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部队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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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秋收起义“红一团”:强渡转型“大渡河”

“红一团”为什么这样“红”

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一团”,从井冈山一路走来,南征北战400余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之一。80多年来,部队番号虽历经30余次变更,但“红一团”的称号一直沿用至今。

历史不曾远去,未来战鼓催征。而今,改革强军大潮中,“红一团”正朝着“建设与历史荣誉相称的过硬团队”的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栉风沐雨,历久弥新,“红一团”为什么这样“红”?

理念:一支部队为外界熟知,最终靠的是战斗力

不是新型作战力量、不是应急机动部队,从整个中国陆军范围看,不管是比装备还是看担负的任务,作为一支传统摩托化步兵部队,“红一团”似乎已渐渐落后于其他数字化、特战化的兄弟部队。

“面对未来,这支老牌部队能否有一席之地?能否延续发展和生存、赓续红军血脉,进一步擦亮战斗力品牌?”“红一团”所在师师长舒可说,部队上下,危机感很强!

危机,意味着危险与机遇并存。关键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现机遇、创造机遇、把握机遇。

“历次改革,大浪淘沙,最后保存筋骨的大都是战斗力强的部队,光靠一支部队的出身和名号不仅走不远,也无法经受时代的考验。”舒可说,“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打造自己品牌的契机:应急应战的多面手、转型建设的先行者。”

应急应战的多面手——装备较轻,反应灵活,保障容易,可以较快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充实联合行动能力,打造升级版步兵,增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水平。

转型建设的先行者——探索新形势下夜战夜训模式,扩展“夜老虎”的传统优势;积极探索步兵特战化训练,为步兵加载特战功能;实施训练监察常态化,训练考核全员化,有训必有考,人人有成绩,过关再升级;建立训练补偿机制,改变训练低层次循环,提升基层训练实战化水平。

理念指引方向,理念牵引行动。当师长三年来,舒可感受最深的是,部队弹药消耗一年比一年多,野外驻训时间一年比一年长,担负的大项任务一年比一年多,官兵打仗备战的心思更加集中。

细节:实战观念要深入人心,就要从点滴做起

春江水暖鸭先知。发展理念所带来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基层部队日常生活和训练演练的诸多细节之中。

我们在“红一团”看到,上至团长,下至列兵,官兵们的迷彩服、作战靴几乎个个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损,不少官兵作战靴鞋底磨损情况还很严重,迷彩服也被刮破,就连团宣传股杨佳林干事——这个经常拿笔杆子的“秀才”,迷彩服上也留着铁丝刮破的痕迹。

“除了周三、周末穿常服外,其余时间都要穿迷彩服,并且规定周二、周五必须穿作战靴参加高强度训练和战备演练,战术考核必须穿作战靴。”杨佳林说,“穿迷彩服和作战靴的时间比以前更多,训练也更加扎实,衣服和鞋磨损得自然就快。”杨干事告诉我们,近三年来,他已经穿坏了两双作战靴。

南方多雨,我们在“红一团”时,几乎天天阴雨绵绵。然而,在营区内却见不到一个打伞的:不论是上下班,还是露天活动,官兵们个个穿着部队配发的制式雨衣。

“战场上会有人打伞吗?实战观念要深入人心,就要从点滴做起,干部更要做好表率。”“红一团”团长姚智翮告诉我们,前些年每逢下雨,营区里花花绿绿的雨伞到处是,反而把配发的雨衣束之高阁。“只有将实战化理念融入生活点滴,才能实实在在为提高打赢能力而练。”

2016年3月底,一场不打招呼的战备拉练在“红一团”展开。演练中,紧急集合、掩体构筑、野外宿营、战斗勤务、渗透袭扰等多种实战化课目连贯实施、硝烟味甚浓。

这其中,一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米袋子,令人耳目一新。

晚上宿营时,按计划是吃热食,战士们纷纷从背囊里掏出米袋,生火做饭,下士曾焕基的米袋上收紧袋口的布条上甚至还打着结。

“最近米袋用多了,布带断了,我将它结起来。”曾焕基告诉记者,以往战备拉练,米袋只是作为战备物资携带,野炊时并没有动用里面的米。“以前米袋里面的米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都不动。现在每次拉练都要求食用米袋里面的米,米袋不再是应付物资检查的‘摆设’,而是实实在在为了打仗而备。”

传承:红一团为什么这么“红”

翻阅厚厚一册“红一团”团史,80多年来,“铁心跟党走、永远忠于党”始终是流淌在这支部队的血脉灵魂:只要党旗所指,必定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甘于牺牲决胜;只要党的事业所需,必定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甘于奉献一切。

