是另类（春秋时期被视为荆蛮），又是主角（战国被列为七雄之一）；既有极端的壮烈（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两次复国），又有极端的耻辱（两次被灭国，一次楚怀王被秦王劫持）；既有最长的历史（七雄中赵、魏、韩和田齐皆是在春秋到战国分界时才产生，秦国成为诸侯国是在西周末年，燕国是西周初期分封国，但还比不上楚国，楚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又有最大的面积（最大达到五千平方公里）。是以读史笔记专门梳理楚国历史文化以综论其意义。《要略》以为，楚国为中华民族完成了许多特殊的历史使命：其一，拓土开疆的使命。如果没有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则长江以南之广阔国土，可能不会如此早期、如此顺利地融入中华民族，接受中华文明的洗礼和熏陶；其二，孕育文明的使命。楚人在其被迫从中原一带逐渐南迁的过程中，一步步将中原的士族礼教文明和农耕文明，推向以渔猎文明和世俗文明为主的湖湘江淮，最终开启了独特的荆楚文明，并进而以荆楚文明为基础，孕育了更加多元的湖湘文明、江淮文明和吴越文明；其三，继承发展的使命。楚文化虽然继承了众多的周文化特征，而且由于继秦而立的刘汉主要成员均来自楚地（沛地古属楚地），所以汉朝的服饰、舞蹈、音乐、文学、哲学等直接继承自楚国，但是由于楚国没有参与周朝建政，是以没有受到周公制礼作乐的贵族化礼教影响，而是发展了与正统礼乐文明相对立的世俗文明和平民文明，诞生了诸如屈原、老子、李斯、项羽、刘邦这样天才恣肆、性格张扬的伟大历史人物，而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为原本保守、内敛、自省性的中原“主流”文化增添了开放、外向、张扬的性格特质，使中华文明出现了与《诗经》相对应的《楚辞》，与《论语》相对应的《老子》、《庄子》，以及与儒家相对应的道家，也正是在楚国这样相对平民化、世俗化的政治人文环境中，中华文明的另一极才得以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

58.利令智昏春申君：祸起妇人之口，命丧奸人之手

黄歇（前314—前238年），本楚国属国黄国人（今河南省潢川县）。战国时期楚国大臣，“战国四公子”之一。其最重要之历史表演，莫过于其入质于秦并策划太子熊完归国一事，此其所以得为楚国贵胄之政治豪赌。《史记》曾详载此一过程：

楚使黄歇与太子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范睢）善，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同愿）相国孰（同熟）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后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楚国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王身边），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从秦国逃走），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也）。”

在黄歇如此策划下，太子熊完果于归国后即位，是为楚顷襄王。襄王即位，即封黄歇为春申君。春申君为楚王信任之时，曾经联魏救赵，援赵灭鲁，为楚屡立大功。

春申君再为历史所牢记的，便为两件“糗事”：一为其所统帅之六国军队在函谷关败于秦军，此为其衰败之始；二为其行“利令智昏”之举，欲以己子（李园之妹，先嫁春申，受孕后献于无后之楚王）而入承楚祚，后反为其门客李园所杀。

然春申君亦有其一大现实之功绩。即其最早参与开发今日中国最富庶之地：长三角地区。公元前241年，楚国都城由陈郢（今河南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春申君之封地亦由淮北十二县改封吴地，其家族也随之迁离黄国故城。春申君在改封之广大地域内分设都邑，即在今上海、苏州一带，治理申江，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故此，当地人纷纷以其姓或号为山、水、地方命名，如江苏省江阴市君山也叫黄山，今日上海黄浦港，上海简称为申，都是因纪念黄歇而得名。2002年9月，上海申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告慰春申君》，可算是对两千年前这位“著名公子”的遥祭。

博按：“战国四公子”中，春申君可谓其中个人能力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其与其他三位公子本有三大不同。其一曰出身大不同，春申君黄歇是四公子中唯一非王室中人（孟尝君田文是齐国宰相田婴庶子，田婴是齐威王之子，齐宣王庶母所生之弟；平原君赵胜是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信陵君魏无忌是魏昭王之子，魏安釐王之同父异母弟）。其二曰立功方式大不同。其他三位公子所以立功，大多借其收养门客之力，其不过善于笼络人才并发挥人才之作用；独春申君靠一己之力，出使秦国，说服秦王结好联楚，后又与太子熊完入质于秦长达九年之久，并策划熊完逃秦即位，得建大功；又主政楚国联魏以救赵，援赵灭鲁，合六国之兵以伐秦，皆春申君一力之功。其三曰结局大不同：孟尝君和平原君是得以天年而终，信陵君病酒而卒，独春申君结局最为惨烈，“李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入棘门外。”是以司马公于史记中评之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认为春申君之败是因为失朱英（时朱英劝春申君杀李园）之劝，窃以为，司马公加之于平原君“利令智昏”之评断，加之于春申君却很合适。因为其所以不得善终者，终因其“利令智昏”。

