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十九世纪末年，俄国文坛上出现了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伟大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至一九〇五年革命爆发这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托尔斯泰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生活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和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1]。

对于这位伟大而复杂的作家，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有许多人加以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列宁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2]的观点出发，全面地分析了托尔斯泰，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他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作出了“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科学论断，指出这面镜子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3]，既体现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又反映了它的弱点和局限。

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本人是个伯爵。他早年受西欧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在自己庄园中试行减租减役，幻想寻求地主和农民和谐相处的途径；以后加入军队，参加俄土战争，曾在克里米亚作战，亲眼看到沙皇军队的腐败；退役后又出国旅行，但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引起他的憎恶。

托尔斯泰开始文学创作不久，俄国社会围绕着废除农奴制问题，爆发了一场尖锐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反映在他的主要作品中。但他先是站在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以农民起义推翻专制农奴制的主张，这导致了他同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分裂。当一八六一年实行改革的时候，他又看出改革是“无济于事的空话”。他于是谴责贵族，维护农民，引起了保守派贵族的痛恨。因此，他的家遭到政府的搜查。

到七十年代末，俄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又趋剧烈。改革以后的农民，本来就遭到了一连串的掠夺，濒于破产，现在又遇上连年歉收，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馑与瘟疫。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得不奋起抗争，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关注。于是他加紧社会活动，遍访大教堂、修道院，和主教、神甫谈话；出席法庭陪审；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调查贫民区等等。这一切加深了他对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罪恶的认识，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并给予他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他曾在《忏悔录》里自述道：“一八八一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列宁对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的变化极为重视，并作了明确的概括：“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4]，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了。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以后，越到晚年越致力于“平民化”。最后，为了摆脱贵族生活，终于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一个寒冷的冬夜弃家出走，不久即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可是在托尔斯泰转变后的观点和创作中，还存在着显著的矛盾，正如列宁指出的：“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5]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使托尔斯泰显得既伟大又可笑。

托尔斯泰的这种矛盾，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仅仅是他个人固有的，而是当时俄国革命动力农民群众的矛盾的思想情绪的反映。俄国千百万农民由于几百年来的农奴制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破产，积下了对旧制度的无比仇恨以及拚死的决心，他们要求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制，铲除官办教会，这一切统统表现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面，在那里，“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6]但是农民又是在旧制度下长大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7]，因此他们对新的制度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消除自己身受的深重灾难，结果斗争不够坚决，甚至诉诸祈祷与哭泣。这一切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所以列宁说，托尔斯泰这面镜子“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8]

托尔斯泰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复活》写于一八八九至一八九九年，集中地体现了他转变后的世界观及其矛盾。小说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托尔斯泰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他最初的构思是用它做基础，写一本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初稿写成后，作者自己很不满意，他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刚去散步，忽然明白了我的《复活》写不出来的原因。……必须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对象，是正面的，而其他的则是阴影，是反面的东西。”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经过艰苦的探索，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主题思想，前后共写成六稿，内容逐步演变，使柯尼的故事情节同托尔斯泰想揭露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小说的篇幅也逐步扩展，由中篇而长篇，最后，终于成为一部体现作者“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9]这个重要主题的小说。然而，既然《复活》体现了托尔斯泰转变后对事物的新看法，它也就存在着非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俄国社会的批判极为尖锐，另方面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10]这个评价指出了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批判力量及其政治意义，首先可以指导我们来分析《复活》的优点。

《复活》的情节和柯尼所讲的故事大致相同。后来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决定为被诬告犯杀人罪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奔走伸冤，上诉失败后即陪她去西伯利亚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她，使她重新爱他。但是为了不损害他的名誉地位，她终于拒绝和他结婚而同一个“革命者”结合。这样，男女主人公都达到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通过这些情节，作者反映了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刻画了各个阶级的人物。

