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成为生活的勇士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很多
看似微不足道的
小人物们的故事
我尝试感受别人的人生，
提醒自己要保持同理心。”
了不起的少年
很多人在和年轻人争论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以此证明自己更有判断力，似乎年轻人一个个不是性格冲动，就是容易受人利用。这样的逻辑其实说不通。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成年人，是否真的就比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生活在开放环境中的年轻人更见多识广，更有判断能力呢？大家心中自有公论。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判断和思考能力并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其教育程度、视野和见识。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一对母女：妈妈梅丽莎（Melissa）是美国的退休记者，女儿玛雅（Maya）是她收养的中国弃儿。去年暑假，妈妈带着女儿和另一位同样被收养到美国的被遗弃女孩，来到她们的出生地常州，和一位当地的同龄女孩度过一个暑假。
我一直很好奇，这段经历会让她们有怎样的感想。收到梅丽莎的邮件，附上了玛雅写的大学入学申请论文，讲述的正是她在常州三个礼拜的经历感受。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玛雅讲述了自己对这片似曾相识的土地的感觉，也讲述了她观察到的自己和当地同龄女孩之间的区别。她特别提到一点：对“学习”还有“好学生”的理解。反正在中国，她无论如何不会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因为她花太少的时间在学业上，原因在于对方无法理解课外活动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
玛雅最终被卫斯理学院（Wellesley）录取。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校，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始于宋氏姐妹。不过梅丽莎告诉我，玛雅做了个决定：推迟一年入学，用这段时间去做志愿者，帮助城市中的边缘少年。
梅丽莎并没有阻拦女儿的意愿，在她看来，这反而是个很好的机会，能让女儿接触到真实的世界，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完美的地方。在我看来，玛雅是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虽然只有17岁，但已经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在人生中做些什么了。这个决定并不是出于冲动，相反是经过了清晰的思考而做出的。她知道如果现在不去做，未来上了大学、开始工作，也许就不会果断地做这样的决定了。
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叫马拉拉的17岁巴基斯坦少女。其实她所做的事情，从她11岁就开始了：写博客，在网络上呼吁给女孩子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结果在15岁时，她遭到塔利班枪击，子弹穿过了她的脑部。
康复之后，马拉拉并没有因为这次遭遇而沉默，而是继续她的目标：“要让所有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
遭到枪击前，她已经不断受到死亡的威胁，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写作。
看了马拉拉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谈到她对社交网络的看法。她说为了专注学业，所以没有注册任何社交网站，也没有手机，只会通过Skype和朋友聊天。她觉得，在社交网络上传自拍照吸引别人注意，很没有意义；社交网络应该用来让人们关注更值得关注的事，比如阿富汗、印度等地的女孩权利等。
这样的口吻，一点也不像个17岁的少女所言。只是，17岁的少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世界这么大，就好像成年人，同样的年龄，知识、个性都会千差万别，年轻的他们不也一样吗？
如果一个少年在学业上取得超越同龄人的成果，提前迈入成年人的世界，听到的一般是“天才”的惊呼，被夸奖智商超群、出类拔萃。但如果一个少年对世界的认知、对社会事务的判断超出了成年人，为何却经常招致成年人的批评，甚至被认为一定是被其他成年人所利用呢？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成年人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家人。比如，梅丽莎本身就是一个致力于女性权利的记者，最认同希拉里所说的“女权就是人权”的说法。因此她对女儿被希拉里就读过的学校录取，自然是再开心不过了，而母亲所做的一切自然对女儿有所影响，也让她更加独立。
如果马拉拉的父母也像很多其他父母那样，剥夺了女儿接受教育的权利，马拉拉就感受不到教育带给人的改变；如果在接到各种威胁后，父母不再支持女儿继续发声，那马拉拉也坚持不了那么久；如果在遭到塔利班枪击之后，这个世界没有给予马拉拉如此多的帮助和支持，马拉拉也不会走到今天。
所以，当一个个了不起的年轻人出现的时候，成年人是不是应该更有责任去爱护和支持他们呢？
用愤怒，还是用爱？
2014年8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一个叫做迈克·布朗的黑人男孩的死亡，让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当我和同事从芝加哥开车赶到弗格森镇时，已经是晚上十点。打电话给在示威现场采访的同事，他说：“很好找，看到警察路障就到了。”
路障很简单：两辆警车。他们截停经过的车辆，只有住在封锁区内的居民可以进入。对于我们这样的媒体，警察则很友善地指点，应该把车停在哪里。
封锁区也就几个路口，一百多名示威者拿着标语，在区内来回走动。每当他们走到CNN设在路边的直播区时，就会在正在做直播的记者背后停下来，喊声也会变大一些。说老实话，当我做直播连线时，也希望他们的队伍正好经过，好烘托一下现场气氛。
这天，密苏里州国民卫队已经撤离。骚乱持续了12天之后，已经有连续两个平静的夜晚了。
另有几个黑人年轻人在街边走过，其中一男子突然激动地大喊，其他几个愣了一下，最终决定朝与他相反的方向走去。人行道上戒备的警察被叫声惊动，有几个向马路方向走了几步，看到只剩下他一个人，也就没有进一步行动。
同事讲述前几天的警民冲突：“真的就是一瞬间，原本还很平和的游行，突然有人开始向警察扔燃烧弹，然后警察开始还击。我们马上躲到我们的车后面。有人向我大叫‘Help’，是个黑人。再看才发现，有个持枪的警察在追他。可是，我怎样帮他呢？”
回想当时的情景，年轻的同事既兴奋又有些心有余悸。对他来说，经历如此场面毕竟是人生头一遭。
而我在1999年西雅图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已经经历过美国警察的清场、国民卫队的出动，当然少不了胡椒喷雾和橡胶子弹。不过那时的警察装备和这次出现在镜头前的很不一样：没有装甲车，也没有军用装备。
警方使用的军事化装备，让弗格森镇成为全球焦点。骚乱刚开始没几天，我正好在宾州度假，好几个美国朋友摇头感叹：“警察太过分了。”他们觉得过分的，还有向黑人少年迈克·布朗开的六枪。在他们看来，即便布朗是坏人，也不意味着他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况且，当警察截停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刚刚抢劫超市。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不能合理化警察开枪的动机。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这条大街，街道已经解封了，但几乎看不到人，两边商店大部分也没有开门。遭到抢劫打砸之后，很多店铺的橱窗都钉上了木板，有些写着：“我们很快回来”。
街道是整洁的，因为前一天的白天，不少民众充当志愿者，自发进行清理工作，当地民间组织发起的“我爱弗格森”活动正在展开。不过对于这个活动，问过这条街上的几个黑人，他们显然并不接受，回答是：“那是白人搞的。”
弗格森镇被称为黑人小镇，因为黑人居民占将近七成，其余为白人和不到1%的亚裔人。但小镇的权力机构——从警队到市议会，还有公立学校的董事会，黑人则寥寥可数。
发生骚乱的街道转一个弯，就是镇中心。这里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漂亮的公共图书馆。转角一家咖啡馆把一部分腾出来，给志愿者使用。在里面，我们见到了乔，一个在当地出生长大的非洲裔美国人，她身穿“我爱弗格森”的T恤。
“我明白你的感受，那边是愤怒甚至仇恨，而这里则充满了爱。我想我还是希望，能够用爱解决问题，所以我来到这里，成为志愿者。其实这些天，你会看到很多非洲裔美国人来这里，就算不加入我们，也会捐钱买件T恤或标语牌，然后把标语牌插在自家门口。”
乔说得没错，虽然我们在咖啡馆逗留的时间不长，但已经有好几个黑人家庭走进来，买了T恤，留下联系方式，登记成为志愿者。和其中一个聊天，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年轻人有很多愤怒，但打砸商店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那些打砸抢的人都不是这里的居民。如果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谁会这样破坏呢？”
布朗葬礼的前一天，当地黑人团体在圣路易斯森林公园举行了一个大型集会，里面有舞台、摊档、游乐设施。要不是台上提到布朗的名字，还以为是去了游园会。
这正是主办者希望给外界带来的感觉：用和平的方式维护和争取权益，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支持。当年黑人的平权运动就是依靠“非暴力不合作”。