59.战国第一奸人郭开：以一奸而亡二名将

郭开，战国末期赵国幽穆王赵迁宠臣，因其先后以一人之佞口而祸害赵国两大名将，并最终导致赵国之亡，良可述而责之：

公元前245年，赵孝成王去世，其子赵悼襄王继位。襄王即位之初即听信郭开（襄王为太子时曾为其伴读）谗言，解除老将廉颇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怒而攻打乐乘并因而离赵奔魏。《史记》载：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复思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政敌郭开则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即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后廉颇抑郁不乐，终死于楚国之寿春。十几年后，赵国被秦国灭亡。

前229年，秦将王翦再次率兵攻赵，赵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兵迎战。李牧亦为赵名将。廉颇在赵时，其率军镇守北部边关，与匈奴作战，屡败匈奴大军，廉颇走魏后，李牧为大将，率兵北破燕军、南拒韩魏，且几败秦军，王翦畏之如虎。《史记》载：“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不能胜，遂与赵王宠臣郭开一万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博按：读此段历史，郭开可谓战国第一奸臣。廉颇、李牧，皆战国名将，赵国干城，且其为名将者，为国为军而不为私，是以易遭奸佞暗算。再加之昏君当政，臣佞于下，始有名将之悲。史载郭开作恶时，秦国间谍王敖曾就郭开谗间廉颇事问道：“你不怕赵国灭亡吗？”郭开答：“赵国存亡是整个国家之事，可廉颇是我个人私仇焉。”为泄一己私愤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斯为典型之小人逻辑。自此之后，郭开之属屡见于世矣。史传郭开在逼走廉颇、谗杀李牧之前，秦国早已暗封郭开为上卿。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赵亡之后，郭开急匆匆赶回邯郸搬运家中财物，殊料在返回途中却为盗贼所杀。有论者认为，郭开死于其所造就之国家大乱，可谓天谴之杀，自取之亡。

60.范雎：仇恨下诞生的“远交近攻”战略

《史记·范雎穰侯列传》记载：范雎在魏国为大夫须贾门客时，曾受须贾之冤和公子魏齐之大辱：“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详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惩后”（左右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范睢，打得范睢胁折齿断。当时范睢假装死去，魏齐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了扔在厕所里。又让宴饮喝醉的宾轮番往范睢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借以惩一儆百）。

范雎逃出魏国，报仇心切，乃寻机说秦王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斗而勇於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於山东者，是穰侯（魏冉，时秦国宰相，芈太后之弟，秦王主要谋臣和决策制定者）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说客第一弹：先扬后抑）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时泰国芈太后当政，穰侯魏冉为其弟），未敢言内，先言外事（吸取在魏之教训），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於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於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彊则附赵，赵彊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睢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

此后，在秦国地位稳固的范雎，通过军事外交手段（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先羞辱魏使须贾，再迫使魏齐自尽。又举荐曾帮他出逃的郑安平出任秦国大将，王稽出任河东守。

前262年，长平之战爆发，两军对垒三年后，范雎以反间计使赵国起用无实战能力的赵括代廉颇为将，使得白起大破赵军。长平战后，范雎妒忌白起的军功，借秦昭王之命迫使白起自杀。

