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明治时代——日本足球的黎明期
明治时代
1853年（嘉永六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远渡重洋，出现在距江户不远的浦贺港，向德川幕府递交了开港通商的国书。幕府面对“黑船来航”，无力屈人之兵，只得打开国门，踏上开国之路。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幕藩体制内患重重，一批改革志士在“尊王攘夷”的口号鼓召之下，借民众之力发起倒幕运动。幕府无奈只能选择大政奉还。1867年（庆应三年），不满15岁的皇子睦仁在维新义士拥立之下即位，翌年改元“明治”，实行维新。
明治维新可谓日本史上最为浓墨重彩、风云激荡的一页，社会政经变革之剧烈前所未有。西方各国军人、海员、外交官、商人、学者和传教士纷至沓来。这些“外国人”有的稍作停留便离任还乡；有的旅居岛国经年，甚至终老于此。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洋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人文学艺、教育体制以及其他典章制度，还有现代体育运动。
无论是来自英国的高尔夫和赛艇，源于美国的棒球与篮球，还是自中、北欧大陆国家传入的滑雪与体操，这些“舶来品”散发着各自母国的气息，在明治日本这个“各国体育的共同租界”中杂居生长，成为日本人在近代化道路上欣赏到的一道新风景，感受到的一种新体验，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日本人的身体，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扎根异乡的过程中反映出岛国独特的精神面貌与国民根性，这其中就包括了来自另一个岛国的运动——现代足球。
一、舶来的“足球”
1.1 足球的名称变化与争议
“足球”一词出自英语“football”，在早期发行的日文书籍中表述各不相同，所指也有所区别。在讨论足球何时传入日本的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探讨“足球”一词在日语中的名称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
1883年（明治十六年）3月，日本近代体育倡导之先驱、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威廉·斯特兰治（Frederick William Strange,1854—1889）以英文写成《户外运动》（Outdoor Games）一书，专门介绍各种近代体育项目，书中记有“Football”一项，此为在日发行书籍中有关足球的最早介绍：
此项运动为英国冬季各运动中最为流行者。比赛于两球门之间举行，各门相距约一百码。参赛者须分两队，各自人数均等。各队之目的在于将球踢入对方球门之内，并阻止球进入本方球门。[1]
1885年（明治十八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坪井玄道与田中盛业共同编写出版《户外游戏法》（又名《户外运动法》，金港堂，1885年），在书中将“football”音译为“フートボール”。“足球”一词终于有了最早的日语表现，“フートボール”也成为其后整个19世纪日文体育书籍上表现“足球”概念最为常用的词语。
1898年9月，博文馆发行《内外游戏法》一书。书中仍以“フートボール”表现，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在旁辅以括号，填上了“蹴鞠”二字。蹴鞠本为源自中国的古老球技，约在皇极天皇时期（642—645年）传入日本。日本蹴鞠分文、武两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踢法与现代足球大相径庭。《内外游戏法》作者之所以借用“蹴鞠”二字恐怕一在于一时难以找到更好的字眼翻译，于是信手拈来、移用于此；二在于这项新运动不为人所知，不如借古语做注解以便读者更好熟悉罢了。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10月，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写、钟美堂发行《足球》（『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书中对“足球”的日语表述做出了两处重要改动。其一，将原来“フートボール”中的长音改为促音，以“フットボール”代之。东京高师足球部亦于同年由原来的“フートボール部”更名为“フットボール部”；其二，在“フットボール”前加上“アソシェーション”。“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即“Association Football”的日语音译。
明治时代西洋新鲜事物大量涌入，音译虽不失为文化吸收过程中的简便快捷之路，但欲使外来事物为本土受众更好理解与接受，势必需要创造更加地道、更具和味的新词。东高足球部的师生们取“蹴鞠”之“蹴”字，以“球”字取代较为生僻的“鞠”字，结合创造出“蹴球”（“蹴球”）一词，以图更好推广这项尚不为人熟知的“踢球”运动。《足球》发行一年之后，即1904年7月，东高足球部便将名号从“フットボール部”改为“蹴球部”。“蹴球部之歌”“蹴球比赛”等字样频繁出现在校友会志上。及至1908年6月东高再次编辑出版《足球》，“蹴球”二字已经广为接受，与“フットボール”一直并用于大正至昭和前期。
然而，正是这样的音译造词为今人留下了不少悬案。众所周知，彼时英国公学盛行之球戏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用脚来踢”，即今之“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另一派主张“手脚并用”，被称作“拉格比式足球”（Rugby Football），即今之（英式）橄榄球。今人在参考早期史料时对于二者往往模糊混淆，原因有二：其一，足球与橄榄球早期都被习惯称为“フートボール”或“蹴球”，没有具体说明，难以分辨。例如，庆应义塾大学同样也有“蹴球部”，只不过踢的是日本最早的橄榄球，足球部成立已是晚至1927年昭和时代的事情了。
