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工具书的产生与发展史略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的工具书编纂活动也起源很早，周秦时就已有了。其后，各类字典、词典、类书、韵书等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古工具书的编纂受各种因素的支配，如思想文化大一统的需要，教育传播的需要，经学普及的需要，科举考试的需要等等，但是这些工具书的编纂无不是中华文化辉煌发达的表现。而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往往又是那个时代盛世修典的表现。政治的统一强大与大规模典籍的整理、修纂相伴随，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性标志。

一、古代工具书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夏代就由文字而产生了文献，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语言文字、文化典籍和科学知识的日益丰富，文献典籍浩如烟海，人们要从浩瀚的书海中及时查找所需要的资料的难度越来越大，于是一种将找出的资料线索以特定的编排形式和检索方法编制成图书——工具书应运而生。工具书就像文献宝库中的瑰宝，熠熠生辉。

我国工具书的起源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据历史文献记载，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代已有了典籍，《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之而泣之”。《尚书·多士》记录：“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周代的《山海图》以及后来考古发现的《九鼎图纹》以及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都可以认为是原始的图录；周宣王太史编《史籀篇》是字书的初始；周代的“牒记”及《周谱》的“旁行斜上法”和“古六历”可视为表谱渊源；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得观百二十国宝书：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及古今之变（郑樵《通志总序》）。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工具书”编纂活动，他所编纂的《尚书》目录、《诗经》目录及其序录，被认为是目录的滥觞之作。自春秋开始我国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势，著述十分的丰富，产生了大量的书籍，这为工具书的产生奠定了极好的准备基础。

周代、先秦时期——工具书的萌芽期。我国最早的工具书是周秦时代的历书和字书。这个时期的工具书呈萌芽阶段。历书有《殷历》、《额项历》；字书有《史摘篇》、《苍领篇》等。但这类书都早已失传。

秦朝统一全国后，虽然经济发展、国力强大，但统治时间太短，文化发展刚刚开始就结束了。这一时期，人们对识古字、古音不太认识，人们开始了对经书进行注释，把这些注释集中在一起，出现了类似《尔雅》的释义方式，逐渐发展为专门的解释词义的工具书，这可以说是《尔雅》的雏形。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是工具书产生的萌芽时期。

汉代——工具书的奠基时期。汉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工具书正式产生并奠定基础的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时，创立了用表格形式、按时代或年月编次的十表。“十表”虽不独立成轶，实是表谱滥觞。除此以外，字典、词典、书目、政书、年表、地图、历法等多种类型的工具书也相继产生。西汉经济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在《别录》、《七略》中所体现的撰写叙录、总序、大序、小序的方法和编辑综合性分类解题目录的实践，奠定了我国古代书目编纂的基础。他们所倡导的40书目编制原则、体例和方法，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秦汉时的经学家及杨雄、许慎先后编纂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开创了训诂书和字书的先河。《尔雅》是词典的先河，它就是解释先秦词话古文汇编，从解释“五经”而发展形成的，可视为我国第一部语义分类词典。它“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擒翰者之华苑”，“可以博物不惑，多记于鸟禽草木之名”。（郭璞《尔雅·序》）。杨雄的《方言》是第一部专门解释方言的词典；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字典的先河，首创了用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它其实也是一部讲解文字形、音、义的字典，对后世影响极大。后班固在我国第一部全国性分类解题目录——《七略》的基础的编制成了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地图一类的工具书在汉代由于战争的需要，尤其是军事地图已经广泛使用，可惜存世的很少。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绘在帛上的“驻军图”、“地形图”、“城邑图”是我国西汉文帝初20年（前168年）以前的作品，是古地图的实存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图。汉代的这些工具书为后来工具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工具书初步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几百年间，社会动荡不安，诸侯争霸称雄，三国鼎立，南北对峙，战事十分频繁，国家也长期分裂，人民大众饱受战乱影响，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仍在缓慢地发展。这个时期由于各民族交往频繁，促进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封建士族制度形成，民族之间的交往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内涵，中外文化交流，思想领域异常活跃，道教官方化，玄学一度盛行，儒道释三教合流，推动了文学、音韵学、谱牒学的极大发展，再加上纸的应用日益广泛，图书数量大增，书目有较快发展，除《玉篇》、《小尔雅》、《释名》和《广推》等是在汉代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字书外，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四部图书分类目录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和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最早的佛经目录即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及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即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类书、韵书开始出现，魏文帝（曹丕）下令组织编纂《皇览》，由魏王象、刘劭等编纂的《皇览》成为我国汇录群书，比类相从的第一部类书，被认为是中国类书之祖。南北朝时期以梁徐勉等所撰的《华林遍略》和北齐祖王廷等所撰的《修文殿御览》为著名。专科类书有我国最早的类书（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现存最古的类书——《梁武帝物志》及对后世影响较大，在北魏末或东魏初（相当于公元6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中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业专科辞典——《齐民要术》。韵书在三国时期也已出现，曹魏时代李登编的《声类》和晋代吕静编的《韵集》是中国最早的韵书，《声类》首创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韵书数隋而陆法言的《切韵》。诗文集也有了发展，晋杜预和挚虞分别选辑有《善文》和《文章流别集》，梁萧统编的《文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陈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是《诗经》、《楚辞》以后的诗歌总集。此外，西晋的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和《方丈图》开创了中国历史地图的先河，他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了绘制地图的注项原则，即“制图六体”，他可谓是制图学的一位奠基者，自此至明末一直为历代制图者所遵循，在世界制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北齐信都芳的《器准图》是我国第一部科技图谱。梁萧绎的《古今同姓名录》是第一部人名辞典和人名录，也是我国最古老的人名词典。而晋杜预的《春秋长历》则是我国历表的开山之作。《玉篇》是中国现存的一部楷书字典，《广雅》则中国第一部值得重视的《尔雅》式词典。《古今字诂》、《字林》和《古今文字》则是42祖述《说文》而兼收篆隶的字书。周代的记载帝王年代的“牒记”是我国最早的年表，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历史年表。