此后秦军遭诸侯援军所破，郑安平降赵。前255年，王稽也因通敌之罪被诛。范雎因此失去秦昭王宠信，不久病死。

博按：古语有云：“小人不可得罪”，而况如范雎这样的“战略家”乎？窃于读史，深感推动历史进步之原力，除了改变生存环境、繁衍种族之原始驱动之外，更有爱与恨这一原始驱动力。范雎在强烈复仇愿望驱使之下，而产生出“外交近攻”这样伟大的政治、军事、外交战略，实人性本身的力量所激发。强秦所以最后一统七国，除了商鞅变法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之外，“远交近攻”战略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是一条重要原因。而这样的国家间战略，即使放之今天的国际外交战略中仍然大有市场。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其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采取与中、韩、朝等近邻交恶不断，而与美欧等“远国”亲近有加的外交方针，实其活学治用于中华远古的这一战略思想。然而以《要略》所确立的“治事孰能”与“持心孰正”两条原则来盖棺论定范睢其人，则其可谓典型的“治事有能”而“持心不正”的典型。纵观其曲折多难的一生，无论是其发明“远交近攻”战略，还是其逼杀白起，无论是知恩图报，重用郑安平等人，还是其最后失宠于秦王，都可见其一切围绕个人恩怨，以个人利益或圈子利益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这样的历史人物可能于国家一事一地有大功，然却决不能建长效之功于国家民族。而这样“精于具体事功”而“不能持正图远”的历史人物，带给国家和民族的，将是某种特定的巨大危害。正如与范睢以忌妒之心而谋害于白起之时，其实已将秦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61.韩非子：从道家出发的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贵族。史载其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学生。韩非学说，追本溯源于道家黄老之术。《韩非子》中，著有《解老》、《喻老》等篇，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史载韩非目睹战国后期韩国的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指出：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事非”，“皆原于道德之意”。说明韩非思想源于道家，但以老子朴素的唯物主义道论与辩证法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寻求哲学基础，而且开拓了道家的形下之道。在《韩非子》一书中，大部分内容所阐述的都是“道可道，谓经术政教之道也”（引自《韩非子本道篇》）。韩非以“法、术、势”皆源自对道家的政治解释，使道家的“无为”内涵从形而上落实到形而下，更加关注具体的政治与人生。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相径庭，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道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试图建立一套由“道”、“法”相续的政治学说。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互相补充以治理国家，从而成为博采法家众长的集大成者。

史载秦王嬴政初见韩非之文后曾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然而，当韩非真正到了秦国之后，还没有施展其抱负，就被秦王鸩杀于狱中（韩非之死，见于后文）。但是，韩非死后，时人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秦王和他的宰相李斯亦是在韩非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成为千古一帝秦始皇。

韩非子的政治理想，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名实相符之论。韩非子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对于民众，他吸收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所谓“五蠹”，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

二是依法治国之道。韩非子吸收儒、法、道诸家思想，形成了以法家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认为申商学说的缺点是既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还有“未尽”之嫌，即“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引自《韩非子·定法》）。他指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如《韩非子·有度》指出：“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是以法为教。韩非子认为，国家有治，除了制定法律以外，还必须宣传法律，普及法律知识，遵守法律，运用法律，使整个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风气。（《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四是提倡改革图强。韩非继承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引自《韩非子·五蠹》）韩非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韩非子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五是提出唯物循理之论。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引自《韩非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引文同上）“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引自《韩非子·奸劫弑君》）的著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即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引自《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引文同上）。

六是辩证之法。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引自《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

七是提倡中央集权。韩非子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引自《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即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引自《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引自《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引自《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引自《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引自《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引自《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韩非子的思想，多见于《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书中重点宣扬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子》在体裁上，有论说体、辩难体、问答体、经传体、故事体、解注体、上书体七种。辩难体与经传体为韩非首创。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孤愤》论述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

《说难》第十二，论述对君主进谏的困难，反映韩非对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为论说体；

《奸劫弑臣》第十四，前半部论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后半部则反对儒家思想，倡导法家思想治国之道；

《显学》，批判儒家与墨家，阐扬法治，该篇是韩非对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蠹》，“蠹”字意指由内部危损整体的木中之虫，五蠹指五种蛀虫，即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本篇亦为历史上公认的韩非子代表作。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博按：读战国诸子之史，常处于欢快和悲伤之两个极端。欢快者，在于重温诸子思想之伟岸、博大、深刻，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中，仍然经常使用他们所创造的充满哲理智慧的成语、典故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实践；悲伤者，在于诸子的一些原本最为可贵的精神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为逐渐为后世所忽略、淹没甚至是误解和谬用。尤其是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诸子之中，思想最为深刻、目光最为宏远，与中国未来发展最为至要。然而，法家诸子之命运也最为悲惨，且其思想也最为后世所忽略。尤其自秦汉之后，儒家思想被统治阶层不断发扬光大，推为集权专制文化主体；道家为乡间闾里活学活用，成为消极无为和自我麻醉的工具；独法家渐次被官方和民间双双忽略者，因其既制约于官方之权力泛滥，亦不利普通百姓之逞其奸伪。而中华民族此后三千年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一个最最重大的问题，正在于法治精神的逐渐缺失和人治理念的不断泛滥；正因为三千年来不断强化的人治社会实践，使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寻求各种“非法”的方法以巩固中央集权，以攫取无边际权力背后的巨量利益；而普通民众在人治道统文化的浸淫下，也习惯于通过“走后门”、“托人情”、“拉关系”、“人身依附”、“建立圈子”等手段，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伸张自己在人治体系中的地位和空间，而后者的种种努力，一方面更为前者变本加厉提高权力寻租空间而无限加强权力的集中；一方面当他们中间的某些英雄人物被权力背后的巨量利益所驱使而铤而走险——那么，改朝换代便成为最大的可能。于是乎，中国历史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姓刘来明姓李的王朝更替局面（黄炎培所谓的“兴替周期率”）便延续遗患至今。而再回到本文，韩非子所设计的法家道路，于那个时代虽然间接导致了大秦帝国的诞生，而因为他过于强调君权的集中和独断，恰恰也是他自己死于非命和秦王朝速亡的根本性原因。以此可见，先秦时期的法家实践，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还没有建构起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特别是对君权的有效监督（类似于希腊文明中的“长老院”、“选举制”等政治探索），而中华文明此后所有的纷乱和问题，某种程度上亦根源于此。