一位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对我说：“很高兴看到成年人站出来，帮助年轻人用正确的方式去表达。”
另外一种人生
第一次见到玛雅是2006年在波士顿，一个八九岁的亚裔女孩害羞地跟着我的朋友——一个50多岁的白人女性走进屋子。我的朋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我的女儿，她来自中国。”
那一刻，我对像玛雅这样的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之前在北京和广州的酒店和街头，也见过不少来自欧美的夫妻抱着领养的中国孩子，却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已经长这么大的孩子。
我很想知道，当她们慢慢懂事，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她们会不会对自己从哪里来感到好奇？当她们知道当初自己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会不会觉得沮丧？当她们开始有了身份认同意识的时候，会不会对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产生困惑？她们想不想了解自己出生的国家和村庄？
最近一次见到玛雅是今年暑假，在江苏常州的一家酒店里，现在她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还有一年就要读大学。这次，她的妈妈带着她和她的一个好朋友来到这里，她们会分别去当地的两个村庄。
16年前，玛雅和另外一个叫詹妮的女孩，在这两个相距10分钟车程的村子里被人发现，然后送进了常州的同一家福利院。之后，两人分别被美国家庭领养。很凑巧的是，这两个家庭也在同一个城市里。事实上，这些领养家庭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因为这些父母发现，他们有太多问题需要相互支撑和探讨。而我也因为他们的这个圈子，花了半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在两个村子里面，玛雅的妈妈找到了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各有一个16岁的女孩。四个女孩子会在这个暑假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其中一个女孩过完这个暑假，就要去美国读书了，她的妈妈是当地的一名英文老师。她家很大，典型的江浙一带的农村别墅。奶奶一个人在家，一说起马上要去美国读书的孙女，就开始担心她一个人在外是不是能够照顾自己。奶奶说，自己生了三个儿子，结果三个儿子生的全是女儿，死去的老公常常念叨，觉得香火要断了，不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儿子儿媳们压力：“他们自己决定，再说，养一个孩子，很辛苦的。”
另外一个女孩，家里条件差很多，从她家的房子就可以看出来。她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她从小由伯父母养大。她读书很用功，也因为这样，家人对她寄予厚望，希望她将来能够考上大学，出人头地。面对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却又来自远方的同龄女孩，她显然有点不知所措。
这是玛雅第二次来常州了，上一次是在她五岁的时候，妈妈带她找到了当年发现她的派出所，然后又去了她曾经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福利院。不过当我四年之后问她的时候，她已经对当时的这些回忆没有什么印象了，看着那些照片，就好像听妈妈讲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但是这一次，看到她和詹妮忐忑而又期待的神情，我知道，对这两个女孩子来说，这一次的回乡之旅，意味着太多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詹妮答应一起来，玛雅说，她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同龄人，还有她的家人。
玛雅的妈妈有一个计划，她正在制作一部纪录片，希望能够向外界讲述关于这群来自中国女孩子们的故事。她还想筹款建立一个基金会，专门帮助中国那些被抛弃的女孩子们。在波士顿火车站，她向我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计划，她说，她已经60多岁了，而她是玛雅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她希望能够为女儿留下些什么。
从1992年开始，中国有了涉外领养制度，目前和17个国家都有领养关系。中国超越韩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儿童送养国，到2011年为止，有12万儿童被美国人领养。在这些孩子里面，健康的女婴占了绝大部分。最近几年，重男轻女的观念有了改变，很多家庭宁愿交罚款，也要自己养大孩子。福利院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残疾婴儿。相比抚养一个健康女孩，养大一个残疾儿童对很多父母来说，依然是沉重的责任。
出生在同一个村庄的女孩们，现在只能用肢体语言来进行交流。不管是走在村庄还是常州市的街头，即便玛雅和詹妮还没有开口说话，依然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她们和当地同龄孩子的不同，她们不是这里长大的孩子，可是她们真的出生在这里。
想象这些女孩刚出生时的样子，那样的脆弱，就好像随风飘流的落叶，因为父母所处的时代，因为父母的一个决定、一个选择，于是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就有了另外一种人生。
面对这样一个勇敢的女孩
知道马拉拉，是因为她遭到了塔利班分子的枪击。原因是她通过自己的博客，鼓励巴基斯坦的女孩接受教育。
让女孩接受教育，这个再平常不过的要求，在塔利班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于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方法来阻止这种理念的传播——从肉体上消灭传播者。
塔利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无法从精神上摧垮马拉拉。可以想象，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在国际社会对这个女孩给予关注之前，她就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女孩，如果说她和别的女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不仅仅自己去上学，还关心那些没有机会上学的女孩，并且把这种关心大力宣扬。而在一个人们还无法接纳女孩接受教育的地方，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是在挑战当地的习俗和传统观念。
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只不过有些地方走得快，有些地方走得慢而已。就好像在美国，1920年女性才有投票权；在香港，20世纪70年代才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在中国大陆，现在才开始讨论关于家庭暴力是否应该立法的问题。
用开枪的方式让一个女孩子闭嘴，无疑是懦弱、残暴和专制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从精神上摧毁对方。使用这种方式的人很多，比如，不久前在肯尼亚商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些人试图用暴力迫使别人认同自己的信仰，用暴力消灭他们眼中的异教徒。这样的事情，在宗教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即便人类发展到今天，同样的思维依然存在于很多人的脑中。
他们拒绝接受改变，也不允许别人改变。
因为及时的治疗，想要让马拉拉无法开口的人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枪手的暴力，也让关注她的人遍布全球。因为马拉拉的勇敢，她继续为贫困地区的女孩们发声，她的声音已不仅仅在网络上传播，还在巴基斯坦的女孩子当中传播。她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对着台下的美国听众说：“即便是在美国，大家还在等待第一个女总统。”
很多时候，孩子们如此的无畏，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险恶，用大人们的话来说：无知者无畏。但是面对马拉拉这样的女孩，大人们是不是应该觉得惭愧？因为她所争取的权利其实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本来就是成年人主导的世界应该给予保障的。但事实上，正是一些成年人把这个权利从无数女孩子手里夺走了。
如今，当马拉拉得到众多赞扬和表彰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成年人的世界所给予这个孩子的补偿，因为她在做着原本应该是成年人做的事情。她原本只需要好好读书、快快乐乐上学就可以了，不需要承受如此重大的责任。
很多人总是说，这个世界只有等着下一代去改变了。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想问：为何不从自己开始，为何总要把责任留给下一代？如果我们足够负责，我们不是应该给下一代一个无忧无虑的环境吗？至少，应该让马拉拉们可以不需要为上学的问题而担心，更不会被极端分子当成需要消灭的目标。
然而，太多的成年人，一方面轻巧地把责任推卸给下一代，为自己的不负责寻找借口；一方面又挥霍着属于下一代的资源，对此面不改色。不知道听到马拉拉们的声音，他们会反省，会改变吗？
想得太多？