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揭发沙皇专制制度下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暴露了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法庭上，那些貌似公正的执法者，包括庭长、副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员，一个个昏聩无能，自私自利，拿犯人的命运当儿戏。就是在这样一群官吏手里，玛丝洛娃被平白无故地判处苦役刑。尽管名义上她可以上诉，“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就驳回了上诉状；即使呈文递到“皇帝陛下”那里，也仅仅是被“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刑”，这对沙皇的“体恤下情”简直是一个讽刺。小说通过涅赫柳多夫到枢密院上诉的情节，还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退休国务大臣贪婪成性，是个吸血鬼。枢密官背信弃义、口蜜腹剑，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掌握彼得堡犯人命运的老将军极端残忍，“利用成百上千人的眼泪和生命来博得高官厚禄”。副省长则经常以鞭打犯人为乐事。在他们的淫威下，受害者何止玛丝洛娃一人，农民、工匠、流浪汉、小业主统统不能幸免。“从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起到库页岛止”，冤狱遍于国中，哪里还有正义可言！“真理让猪吃掉了”。沙皇专政机构“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以至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法院无非是一种行政工具，用来维护对我们的阶级有利的现行制度罢了”。

小说不但揭露了官僚机构的横暴，而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暴露了神甫麻醉人民的骗局。他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捞得“一笔收入”。狱中犯人做礼拜的场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作者激愤地指出，监狱的长官和看守长们相信这一套，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而且他们“的确体会到这种信仰在为他们”辩护，便于他们的统治，而“大多数的犯人相信”，则因为它“含有神秘的力量，人借助于这种力量就可以在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里得到很大的便利”。可见，政府的暴行有赖于官办教会的支持，而教会不过是沙皇愚弄和统治人民的另一种工具。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11]托尔斯泰的艺术描写有助于我们理解刽子手和牧师狼狈为奸的实质。小说激怒了政府和教会。因此，不但书中的这些描写被图书审查机关砍掉，而且作者本人也被俄国主教公会开除了教籍。

《复活》比作者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农村，“儿童纷纷夭折，妇女担任力不胜任的工作”，人们“四处讨饭”，“人民正在纷纷死亡”。农民苦难的根源是什么，那时对这个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答案。托尔斯泰好像是为了辩论似地先引进涅赫柳多夫的贵族地主亲戚们的谬论，说是农民得到土地以后“索性不做活儿了”，由于懒，“反倒更穷了”。然后，作者强烈地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作者并且借涅赫柳多夫之口大声疾呼：“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的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与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利。”这里，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揭示这个重要问题，正是因为他的批判力量有社会基础，如同列宁所说的：“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12]

此外，小说对资本主义在俄国急遽发展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和祸害，也作了充分的揭露。这样，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种种黑暗，诸如国家、法律、教会、土地私有制以及初兴的资本主义，总之造成人民群众苦难的社会环境，统统都被作者描绘在他的作品里了。

《复活》的情节是单线发展，可是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作者沿着玛丝洛娃蒙冤下狱并被流放、涅赫柳多夫为她奔走上诉以及陪同她前往西伯利亚这条线索，以描写男女主人公的遭遇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为主，从城市到乡村，从首都到外省，从政府的办公厅到省长官邸，从贵族的厅堂到农民的茅舍，从剧院的包厢到三等客车车厢，从警察局到停尸房等各个角落，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沙皇俄国的面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开始向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过渡，对内强化统治，对外到处扩张的时候，《复活》的揭露和批判更有助于人们认识沙皇制度既反动又虚弱的本质。尽管作者没有达到，甚至显然避开了革命的思想，但是我们在《复活》中看到的仍然是他“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13]，发出了“他对一切阶级统治的激烈抗议”[14]。而托尔斯泰的批判威力，也是令敌人十分害怕的。难怪图书审查机关要对《复活》进行认真的刀砍斧削，全书被删去了五百多处，在总共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而发表出来的只不过二十五章。揭露监狱祈祷仪式的伪善的两章全被斧削，只剩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描写托波罗夫残酷迫害异教徒的一章被整个删去。第三部凡讲述政府对革命者摧残迫害的地方也都被删去。只有在革命后，一九三三年出版《托尔斯泰全集》时，才得以第一次完整地把《复活》全文公诸于世。

