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社会共通资本的概念

01 社会共通资本

20世纪的“世纪末”

1986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这股潮流最终引发了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为代表的东欧剧变，并最终促使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走向统一。1991年8月，苏联保守派的军事政变失败，直接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瓦解。接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分崩离析，继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崩溃，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以越南战争为诱因，美国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断深化，1992年4月爆发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动乱“洛杉矶暴动”，更是这一矛盾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迅速升级、日甚一日。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苏维埃俄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将世界一分为二，各自主导着统治之下的世界秩序。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却相继出现体制崩溃，陷入衰退阶段。对于我们来说，这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在世纪末出现的这种混乱和迷茫，已经超越政治维度，它触动了思想、文化乃至人类生存方式的根基。如果我们回避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也就无法展望未来。

“世纪末”的前奏

从1917年俄国革命，到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式建立，一种基于经济学理论及思想的设想变为现实的政治体制，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有很多人曾为此送上衷心的祝福，对它的未来寄予厚望。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也纷纷迎来独立，其中就有很多国家以社会主义为理念，开启了建国大业。当时，我们也曾满心欢喜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是，此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都尽如人意。尤其是为了将东欧各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诉诸暴力和强权，在后世招致了强烈的批判和反感。而且，苏联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曾充斥着专制和暴力的强制手段，牺牲无数。随着这些专制和暴力陆续为世人所知，很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念及理论前提愈发感到怀疑，从最初的支持转而对它的存在方式持否定的态度。

同样的暴力也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近乎种族灭绝的行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伤亡。世界上有很多人曾经或多或少对美国主导下的和平体系抱有信赖和好感。但是，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惨无人道的行径，把这些信赖和好感消磨殆尽，也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衰退进程。这一切都证明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在思想及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有体制概念，探索一种新的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框架。这种新型的经济学思想虽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可以看到，更加追求人性化的、和谐的经济及社会新思潮已经开始萌发。

然而纵观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足迹却与这股新潮流背道而驰。特别是在里根执政期间，强制推行的许多政策和制度改革都带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这些政策和改革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变得更加不稳定，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1992年爆发的“洛杉矶暴动”正是里根政策的必然结果。

里根政策体现的正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哲学。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货币主义以及理性预期学派等各种经济学流派涌现，导致保守、反动色彩浓厚的经济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大行其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里根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凸显，上述各种经济理论的影响力才开始逐渐消退。但是，要超越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市场经济哲学的局限，构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框架并非易事。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提出的“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仍在持续。此时，一份文件的出现对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布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Encyclical Novarum）。

两道《新事》通谕

1891年，当时的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了题为“Rerum Novarum”（新事）的通谕，也就是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一般译为“新事物”，有时也译为“革命”。在这份通谕中，利奥十三世认为，19世纪末，以欧洲为中心，全世界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弊害和社会主义的幻想”（abuses of capitalism and illusions of socialism）。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而大肆压迫劳动者，大多数劳动者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与社会正义背道而驰。与此同时，许多人抱着幻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样的悲惨情形会一扫而空，社会和生活将处处充满和谐和正义。利奥十三世在《新事》通谕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新事》通谕发布100周年之际，约翰·保罗二世于1991年5月15日发布了新版的《新事》通谕，重申了“社会主义的弊害和资本主义的幻想”这一极富预见性的核心议题。

1917年，伴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世界上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后70余年间，又有多个采用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陆续诞生。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内部矛盾，造成了无数人的牺牲，也导致社会、文化以及自然遭到巨大的破坏。以波兰、民主德国为首，东欧诸国陆续脱离苏联的控制和压迫，东欧的社会主义随之解体，人们选择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

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引入市场经济制度，踏上了通往资本主义之路。但是，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框架，人类最理想的经济体制究竟是怎样的？罗马教皇提出的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必须谦虚、诚实地对待。

新版《新事》通谕问世后仅三个月，在1991年8月，爆发了震惊全世界的“八一九事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崩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

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

约翰·保罗二世的新版《新事》通谕关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当时的经济理论无法想象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描绘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现实世界面临的情形恰恰相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诸国面临的是如何才能从社会主义顺利地过渡到资本主义。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体制转换，真的能够建立稳定、和谐的经济体制吗？这是约翰·保罗二世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因为，无论是分权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是集权制的计划经济制度，都有自身深刻的内部矛盾。