2012年，美国公众和媒体都非常关注一个案件。前宾州州立大学足球队助理教练，因为曾经性侵犯十名男童，被控48项性侵犯罪行。最后，陪审团裁定了其中45项罪名成立，法官会在几个月后宣判，预计刑期会超过四百年。因为如此，有媒体在头版刊出大标题：他将会老死狱中。
因为被批评对男童保护不力，这宗个案最终导致大学校长辞职下台。不过，那名68岁的教练自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没有错，甚至还想要进行自我辩护。他被八名已经长大成人的男性指控——当年，他利用男孩崇拜运动员和想免费看球赛的心理，邀他们一起外出旅行，和他们一起冲凉，还在地下室玩性游戏。这些受害者的讲述，让不少人当庭落泪，因为这些童年往事，成为了这些人成长中的阴影，挥之不去。
这宗案件之所以引发了全美的关注，并不是因为公众的猎奇心，而是一种诧异，因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不管男女，进行性侵犯都属于犯罪，这早已经是一个常识。
国外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其实这些年来已经很多，之前罗马天主教会的丑闻，导致教皇遭遇民众示威抗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2003年还导演过一部叫《神秘河》（Mystic River）的电影，讲述了波士顿天主教神父绑架并性侵男童的个案。所有这些，让越来越多的公众知道，虽然有法律的制裁，但是因为人性的阴暗面，因为恐惧而保持沉默，因为纵容，这样的事情依然会在生活中发生。因此社会更有责任提供一个让儿童更加安全，远离性侵犯、性暴力的环境，这也是中国也早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的目标。
这宗案件之所以到现在才曝光，是因为受害人如果没有告诉家人，或者家人没有起诉的话，需要等到受害人到了18岁成年后，才能作为诉讼人提出控诉。而在纽约，受害人可以在年满18岁之后的五年内决定，是否把对方告上法院。
每每看到这样的个案和报道，一些人会拿来作为邪恶资本主义的例证，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西方社会过于开放，尤其是在性观念上，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道德败坏的事情，所以在中国，更不能够对儿童进行性教育，因为会降低他们的道德水平。
只是，很可惜，人性是不分东西，不分国界的，在别的社会看到的黑暗面，只要是因为人性，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同样不会幸免。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有法律，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也对其他人提出警醒。我们还要有道德，因为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才能够推动社会从荒蛮走向文明，而法律，是保障文明向前走的有效强制手段。事实上，越封闭的社会，这样的行为越多，之所以看不到、听不见，是因为在大部分人眼中，这根本不是问题。
就好像天主教会，从中世纪开始，就已经有关于性侵犯男童的记录，但是那个时候，这样的行为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不管是公众还是当事人，都不觉得是问题。而现在，当这样的行为不再是文化，而成了犯罪，公众便不再视而不见，不再容忍了，这都是社会进步的证明。
就在前些天，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大家关心的是一名13岁的男童被两名成年男性用气枪向肛门充气从而导致生命危险的事情。公众很愤怒，但是大家避而不谈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行为里面的性侵犯的成分。
当我在网络上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不少网友认为，这只不过是两个成年人无知残暴的玩笑而已，甚至有人批评我，想得太多了，“思想太肮脏”。只是，当两名成年人，扒开这名男童的裤子开始，性侵犯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无知，并不能改变行为的性质。
如果看过小说《追风筝的人》，可以了解到，在20世纪50年代的阿富汗，这样一个保守而封闭的社会，即便是未成年人，也会在同性之间用性侵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势地位。当然，对于他们，或者他们所处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文化，或者是习气。性侵犯，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汇。
很多人不清楚如何界定性侵犯，而且拿性器官开口头玩笑，这在中国也是一种文化。至于身体接触，很多人会说，同样是玩笑而已，正如那两个成年人，只不过，他们的玩笑开大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充气导致的身体伤害，而只是扒下男孩的裤子，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吗？
宾州的检察官希望这宗案件的审判能够让更多人正视青少年遭到性侵的情况，也鼓励更多的受害者走出来，让犯罪人受到法律的惩罚。大家关心这个13岁男孩的生命安危，是不是也应该关心因此而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的未成年人怎样才能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社会中？
不过，如果意识到有性侵犯的成分在里面，当事人又没有成年，媒体至少有责任为他的身份保密，除非获得家长的授权同意，毕竟当他长大，不想让身边的人都知道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在这一点上，我现在来谈，显然多余，也很遥远。
读书的条件
朋友家的保姆暑假把儿子接到了深圳。对于白天要工作的夫妻两人来说，一直把孩子留在乡下，是因为没有时间照看，这次终于下决心接回来，又是因为，上小学的儿子考试，语文作文拿了零分。
作文的题目是写儿童乐园。保姆的儿子对妈妈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儿童乐园，不知道该怎么写。朋友和我聊起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感慨，她特地让保姆早点回家，可以和儿子多相处一会儿。
同样是在上小学的朋友的女儿坐在我们一边，一直在听我们聊天，她插嘴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算没有去过，难道他不知道编吗？我写作文，很多都是编出来的。”
我和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编，也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行。”
不过，小朋友显然理解不了我们的回答：“难道他没有看过电视，没有看过书？上面肯定有关于游乐场的东西啊。”
只是，这个来自乡下的孩子，可能真的连在电视上，或者在书里面看到游乐场的机会都没有。朋友曾经把女儿看完的两本儿童书送给保姆，保姆告诉她，孩子喜欢得不得了，把书都翻烂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为何大学里面，来自农村的孩子比例越来越少。想想自己读书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里面从农村来的同学还是很多的。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大学同班同学应该就有一半是来自农村，甚至是偏远山区的。虽然，她们刚来的时候，无论是谈吐，还是见识，尤其是英文，都与来自城市的同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四年之后，大家的水平已经基本不分上下了。大学还是为这些孩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长和改变的环境。
香港的一批学者原本准备做一个课题，比较北大20世纪90年代和现在，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有怎样的不同。遗憾的是，因为拿不到数据，只好作罢。
我相信，只要能够考上大学，就算家境贫困，还是有办法负担大学的开支的。这一点，学校和政府毕竟还是有一系列的资助措施。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要说农村的孩子，就算在城市里面，差距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拉开了。
如果支付不了赞助费，那你要想进入好的公立小学，除非正好住在这个学区里面，或者挤破头，花光积蓄买那个学校附近昂贵而性价比低的学区房。因为同样都是公立学校，师资水平相差很多，而就目前的情况看，好的只会更好，而差的，只会越来越差。这样的差距，在孩子进了中学后又将进一步拉开。而如果要比较城市和乡村的学校，那简直就不是同一个量级的。虽然就目前而言，高考依然是最公平的一种自由录取选择方法，但是正如那个保姆的孩子不知道如何写“儿童乐园”的作文一样，看似公平的试题，对于来自不同地方的考生来说，其实隐含着很多的不公平。教学水平的差异，个人见识的差异，这些自然会影响学生的思维和表达水平。
日本和德国的公立教育是不分地区的，所有学校必须保持同等的投入以及质量。如果做不到这些，其实还有一点可以做，那就是公立大学招生中，为农村地区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其实不要说美国的公立大学，绝大部分的常春藤大学也会这么做，这和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我们中国的公立大学，尤其是那些名校，有时候需要问问自己：大学可以为社会进步做些什么？
我这样看你，你那样看我