在艺术上，《复活》也有较高的成就。作者善于通过男女主人公活动的主线，把各种事件、各个阶层的人物、各个社会生活的侧面串联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达到较高的艺术概括；同时又抓住一些具体情节，给予细腻的描写，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更能显示人物的性格。作者刻画反面人物或者揭露人物的恶劣品性时，善于运用辛辣的讽刺笔法，以暴露他们的丑恶。

特别应当指出，在结构安排和人物描写中，为了更形象生动地展示群众的苦难，更突出鲜明地暴露社会矛盾，作者非常熟练地大量运用对比手法。无论是景物对比，人物遭遇对比，人物外表对比，人物前后思想活动对比等等，都被用来加强小说的揭露和批判力量。就连小说的故事本身，这种在旧文学中司空见惯的题材，也不再被简单地写成男女爱情的牧歌，或是主人公悲欢离合的闹剧，而是被作者赋予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用来表现贵族与农奴、损害者与被损害者的尖锐对立。这样，那个罪恶的社会，那种不合理的现实，种种惨象，跃然纸上，使人震惊和愤慨。应该说，《复活》正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特点的代表作。

《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很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又散布了许多令人生厌的说教。他反对政府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暴虐，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15]。

不仅如此，托尔斯泰还直接进行荒谬的宣传。我们看到，小说一开头就引《福音书》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让主人公阅历过那么多苦难之后，作者还说“为要摆脱这种骇人听闻的、使人们受苦的恶势力，唯一毫无疑义的方法仅仅是人们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纠正别人”，“要永远宽恕一切人”。到了小说末尾，他更直接捧出《福音书》来进一步传播“人非但不应当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教义。这就不但是“一个发狂的笃信基督的地主”，而且是一个“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即宗教”的牧师了。在俄国革命形势已经高涨的年代，作者还要宣扬“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宽恕”和“博爱”这种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就更显出其思想的反动而有害的一面了。

托尔斯泰的这套反动观点，是有“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他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向善。基于这种对“人性”与“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复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体现者。在这部小说里，他企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人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病，“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可是，“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16]托尔斯泰的救世药方岂不是抹煞了造成社会灾难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剥削本性吗？可见这种教义是多么荒谬！连作者自己后来也失去信心。小说的末尾他写不下去了，第三部中那些体现作者意图的“政治犯”形象，大多苍白无力，毫不感人，或者遭到严重的歪曲。就是“复活”以后的涅赫柳多夫的生活“新阶段会怎样结束”，作者也感到茫然，只好用“那却是未来的事了”这句话来了结。可见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既破坏了作品的思想性，又损伤了艺术性。

托尔斯泰不是要为社会寻找出路吗？出路是有的，这就是革命。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压迫，解放作者所同情的劳动群众。因此，一定要批判托尔斯泰的反动教义。列宁早就痛斥过那些宣布托尔斯泰是“生活的导师”的机会主义者，并且指出：“俄国人民不应该向托尔斯泰学习如何求得美好生活，而应该向托尔斯泰所没有了解其意义的那个阶级学习，向惟一能够摧毁托尔斯泰所憎恨的旧世界的那个阶级学习，即向无产阶级学习。俄国人民只有懂得这一点的时候，才能求得解放。”[17]

我们今天在研究《复活》、接受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时候，就要反对某些研究者把托尔斯泰理想化，反对袒护或鼓吹他的“不抵抗主义”、向“精神”呼吁、“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以及“博爱”等教义，反对把托尔斯泰吹捧为人们“共同的导师”、“人类的指路明星”。我们要接受和研究的是他遗产中“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18]，也就是“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份”[19]。并且对其批判成份的意义给予新的、革命的阐发。如同列宁所教导的，要“阐明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的批判的意义”，要“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意义，激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20]

李明滨

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