其二，足球与橄榄球早年同出一体，渊源颇深，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规则方面并不固定且多有相似之处，彼时身在日本的球戏者缺乏共识，比赛规则往往各式各样，为明确区分制造了困难。东高足球部1908年出版的《足球》一书第一章第二节“足球的历史”第三小节“我国的足球”中就有详细描述：
（足球）虽然于我国各地广为传播，但其方法多种多样。想来于传授之中多以误传误，或自己随意创立方法。就目前各地开展情况所见，实为千姿百态。多为徒有一球，完全不知其用途如何，唯于球后追逐，数百人互相推挤，行粗野之事。[2]
规则的不明确以及参与者缺乏共识使得难以明确界定当时足球与橄榄球的区别。因此，使习得者能够明辨二者的区别也成为当时有意介绍普及足球人士的首要任务。1898年的《内外游戏法》虽然对足球与橄榄球仍然同冠以“フートボール”之名，但终于开始对二者加以辨识，不仅加注“蹴鞠”代表足球，而且分别以“第一类足球”（“フートボール第一種”）和“第二类足球”（“フートボール第二種”）进行了明确的规则说明：
今日英国施行之足球分为两种流派，一为足球协会流，一为拉格比联盟流。协会流设立各规则以确定该游戏之限制，是为“第一类足球”。（中略）各队均由十一人组成，其中队长一人，前锋共七人，后卫四或五人。较之前锋，队长由后卫担当为宜。（中略）任何人不得以手持球运球，或以手击球握球，但唯有守门员于我方球门柱之间为防止球通过，可以手击之或投之。
东京高师《校友会志第2号》上亦对足球与橄榄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
所谓“足球”之游戏初起于罗马，此后传入英国，渐盛行之，分为拉格比流与协会流两派。如今此二者亦于美国开始流行，不过美国之足球既非纯粹拉格比式亦非协会式，实为以拉格比流为基础之美国化产物。（中略）我国多数学校过去开展之运动，应当以协会式为主。
要之，明治至大正时期的通行做法是将足球称为“ア式蹴球”（“ア式フットボール”或“ア式蹴球”），即“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的略称，将橄榄球音译为“ラグビ フットボール”，简称“ラ式蹴球”（“ラ式フットボール”或“ラ式蹴球”）。昭和时代，足球多被单独冠以“蹴球”之名，橄榄球则被称作“ラグビ”。
语言作为人类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具体反映，体现出一个民族对异文化外来事物认识、了解直至接受的过程。从最初以平假名“フートボール”记音，到添加汉字“蹴鞠”以示注解，再到后来创造“蹴球”一词并形成共识，语言文字的变化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人对足球运动逐步形成的明确辨识，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该项运动在这个国家的起步。
1.2 足球的传入
那么，足球究竟于何时、又以什么方式传入日本，日本体育史学界基本已形成定说。日本足球协会在1974年编写的《日本足球的轨迹》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东京奥运会之前，将足球最早引入日本的被认为是1874年（明治七年）前往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之工学寮的英国讲师赖莫·琼斯。现在形成的定说则认为是在1873年（明治六年）秋赴海军兵学寮指导的英国军舰副舰长阿切博尔德·卢修斯·道格拉斯及其手下的33名军人。英国军人在训练闲暇之余以此作为娱乐，并且为了对士兵进行体力强化训练而开展足球运动。[3]
上述文字出自该书主编、有“日本足球史研究第一人”美誉的新田纯兴[4]之笔。新田在1966年发表“对日本足球作出贡献的在日外国人介绍”一文。有关工学寮与海军兵学寮的记述如下：
1.赖莫·琼斯
明治七年，作为位于赤坂的工学寮教师到任的英国人，此人首次将“足球”（“フットボール”）介绍引入日本（当时多被称做“フートボール”）。
所谓工学寮即今东京大学工学部之前身，此人当为工程技术系学者。然而，是在土木科还是在电气科，其专业科目难以断定，究竟在何种程度指导过“足球”今天也完全无法判断。
不过，东京奥运会临近之际，有关报道者对外国体育传入日本的年代与经过进行大量调查，通过报纸、电台等手段广为传播。其中提及一人为：
2.道格拉斯海军少校（副舰长）
现已查明，此人在赖莫·琼斯之前一年，于明治六年在建于浜离宫附近至木挽町的海军兵学寮（海军兵学校之前身）任教师，在训练闲暇之余作为娱乐，与33名部下一同教授足球。道格拉斯少校虽于翌年返回英国，但在归国之前在我国首度举行了运动会。而且，由于这些比赛项目的名称相当有趣，因此报道颇多。
对此，担任日本体育协会五十年史编辑的权威记录者广濑谦三认为既然史实确定无误，因此协会正史必须订正为最初由道格拉斯少校于明治六年在筑地开展足球运动。（后略）[5]
从上述论述可以判定足球最早约在明治初年的19世纪70年代由英国人传入日本，地点在新式学校之内，方式则由外国教师导入或引导，与明治时代的洋学引入息息相关。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以强兵为要务，大力发展海军，1869年开设海军操练所，翌年改称“海军兵学寮”，是专门培养海军军官的军事教育机构。1873年7月，英国海军少校阿切博尔德·卢修斯·道格拉斯率顾问团访日，拉开了兵学寮专业海军教育的序幕。
对于以海权立国的大英帝国来说，强大的皇家海军在扩张英王势力的同时也在传播帝国文明。英国人发明的种种现代体育运动亦由海员和水兵散播到世界各地。道格拉斯在抵达兵学寮之后不久发现日本学生体力不足，因此试图通过各种体育活动训练生员之体力，其中便包含球戏。《帝国海军教育史》对此记叙道：“招聘英国教师之前，学生授业专以坐学为主。招聘之后于午前坐学两小时，午后补充课外作业两小时。为此于本月设置球戏场，供学生娱乐之用。”