北京三里屯越来越国际化。当然，这种感觉并非来自那些遍布世界的连锁商店，或者摩登的建筑，而是在village中间的空地上，每次走过那里，只要天气不错，总是可以看到背着背包的外国游客悠闲地坐着；经过身边的时尚年轻人，说着各种语言，或者中国方言。所谓的国际都市，如果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也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安的一个名分罢了。
人多，自然会在其他地方出现问题，治安是其中之一。因为，越是繁荣的地方，越是意味着机会多，来此寻找机会的人就络绎不绝。而这些人里面，自然会有本身经济基础不错的，希望更好的；也会有无法在家乡找到机会，希望在一个新大陆寻找希望，可以让自己从零开始的；甚至，有的人只不过是想糊口而已。这些人可能来自小城市，也可能来自乡村，还有的来自其他国际大都市，自然也有来自比中国更落后的国家的人。形形色色的人，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我想起一个医生朋友说过的一句话。在她眼里，只有病患，没有病患的身份，她或者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管是国籍还是种族或者品行，都不在考虑之列。同样的，当我们谈论一个城市的治安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只有罪行本身。
最近，一个英国人企图强奸一名中国女性的视频在网络上大热，不少网友义愤填膺。这些愤怒如果是针对这样的行为，那可以理解，因为一个文明和法治社会，必须要让这样的人接受法律的制裁。虽然法律无法杜绝所有的犯罪行为，但是至少可以让人知道，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太多人把矛头指向了外国人，这里面就弥漫着一种义和团式的火药味儿了。我想应该将心比心地这样想：如果有一天——其实不是如果，而是确实在生活中不断发生了——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犯了法，大家会觉得，他，能够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吗？如果别人因为这个中国人，而认定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垃圾，大家是不是会觉得这样想的人脑子有问题？那不是太狭隘，就是歧视！
北京市要清理在京外国人中的“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很多人马上把这件事和英国人事件联想起来。其实，不如尝试就事论事：从执法的角度，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而不是以此回应民间的某种情绪。不过看完通告，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三非”人员自然违法，但是“三无”人员，无固定住所，无固定收入，无固定工作，如果对方有合法和没有过期的签证，这样算是违法吗？同样的，如果是“三无”中国人，算违法吗？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依然不需要考虑种族和国籍，我只考虑一点：是否违反了法律。倒是有一些建议：比如在签发签证给外国人的时候，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黑名单？如果对方是被通缉的罪犯，或者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特别是在中国，是否在签发签证的时候需要更加慎重？
很多时候，当你和外国人聊起中国人，对方能够想到的不是李小龙的功夫，就是唐人街的中国菜，或者是徜徉于各大名牌店的新贵，还有学霸……这让人非常着急，因为对方看不到中国人和他们一样形形色色。但是，当我们聊起外国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把他们代入了一些简单的标签里面，也忘记了，他们和我们一样，形形色色，有好有坏，有穷有富，有聪明有愚笨？
很多事情，反过来思考一下，其实，就那样简单了。
城市中历史的痕迹
一个北京市民带着我和我的同事来到了菜市口的一个胡同，这里是康有为的故居。
下了车，经过一个大型楼盘，上面写着极其吸引人的广告标语，“二环最后的小区”，显示着这块地皮的稀缺，也预示着未来在这上面盖起来的高楼的价格不菲。走到胡同口，我有点怀疑这个热心的市民是不是带我们走错了地方。胡同夹在几座崭新的住宅大楼和宽大的马路中间，一副破败的样子。毋庸置疑，这个地方的最后结局就是很快会被夷为平地。
胡同窄窄的马路两边，到处都是拆迁的标语，比如鼓励大家快点搬走，早搬可以早分到好房子。走到胡同的中间，我们在一个茅草丛生的门口停了下来，门的右边挂着一块牌子，注明这里是“北京市级文物单位”，这里就是康有为的故居。
走进去，一个典型的大杂院，只要是能造房子的地方，都盖了大大小小的房子。现在人都搬走得差不多了，墙上用红漆标注着数字。康有为的七树堂门口变成了垃圾堆，树早就没有了，留下半棵枯树被当作了现成的电线杆。
我真的很惊讶。我总是以为，既然已经挂上了文物的牌子，那么房子一定可以保留下来。然而，看了下开发商贴在楼盘外面的效果图——角落里有一个现代四合院的图案，想必就是这个地方未来的蓝图。不知道是重新设计，然后挂上康有为故居的牌子，还是会变成一个用康有为故居作为噱头的高档会所。
离开康有为故居不远，这位市民带我们走进另外一个大杂院。他说，他在院子里面找到了一个有百年左右历史的牌匾，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书法家写的。而这个大杂院，曾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民党将领住过的地方，不过很快也要被拆了。
这是一个热爱北京宣南文化的当地人，他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胡同里面寻找那些有着不同故事的四合院，重新拼凑着宣南文化。（注：在清代宣武门以南地区被称作“宣南”，大体上为原宣武区的管辖范围，这一片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被称为“宣南文化”。）他和其他同道者一起，编制了一份详细的会馆地图，希望能够保留这些地方。然而，结果让他们一次次地失望。曹雪芹故居没有了，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没有了，就连梁启超的故居，传闻也要被拆除了。在这些北京人眼中，这些故居就是构成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当人们谈论古都北京、文化名城北京的时候，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了，那文化和历史就变成了空壳。
其实不单单是北京，中国的其他城市也是一样，当农村快速地消失，城市变得千城一面的时候，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正在埋藏着的历史？我们快速地向前走着，留给我们后代的，是一个他们不知道如何走过来的现在，而在这样的姿态下成长起来的下一代，是不是也会像我们这一代一样，将来快速地把我们这一代的东西抛弃呢？
一个同样关心北京历史和文化的大学教授，讲起她的一个学生居然不知道谁是孙中山，这是让她到现在也无法接受的现实。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教育，我们生活的地方，是看不到历史的痕迹的，那又如何能够责怪我们的下一代呢？
我告诉教授，我听说后海的银锭桥被拆了，深觉可惜。她笑了，说我走过的那座银锭桥早就是复制品了，原来的那座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拆掉了；而我看到的后海，也早已经不是原来的面貌。只是，只有生长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才会有这些实实在在的记忆，我们走在后海的时候，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惋惜。
我终于见到了华新民，她是一个为保护北京胡同和老宅子一直四处奔走的老北京。她讲起2005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出生成长的房子被拆掉，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她现在住的地方在外人看来也很舒适，但那是一个家族的记忆。在她看来，根，从此断了。
为了保护这些老房子和胡同，她曾经用文化和历史的名义，希望去感动主管官员，感动发展商，影响民间舆论，偶尔也成功地保住了一些房子。但是很快，她发现，自己需要的是法律。因为很多老房子和土地是有主人的，主人是有所有权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只有把已经明确的产权拿回来，才真正有可能把这些老房子保留下来。不然，土地被卖了，建在上面的房子被留下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她带着我们去了一家依然坚守在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的四合院里面的人家。站在废墟中，我的周边是现代化的高楼。我知道，我站的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不仅仅关乎北京，而且关乎中国很多人家现在的处境。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好好想想，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未来，这些事情还会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
关于活熊取胆
眼前的一只只月熊活泼可爱，站在那里，昂头看着上面围栏边站着的我们。它们的身体语言和眼神，让我们觉得，它们好像是在等待人们快点喂食。而在我们的脚边，每隔几米，就放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满了胡萝卜，还有切开的苹果。
