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徒弟们的对决

唯有味道和颜色无可争辩。

——法国谚语

李希霍芬的得意门生，名叫斯文·赫定（Sven Hedin）比李希霍芬小32岁，1865年生于瑞典（Sweden）。他身材矮小，着装讲究，留着八字胡，鹰钩鼻上架着眼镜，一副学究气。仅看小巧而文弱的外表，人们很难把他与一个百折不挠的探险家联系起来。

他茁壮成长的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整个欧洲陷入了向地图上的空白点进军的狂潮，征服极地的船队一支接一支驶出波澜不惊的港湾，前往充满凶险与刺激的海角天涯，一个个无名之辈，有可能因为测绘了某条河流，发现了某座遗址，标明了某座处女峰的高度，在一夜之间蜚声天下。斯文·赫定15岁时，目睹了极地探险家诺登瑟德（Nordellskiold）从北冰洋（Arctic Ocean）凯旋的盛况，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从此决心成为一名世界级探险家。随后，他师从李希霍芬，对中亚那片无人走过的未知区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获得博士学位，学习了多种语言和方言之后，他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通过继续学习熟练掌握地理学研究方法，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实地考察上，结果造成后来他不得不将探险收获交给其他科学家进行评估。尽管“不太听话”，李希霍芬还是没有减少对这位弟子的宠爱，甚至评价他“具有科学探险家的全部素质”。因此，在弟子前往中亚时，李希霍芬把对罗布泊进行实地勘测的重任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他。

事实上，这或许应该是李希霍芬一生最后悔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他的弟子将逐渐超越他，并最终遮盖他。

由于信息闭塞的原因，李希霍芬与斯文·赫定所不知道的是，在这期间，也就是1888年11月1日，他们的对手普尔热瓦尔斯基已经在前往中亚考察途中感染伤寒，病死在伊塞克湖（Issyk-Kul Lake）湖畔小城卡拉库尔（Karakol）[36]，死时年仅49岁，正当经验最为丰富的壮年。据同伴回忆，临死前，高烧不退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呻吟道：“好啦，这回我要躺下了……我死以后，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湖畔水波打不到的地方，墓碑上只需简单地写上‘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刚刚在皇家专列出轨事件中受了风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一边咳嗽，一边叹息，随后下令将卡拉库尔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Przhevalsk）。对此，沙皇手下那些不太听话的大臣们无人表示异议，因为奖励为领土扩张做出贡献的人，是俄国人始终如一的共识。

从1890年开始，带着老师赋予的使命，斯文·赫定先后六次前往中亚。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三十一日，他的驼队离开库尔勒，前往罗布荒原。他决意“到普尔热瓦尔斯基未曾到过的地方去”，做一次超越前人的探险，希望在下游东岸错综复杂的古今河道中，找到老师假设的流向罗布泊的分支。

在罗布人[37]向导陪同下，他对塔里木河、孔雀河（Konqi River）[38]下游河湖做了调查。通过20多天的调查证明，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谓的“罗布泊”，是150多年前形成的新湖。而《武昌府地图》依据的是大清初年的测绘资料，那时的喀拉库顺正在聚水过程中，它北部的罗布泊——《史记》记载的蒲昌海，尚未完全干涸。大清地图没有错，错的是俄国人“刻舟求剑”，忽略了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的变迁。与此相印证，他还在若羌县铁干里克[39]东南方向找到了一个湖群——阿拉干湖，并把这个湖当作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西部湖区。

此时，西方学界已经普遍接受了普尔热瓦尔斯基之说。斯文·赫定的调查成果，对已趋平息的罗布泊位置之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釜底抽薪，还是火上浇油？

当徒弟把发现阿拉干湖——古罗布泊的消息传回德国，李希霍芬兴奋得彻夜难眠，很快就在柏林《地学杂志》上宣布了徒弟的发现，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斯文·赫定一回欧洲，便受到了德国地理学界的热烈欢迎，德国、英国、法国、瑞士（Switzerland）以及他的故乡瑞典的国家地理学会都授予他勋章，不少国家邀请他前往访问，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日本明治天皇（Mutsuhito the Great）、意大利（Italy）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罗马教皇（Pontiff）利奥十三世（LeoⅫ）、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都以见到这位探险奇人为荣。1897年4月，他把历时4年的中亚探险成果以通俗读物的形式用瑞典文出版，书名叫《穿越亚洲》。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