然而，上文所述“球戏”是否真是足球呢？道氏于兵学寮曾仿效英国海军学院举行运动会，设立竞赛与游戏项目共计18种，竞赛项目包括12岁以下学生150码跑，15岁以下学生300码跑，15岁以上学生600码跑，跳高、跳远与整列步行等。游戏项目有头顶水桶平跑、捡鸡蛋、追逐小猪等，其中并无足球记录。
对此疑虑，有三点姑且可以作为旁证。首先，书中“于本月设置球戏场”据上下文推测当为1874年1月。鉴于足球为冬季运动，因此很可能是 足球。
其次，当时海军兵学寮生员年龄介于12岁至15岁之间，身材瘦小，体质较差，且对球类运动完全没有认识。道氏引入球戏之目的在于增强学生体力，提高身体素质，从对运动会项目的设置便可看出他对学生年龄与身体条件的精心考虑。采取拼抢凶狠的橄榄球明显不合情理，足球应该更加恰当。
再次，沢鑑之丞1942年出版《海军兵学寮》，在书中写道：“英国教师到来后不久便就学生在体育上的缺点提出种种建议。现在开展的马术、剑道学习固然不错，亦开始适当注意一些更加令人舒适的娱乐性的运动，如台球、足球、板球等。（中略）此外，足球亦由英国教师教授。于校内马场之内，分甲乙两队比赛”。沢书出版于1942年，即昭和十七年，所用“足球”一词为“フットボール”，括内加注“蹴球”。昭和前期以“蹴球”单指足球，此为极有说服力的证据。
总之，足球由道格拉斯最早引入已成定说。不过，道氏在日本待了不过短短一年便因病归国。当年接受指导的学员毕业开始舰上生活之后，便将此项运动淡忘，回忆中从未言及足球二字，兵学寮亦未见相关校规制度，很难谈得上系统的足球教习。相比之下，足球在工部大学校的引入意义更加 深远。
工部大学校即今之东京大学工学部，前身为工学寮，专为培养工业人才于1871年设立，后并入东京帝国大学。旧工部大学校史料编纂会为纪念东大成立50周年编写的《旧工部大学校史料》“运动”一节中列有各类运动八项，第二项为“足球”，略引如下：
足球乃明治七年大和宅地时期开展之唯一运动。由赖莫·琼斯氏指导。迁至虎之门后由基维与马绍尔二氏继续指导。明治十五年期间于各项运动中最为盛行。规则亦极为简单，分为二队，以踢球为主。
文中提到的赖莫·琼斯为苏格兰工程师，1874年受聘来日，任工部省测量司御雇测量师，于工学寮先教授预科数学，后任本科机械与测量学教师。从上文可以看出足球在工部大学校的开展较海军兵学寮更为系统。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到工学寮创始人、工部大学校校长——苏格兰人亨利·戴尔。
戴尔出生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工人家庭，早年干过学徒，勤奋好学，20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873年受恩师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兰金所托，应岩仓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之邀前往日本，为新式工科大学的成立出谋划策。戴尔一反欧洲国家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方法，大力倡导工场实践操作，使工部大学校成为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实践教育之典范。其本人在日潜心教育近10年，直至1882年辞任归国。
戴尔追求的绝非单纯的学业进步，而在于通过教育促成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所谓“全人的教育”，他上任伊始大力提倡体育运动，成为日本体育教育之先驱。工学寮于1873年12月采用陆军步兵体操，1878年改名工部大学校之后体育科目更加规范。明治十一年学则中体操科目包括田径、游泳、赛艇等12项，另有娱乐科目14项，其中就包含足球。1885年4月修订的《工部大学校学科及诸规则》第六章“体操”中亦将足球作为游戏项目列入 其中。
由此可见，工部大学校的“足球”运动是创始人戴尔作为体育一环开展的正规活动，学生自然更有规律地参与到这项“用脚来踢”的游戏之中。至于这项运动到底是不是真的足球，学生们的回忆可以佐证。1884年（明治十七年）土木专业毕业生、日本土木协会第九任主席古川坂次郎回忆道：
记得从那以后队长便是玉木弁太郎君与田边朔郎君。因为玉木君个子比较高（后来长胖了不少），因此踢球的时候总是当守门员。[6]
文中既然用了“守门员”（“ゲートキーパー”）这样的词语，当是足球无疑。1891年土木科毕业生、原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门野重九郎的回忆更加鲜明。
此项游戏在贮水池运动场最为流行。应该可被称作今日“协会足球”之前身。规则极为简单。并无如今日前锋、中卫、后卫之类确定的阵型，只是努力将球快速踢进球门而已。[7]
由此可见，工部大学校开展的当为足球。诚然，足球规则此时距离最早确立不过10年左右，明治初年于兵学寮和工学寮出现的足球都不可能依照今之正式规则进行，只是以脚踢球、初具足球运动雏形的游戏。
1.3 YC&AC与KR&AC
在日本足球的历史版图上，关东与关西堪称“两极”。“东西对立”反映了日本足球的早年风貌，为这幅画卷写就第一笔的是那批来自西方的外 国人。
1858年（安政五年），德川幕府与美、英、法、俄、荷五国分别签订修好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于长崎、金川（即横滨）、新瀉、函馆和神户五地开放建立外国人居留地。侨居于此的西人纷纷组建起具有各自母国气息的体育团体，开展各式各样的竞技运动。对于这群“外国人”而言，体育不仅是单纯的身体运动，还是排遣寂寞、人情交流的手段，是了解所在国度的一扇窗口。日本人固然将居留地视为民族耻辱的印记，却选择了以更为容忍的态度面对，从中汲取自身所需的近代化养分，不但对这些西式体育运动产生了好奇，更为这群西人参与时的热情与技艺所吸引。这些舶来的西式运动就在日本“观众”注视的目光中扎根、发芽、生长，从居留地向外面的世界蔓延开来。
在这些外国人居留地中，横滨与神户以其别具一格的管理体制、建筑风格与经济社会活动，成为明治时期最为重要的国际交流场所。两地成立的两家外国人体育俱乐部“横滨乡村与田径俱乐部”（Yokohama Country & Athletic Club，YC&AC）与“神户赛艇与田径俱乐部”（Kobe Regatta & Athletic Club，KR&AC）也成为日本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体育社团。