这是饱受争议的归真堂，为媒体还有社会人士专门设立的开放日。在我们眼前的，都是1到3岁的小熊。它们还没有到接受无管引流的年纪。在采访的时候，一旦我用了“取胆”这个词，工作人员就会纠正我说，应该用“引流”。其实两者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从活熊的身上取出原本属于它身体一部分的胆汁，只不过后者不像前者，会让人产生太直接的想象。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说，这属于宣传的手法之一，通过非直接描述的语言，降低公众的抵触和反感情绪。
一起来参观的同行和社会人士忙着喂食这些小熊。而它们争抢的时候，或者成功用嘴巴在空中接住食物的时候，那憨憨的样子，不停引起大家的笑声和夸奖声。我有些不知所措，站在那里，看着脚边的塑料桶，不知道应该拿还是不拿，总觉得有一点点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大家原本是带着一种要为月熊寻求公义的心来到这里的。
我忽然想起了电影《猩球崛起》，当主人公——那只名叫凯撒的猩猩长大以后，它的智商其实已经和人类少年没有不同，它渴望和人类平等相处，但是它的主人不管多么爱它，也只是把它当成一只动物，它必须戴着颈绳外出。这在主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它而言，这是一种耻辱。同样的，我在这里依然用“它”。
当然，这只是电影，没有人知道动物真正的感受，所谓的感受都来自于人自己的判断，也源自于人的道德要求。也因为这样，关于活熊取胆，才会产生这样的争论：“你不是熊，你怎么知道它是痛还是不痛？”
我站在那里很久，最后还是从塑料桶里面捡起一块食物扔了下去，看到一只小熊抢到了食物，趴在地上专心地抱着吃，我也变得高兴起来。只是，这种高兴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再也没有兴致去看它们那等待和争夺人们扔下去的食物的样子，我很迷茫。
当我拍摄完取胆过程，问完问题，准备要走的时候，那个带着口罩和眼镜，刚刚为我解释完整个过程的工作人员，忽然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倒是说说，那些网站上，还有媒体刊登的照片，那真是我们归真堂的？”我知道她说的是那些穿着铁马甲，被关在铁笼子里面的黑熊的照片，如果看过那些照片，再来到这里的话，会觉得反差太大。“我们怎么会虐待它们呢？高质量的胆汁需要健康的熊，这是3岁小孩也懂得的道理。”
我明白她的激动和委屈，作为这家企业的员工，看到那样多的谩骂，心情不会好到哪里去：难道自己在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吗？而他们还会有另外一种担心：这家公司究竟能不能维持下去，自己的这份工作，还能做多久。
几天之后，我来到了亚洲动物基金会在成都的黑熊救护中心，中心的墓地里埋藏着100多头死去的黑熊，它们都是因为细菌感染，或者是癌症而死，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活熊取胆引发的。
基金会的创办人谢罗·便臣站在墓地前，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明白，那些养殖场的人为何会那样对待黑熊？他们难道不知道，不管怎样的取胆方式，都是不人道的，都是会伤害熊的吗？”
我想起了那个激动的归真堂员工，我想她是真心认为，他们已经用很人道的方式来对待黑熊了，他们同样认为，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毕竟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熊胆可以治病救人，无可替代。关于这一点，就算是中医专家之间，也持有不同的看法。同样，中国的消费者到现在为止，也远远谈不上达成共识。
救护中心的每头被救护的黑熊都有一个名字，也有它们自己的故事。在这个地方，让它们生活得更好，不是为了能够从它们身上获取任何对人类有用的东西。
我忽然明白了我在归真堂的那种困惑。因为在那里，熊只不过是人类的生财工具，无论它们的生活环境比以前有怎样的提升，取胆的技术有多么发达，不管它们到底是痛还是不痛，它们和人的这种关系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归真堂的负责人接受访问的时候对我说，养熊这么多年，总是会有感情，在公司创办人的眼中，这些熊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我实在忍不住反问：人很少会利用自己的孩子来谋取利益吧？生意就是生意，打情感牌，只会显得更加虚假。
只是，这样的生意至少现在是完全合法的，不管动物保护组织、动物保护人士怎样反对。同样，至少在一部分公众看来，自己是可以从这样的生意中通过买卖而得到好处的，而如果这种好处，只不过是牺牲了动物的一点权益，对他们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吧？大家都习以为常地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其他资源，不都是为我所用吗？
遭遇家暴之后，你该怎么办？
有网友留言，自己刚刚遭遇了家暴，怎么办？我提议报警，对方很快回复：“没有用的，试过了。”
我不知道接下来可以怎样帮她，因为如果报警都无法保障她的人身安全的话，那就还剩一个选择，就是离开这个家，远离施暴的另一半。但是我知道，要这样做很难，有的人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或许到最后，离婚还算是比较圆满的结局，至少不会再遭受更大的伤害，甚至酿成悲剧。
一名在英国读了七年书的女孩，当她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无法想象她是一个已经经历了两年半家暴的人。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当自己的丈夫第一次动手的时候，她报警了。当然，报警的结果让她很是错愕，因为警察告诉她，如果要刑事拘留，那么两个人要一起拘留，因为她还手了。
于是，当下一次家暴发生的时候，她只是用手护着自己的脑袋，然后，她继续报警，但是警察告诉她，这依然属于互殴，因为她踢了对方一脚。尽管她告诉警察，那是她本能的反应，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踢向了哪里。
最后，她要起诉自己的丈夫，却被告知，只要还有夫妻关系，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于是，她离婚了。
我问她为何不早点选择离婚。她说因为她一直以为，只要通过报警，让丈夫受到惩罚，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然后会改。因为她在英国的时候，也见到过这样的夫妻，家暴发生之后，妻子报警，丈夫接受了强制性的心理治疗，之后，这对夫妻继续他们的婚姻生活，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冲突。她相信，因为相爱，只要对方能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只要能够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错误，那么两个人就可以从头开始。
只是，她最终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在中国的法律里面，家庭施暴者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但她坚持要刑事诉讼，虽然艰难，而且甚至连法官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她就是想让自己的前夫明白，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任。
她的目标是否可以达成，这很难说，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她的前夫可能非但不会因此而看到自己的错，反而会更加恨她，就像她前夫的家人一样。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儿子没有错，是这个女孩正在断送儿子的前途。她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仇视。
不过对于这个女孩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最让她无法接受的是，法律并不保护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当受害者想要走法律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时候，她发现，她所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障碍，而且无法走通。每次报警，警察都没有存档，后来因为她提出刑诉，才开始提供各种证明，但这早就不是当时的现场记录。虽然她的鼻梁被打断了，但是根据中国的法律，最终还是因为眉骨骨折，才算是轻伤，可以追讨赔偿。
这是个善良的女孩，言谈之间，她真心地希望自己的前夫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而改变，这也是为了他的将来着想。她也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可以让公众关注到家暴立法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走不通法律的途径，那么被施暴者就无法保护自己，也无法寻求公正和公平。
离婚只算是一种解脱，但是离婚并不会让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暴力发生在不相识的人之间是违法的，为何在相识，甚至是关系亲密的人之间，非要闹出了人命才看得到法律的身影呢？
不要成为自己反对的那种人
差不多深夜12点，窗外响起一声枪响。这样的情节发生在班加西的夜晚再正常不过了，太多用开枪的方式来发泄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里蠢蠢欲动。不过，这次随之而来的是争吵声。我从房间的露台探头出去察看，楼下的酒店门口，守卫的士兵正在和几个当地人推推搡搡。
两个星期前，班加西发生了自从反对派控制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之后，这家住满了外国记者的酒店门口就加强了警戒，没有登记过的车辆都不允许开到酒店门口，大堂里面那个原本只是当成装饰品的X光机，终于真正派上了用场。2011年的班加西，是武力反抗卡扎菲的根据地。