“信念坚定、不畏艰难、英勇不屈、敢打必胜,是根植在每名官兵身上的红色基因。”“红一团”所在师政治委员方明说。

坚持弘扬传统不断线——近年来,“红一团”广泛开展以“学传统历史、读传统书籍、讲传统故事、唱传统歌曲”为主题的系列活动,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每当新兵下连、新干部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参观团史馆,感悟英雄伟业。每逢英雄连队连庆,都会邀请曾在团队战斗和工作过的老首长、老前辈讲历史、话传统;每年都会组织评选“感动红一团先锋人物”和“强军先锋”,让青年官兵在学典型、找差距、定目标中,增进行动自觉。多年来,虽驻地偏僻、条件艰苦,但一代代“红一团”官兵始终默守忠诚,甘把艰苦当财富。

2015年7月,原总政宣传部与中央网信办专门到“红一团”联合举办“网络名人进军营”活动,该团官兵坚持弘扬传统不断线的事迹,赢得了全体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的纷纷赞叹:英雄形象依然鲜活,英雄本色没有褪色。

坚持突出荣誉激发活力——近年来,“红一团”在全团大力推行“功臣进连史”仪式,现场为比武夺魁、立功受奖的个人宣读表彰通令、披红戴红,把功臣姓名庄重写进团史馆、连荣誉室的“功臣榜”,持续激发官兵的荣誉意识。大力开展“大渡河十七勇士新传人”“狼牙山五壮士新传人”等评比竞赛,将训练成绩与评功评奖和提拔使用挂钩,有效激发官兵精武建功的激情和动力。

“近年来,‘红一团’先后涌现出以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军事三项冠军吉勾日且、刘传波等为典型的训练尖子。”方明说,“师里每年组织的基础课目比武,‘红一团’都是全师尖子人数最多的单位。”

坚持融入实践砥砺担当——近年来,“红一团”坚持把弘扬优良传统转化为官兵敢打必胜的信念和能力,结合担负的阅兵、夜训观摩等重大演训任务,激励官兵在做好样子中争当红军传人、争做“四有”军人。每逢训练演习、大项任务,都会组织官兵在英模雕塑前宣誓,激励官兵当先锋、打头阵、唱主角,部队连续三年被原广州军区评为“全面建设先进旅团单位”。

“‘红一团’的‘红’,是根子上的红,是铁心向党的红,是牺牲决胜的红,是信念永驻的红。”方明说,“改革大潮中,尽管老旧部队指的是我们这种纯摩托化部队,但未来作战,我们仍有生存发展空间。我相信,轮到我们传统陆军出场时,‘节目’会同样精彩!”

踏碎关山风火路,吟成横刀马上歌

我的父亲杨得志,自1934年1月至长征结束,始终担任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的团长,率领部队担负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任务。

突破乌江天险

1934年10月17日,杨得志和他“红一团”的战友们从雩都县梓山镇水口村的山峰坝渡口,跨过雩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向西突围,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当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最终突破敌军在湘江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围堵的情况下,选择经广西进入敌军相对薄弱的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决定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

杨得志率“红一团”强行军向西疾进,占剑河,越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28日占领余庆,1935年1月1日占领龙溪镇的回龙场渡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团防守,企图凭借乌江堵截红军,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援。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红一团”前卫营一进到江边,对岸敌人就开了火。杨得志命令军团加强给“红一团”的几门三七小炮对敌人山顶火力点压制射击,同时对敌人的兵力配备情况进行火力侦察。几炮过后,山顶的敌人就躲到山背后去了。

杨得志立即派出部队分别到沿江附近的村庄收购船只、木料,准备渡江。但敌人早对南岸的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红军连一块木板都找不到,用船渡江显然不可能了;架桥没有材料,且水流太急,敌人又居高临下,也不行;凫水更不行,湍急汹涌的波涛毫不费力就可以把人吞没。站在风夹雨雪的江滩上,杨得志对过河做了多种设想又一个个被自己否定。

对岸的敌人看红军炮击后没有动静,又回到原阵地向岸边射击。杨得志拿起望远镜观察对岸山顶的敌情,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根粗竹,随着波浪冲击起伏。杨得志不由自主地喊出:“扎竹排!”很快找来许多粗细、长短、干湿不同的竹子,用麻绳、草绳、竹皮,甚至绑腿都用上,捆扎好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战士们纷纷要求首先渡江,最后从前卫营挑选了8名水性好的同志,确定傍晚开始试渡。