横滨在日本近代史上地位之重要不言自明。这座城市成为几乎所有西方体育运动初次亮相的舞台。YC&AC堪称体育在这座城市早期发展的最大驱动力。1868年，23岁的苏格兰小伙詹姆斯·潘德·莫里逊（James Pender Mollison,1844—1931）出于对板球的酷爱，与好友共同成立“横滨板球俱乐部”（Yokohama Cricket Club，YCC）。在此之前，横滨已经有了诸如步枪、壁球、田径等多家外国人俱乐部，各种运动触手可及。不过，促使这些运动飞速发展的却是一场令这些外国人有些后怕的变故。
1862年9月14日，英国商人查尔斯·理查森与三名同伴前往川崎参拜神社，途经生麦村时因不愿下马为大名让路，被刺身亡，史称“生麦事件”。西方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遂派兵进驻居留地。驻军的大规模到来极大刺激了居留地体育运动。驻军士兵中不乏运动好手，运动人口的增加使得橄榄球或足球这些需要更多参赛者的运动成为可能。YCC成立之初许多重要比赛正是与这些身披红色军服英军士兵之间的较量。莫里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1870年到1871年那会儿，我们的板球已经开展得相当不错，主要是和第10营的军官们比赛，那帮家伙对打板球可真够来劲儿的。”文中提到的第10步兵营于1868年4月被派往横滨，就有一支军官板球队。
莫里逊对体育的热爱使得YCC最终成为横滨体育界的标志。他为了拥有更大、更好的运动场，不辞辛劳，在19世纪70年代初与当地政府谈判，购置大片空地平整修葺，运动设施初具规模。YCC在19世纪80年代逐渐吸纳棒球、橄榄球和足球等运动，成为一个综合性体育团体，1900年在扩建球场与增加跑道之后更名为“横滨板球与田径俱乐部”，1912年7月为了购置新地、扩大发展，又废弃旧名，重新注册为“横滨乡村与田径俱乐部”，即今之YC&AC。
YC&AC随着竞技项目日益增多，不再满足于只是与来港的海员和当地驻军切磋，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其他港市。各种交流比赛成为俱乐部日程安排上极其重要的一环。这些比赛既是捍卫所在城市荣誉的一场竞技，也是促进在日外国人交流联系的一次聚会。对于YC&AC来说，最大的交流伙伴与对手便是坐落于另一座关西港市的神户赛艇与田径俱乐部。
KR&AC初名“神户板球俱乐部”，成立于1870年9月23日。彼时距离神户开港不过短短3年，居留地的外国人（除在日华人）不足300人。KR&AC能够发展壮大并最终繁荣，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梅隆·西姆（Alexandra Cameron Sim,1840—1900）功不可没。
西姆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市，一生钟爱体育，1870年来到神户，半年之后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创立神户俱乐部，12月24日成功举办神户及关西地区首届赛艇比赛，1871年举行田径运动会，翌年再度举办自行车比赛。
西姆不但是赛事策划者与主办者，还亲自上场，展现出过人的体力与技艺。他热心公益，大力推动神户公共事业的发展。1875年，在西姆的积极筹措之下，居留地内一块土地被划归俱乐部托管，用于外国人与日本人休闲娱乐之用。这便是被神户市民亲切称为“东游园地”的“神户内外人游园地”。这块场地也成为KR&AC开展足球、橄榄球等大型球类赛事的场地。1900年11月28日，西姆在访问大阪期间感染伤寒，不幸去世。他一生旅居神户30年，为体育运动的普及及公共慈善事业的开展倾尽毕生精力，是日本近代体育史上最为功勋卓著的外籍人士之一。
西姆创立KR&AC的目的在于借体育活动促进居留地外国人的交流联系，推动当地社会活动发展。KR&AC的会员同样主要来自英国。他们严格恪守各项运动的季节时令制度，夏季多从事板球、赛艇、高尔夫、游泳，到了10月、11月至翌年3月这段时间，足球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冬季项目。1887年（明治二十年）3月发行的《神户港新闻》上便登有“神户居留地召开足球比赛”的消息。文中用了“蹴鞠会”一词，当是足球无疑，比赛场地就在东游园地。
由于神户居留地当时人数较少，集体项目常常人手不足，加之英舰入港时间较横滨要晚，因此经常没有对手，俱乐部于是自成立之初便将重点放在了与横滨外国人的比赛之上。
“北港”横滨与“南港”神户之间的“两港对抗赛”自19世纪70年代初拉开帷幕。最初仅有赛艇比赛，自197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为多项目综合竞技比赛。1884年，双方开始正式的板球对抗赛，1896年首次进行棒球对抗赛，1902年又开始举行橄榄球比赛。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2月18日，KR&AC与YC&AC在横滨举行了首届“两港足球对抗赛”。本场比赛是经国际足联官方认可、在日本举行的首场正式足球比赛。远道而来的神户人最终以2∶1客场取胜。在KR&AC的选手名单之中，创始人西姆的名字赫然在列。第二届两港足球对抗赛原定翌年在神户举行，因故推迟一年至1890年举办，此后由两地轮流举办，每年一届，明治时期（1888—1912年）共举行24届。KR&AC以7胜11负6平的成绩处于下风，原因虽然不一而足，但神户居留地外国人较少，不如YC&AC那般拥有更多比赛对手，是不能不考量的原因之一。