保持警觉心，这对于反对派来说确实有必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而就在几天前，我们正要采访过渡政府的一个大会，在我们准备拍摄会场外景的时候，一声枪响从我们头顶掠过，会场外的墙身上立马就留下了一个拳头大的弹孔。尽管现场守卫的反对派武装快速地冲出马路，但是枪手已经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农庄里，无影无踪。
但是过于神经紧张，往往会出现过度用力的情况。楼下的争吵，十分钟后结束，显然这几个当地人终于被证明自己没有问题，还好大家都熟悉了枪声，不会受到任何惊吓。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是记者的采访，也开始受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影响。
一名摄影记者拍摄油站排队的人龙，结果被送进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记者不怀好意，他的照片会被卡扎菲利用来进行宣传，更是夸大了班加西不好的一面。实际上，排长龙只是因为周五部分工作人员休息，而事实上周六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馆门口拍摄那些等待拿回自己护照的人群，被当地人包围，指责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其实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是埃及大使馆，他们宣布了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的新措施，三天之后又突然宣布取消，搞得大家措手不及。当然，我们最后还是顺利地完成了采访，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为的负面新闻得以传播，为了把媒体牢牢地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的利比亚人反对卡扎菲，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却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和思维，甚至是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来对待，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这样的情形看到得多了，我总是会拿来提醒自己，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走入极端。在我看来，产生极端往往就那么几个原因，有的是为了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私欲，比如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有的是带着受害人的心态，比如持续了60多年的以巴冲突；还有，则是因为思维的惯性，而这种惯性当然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教育打下的烙印，在教育被政府控制的地方，这当然是政府想要的结果。
在网络世界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有的人会用完全排斥的态度，甚至运用各种手段去封杀，去对待那些在他们看来属于极端的表述，有的人则总是带着阴谋论、利益论，或者是道德优越感，去定义和分析所有的事情，并且坚信自己才是正确的答案。
一个民主透明的制度，可以降低极端主义侵害社会以及民众的风险。以利比亚的反对派制定的后卡扎菲时代的路线图来说，很显然，这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方向，虽然在进行的过程中，他们所痛恨的极端表现，如果不警醒的话，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这个进程。但是只要坚持程序正义，而不是只看重结果，这些影响不会改变大的方向。
当然，除了警醒，还要有足够的耐心，至少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相信利比亚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却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
希望
我们在班加西的翻译哈迈德，这些日子总是显得非常的彷徨，因为他的人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也面临着一些选择。
哈迈德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原本在利比亚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够拿到1000多人民币工资的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平均水平的四倍。不过很不走运，还差三天就满一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冲突开始了，公司关了门，老板不知所踪。但是他很快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司机兼翻译，平均每天200美元的收入，远远超过他原本的工作。
哈迈德的妻子是美籍利比亚人，因为这样，这些天，他的绿卡申请批下来了，他只需要到突尼斯的美国大使馆进行申请，很快就能够和妻子一起去美国了。
这原本是令人羡慕的事情，他也知道，多少人希望能够拿到美国绿卡，但是坐在市中心的咖啡馆内，他显得心事重重。“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去美国，你看，卡扎菲下台之后，这里有那么多的机会。”
利比亚对于外资投资的限制很严，95%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石油出口。对于像哈迈德这样的人来说，即便富有才华，或者满怀抱负，如果家族和政府没有太密切的关系，除了打一份工，很难有其他的发展机会。也因为这样，他一直想离开这个国家。
但是，正是因为缺乏发展，这个地方也蕴藏着巨大的机会。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不如找个中国厨师，和他合资开个中国餐馆或者日本餐厅。”哈迈德每次都会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和哈迈德一样，对未来抱着希望的人很多，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很凑巧，我在咖啡厅遇到一批年轻人正在开派对，原来是庆祝他们办的杂志创刊号发行。这是在班加西，准确地说，是在利比亚第一份私人办的杂志，内容很多，从政治到美食，而里面已经有了不少当地餐厅的广告，当然是免费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商业策略，可以吸引其他更多广告客户。
不过，大部分东部人没有哈迈德以及这些年轻人那样幸运，他们没有工作，收入大大减少，或者没有资本投资做一门生意，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的新未来。就像那些每天在酒店门口等生意的出租车司机，我们进进出出，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生意惨淡。毕竟没有游客，住在酒店的记者都雇了专职司机，偶尔晚上出去吃饭，才会坐这些门口等候了一天的出租车，而他们收的车资，只有几个美元。
“生意确实很糟糕，但是没有关系，”一个20出头的出租车司机笑着对我说，“以后一定会很好的。”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稚气。我们下车的时候，他提醒我们：“如果要换钱，记得找我。”
一个战火中的爱情故事
我在微博上收到一封私信，一个网友询问我：如果现在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需要办什么手续？我想对方可能是想来做生意的中国人，所以没有多想就告诉对方，因为东部口岸被反对派控制，并不需要签证，对于拿着中国护照的公民来说，只要申请了埃及签证就可以了。
很快，我潜意识中记者的职业病开始爆发。我去查看了这位网友的微博，发现原来她是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孩。从她的微博可以看出来，这还是一个热爱生活、性格开朗、很有主见的女孩。很显然，她要来利比亚肯定不是为了生意。这又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这么个地方，会有什么东西让她如此放不下呢？
经过了一番邮件交流，我才知道，原来女孩要来这里找她的男朋友，他在东部城市德尔纳。由于国际电话中断，他们只能够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但是最近一个多星期，女孩一直都没有收到关于男孩的任何音讯。她担心男孩出意外，因为不久前男孩刚去过前线。
女孩跟我说了很多关于这个男孩的事情。他们在利比亚一起工作，冲突发生之后，他们也遭到过不明身份人士的袭击，很多中国雇员逃到了荒无人烟的沙漠里。这个男孩开车把中国同事都找了回来，并为他们安排了安全的住所，直到护送他们坐上中国政府安排的撤侨船只。他是巴勒斯坦人，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埃及。
我让女孩不要着急，然后拨通了男孩的手机。对方显然很吃惊，但是却感觉不到任何的兴奋。我告诉他，女孩正在等他的邮件；我很快会去德尔纳采访，到时候会打电话给他，他可以用我们的卫星电话和女孩通话。
不过，当我们到了德尔纳之后，一直联系不上男孩。先是电话通了无人接听，之后干脆关机了。我告诉女孩，我们找不到她的男朋友。女孩说她要马上赶过来，即便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她让我发短信给她男朋友，告诉对方，她要做一个人生中最刺激的决定，给对方一个惊喜。