竹竿和木棍代替船桨,竹排缓缓离开浅滩划向对岸。全团同志紧盯着竹排,10米,15米……竹排艰难地冲过一个个险浪,一会儿被浪托出江面,一会儿又好像被江水吞没,一会儿又像是被礁石卡住不动了……真难啊!大约过了几分钟,杨得志团长听到有人“哎呀”大叫了一声,急忙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竹排在江心斜立起来,汹涌的江水霎时间把竹排推翻,迅速冲向下游。8位勇士成了8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完全埋进了漩涡,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岸上的喧嚷声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水的吼叫代替了同志们对战友的呼唤。

“再扎竹排!”杨得志大声吼道。他清楚地知道,除了扎竹排,没有第二种指望!战士们也没有被刚才的情景吓倒,立即动手捆扎新的竹排。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在下游一侧水流较缓的地方再次出发,不同的是竹排扎成双层底板,面上也增加了几个扶手。

天全黑了,竹排离开浅滩,渐渐地竹片打击水面的声音也消失了,只有呼号的寒风从耳边掠过。杨得志心里十分焦急,如果竹排再出了问题,天一亮,一切暴露在敌人火力下,那……

“乓!乓!”对岸传来两声枪响。是敌人的冷枪,还是我们的信号?杨得志深深地吸了口气。“乓!乓!”又是两枪,“是从山下传来的!”政委黎林惊叫起来。杨得志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大手一挥,“开船!”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立即离岸,我们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也一齐开火,掩护竹排破浪启程。

不多久,对面山顶红光闪闪,不时响起手榴弹在敌堡中的爆炸声,说明我们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杨得志对政委说:“我们坐排子过去!”他们到达对岸,立即指挥后续部队扩大登陆场,夺占了敌人全部阵地。1935年1月1日的夜晚,“红一团”率先突破了天险乌江,确保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1935年1月7日红军迅速夺占了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终止了“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强渡大渡河

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入滇一系列行动,把围堵红军的敌军拖得疲惫不堪,始终弄不清红军到底要向哪去。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2万多人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到四川西南部的会理地区。国民党军追兵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隔江休整了几日。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抢渡大渡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中革军委部署,15日杨得志奉命率“红一团”沿会理向西昌方向急进,16日在半站营、八斗冲一带击溃国民党川康边防军1个旅的拦阻并乘胜追击,17日占领德昌。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主力经过彝族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另以一个团沿西昌到雅安的大道前进,迷惑牵制敌人。此时,蒋介石认为消灭红军的难得机会来了,因为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4万余众走的就是这条路,渡河未成,全军覆没在大渡河畔。蒋介石一面命川军3个旅在泸定至富林之间布防堵截,一面命薛岳率国民党军加紧追击中央红军。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水面约300米但水流湍急。又一道天险横在红军面前,如果不能突破大渡河敌军防线,整个中国革命的命运将无法预计。杨得志率“红一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雨经过一天一夜140多里的急行军,5月24日夜赶到大渡河南岸离安顺场十几里的一个山坡上。

安顺场是个近百户人家的小镇。敌人为防我军渡河,经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并把当地所有船只都抢走、毁坏,只留一条船供他们自己过往使用。军委总部命令,要求“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抢渡”改为强渡。杨得志团长与黎林政委分工,政委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牵制敌人;杨得志带领一营夺取安顺场。

天漆黑,雨下个不停,部队踏着泥泞小路疾进。接近安顺场时,杨得志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安顺场的敌人做梦都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根本没有戒备,不到30分钟两个连全部被红军打垮。

部队突进时,杨得志来到路旁一间茅屋向老乡了解船的情况,突然听到屋外警卫员喊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原来是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枪声跑来问情况,正好送上门来。杨得志让警卫员把俘虏交给一营,尽快弄船来。这只船,成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唯一的渡河工具。

有了船,还要有船工。一营立即派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1个、2个、3个……等找来十几位船工,天已经大亮了。杨得志举起望远镜清楚看到,对岸离渡口不远处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渡口附近有敌人几个碉堡,旁边都是岩石。他估计敌人隐藏在小村里,待红军渡河人员接近渡口时就以反冲锋迫红军下水。杨得志随即命令炮兵连(军团配属给“红一团”的)3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占领射击阵地,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尽量靠前配置。