两港足球赛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足球对抗赛。YC&AC与KR&AC作为横滨与神户，乃至关东与关西地区近代体育的两面旗帜，是足球等几乎所有舶来运动的“孵化器”，引领推动着日本体育的发展。这些比赛从一开始便吸引了那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尤其是那群在西式学校里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们。俱乐部亦将目光投向了后者。这不仅仅出于俱乐部发展的需要，亦是生存的必要。随着明治后期日本逐步摆脱不平等条约的羁绊，走向自立，在日外国人如果无法更加紧密融入寄居生长的这片土地，等待自己的终将是被驱逐和消灭的命运。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他们对这些外国人的游戏与比赛充满好奇，乐于作为看客、加油鼓劲。随着体育作为明治政府大力推行学校教育的一环在各中、高等学校渐次普及，日本学生们也不再甘于袖手旁观。他们跃跃欲试、要与这些外国人切磋较量一番。
自19世纪末开始，YC&AC分别与第一高等学校、庆应义塾以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进行了首次棒球、橄榄球和足球比赛，除1896年棒球比赛初战失利，以4∶29不敌一高之外，在另外两项比赛上均取得大胜，先是1901年在橄榄球上赢了庆应义塾一个41∶5，接着又在1904年以9∶1足球大胜东京高师。这样的结果也反映了上述三项运动在当时日本学校界极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棒球的普及程度远高于后两种球戏。高校之间当时已有正式比赛，一高与明治学院、农学校的对抗赛早已开展多年，竞技水平较高。橄榄球与足球则依旧处于刚刚登堂入室的阶段，尚且谈不上普及，根本无法对YC&AC构成挑战。
YC&AC与日本高等学校的一系列比赛不仅提升了自身地位，同时大大促进了各项运动，尤其是足球与橄榄球在学校的开展。这些赛事作为日本人自身最初的比赛体验，具有里程碑式的时代意义。日本人也不再满足于看客的角色，也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的足球。
二、日本人的足球
2.1 日本足球之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若问日本足球之根，当在学校；而欲追溯其源，则非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莫属。为东京高师奠定日本足球鼻祖地位的是被誉为“日本足球始祖”的坪井玄道（つぼい けんどう,1852—1922）。
坪井玄道于1852年1月9日出生在下总国（今千叶县市川市）的一个富农家庭，是家中的第二个男丁，幼名仁助，自小立志学医，14岁时前往江户求学，1868年入开成所就读，师从冈保义学习英语，在校期间目睹了明治维新的大变动，1871年毕业后更名光次，后改名玄道。1872年，年仅20岁的坪井进入新开设的师范学校，任美籍教师斯科特的翻译，3年后调任宫城英语学校教师，1878年应新设体操讲习所之邀重返东京，任美籍体操教师乔治·里兰德（George A Leland,1850—1924）[8]的随身翻译，这份工作也成了坪井的最大人生转机。
里兰德是出生在波士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1870年入阿玛斯特学院就读。该校虽为神学院，却是美国大学当中最先设立体育科目和体育专任教授的学校。1874年，里兰德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部，四年后获博士学位，应明治政府之邀来日，抵达横滨。里兰德来日正值文部省着手体操教育组织化之际。文部省于1878年11月开体操讲习所，“定其教旨，成为教授与体育相关之专学科、撰写拟定适合贴切本国之体育法及培养体育学教员之所”，因具有师范学校性质，后于1886年废止，并入东京高师，成为体操专修科。
里兰德于体操讲习所任教后即刻着手制定新的体育教育制度，培养体操教师，购置运动器械，写成《新设体操成绩报告》。坪井身为翻译，授课前就其所授运动原理、实际动作反复研究并对教授方法悉心思考，以期顺利翻译指导，在里兰德归国后成为一名培养体操教员的教师，并将里氏之讲义归纳汇总，译成《新撰体操书》，1882年由讲习所出版。该书汇集各种基本体育方法，影响后来者50年。1885年，坪井又与田中共同编写《户外游戏法》，对讲习所教授的七种户外运动进行了重要表述，其中就包括足球。
体操讲习所并入东京高师之后，坪井成为高师副教授。1896年，东高于校运会之际成立足球部，坪井担任部长，成为日本足球之始祖。东高足球部（今筑波大学足球部）是日本人最早自行组建的足球队，被称为“日本足球之根”，其历史功绩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东京高师与YC&AC的一系列比赛拉开了日本人正式足球比赛的序幕，习得的方法促进了日本足球的发展。
东高1904年2月6日与YC&AC在横滨首次比赛，经上下半场各30分钟，以1∶9惨败。翌年1月28日，两队在横滨二度交锋，半场45分钟，高师足球队分两组于上下半场出场。结果上半场0∶5、下半场1∶1，总比分1∶6再次告负。1906年1月30日，东高三赴横滨挑战，又以0∶1落败。12月29日，双方第四次交手。高师虽然占据主场之利，仍以0∶6告负，对YC&AC四连败。
东高此后与其他高等学校开始了国内最初的校际对抗赛。1907年11月16日，东高在高师操场8∶1大胜青山师范学校，这是史上首场日本人之间的足球比赛。同年11月24日，东高又在本校1∶0击败慈惠医院。
随着比赛经验的积累，东京高师终于在1908年2月9日迎来对YC&AC的初次胜利。上半场一球落后的高师在下半场连入两球，2∶1逆转取胜。当日出场人员名单如下：
将：新带国太郎
后卫：柳川石次郎、唐土斋治
中卫：川崎喜一、重藤省一、内野台嶺
前锋：梅本八郎、细木志郎、落合秀保、儿岛基德、目黑藤吾
东京高师与外国人球队比赛，一来与对手同场竞技检验提高实力，此为自身发展必由之路；二来作为师范学校，通过经验总结与传承，推广普及足球运动；三者，高师与YC&AC的一系列比赛均发生在20世纪初的明治后期。此时的日本不仅摆脱了与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发动了对外战争。与YC&AC的首度交锋正是发生在日俄开战（1904年2月10日）四天之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外国人竞技并且战而胜之已经超出了比赛本身的意义，是宣扬国威、激发国民爱国心的大事，无怪乎媒体会竞相报道。当然，对于足球本身，能够吸引更多人关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次，东京高师于1903年和1908年先后两度出版足球教科书，表现出积极推广普及的自觉意识。