62.从战国法家诸子的惨烈命运看中国的历史走向

关于韩非之死，广为流传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的说法：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韩）非药，使自杀。”

而据历史记载，在韩非子不顾一切大倡法术之时，一位信奉儒家思想的稷下先生堂奚公就规劝他道：

“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

而韩非则回答说：

“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为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的这段铿锵有力的言辞实饱含了“舍生取义”，为变法“而置生死于度外”的气概。

而于韩非前后，更有许多法家先驱死于非命，今一并述而论之：

一、邓析：与子首争法而被戮。邓析（？—前501年）郑国大夫，与孔子弟子子产同时代人物。邓析是先秦名辩思潮创始人之一，他将循名责实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法律，从而使他的法治思想别具特色。他坚决主张刑法改革，自己制定了一部“竹刑”，用以对抗子产制定的仍然具有礼治色彩的“刑书”。邓析在春秋时期天与人、礼与法的思想对抗中，不谈天命，抵制旧礼，反对改良，制定竹刑，表现出很强的与时俱进的法治意识，因而荀子说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邓析的被杀似乎昭示了后世法家人物的悲剧。邓析之被杀有两种说法：其一，《左传·定公九年》载：“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据晋代大儒杜预的注解，驷颛杀邓析是因为他“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显然是违背了法家一贯主张的“法自君出”的原则。其二，《吕氏春秋·离谓》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二、吴起：刻暴少恩亡其躯。吴起（前440—前381年），卫国人，先后仕过鲁、魏、楚，后被楚国贵族所杀。据《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载：初，鲁人或恶吴起，吴起杀谤己者三十余人，出卫而“遂事曾子”。因母死不归，“曾子薄之”。又杀妻以求将，虽有“战胜之名”，但身为卫人，见疑于鲁君。于是去鲁入魏，为将，屡克强敌，魏文侯“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后因公叔继田文为相，吴起遭其谮又去魏之楚，为楚悼王重用，进行变法。但其措施过激，而遭楚之贵族怨恨。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主少臣疑，吴起之法，大多为国君而作，利不加于万民，是以“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于是吴起遭肢解，法令被废除。

三、商鞅：开罪宗室而被车裂。与吴起“人亡政息”不同，商鞅虽被车裂以徇，但其法犹在，并且开秦国法治传统之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在秦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荀子、韩非、李斯都曾盛赞商君的功绩。然变法的另一面也出现了“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的局面，而商鞅本人却“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最后以至“其亡可翘足而待”，被秦国贵族构陷而被“五马分尸”车裂而亡。

四、李斯：惨遭腰斩并夷三族。李斯在鸩杀韩非二十五年后，自己也遭到同样的下场，被赵高诬其谋反，“以公法而诛之”，甚至比韩非更惨，“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而夷三族。”李斯是先秦法家理论在秦国之最大实践者，也是战国后期法家的显赫人物。他策划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帮助嬴政开创了秦王朝的帝业，参与创立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汉代法家赞曰“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公侔伊、望，名巨泰山”，可谓盖世功臣。然而当秦始皇暴死沙丘，其参与赵高阴谋，立胡亥为帝，赐死扶苏、蒙恬，后又被赵高（赵高实是一个不入流但善玩阴谋之术的法家人物）所陷，夷三族。李斯之死，其悲惨有加而其壮烈不够。因其行阴谋之事，为史家所争议。“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博按：战国法家五子的悲惨命运，从总体上说是大时代的产物。因为所有的变法和改革都要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是以他们的悲惨命运自从他们选择了法家思想那一刻，就注定要接受这样的结果。相传韩非在论及吴起、商鞅之死时说：“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企图维护旧秩序的大臣即“当涂之人”，对法术之士的镇压，不外乎“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以此可见“法术之士”与“当涂之人”既是势不两立，又是势弱而不可胜，因此“法术之士焉得不危？”而且，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无不强调“集权于君主”，对国民进行“严酷法治”，从而使中央集权过度集中于君主之手，接受了他们思想的君主反过来对他们进行“斩杀”则又是合情合理之事。而于法家五子之死，更思及中国三千年来之历史，所以鲜有改革成功者，实五子之惨烈命运，为后代为君为臣者遗下深刻“教训”，导致中国此后改革精神缺失，法制精神渐弱，而主张维护君权、实行“仁政”的儒家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道家反成为中国此后历史进程中的主流思想，岂不悲乎？