唐宋时期——工具书的繁荣时期。在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行，印刷术的发明，文学、史学的发达和宗教文化的空前盛行，各类型工具书都得到较大发展和完善，大大促进了书目、类书、政书、韵书、字书、表谱、图录等各类工具书的繁荣和发展。在唐代初期就出现了诸如武太后的《字海》100卷，《韵海镜源》360卷等大部头的字书。唐宋时期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发展极为迅速，书目编制贡献十分突出，出现了李延寿的《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史志目录的四部法创史之作；特别是唐魏征等撰《隋书》中的《经籍志》是我国第二部史志目录，为后世一千多年所沿用。还出现了《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崇文总目》等著名官修书目。宋朝王尧臣等人的《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等知名私人藏书目录，这些书目在我国目录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宋时期类书、政书方面也有较大发展。类书如唐朝虞世南的《兆堂书钞》和《白氏六帖》、欧阳询等的《艺文类聚》、徐坚等的《初学记》和宋朝李昉、扈蒙等的《太平御览》、王钦若、杨亿等的《册府元龟》、王应麟的《玉海》、陈景沂的《全芳备祖》以及《太平广记》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类书。《艺文类聚》文事兼备、先事后文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完备的政书，即杜估的《通典》。宋代学人郑樵所著的《通志》是政书的又一部杰出之作。此外还有专记一代典章制度的“会要”也有了较在发展，如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及官修《唐六典》也都有各自的突出贡献。韵书和字书此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孙面的《唐韵》，宋代陈彭年的《广韵》、丁度等重编的《集韵》，使韵书体例渐趋完善。字书中出现了唐代陈德明的《经典释文》，对经书文字进行了注释分解，是一部知名的古书文字训话的总汇。释玄应和慧林的《一切经音义》都是专门的字书。唐代封演的《古今年号录》、宋代晁公迈的《历代纪年》、吕祖谦的《大事记》、王应麟的《历代年号》、刘羲叟的《长历》是表谱的代表作。地图在唐宋时期也有发展，如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是裴秀之后划时代的作品，宋代沈括的《天下郡县图》等，是历史上著名的图录著作，对后代影响比较大。

辽、金、元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祸乱，加上统治集团崇尚武功，对文化事业无暇管治，更谈不上发展，工具书编纂很少。但在韵书编纂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金代王文郁编的《平水新刊礼部韵略》，归并《广韵》206韵为160韵，成为后代用韵的标准。160韵还被广泛地运用于编制其他工具书、如类书索引（韵编）等。元代阴时夫父子所编的《韵府群玉》在韵书中较为著名、其他如元代周德清编辑的《中原音韵》、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唐宋政书的基础上有了发展。朱思本的《舆地图》在我国地图学史上是一部重要著作。元代还出现了类似于手册的工具书——《居家必备》、《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中国工具书的进化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中央集权加剧，文化思想统治加强，西方科学开始传入，这一时期无论从工具书种类、规模、内容和编纂上看，还是从工具书的发行数量、影响范围来看，都使工具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种类多、部头大、体例新颖，是古代工具书集大成的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类书谢缙、姚广孝的《永乐大典》和现存最大类书陈梦雷、蒋廷44锡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后来的《佩文韵府》、《格致镜原》、《广博物志》等都是集大成的专门类书之作。在政书方面，在《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这“三通”的基础上续成“九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等。在书目方面出现了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备的官修书目永瑢、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时期国家藏书目录、私家藏书目录、史志目录、善本目录、专科目录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字典在明梅膺祚《字汇》、明末张自烈《正字通》的基础上，出现了清代张玉书、陈延敬等编纂的《康熙字典》。《康熙字典》至今还在广泛使用，也是个人藏书者普遍收藏的工具书，遇有生僻字马上想到查查《康熙字典》。清代是研究《说文》的“黄金时代”，出现了段玉裁的《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释例》30卷，王筠的《说文释例》20卷和《说文句读》30卷，桂馥的《说文义证》50卷，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18卷等有影响的著作。义类词典进车步发展，收录范围扩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专科辞典的编纂也非常兴旺，明时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清李兆洛的《历史地理志韵编今释》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明代张士佩的《洪武正韵玉键》、傅山的《两汉书姓名韵》是我国较早的索引作品，各级各类图书馆普遍都有收藏。清代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历代纪元汇考》、齐召南的《历代帝王年表》，李兆洛的《历代纪元编》，汪曰桢的《历代长术辑要》等都是史表的杰出作品，至今还作为参考资料汇集，经常为读者所使用。此时还出现了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都著称于世，并成为中国近代地图的主要依据。另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历代赋汇》及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等成为了诗文集的总结性作品。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为少数民族编纂的工具书，如明代的《高昌馆杂字》、清代拉锡、丹金等人编的《满蒙文鉴》和作者不详的《五体清文鉴》等。