1902年，坪井玄道自欧美游历归国，对足球的热情愈发高涨。弟子中村觉之助[9]在恩师指导之下，于翌年写成《足球》（“アソシェーション フットボール”）一书，该书由著者参考欧美足球书籍编译而成，是日本第一本专门的足球教科书。全书共分十三章，首次对统一的足球规则及人员、用具、场地进行了介绍说明。坪井亲自作序，指出足球运动裨益良多，希望在日本推广普及。
《足球》出版于1903年，即高师与YC&AC首次比赛的前一年。由于并无实战经验可言，盖以记述基本规则为主。作者在“凡例”中也自觉经验 不足。
就“足球比赛”经验而言，今日尚不充分，况且此书于仓促之间编成，纰漏之处当在不少。就众多欠缺谬误之处，在此迫切向世间有识之士讨教。
1908年6月，东高足球部再度编写发行《足球》（“フットボール”）。该书与前书相比最大特点在于用将近一半篇幅新增“附录 作者之经验”，分别谈到了守门员、后卫、中卫以及前锋（外锋、中锋与内锋）的注意事项。附录四小节执笔者新带、重藤、落合与细木正是初胜YC&AC之成员。四人将比赛经验与赛前训练心得体会提炼汇总，各自撰写一节。从中村的方法理论介绍到国带等人的实战经验之谈，东高五年间进步可见一斑。
东京高师的第三大历史功绩在于传承。高师学员毕业后纷纷走上教书育人的岗位，将足球切身经验传播至各中、高等学校，成为日本足球最早的指导者。
在今日日本足球版图上被称为“足球重镇”的埼玉、静冈、广岛、兵库等地，其草创期关键人物皆出自东京高师。例如，细木毕业后就职于埼玉师范学校，成为埼玉足球之祖。新带与落合二人后进入滋贺师范，成为滋贺足球奠基人。内野毕业后赴丰岛师范学校就职，传授足球，丰岛师范遂成为战前名校。堀桑吉曾代表东高初次出战YC&AC,1906年毕业后赴爱知第一师范就职，对爱知、岐阜两地足球普及做出重大贡献。1909年毕业的玉井幸助和锦织兵三郎分别就职于御影师范与志太中学。玉井之于御影师范足球发展贡献巨大。御影师范成为战前日本首屈一指的足球名校。锦织作为志太中学校长使足球成为该校校技。1911年毕业的松本宽次则在广岛一中传授足球，成为广岛足球发展的首功之人。
从坪井玄道到中村觉之助，从最初的正式足球比赛到击败强大的外国人球队，从出版足球基本理论教科书到将取胜之道结集成册，从师范学员到日后引领日本足球发展的指导元勋，人才辈出的东京高师无愧于“日本足球之根”的美誉。
2.2 足球在学校的开始与普及
得益于东京高师的存在，足球自明治晚期起在各师范学校与中等学校传播。东高足球部1908年编写的《足球》一书对当时的发展情况有如下描述：
东京府师范学校自去年亦开始足球运动，去年11月与高等师范学校进行比赛，想来这是我国日本人同好之间足球比赛的开始。其后，高等师范又与慈惠医院医学专门学校进行比赛。东京一地一时极为盛行，不仅如此，各地足球之声亦高涨。爱知县、山形县、福岛县、茨城县、埼玉县各师范学校业已盛行，其他中学也已有所开展，此外还有多地正在准备之中。
文中所言“东京府师范学校”即青山师范。内野在1928年足协会刊上亦对明治时期足球在学校的发端与普及做了如下回顾：
初期的足球
就我自身记忆而言，于我国开始传入足球的当数原东京高师已故的坪井玄道氏。不过，这所谓的开始只是单纯将球踢得又高又远、图个高兴而已。组织球队进行比赛自然无从谈起。记忆中像模像样的开始组织比赛约莫是在明治三十七、三十八年的光景。当然，由于坪井氏系高师教授的关系，开始有组织进行比赛的也是高师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对所谓足球完全闻所未闻。我进入高师是在明治三十八年，当时只有校内才有有规则的比赛，其他学校则完全没有开展。彼时为了推广足球，破费周折。宣传方法便是在田径运动会比赛间隙插入足球比赛，观众自然得以见到。彼时之观众对足球规则一无所知自不必言，唯见球被踢得又高又远便拍手喝彩，面露喜色。我自明治三十九至四十二年间担任足球选手，此间足球终于到达了相当发达的地步。正如高师足球部出版的《足球》一书所言，对该项运动的发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也正是在此期间，此项运动在师范系学校传播开来，首先在青山师范初具规模，接着于茨城师范、福岛师范、山形师范、爱知县第一师范等渐次普及开来。记得我在学生时代也常去这些学校担任教练。附属中学自然亦开始此项运动，但与师范系学校相比，想来还是略微迟了一些。至于其他中学，则完全没有开展这项运动。（中略）
记得明治四十年的时候，今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之前身医学专门学校成立足球部。队长名叫友成君，与之相助的是位名叫口羽君的名选手，在神户外国人训练之下组织了一支颇有希望的球队。记得我们比赛过数回，我队虽一次未尝败绩，令人幸运，但着实是令人生畏的对手。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友成、口羽二君毕业之际，这支球队便销声匿迹，此后音讯全无，多少令人惋惜。
此后明治四十二年，我自高师甫一毕业便去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丰岛师范任职。当时年轻气盛，整整两年，每日以学生为对象指导足球。四十四年我再次回归学生生活，不过此时的丰岛师范已经迅速崛起，不仅成为青山师范的劲敌，对高师足球部来说亦是令人胆寒之对手。高师即使以最强选手应对青山、丰岛师范两校选手，也须经历一番苦战。不过，就数量而言，仍然宣传不广。拥有足球队的学校不过十所以内，屈指可数而已。[10]
内野写的主要是东日本地区的情况，可以看出足球以东高为根，先从青山、丰岛等关东地区的师范学校开始，延至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再渐次向个别中学发展。放眼关西及东北等地，足球也在为数不多的学校中开始萌芽。现以这些地区几所具有代表性的中等学校为例，分述如下：
1）关西学院（今关西学院大学）
关西学院原为教会学校，创始人兼首任院长为出生在上海的美籍循道宗信徒沃尔特·拉塞尔·兰贝斯（Walter Russell Lambuth,1854—1921）。学院创设之初便出现了足球运动。关西学院大学体育会OB俱乐部[11]《会报》记载如下：
