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二 彰显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
与冯诚先生同为新华人，落笔写这篇文字时仍缘悭一面。我入职新华社那年，冯诚先生已是地方分社主要领导。我的专业是新闻评论学，也写过成百上千，于报道写作却没有心得。因之种种，对这本精品报道集，我需要的是花时间研读，发议论并不恰当，谈点读后感倒可以。
首先，从体例来说，这个报道集有独特的文本价值。
我读了七年新闻学，回忆当时所用教材教辅，基本是选刊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专家学者来谈这些作品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好。这当然无可厚非，并且常能揭出作者所未察未悟者，却也有不免搔不到痒处的遗憾。
这本报道集则不同。报道前面都附有作者的“采写手记”，告诉读者这些“镇版之作”是如何采访、如何剪裁、如何写作，为什么要那样采访、那样剪裁、那样写作。作者“现身说法”，如果洗去“自卖自夸”，就可以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架起“不隔”的理解通道。作者自我解读或自我解剖，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所谓个中滋味，甘苦自知。作品在前，解读其后，如徜徉于华屋，听作手讲解如何设计、如何选材、如何架构，浸淫其中，揣摩玩味，一定有助于青年学子获得相当丰富生动的间接经验。但我决不是说，这种体例对习见的体例构成否定或贬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而是互补。
点出这个文本的独特性价值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我最想说的话。我最想说的，是这个文本彰显了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则是在为新闻立学。
二三十年前，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争论还有余音，如今则几乎成了绝响。不是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被解决了，而是被搁置、被湮灭了。互联网时代，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键盘侠，于是仿佛人人都是媒体、人人都是记者。新闻行业的门槛仿佛已被冲掉，新闻职业的专业性被有意无意淡化，主张新闻“有学”似乎是件让人羞愧的事。果真如此吗？冯诚先生的报道集让人看到，新闻专业主义面临冲击和挑战，但记者这个职业不会消亡，新闻的专业性门槛依然存在。
手里有一个麦克风，能不能发出美妙动人的声响？买几个键盘不停敲打，能不能写出感染人、启发人的篇章？抄来抄去、转来转去，能不能成为有生命力的媒体？信耳食之言、搬会议材料，能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记者？像这本报道集中的《喜看“无锡拐点”》，貌似平淡无奇，细读之后，不妨自问：我真的懂调查吗？我真的会研究吗？我真的善于谋篇布局吗？我真的也能像作者那样在那样的情境中下一“拐点”的判断吗？我有这样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吗？我去无锡采访一趟，也能写出这样的报道或比它写得更好吗？新闻不仅“有学”，而且大有学问。
新闻之“有学”，不仅在于要经过采访、写作、摄影、版面设计等专门训练，也需要诸多专业知识储备。著名记者郭超人上世纪5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语言学老师是王力，文学史老师是游国恩，经济学老师是陈岱孙，这些都是大师级的师资力量。没有大师固然无法可想，虽有大师也要有心向学。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如何能写好经济报道？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如何能写好法制报道？没有丰富的理论工具，如何能科学分析社会？新闻的专业性，不应仅仅理解为在技术上严格遵循专业化的报道规范，同时也应是对报道对象的专业化呈现。有了新闻专业知识，报道才能写得像个报道；有了其他专业知识，报道才能写得高人一筹。
新闻之“有学”，不仅在于书本中“有学”，也在于实践中“有学”。新闻工作的本质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记者成长的必由之路。新闻界有一个“传帮带”的好传统，有的媒体已将之制度化为“导师制”，有的可能已经丢掉了。新入职的年轻人，有资深记者带着深入实际采访几次，头脑中的书本知识就能活起来；自己一个猛子扎下去，则可能被斑驳的现实或成堆的材料淹没，甚至怀疑学过的知识是否有用。无论是求学时，还是工作后，遇到一个好老师，都是一种幸运。从这本报道集看，很多报道都是冯诚先生带着年轻记者调查研究完成的，那么他可说是个好老师。
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冯诚先生用“镇版之作”彰显了新闻专业主义，也用他动人的现代诗，书写了这个时代日渐稀薄的情感和灵魂。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知名新闻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