我赶紧发邮件告诉她：第一，现在边境只对没有签证的记者开放；其次，这里的手机没有短信功能；最后，如果来到这里，打不通她男朋友的电话，她又要去哪里找他呢？毕竟，她连男朋友住在哪里都不知道。女孩很快冷静下来，请求我再打电话给男孩。她说，毕竟对方是她决定了要嫁的人。
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女孩的邮件，男孩终于回复她了。她显得非常开心，告诉我，如果我需要任何帮忙，可以找她的男朋友。她说，她的男朋友会打电话给我，解释之前为何电话一直打不通。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那个男朋友后来也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也知道，这个故事等到战乱平息之后一定会有结局。我只有衷心希望，这个女孩可以像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那样，这场发生在这个异国他乡的战争，可以成全她的一段“倾城之恋”。
后续：从利比亚回来，在重庆宣传我关于利比亚采访的新书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位女孩，了解到她和她的男朋友在北京磁器口开了一家小店。
我遇到的这些利比亚女性
十年前到黎波里，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当地的女性，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餐厅里，都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但卡扎菲却有一支著名的女子保镖队。
我们在班加西待了十多天，看到女性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或是示威者，或是志愿者，甚至是过渡政府中的女性成员（虽然暂时还只有一个）。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利比亚提倡男女平等，工作机会均等，工资收入均等。20世纪50年代，这里就已经有了女法官，而在阿拉伯国家里，这算是非常前卫的了。卡扎菲1969年上台之后，男女大学生充满热忱地积极参加各种讨论和社会事务。1977年，卡扎菲公开绞死班加西大学的两名学生之后，社会开始变了，完成大学教育的女性虽然比男性多，但是她们选择和公共事务保持距离。尤其是1986年，卡扎菲通过电视直播，公开绞死了八名他的反对者，从那以后，社会开始噤若寒蝉。
现在，女性又以极其迅猛的速度，重新回归社会公共事务。班加西第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正是由班加西的一名女律师建立的。现在，这个组织已经有130个成员，大部分都是女性。创建者说，当社会变得民主之后，真正的极端主义只会减少。
我在街上遇到了一批打扮时尚的年轻女孩，其中最年轻的只有17岁，但却是一份英文和阿拉伯语双语周报的创办者。她们英文流利，而且没有口音。她们告诉我，她们并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英文也是刚刚开始学习的。
最开始的时候，她们和一家新办的报纸合作，因为对方有资金，而且有经验，但是合作只持续了一期。她们发现，这些年长的人，也许是因为依然害怕，也许是因为思维被长期禁锢之后的惯性，总是告诫她们这些不能写，那些不能写，但是她们之所以要办报纸，正是为了能够自由地表达。于是，她们向家人借了钱，自己独立办起了报纸。
报纸虽然只有三页六版，但是排版非常用心，特别是她们选择的封面照片，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群年轻的女孩做出来的。很快，她们获得了私营企业的赞助，而报纸在市场上的反响也很不错，可以销售3000多份。她们办公室的布置也是有板有眼的样子，完全超越了校园刊物的水准，俨然已经是一家专业新闻机构的派头。
她们的报纸上有一篇关于利比亚女孩的文章。事实上，不了解甚至误解她们的人确实太多了。在过去，外界并没有多少渠道来了解这个国家的人。通过办报纸，以及参与社会事务，她们希望告诉大家，她们和其他地方的17岁女孩子一样，房间里面贴着明星和球星的照片和海报；为了让父母高兴而努力读书，自己其实也不是那么喜欢；她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每天在社交网站上花费的时间最多。过去，她们没有渠道让外界了解她们，也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现在，她们正在学习。
这里的人让我对她们的生活抱有信心。卫星电视和互联网让她们有机会通过自我学习，超越以往封闭社会需要经历的启蒙阶段。对她们来说，真正缺乏的，只是机会。
这些上海的人，上海的事
之所以决定采访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是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能够用音乐来面对悲伤，是一件如此优雅，如此与众不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音乐是来自于一股自发的力量。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业余交响乐团出现，和上海这个地方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城市里面，喜爱音乐、学习各种乐器的人可能本身就比较多，再加上这些人，虽然最终没有从事和音乐相关的工作，但是音乐却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当有人发出提议，成立一个乐团，用大家的业务时间，通过演出，在这个城市普及交响乐时，立马就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个乐团，五年前刚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然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乐团的负责人讲述的这样一个细节：只要是公益演出，乐团成员们总是积极参与，即便在上海之外的地方工作，也会在排练和演出的那天赶过来参与。
我也是因为那场大火之后，看到他们在街头的自发演出，从而知道了这个乐团。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决定，会这样做，是因为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一直在尝试用音乐去为有需要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为自闭症儿童举行音乐会，用音乐去和这些孩子进行交流。我听到太多的声音批评说现在的年轻人缺乏对于社会的关爱和责任心，但是看看这个乐队，大部分的成员都是80后、90后，那么这些批评者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我们对年轻人是不是抱有太多的偏见了？想到要用音乐来分担这个城市所遭受的伤痛的，正是这些有热血、有责任心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个举动，不仅让大家对于上海这座城市刮目相看，更是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能够坦然面对欢乐和悲伤的大上海。
其实在这个城市里，坚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还有很多。这次到上海，我的另一个采访对象叫樊阳，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在他家里，我看到30多个不同年级的中学生，他们在一起，分享对时事的一些看法，也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这位老师认为，只有阅读和思考，才能够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公民，而这些又是专注应试教育的学校教育所缺乏的。
作为一名老师，他可以做的除了在课堂上尽职地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之外，然后就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学校以外的地方开辟另一个课堂，让学生们看到另一番崭新的天地——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通过了解社会时事，通过走到社会中去，来培养孩子们的能力。
这样的坚持非常难能可贵，樊阳幸运的地方在于，有支持他的家人，也有愿意追随他的学生。尽管来听课的学生人数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因为家长们最终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时间应付考试。
就在我们采访的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她说自己听了五年这位老师的课，作为曾经的学生，经常会回来看看老师，也顺便再听听老师的课。
这些学生围坐在小小的书房里，听得那样认真投入，是啊，不管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都如此地向往美好的东西。也因为这样，我们这些成年人就更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让现实和理想的距离越来越近？
蔡定剑老师，走好
最后一次见到蔡定剑老师，是几个月前在他主办的关于“就业歧视问题报导”的媒体培训班上。我之所以答应去北京向同行介绍香港关于就业歧视法例以及媒体相关报道，正是因为看到身患癌症的他，依然如此积极地推动就业歧视立法，作为一个媒体人，理应一起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次看到他，差点没有认出来，因为化疗的关系，他戴了头套，脸有些浮肿，但是精神还不错。之后应该是2010年9月初，我们通过一次电话，他在电话那头谈到自己的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在电视台做有关消除就业歧视的公益广告，希望我能够给提点想法，看看如何去做。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听上去还很精神。