火力部署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如何渡河。一只船容不下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奋勇队。一营的战士都争着要参加第一船强渡,一营长孙继先从二连选出16名干部战士,这时,刚参军不到4个月的贵州籍战士陈万清哭着要参加奋勇队。孙营长激动地看着杨团长,杨团长觉得这种精神对全团也是个鼓舞,点头示意。陈万清破涕为笑,飞跑到16个人的队列里。一支17人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他们是:二连连长兼奋勇队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连部通讯员陈万清。奋勇队员们每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枚手榴弹和其他必要的作业工具。

当地这种船一次只能承载17人,除必须上8名船工外,载员最多9人。杨得志决定分两次输送,第一批熊尚林带领,第二批孙继先带领。“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5月25日早上7点,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岸。

担任掩护任务的炮火、机枪一起开火。神炮手赵章成精确瞄准对岸的工事,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中。

船工一篙一篙拼命撑船,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奋进。四周飞溅着子弹打起的浪花。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船边,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下来。对面山上敌人集中火力对船射击,企图阻止渡船前进。一梭子弹突然扫到了船上,杨团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一位战士急忙捂住了手臂,同时渡船飞快向下游滑去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只见几位船工跳下船,在难以停留的急流中拼命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篙撑住,他们密切协作,渡船终于脱离险境。

渡船靠对岸越来越近,渐渐只有五六米时,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站起来准备跳上岸去。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给我轰!”杨得志大声命令。“轰!轰!”又是一阵炮火射击。在我军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渡船靠上了对岸,勇士们迅速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占领了渡口工事。

渡船返回我岸,孙继先营长率领奋勇队的另外8名战士立即开船。第二船的勇士和第一船的战友们会合后,敌人仍在拼命挣扎,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扑。我们的支援火力集中射向敌群,勇士们锋利的大刀在敌群中左砍右劈,号称“双枪将”的川军向大渡河下游逃窜。

杨得志和“红一团”没有辜负中革军委及全体红军战友们的期望,在大渡河绝地把死路变成活路,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一条通路,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继先和奋勇队共18名勇士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无一人牺牲,中革军委为他们每人颁发了一枚“红星”奖章(中革军委自1933年起在红军中颁发的第一枚奖章,也是我军奖章制度建立的起点)。但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残酷斗争后,1955年只有孙继先参加了授军衔,其他17位勇士均下落不明。

闯出人间炼狱

如果说,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17日离开中央苏区后,一直在与国民党军一场接一场地进行殊死拼杀的话,那么大渡河战役后,威胁红军生存更直接的因素,便是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在长征中所遭遇的难以想象的困难,是父亲对我们进行传统教育时必讲的重要内容。

1935年6月3日,中央红军迅速脱离大渡河谷继续北上。薛岳所率的国民党军队同样被大渡河天险所拦,只能看着红军的背影哀叹。6月8日,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跷碛地区。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们,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大雪山,困难和威胁是可以想见的。

上级要求所有人员准备白酒、辣椒等发热和抗寒的食品,还要每人备一根拐棍。靠近大雪山村庄很少,即便有几个小村庄也只是三五户人家,且都非常贫穷。虽然老乡家有酒,红军也有钱,但在那里,酒是老乡从几十里外买来的生活必需品,买了他们的酒就等于“与民争食”。尽管红军不少同志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甚至还有人穿着不过膝盖的短裤,冻得周身发抖,但要开口买酒仍难以启齿。父亲在讲到这里时说:“我们翻过雪山便可以脱离这高寒地区,而乡亲们要久居此地,不忍心啊。还是多买些当地可以生长的辣椒吧。”

上山下山70里左右的路程,必须在五六个小时内走完。团领导分工:政委带着伤员、病号走在前面防止掉队,团长走中间指挥部队,参谋长带担架走后面收容。开始行进时还有路,走出一个多小时就没路了,雪地更滑,气压更低。有的在冰路面上滑倒想站起来都很困难,有的因缺氧嘴里吐着白沫。后来父亲对我们讲,“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腿肚子里像灌了铅,沉得怎么也抬不起来,胸口上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

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各自为战的英雄部队会合在一起,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中革军委发现,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及周围的川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风俗均不通,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订的计划,继续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从毛尔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公里纵深的茫茫草地,气候恶劣,迷雾、风雨、骄阳、飞雪变化无常;无路无人烟;草丛下沟潭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面”一不小心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不少同志献出了生命。

我好奇地问父亲:“你们粮食吃完了怎么办?”父亲回答:“吃皮带,吃皮鞋,吃皮包,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以维持体力。如果下雨就赶紧接点雨水喝,没有雨水就接马尿喝,水泡子里的水有毒不能喝,但是马有个本领,天生就会辨别食草,所以马尿是无毒的。尽管如此,也不是人人能喝上马尿,因为活下来的马太少了。”