关西学院于明治二十二年创立后不久便有了足球用圆形皮球。神户作为新开港之地，居留地有游园地，又有KR&AC，关西学院作为教会学校有外国人传教士，与居留地的外国人联系密切，正因为这种种原因，圆形的足球被带入了学院，自明治二十五年之后经常在学院中可以见到将球踢高、争抢的游戏。[12]
不过，关西学院当时并未设立足球部。1906年，校友会成立，吉冈美国院长任主席，设杂技、田径与赛艇三部。田径部下含棒球、网球与足球三种运动。
学院最早负责足球的是来自普通学部的教师河见熏利，但将足球纳入体育课开展的却是后藤卫。后藤毕业于日本体育会体操学校，1911年自神户一中调至关西学院任教。翌年，关西学院新成立高等部，后藤卫任体育教师，教授体操，于课间传授足球规则，开展足球运动。由于当时学院商科馆前仅有一方狭长空地，受场地所限，师生们只能对规则加以改变，在操场一侧仅设一门，学生被分成两队，争着将球射入同一个球门。
关西学院虽然早在明治二十二年便引入足球，但包含在田径部之内，受师资、场地之限，明治期尚谈不上普及。
2）御影师范学校（今神户大学教育学部）
御影师范学校足球部是关西地区年代最古老的足球部，历史可以远溯至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不过，足球部当时依附于棒球部之下，师资缺乏，直至1909年才焕发生机。促成转机的首推玉井幸助。
若问我校足球之元祖，当推国语教育界之名人玉井幸助先生。明治四十二年春，棒球部内一部分会员开始发足。诚然，彼时日本运动界于足球尚未有耳闻者。然而，玉井先生每日事必躬亲，担任教练，并邀请东京高师之选手，行各种奖励，我校终逐渐摆脱世间之思潮，足球部开始呈现发展之新气象。然而，玉井先生不久即被派往东京高师附属中学，其存在不过微微一瞬。不过，又迎来高师新毕业的神谷、黑羽二位先生。在二位先生全力支持之下渐次发展。[13]
玉井1882年出生新瀉县，是大正、昭和时代著名的国文学者，东高读书期间体会到了日本当时最先进的足球体验，1905年11月作为预科文科代表参加了东高校运会文理科对抗赛，翌年又在本科对抗赛中表现活跃，1909年3月毕业进入御影执教，翌年3月调往东高附中，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却将在东高对足球的亲身体验带到了御影，产生了重大影响。
玉井离去之后，黑羽英男与神谷怡之吉自1910年起继续在御影传授足球。二人同样来自东高，御影逐渐形成足球热潮。1912年2月，御影与神户高等商业学校展开校际对抗赛，最终导致足球部在4月脱离棒球部。足球部独立后即于6月举行校内大赛，10月又举办校外大赛，邀请神户二中与姬路师范参赛，取得一负一平的成绩。
明治时期的御影师范虽然在关西地区并不出色，但师生热情不减，大正期间频繁挑战神户二中、姬路师范与明星商业等学校，最终成为大正时期傲视群雄的关西豪强。
3）姬路师范学校
姬路师范学校成立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6月，原名兵库县第二师范学校。首届毕业生小林隆平回忆当年寄宿生活时对足球有过如下描述：
足球是当时令人难以忘怀的运动，但与今日之所谓“蹴球”趣味不同，不过将全年级分为红白两组，进行练习。将球踢入球门即可。无任何复杂之规则，唯两手绝对不得触球而已。W先生有时临时客串门将，有时充当裁判，指导红白两队互相竞技。[14]
文中提到的“W先生”即宿务主任渡边周太郎。渡边出身播磨，原为东高附小教员，应姬路师范校长野口授太郎之邀来校任教，身兼宿务主任，后任教务主任，一度调往朝鲜京城高等普通学校，1919年（大正八年）8月重回姬路师范，任第二任校长，经营学校六年，后转任神奈川县师范学校校长。
渡边初到姬路师范之际不过二十三四岁，体力充沛，充满理想，担任舍监期间高度重视寄宿生的自治体验，将东高期间体验过的足球运动引入姬路师范，希望借此树立理想的校风。渡边的热情也造就了一批热心母校足球发展的学员。
松本宽次原为姬路师范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进入东高数学物理化学部深造，任高师足球部干事，1911年3月毕业后赴广岛一中，成为“足球王国”广岛奠基人。1909年夏，松本邀请高师校友、足球部成员梅本、儿岛与小林同赴姬路师范指导，对姬路师范足球运动的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前所述，姬路师范1912年10月应御影之邀参加对抗赛，双方1∶1战平。可见该校明治期间已经具备了组队参赛的实力，是当时兵库县足球运动开展较为发达的学校之一。
4）神户第一中学（今神户高中）
神户第一中学成立于1896年5月，原名兵库县神户寻常中学校[15],1899年4月更名神户一中，新建两栋木制宿舍，学生食堂与澡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校长鹤崎久米一面对寄宿生的增加，决定大力推行体育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鹤崎久米一于1859年出生于长崎县，1877年进入札幌农学校，历任新瀉县农学校、爱知县寻常中学与长崎县寻常中学教师，1896年成为神户一中校长。鹤崎毕业的札幌农学校是日本最早开展体育活动的学校之一。受创始人美国人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影响，该校自1876年成立伊始就引入美国军训制度，1878年5月举行首届校运会。鹤崎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到了体育蕴含的绅士精神，正因为如此才希望通过体育培养一中学生“尚质素、戒华饰、刚毅简洁之气象”。
一中自始便组织成立棒球会，与神户居留地的外国人多有比赛。由于棒球会活动频繁，一部分校友艳羡不已，于是决定成立“蹴鞠会”。鹤崎久米一校长为奖励体育活动，决定将两会合并，组成教员学生一体化组织。
学校下设校友会，教员、学生全员皆可参加。又将棒球、足球两会合并，渐次大行奖励体育之事。[16]