总之，古代许多工具书编纂者提出的有关工具书编纂的理论见解，反映了古代工具书研究的伟大成就，并为现代工具书研究编纂打下坚实基础。

二、近现当代工具书的繁荣与昌盛

工具书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编纂和利用不断进行研究探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封建时代的工具书，对古代典籍集中整理和诠释，而对当代新事物记述很少，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篇章，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文化的引入，给中国科学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提倡的科学和民主思想，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工具书的内容、类型和编排方式都产生了新的改变。

1．近现代工具书发展

近现代工具书的编纂是中国工具书发展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近代阶段；二是从1919年到1949新中国成立前，为现代阶段。

在近代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时期突出了语文工具书编纂的革新和发展，《中华大字典》突破了《康熙字典》的框架而编纂成书，它增收的多字大部分是科学用字和近代方言，它的使用性更强。还编纂出版了《辞源》这类收录了大量新名词术语、科技用语的极具现代意义的大型百科辞书，满足了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需求，是至今千家46万户案头必备的大型工具书。同时也编纂出版了一些其他词典，如《新字典》、《实用大字典》等。由于西方科学文化向中国传入，外汉辞典编纂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一批反映西方科学技术内容的外汉辞典，诸如《汽机中西名目表》、《袖珍英华成语辞典》、《德华字典》等双语专业辞典，还编纂出版了诸如杜亚泉等的《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等新的专科辞典。反映新情况、新材料的年鉴、名录、手册一类的工具书也纷纷问世，如1864年连续出版了《海关中外贸易年刊》、1909年奉天学务公所图书科出版了《新译世界统计年鉴》、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了《世界年鉴》等。还出现了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等。

在现代阶段，从1919年到1949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综合性辞典和专科性辞典有了新的进展，出现了首次收录词语兼百科词条的综合性辞典《辞海》，还出现了《佛学大辞典》、谢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臧励和等人编纂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地质矿物学大辞典》、《中国文艺辞典》彭作桢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郑贞文的《自然科学辞典》，郑竞毅、彭时的《法律大辞书》，谭正壁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专科性辞典。双语专业辞典大量出现，如《新中俄大字典》、《现代中文世界语辞典》、《俄华大字典》、《综合中华日华大辞典》、《俄华新字典》、黄士复等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英汉大词典》等。这一时期书目、索引、年鉴等的编纂出版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如梁启超的《全国出版物总目录》、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朱仕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杨家骆的《民国以来出版新书总目提要》等，索引有叶绍钧的《十三经索引》、邓元鼎、王默君编的《宋元学案人名索引》、《十通索引》等。年鉴有阮湘主编的《中国年鉴》、刘思和主编的《世界年鉴》等等。同时，也加强了词典理论研究，逐渐产生了较为系统的词典学理论，工具书编纂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走向了独立发展的现代科学道路。

综观近现代时期工具书的发展，由于西方科学文化的东渐，人们对国外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有了解，对国外科学文化的学习需要，促进了各种外汉双语字典、词典的编纂出版，工具书的编纂呈现出了新的景象，开辟了新的领域，工具书的品种数量等都大大增加，工具书的编纂从传统训诂到现代科学解释，形成中国工具书发展原转折，使工具书的编纂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当代工具书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对词典学的研究明显进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相关的理论系统，为工具书理论建立打下基础。