就在部队快要走出草地时,一天早上,团参谋长向杨得志报告,一营一个班的同志背靠背坐在草地上牺牲了!他们一个个像睡熟了一样,停止了呼吸。父亲后来对我们讲,当时并没有这种知识,实际上是因为沤烂的草会散发沼气,那天夜里气压低,空气不流动,造成呼吸中毒。

杨得志让同志们把牺牲的战友就地掩埋。红军帽和战士们采的野花端放在坟前,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单位刻在拐棍上。行进的队伍经过烈士墓,有人低声抽泣,更多的人两眼凝视着拐棍上的名字,无声无息,更增添了庄严和肃穆。一位老炊事员终于开口了:“同志们呐,好好休息吧。我们谁也忘不了你们。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你们!”

红军翻越了雪山!红军战胜了草地!从今以后,再也不能说雪山草地是无人经过的绝地了!那里不仅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脚印,也留下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1988年初,刚刚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岗位的父亲,回到1928年他参加红军时的湖南郴州,出席纪念湘南起义六十周年活动。忆起当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的25位工友,不到一年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后来又有多少不知姓名的战友牺牲在他的眼前……他激动地写下这样一首诗:

六十沧桑从何说?感慨郴州举镖梭。

纤尘幸留小痕印,滴水远去大江河。

踏碎关山风火路,吟成横刀马上歌。

若问来路英雄人,无名更比有名多!

(作者为杨得志将军之子杨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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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团”经典之战:击毙“名将之花”,血战狼牙山

“红一团”诞生于1927年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1927年9月27日“三湾改编”时列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合后红一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1团,后经多次转隶整编,于1933年8月1日,在江西省永丰藤田改编为红一方面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一营。1937年12月恢复团的建制,编为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一团。1944年2月西返延安,担负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重任,1944年3月编为陕甘宁边区教导二旅一团。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挺进东北,于1948年1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142师424团。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次转隶移防,1985年10月,改为陆军第42集团军某步兵团。

在89年的辉煌历史中,“红一团”先后出色完成了“强渡大渡河”、黄土岭歼灭战、血战狼牙山、鏖战密云城等战役战斗,成为军史上的不朽经典。

1935年5月25日,“红一团”二连17名勇士,在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的指挥下,利用仅有的一条小木船,在仅有几十挺轻重机枪和3门迫击炮的掩护下强渡大渡河,抢占了大渡河北岸渡口,为后续部队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7名勇士均获中革军委授予的“红星奖章”,二连被誉为“大渡河连”。

此后,二连将“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的大渡河精神作为连队精神,先后参加了激战黄土岭、攻打锦州以及同登、谅山歼灭战等著名战役战斗,相继荣获“大渡河连”“大龙华歼灭战英雄连”“光荣尖刀连”“突击英雄连”“全面建设模范连”等荣誉称号。2005年来,二连连续10年被师以上评为“先进连队”和“标兵连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3次。

1939年10月,日军调集2万余人,对晋察冀地区晋察冀边区重重包围,实施冬季大扫荡,被日寇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精锐师团”企图寻歼我一分区主力。“红一团”和兄弟部队一道,进行黄土岭歼灭战。11月7日,“红一团”奉命在黄土岭伏击敌人,炮手李二喜准确命中敌指挥所,成功实施“斩首行动”,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这一重大胜利,振奋军心、激发斗志,彻底粉碎了日寇妄图消灭我抗日根据地的企图。炮手李二喜所在连队被誉为“黄土岭功臣炮连”。

1941年9月25日,日军两千余人围攻河北易县狼牙山。“红一团”七连六班马宝玉、葛振林、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5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坚守狼牙山棋盘陀,与敌激战5小时,将敌人一步步引向悬崖绝路,子弹打光后,视死如归,宁死不屈,毅然决然砸枪跳崖。“狼牙山五壮士”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战后七连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1959年5月,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从此,七连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当作连魂,1999年被原广州军区授予“全面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自1994年以来,连队已连续22年被集团军以上评为“标兵连队”。

1948年12月3日,“红一团”担任夺取密云城主攻任务,经过轮番激战,五连攻入城内后,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在全连战剩38人的情况下,个个志豪胆壮,把把刺刀见红。此役,“红一团”共歼敌500余人。密云城战斗是第四野战军向关里进军的第一仗,为我军挺进华北、包围北平扫清了道路。战后,“红一团”三连被师授予“英勇顽强连”称号,五连被师授予“密云尖刀连”称号,九连获师“勇猛机智”奖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