63.奇货可居吕不韦，一字千金写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一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之叙述：

“吕不韦贾（经商）邯郸，见（子楚，秦国质子）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

这段简单的文字，产生于一个纷乱的历史背景，形成了一个至大的历史结果。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吕不韦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公元前267年（秦昭襄王四十年），秦昭襄王之子悼太子死于魏国。年迈的昭襄王无奈立悼太子之子安国君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而且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华阳夫人。美中不足的是，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因为秦国多次攻打赵国，所以赵国对子楚这个质子也不以礼相待。

被吕不韦视为“奇货”的子楚在赵国既没有华屋“宝马”，也没有身份地位，所以“门庭冷落”。但具有“经济头脑”和“政治眼光”的吕不韦却看到了“富贵人生的重大希望”。据说吕不韦前去拜访子楚，对他说道：“吾能大子之门（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子楚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这一谈不打紧，谈出了秦国之后的两任国王，其中一个，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

与其说这是一场谈话，莫若说是商人吕不韦的一场政治豪赌和“献金交易”。他先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去秦国游说，终于使华阳夫人劝说安国君立子楚为太子。

被历史机遇大大青睐的吕不韦此时交上了好运，此后大秦帝国的历史车轮仿佛按照吕不韦设定的方向前进：安国君继秦王位，守孝一年，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子楚顺利继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成为他的食邑。而且，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再次死去，太子赵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仲父”。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大一笔政治献金交易到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传吕不韦最兴盛之时，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而奴仆竟有上万人。

大商人吕不韦得到了政治地位和巨额土地财富之后，又看上了更为“值钱”的“千秋之名”。他模仿战国“四公子”的做法，礼贤下士，结交宾客，一时门客云集。但这个商人的“投资眼光”显然高出其他“四公子”：他没有让他的门客们天天无所事事，而是集众人之智慧，写下了一部流传千古的名著《吕氏春秋》，在这个被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的巨著里，吕不韦要求其“穷尽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为了使这本书更加精益求精，吕不韦甚至把书的内容写在布匹上，刊布于咸阳城门，悬赏诸侯各国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但是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件事再为后人留下了“一字千金”的成语。

后来的故事就不是吕不韦所能把握的了。先是吕不韦与赵太后淫乱，后吕不韦见秦王长大，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就暗地寻求了一个“拥有巨大阳物”的嫪毐作为门客，并想法把嫪毐进献给太后，结果，在赵太后的宠爱下，嫪毐亦成为秦国的权贵，并自以秦王“假父”相称。后来，秦王与嫪毐发生权力之争，嫪毐被秦王灭三族，两个儿子也被摔死，事情牵连到吕不韦，在更具雄才大略且掌握着国家权力机器的秦王嬴政面前，吕不韦不得已饮鸩自杀。

博按：中国历史上之著名人物，做官做到极致，最后再退而经商，再做到极致的，以范蠡为尊；而把商人做到极致，能当官而且把官做到极致的，后世无人能出吕不韦之右。然而，以春秋战国时纷乱环境，做完大官再做大商人者，属于隐于世，能够保持善终；而做商人再做官者，却属于“逐名于世”，最终其结果可想而知。吕不韦虽有大才，然其经商谋国，专以私心为之；其以子楚“奇货可居”，并献子楚以赵姬，目的皆以私心作祟，是以其最后之不善终者，实德不配位之属。然而，窃所叹者，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虽被列为杂家，实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如此深邃的思想，吕氏组织撰写之，却独不能践行之。是以清人王世贞曾论曰：“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毋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筴，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故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吕不韦以其“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既向世人留下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又以作者本人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向后人阐释了德才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追名逐利对人的甚大毒害，此以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