也因为这样，今天凌晨我收到朋友的短信，得知他老人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虽然一直以来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觉得消息来得太突然了，迟迟不肯相信。直到和他的家人确认之后，才相信了这是真的。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他患上了癌症，他的家人和他的学生也经常谈起他的身体状况。2010年3月两会期间，我请他上节目，他的声音已经非常虚弱了。直播开始前，他一直安静地坐在直播间里面，为的是保持足够的体力。那次我们谈的是关于财政公开的问题，节目播出之后，我和他通电话，他很高兴，因为节目反响不错。对他来说，接受采访，写文章，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些问题。因为有了关注，才有改变的压力和动力。
不少人总是感叹，在中国无法真正触及民主宪政。作为一个宪政专家，他却从未这样抱怨过。他一直在踏踏实实地做着这些推动民主宪政的事情。举办各种研讨会，在报刊上发表从宪政的角度撰写的文章，评论时事，提出建议，接受不同媒体的访问，他是如此尽力地争取着随时可能会中断的时间，为的就是能够做尽可能多的事情。
现在他走了，他极力推动的事情刚刚才有了一个开始。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一个既有理论又能付诸实践的学者离开了，不知道未来还会有多少人，愿意，也有能力像他那样，不单单讨论理论，更能够通过行动来推动改变。
所以我想，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尽力而为，把他已经在做，但还没有做完的那些事情，继续做下去，不要停下来。
蔡老师，一路走好。启蒙的种子已播下，总有一些会萌发幼芽，也总有一些会慢慢成长。
新农村和水泥路
在云南哈巴雪山下的一个村子里闲逛的时候，我听村民说，每户一年差不多也有一万多元的收入了。村子里面不少人家都建了新房子，从铝合金的窗户、外墙上贴的瓷砖可以看出来，这些建筑材料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算是现代化新农村的一种标志。尽管在我这个外人看来，这些和传统建筑显得有点不太协调。
我看到每家每户都种着果树，就向一名村民打听，是否可以买一些水果解馋。这位村民连连摆手，原来他不是果树的主人。也许是看到我们当中不少人背着照相机的缘故，他居然认定我们是记者，于是开始对我们诉苦。我们这才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空地上堆满的碎石原来是准备在村内铺水泥路用的，修路成本每家分摊，每户4000元，政府只负责提供每平方米一袋水泥的补贴。村民指着那些碎石说：“新农村，新农村，这不是增加农民的负担吗？”
“难道水泥路不好吗？”我们有些好奇。
“有什么用呢？”他反问我们。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村边就是一片原始树林，有一条小溪流过，虽然是碎石泥路，但就算下雨天，走起路来也并不觉得泥泞。这里的村民每家都有马匹或骡子，用来载货或者接送上下山的游客，水泥路对于这些动物来说，反而不好走。最重要的是，4000元相当于一头骡子的价格，而一头骡子在旅游旺季能带来的收入，几乎占了村民年收入的一半。
每次到偏远的山区，我总是感叹，如果没有那些公路，当地民众恐怕很难改善生活，因为物流实在太不方便了。同时，我也深深感觉到，“要致富，先修路”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也一直认为，要建设公路这样的基础设施，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富裕了，应该尽这样的义务。
“村村通”的设想，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农民好，但是事情总是在落实的时候变了味道。农民看不到好处，同时还有不满，因为最终成本会分摊到农民头上，导致有些农民希望用这些钱去做一些对他们来说更加迫切的事情。
我和丽江郊区的一位农民聊起机电下乡，他很不以为然。他说，其实如果真的要补贴农民，不如补贴大家购买现代化生产工具，但是在他所在的村里，如果和村领导关系不够硬，是拿不到补贴款的。这些农业机械动辄上万元，不是每家农户都能负担得起的。倒是那些下乡的家电，很多都在千元左右。虽然很多人能消费得起，但是这些东西只是一些低端消费品，无法促进生产。
为农民提供折扣家电、汽车产品，这听上去很吸引人，但是在我看来，就像那条村子里马上要铺设的水泥路一样，只有消费，农民看不到直接的回报。如果真的要帮助农民，应该不是鼓励他们花钱，而是应该支持和教会他们如何赚钱，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从而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现代化的生产机械、科学的养殖方法、实用的手艺，这些对农民的帮助才是更实实在在的。
这位农民感叹说，从小父辈教育他，做人要勤劳才能致富，但是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他曾经一个人耕种20亩地，养了20头猪，累死累活，扣去成本，一年下来只有两万元收入。现在，他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收入翻了两番。于是，他再也不想回农地里干活，做一个耕种的农民了。严格来说，他已经成为一名进城的打工者了。
在大量消费品涌入农村的时代里，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是鼓励农民把手头的钱花掉，还是拿去投资？
新结识的埃及朋友
阿梅尔（Amer）来自埃及，是一名医生。我看到大会提供的简介上说，他还是埃及的一名社会运动家。
第一天的分享，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一件物品来介绍自己的国家，让其他国家的同伴可以迅速地了解自己。
和我们这些扮演“旅游大使”形象的人的做法截然不同，阿梅尔带来了一件夹克，上面还有干涸的血迹。阿梅尔说，夹克是他一个朋友的，2011年，他游说朋友和自己一起去广场，结果，他看着朋友被击中，然后死去了。
他还带来了一块埃及生产的巧克力，上面是埃及新总统塞西的头像。这让现场的沉重气氛稍微得以缓解。大家都觉得这么做很滑稽——把塞西的头像一点点咬碎，再吞到肚子里面，是表达爱和支持，还是恨和反对呢？当然，以埃及目前的局势，推出这种巧克力的商家，一定是急切地想要奉承领导人的。
坐在游览泰晤士河的船上，阿梅尔和我都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他热切地想要告诉我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用革命推翻了军人独裁，结果又回到原点的国家，现在到底怎样了。
“更糟糕了！”
阿梅尔用这样的开场对我讲述他所经历的事情。
他是埃及医生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现在在推动的，是要改善监狱中囚犯的医疗环境。他曾经和警察以及卫生部官员就此事争吵，因为在埃及，囚犯必须戴着手铐进手术室，而他坚持，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也要求改善监狱的环境，停止虐待，变得更加人道。
2011年的广场革命是他第一次参加示威，那一次，就遭遇了自己朋友的死亡。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名组织者。然后，他开始接到电话，对方显然知道他所有的一切，工作、家庭、社交、朋友圈，然后要求面对面谈。对方很客气，说：“如果有任何困难，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会提供帮助。”他知道那意味着只要为他们工作就可以得到金钱，他也知道，拒绝就意味着在未来的日子不好过，所以他每次都是客气地点头，和他们告别。“不然，还能怎样呢？”他说。
这次来伦敦，阿梅尔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他向我们解释，这是为朋友带的东西，他的朋友目前在剑桥读博士。
“你知道吗，她回不去了。因为她在做的课题是研究埃及的社会运动，两个月前她回到埃及做了第一组田野调查，回到英国之后，她就接到埃及政府的电话，告诉她，她回不去了。”
“她过去参与过任何社会运动吗？”我很好奇。
“从来没有，她一直在做学术研究。不过我明白，做调研，就要问陌生人很多问题，有些会很敏感，当局会觉得她身份可疑，甚至有可能是西方国家派来的间谍。回不去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担心她要如何完成博士学位。你知道，没有调查数据，她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论文。”
“你知道我们国家有多滑稽吗？”
他拿出他的iPad，打开当天的新闻：一名在开罗的法国记者，因为和两名埃及记者在咖啡馆八卦政治话题，被旁边的人举报了，三个人当场被带走调查。
还有一条新闻：一名大学生在开罗大学门口被发现随身带着一本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因此被当局带走。
我很好奇，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医生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他能不能说服大多数人支持他的做法，为囚犯争取权利。因为这些囚犯里面，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政治犯。
他摇头道：“我是极少数派。”
“你觉得埃及还会变吗？”
“会，但是也许至少还需要十年的时间，当有足够的人愿意付出的时候。”
问阿梅尔关于未来的打算，是继续留在埃及，还是准备离开。他说不知道。
“你看我的牙齿，”他的牙齿缺了一个，“是被他们打的。我是一个医生，他们都这样对待我，想想他们会怎样对待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