近现代，以“工具书”为名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著作或教材开始出现，其中有汪辟疆的《工具书的类别及其解题》、邓衍林的《中文参考书举要》、邓嗣禹的《中文参考书目解题》、何多源的《中文参考书指南》。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200多种工具书教材和专著。比较著名的有朱天俊等的先后有《中文工具书》、《文史工具书手册》，南京大学图书馆编的《文史哲工具书简介》，王明根等编的《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朱一清编的《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法》，吴小如、吴同宾合编的《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张旭光编著的《文史工具书评价》，戚志芬编著的《参考工作与参考工具书》，倪波主编的《科技工具书及其检索简介》，林申清、胡卓澄合著的《中外工具书使用指南》，王秀兰编著的《英文工具书》，陈炳迢著的《辞书概要》、《辞书编纂学概论》等。还有如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钱剑夫的《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赵振锋的《古代辞书史话》、赵诚的《中国古代的韵书》、胡道静的《中国古代的类书》、金常政的《百科全书编纂概论》、程磊的《年鉴学》、潘树广的《古籍索引概论》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工具书专著。

2．当代工具书的繁荣昌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工具书的需求越来越大。工具书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工具书编纂欣欣向荣，方兴未艾。工具书不仅在数量上增大，而且在质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内容不断更新，编排方式和编纂方法实现了全新的变革。

建国后的60多年来，工具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1）1950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版各类工具书近8000种。工具书编纂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与民众的迫切需要，一大批小型语文类工具书、翻译的字书、专科性工具书相继出版。如新华辞书社1950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的杨树达著的《词诠》，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的张其、蔡文萦编的《简明英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的陈涛主编的《日汉词典》等，在专科性词典方面如《图书馆学辞典》（卢震京编，商务印书馆，1958）、《应用化学辞典》（朱积宣，商务印书馆，1954）、《科学技术辞典》（商务印书馆编印，1959）等。

（2）1967年至1976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文革”开始，十年浩劫，由于极左思潮干扰，使工具书的发展遭到空前摧残，好多种正在编纂的工具书都被迫下马，这十年期间，工具书的出版是历史最低，总共才出了100种。直到197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批准了我国第一个工具书编印的长期规划，工具书的编纂才开始复苏。

（3）1977年至1999年为第三阶段。1976年“文革”结束后，工具书发展开始了转机，从1977年开始，工具书出版量逐年大幅上升，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具书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就有100多部，专科性词典的门类更加齐全，外国工具书译本数量日益增多，规模不断从小到大，小型工具书百花齐放，少数民族工具书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工具书队伍也不断壮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工具书理论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工具书理论刊物《辞书研究》于1979年创刊，大量的工具书学专著陆续出版，一些工具书研究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健全。新中国成立后，文献检索教材大量涌现，形成工具书学研究的一大亮点。文科高校开设中文工具书课程，图书馆学专业的设置也促使有关教材更加丰富和完备，到目前为止文献检索教材多达400多种。其中社科文献检索教材有刘裕昆编写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怎样查社会科学图书资料》（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贺修铭等编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来新夏等编著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赵国章主编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武汉大学图书馆等编的《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等。科技文献检索教材主要有陈光祚编著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赖茂生、徐克敏合编的《科技文献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振东等编的《科技文献检索方法——信息的钥匙》（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出版），董若暻编著的《科技文献检索》（冶金工业出版社1986年出版），杜桑海主编的《科技情报检索基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等。

（4）2000年至今为第四阶段。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信息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逐渐深入到现代社会人们生活中，信息爆炸性增长，它所带来的重大变革严重影响到图书出版行业，加之用户的E -Science的教科研环境和科研需求，电子50版工具书和网络版工具书大量发展。目前，网络版工具书发展势头迅猛，且逐渐趋于规范成熟，典型的例证是国内外涌现出来的受到普遍欢迎的各种综合性或专业性数据库。百科全书等参考工具书的网络化发展速度虽说稍慢一些，但也很令人吃惊，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络版在其免费供应使用的第一周内，查阅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次，这在使用传统纸质工具书的年代里是不可想象的。与传统百科全书开发在线版相比更具革命意义的是维基百科的诞生与发展。维基百科的意义或许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网上百科全书，而是已经成为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新的工具书的时代。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使工具书的发展具有全新的视角和发展方向，总之，在现代网络环境下，工具书应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发展：一是检索更加智能化、人性化。二是加强权威性，强化网络工具书的权威性是其发展方向，这一点对于非搜索引擎类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网络工具书尤为重要，因为网络工具书应通过值得信赖的内容和服务来吸引和保持网络用户的访问。三是完善电子阅读器，发展无线上网技术，完善电子阅读器的网络功能，使网络工具书也可以随身携带，同时注意提高电子阅读器的分辨率，使读者阅读更加舒适，以便在最大限度上方便网络版工具书的使用。四是加强著作权保护工作，传统纸质工具书维权的环境近年来有所改善，但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行为屡屡发生，且更难界定，因此必须加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这也是加强网络工具书权威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