如被公开扇了一记耳光，俄国人羞愤交加。为此，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专门邀请斯文·赫定到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发表演讲，名义上是让他介绍罗布泊考察成果，实际上是为俄国人的反击寻找靶子。就在斯文·赫定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唾沫横飞的时候，台下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俄国人，正轻蔑地盯着他。

这个人名叫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头发三七分，眉毛上扬，一眼圆睁，一眼微瞄，恰似一只猫头鹰。

他生于1863年，21岁就跟随老师在中国探险。老师意外病逝后，他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坚信老师关于罗布泊位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于1893年开始独立率队，先后三次到罗布泊进行实地调查论证，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其中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库姆河（Kumeu River）[40]，就是他命名的。这是一个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名气很大的人。不过，他的名气不在于对罗布泊的考证，而在于他对中国西夏文物的疯狂掠夺。

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兹洛夫从蒙古著作中知道了黑城遗址[41]，并且知道在那儿“拨开沙土可以找到银质的东西”。他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派，于1908年3月来到大清。这位俄国人知道怎样俘获大清士官的心，他向巴登札萨克[42]王爷和土尔扈特（Torgod）[43]达希贝勒（Beiler）[44]送上了留声机、左轮手枪、步枪等珍稀礼物，然后由王爷的向导带领，到达了朝思暮想的黑城遗址。13天中，他将发掘出的佛像、书籍通过蒙古驿站，大摇大摆地运回了圣彼得堡。面对这些无人能识的文字，俄国的史学家们惊呆了：这是不是尘封已久的西夏文（Tangut，唐古特语）？西夏王朝的神秘面纱能否因此被揭开？

很快，皇家地理学会做出决议：立即派科兹洛夫重返黑水[45]，“不惜人力、物力、时间进一步发掘”。1909年5月，科兹洛夫二抵黑城，雇用当地民工进行大范围发掘，从一座高10米的佛塔中挖出大量藏书、经卷、佛画、簿册。他用40峰骆驼将举世罕见的文献和艺术品运回俄国，以至于俄国声称运回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破烂”一经展出，立即轰动了西方世界，西夏学（tangutology）在俄国随之兴起。以至于现代中国学者研究西夏史时，不得不去俄国查阅资料。在如今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尔米塔什（Hermitage）[46]内，存有无数从黑城盗来的西夏文献，其中包括目前仅存的西夏文、汉文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1190年由党项人骨勒茂才所编）。

这是后话，我们还是把视线拉回1897年10月15日的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演讲现场吧。

听完斯文·赫定的演讲，科兹洛夫嘴角泛起自信的微笑，因为他清楚，斯文·赫定只是一个醉心游历的探险家，在考古学上有着明显的短板，在演讲中出现了不少漏洞，而自己拥有探险家与考古学家的双重头衔，完全能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不久，他就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极具挑战性的论文《1897年10月15日斯文·赫定先生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中的罗布泊》，对斯文·赫定的论据做了逐条反驳。这篇论文先是提出了一个设问：“斯文·赫定仅用20多天，连走马观花都算不上，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然后，他用大量实地考察材料论证了罗布泊的位置，认为只有喀拉库顺才是“古代的、历史的、真正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罗布泊，因为，这座湖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并将永远如此”。

看到科兹洛夫的论文，斯文·赫定明明不服气但却苦于理论水平不足，只有回到德国组织地理学家予以反驳。

1899年，在圣彼得堡俄国总参谋部地形测绘局会议室，斯文·赫定再次受到包括科兹洛夫在内的多位地理学家的围攻。这次，科兹洛夫手上的武器，是他刚刚出版的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其中一章专门讲述罗布泊，对斯文·赫定极尽挖苦之能事。

双方各执一词，德国与俄国两大地理学派的学术大战硝烟再起，惊涛不断。

期间，英国人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争论。曾经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著作翻译为英文的一位英国学者，对斯文·赫定的结论给予了无情的批驳。

在圣彼得堡两次稍显尴尬的遭遇以及英国同行的批驳，使得斯文·赫定深深认识到，要战胜“论敌”，必须取得更为充分、更为有力的论据，必须再次前往罗布泊，用充分的时间，对罗布泊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考察。而且，李希霍芬也督促学生再次前往罗布泊：“一定要拿出令人信服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