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制度总是表现为明显的国家权力的扩大，而且这种权力往往不受约束。在此背景下，公民往往只享有最低的权利，一些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也受到极大限制。过去70年来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表明，带有浓厚的中央集权色彩的计划经济自不必说，即使带有相当多分权色彩的计划经济，也都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这部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技术性缺陷，更本质的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与每个个体的内在动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们追求的生活品质不能得到实现，大多数人的梦想和激情也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满足。

但是，分权的市场经济在运行中也充满了矛盾。虽然推行了诸如累进税制等促进平等的政策，仍然没能抑制实际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趋势。市场价格和供需条件的剧烈变动，让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提出的“生产伦理”（instinct of workmanship）越来越难以在现实经济中体现。人们在追求更大利润的心理支配下，肆意地突破来自伦理、社会以及自然条件的制约，极端地推动整个社会向非伦理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投机性动机支配生产性动机的倾向也变得更为常见，各种社会性、伦理性的制约形同虚设。

制度主义与社会共通资本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一种经济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让每个人在工作中都坚持职业操守，同时还能够实现稳定、和谐的经济发展？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制度具有什么特点，具备哪些制度上和经济上的特征。托斯丹·凡勃伦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构想正好能够最确切地反映出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我们需要的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从一个普遍的、统一的原理中按照逻辑演绎出来的，而是由每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伦理、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多条件相互交织汇集出来的。制度主义的经济制度会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社会意识的变革随时变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为，生产和劳动的关系决定了伦理、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诸多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追求的则是脱离伦理、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条件独立存在的理想经济制度。制度主义的经济制度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同时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立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强调，仅仅基于逻辑一致性对经济制度进行的改革，必然会与人类追求多样性的根本倾向相矛盾。亚当·斯密认为，最理想的经济制度是通过民主主义的进程，在经济、政治条件得到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对制度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也正是基于亚当·斯密的这些主张。

制度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取决于社会共通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以及管理各类社会共通资本的社会组织的存在方式。

为了说明制度主义的基本属性，本章首先介绍整体情况。对于其各组成部分情况，将在后文各章详细介绍。

在制度主义的背景下，制约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稀缺资源被分为社会共通资本和私有资本两大类。社会共通资本不同于私有资本，并不由各经济主体根据私有观点来管理和运营，而是作为社会全体的共有资产，需要进行社会性的管理和运营。即使曾经属于私有或者以私营方式管理的社会共通资本，也要作为全社会共有的财产，按照社会性标准进行管理和运营。

某种特定的稀缺资源被归为社会共通资本，按照社会标准而非市场标准分配其提供的服务，这里的社会标准应该依据什么思想来确定呢？我们不能单纯地依据经济及技术条件来决定，而应该让这一标准具有卓越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要根据该社会共通资本提供的服务在满足公民基本权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来决定。

社会共通资本不仅包括土地、空气、土壤、水、森林、河流以及海洋等自然环境，还包括诸如道路、上下水管道、公共交通系统、电力、通信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金融、司法、行政机关等制度资本。

纵观整体，社会共通资本在广义上意味着环境。在社会共通资本的网络中，各个经济主体可以自由活动、从事生产。社会共通资本的构成方式也影响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效果及其发挥的作用。

社会共通资本的管理和运营

管理社会共通资本的时候，有一点极为重要，社会共通资本必须基于各个领域的专家的专业见解，遵照职业规则进行管理和运营。社会共通资本绝不能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或者规则来管理和运营，也不能遵循市场标准。这是考虑社会共通资本问题时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社会共通资本在管理和运用上要基于信托（fiduciary）原则进行信托管理。

社会共通资本对社会来说极为“宝贵”，因为由它产生的服务在满足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接管如此“宝贵”的资产，已经超出单纯的委托行为，而具有了信托的性质。受托管理社会共通资本的机构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基于专业的知识做出行动，谨守职业规范，并对全体公民直接负有管理责任。

政府的经济职能就包括监督各类社会共通资本是否按照信托原则妥善管理和运营，以及如何保持社会共通资本之间的财政平衡。在制度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不是作为国家统治机构，而是要起到监督的作用，确保所有的国民，不论其收入多少、居于何地，都能够享受公民的基本权利。

每年为组织运营各种社会共通资本投入的资源数量，决定了政务财政支出的规模；为建设社会共通资本投入的稀缺资源数量，决定了政府固定资本的大小。这意味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共通资本的性质，以及对社会共通资本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体现了广义上的政府或公共部门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