棒足两会虽然合并，但二者的地位与权利却绝非五五对开。查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度）校友会经费决算记录，足球仅为40日圆，而棒球费用达160日圆，是足球的四倍之多。足球亦无教师指导。《神户一中足球史》对当时的情形描述如下：
每年一到冬天，中午休息时分便会拿着两三个足球去运动场，全校学生在后面追赶、抢成一团。这在当时被称作“乱踢”。[17]
要之，神户一中明治期间并无校内、外比赛记录。足球运动只是棒球部成员平素练习之余或寄宿生午休时分或放学之后进行的一项游戏活动。
5）柏原中学（今兵库县立柏原高中）
兵库县柏原中学成立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4月，首任校长土井龟之进。校风崇尚“不言实行、人格陶冶、至诚勤劳、自主自律”。
1902年7月，柏原中学校友会成立，下设庶务、会计、杂志、演说、武术与游戏六部，游戏部又分网球、棒球、足球、赛跑、赛艇与游泳六科。《学友会杂志》第一号描述如下：
游戏部：我校之游戏分网球、棒球、赛艇、足球（蹴鞠）四种，其中以网球最为盛行。（中略）
足球：我校有足球数个，常于天晴地干之时，欢呼声中被踢来踢去。皮球被踢到空中，落地之后又再被踢起，想来必有不少迷惑之处。然而，皮球为无生命之物，既无法表达苦情，又无法吐露弱音。同学们，尽情踢吧、踢吧，直到运动场上寸草不生……[18]
可以看出，所谓足球运动不过是毫无章法的踢球活动而已。这种情况到1904年已有改观。同年10月举行的校内游戏大赛中有足球表演一项。
接下来是足球。运动场南北两端各立一竹门，以过此门决定胜负。比赛分前后两场。比赛于三时半开始。各军尽力相战，互相推搡，打斗争抢。两军各有攻防。胜负何时能定无人可知，遂中止比赛。第二场亦以中止而告终。游戏大会就此圆满结束。[19]
从“竹门”以及“前后两场”（即上下半场）来看，足球比赛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设施与规则。翌年的游戏大赛中，足球仍然作为最后一项表演项目进行。
足球竞技拉开序幕。该项表演本应于昨日进行，但因时间不足，故于本日开始。第一场由一、二年级分为两组进行。双方时而球鞋比球还踢得更高，时而相互冲撞倒地，妙趣横生却难决雌雄。第二场由三年级以上学生进行，如第一场亦分为东、西两军。本校高年级学生果然技高一筹。个子高大的男生追着一个皮球，满场飞奔。既天真无邪又滑稽可笑，看得观众笑逐颜开。最终，胜利同归两军，于万岁声中共同结束此足球表演。[20]
虽然比赛内容并无大的变化，但按照年级分组不失为值得关注的一点，与之前的一顿“乱踢”相比，三年之内进步明显。要之，柏原中学明治期间始终没有成立足球部。学生更多参与网球、棒球或武道等项目，足球不过是休息时间的一种集体游戏，作为游戏大赛表演项目加以开展。
6）小野中学（今兵库县立小野高中）
小野中学成立于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5月1日，校风推崇“质朴素野”。同年10月，学校成立体育会，足球作为表演项目位列其中。
10月6日，自本日起成立体育会，表演击剑、棒球、足球、网球各技。[21]
不过，足球被真正纳入体育会运动计划却是两年之后，即1904年10月的事。体育会的练习计划中规定一年级一周踢球三次，二年级两次，三年级一次。考虑人数场地要求，可以推断出足球应当较为普及。1908年6月，小野中学举行足球大赛，场面颇为壮观。校友会记录如下：
足球大赛盛大举行。时值6月5日，夏日炎炎如火，选手个个英勇雄壮，共计一百余名，分为A、B、C、D、E、F六队。按AB、CD、EF依次分组，一决胜负。午后二时半许，部员进入运动场，鸣哨开始，A、B两队拉开战幕。（中略）接着C、D两队再开争斗。（中略），最终北军C组获胜。A、C两组首先展开一番苦战，胜利后归C组之手。随后，C、F再次开战，C组再次获胜，最终摘取今日之桂冠，万岁万岁万万岁！[22]
小野中学彼时成立不过七年，寄宿生约莫250余人，参赛者竟达百余人，半日之间比赛颇多，分组捉对厮杀、晋级争冠，已经具备淘汰赛的雏形。1912年《校友志》中的一段记录不妨作为小野中学明治期足球发展的一段白描：
足球部源自马场先生之足球，其样式与正式足球趣味大相径庭。其后，木原、冈二位先生尽力改正，却因故半途中止。众人皆对此颇感惋惜。近来，部员热心尽力，或参照规则书，或辅以说明书加以改良，以期兴盛发达。[23]
文中提到的“马场先生”名叫马场重次郎，于1903年开始担任一年级体操教师，指导学生采取简化规则的足球游戏。正规的足球由木原顺一与冈虎次郎二位教师引入，虽因故中断，但师生热心不减，自行钻研教科书，最终开始正规比赛，成功举行校内大赛，使这项运动于小野兴旺发达。
7）神户第二中学（今兵库县立兵库高中）
神户二中成立于1908年4月，年代要晚于一中，校长由一中校长鹤崎久米一兼任。学校创立伊始便购置用具，开展足球运动。二中足球活动虽然也是作为棒球部赛季之后的运动进行，但二中部员更为活跃，积极开展校内外比赛，1912年10月应御影之邀，参加后者主办的校外足球大赛，以4∶2击败对手。二中校友志《武阳》第4号亦有相关记载：
回想起来，我足球部创立不过两年光景，期间曾一度击败明星商业；两度与广岛高等师范一较高低，战而胜之；让御影师范三度见之而后怕。我中学足球部称霸于中国近畿，其势崭露头角、前途无量。[24]
要之，二中虽然建校较晚，但足球发展势头要在一中之上，在与兵库县各校的对抗比赛中屡有佳绩，是明治后期关西足球的一股新生力量。
8）仙台第一中学（今宫城县仙台第一高中）与莊内中学（今山形县立鹤岗南高中）
仙台一中是明治时期东北地区为数不多开展足球运动的学校之一。该校成立于1892年4月1日，原名宫城县寻常中学，1899年建校七周年之际更名为宫城县第一中学，1919年11月改名仙台第一中学。初任校长为著名的国语学者、国语辞典《言海》编撰者大槻文彦。
仙台一中学友会成立伊始便设有足球部，但足球活动迟至1907年（明治四十年）之后才出现起色。《仙台一中·一高百年史》记录如下：
足球部 校内大赛盛大举行。自明治四十年伊藤运治先生上任，作为部长指导以来，足球始从游戏成为正式活动。然而，当时并无如今日般单纯由运动员组成之运动部，依据运动部原本之精神，其目的旨在使全体学生参与运动。诚然，无法于校外找到合适之对手亦是原因。当时的情况于明治四十一年发行的学友会杂志有如下记载：“今仙台市内各学校设立足球部者虽然已有二中、师范与我校三校，然二中也罢、师范也罢，有志者人数寥寥。诚然，我部所为并非只为每日正式练习，而在于以全体学生之运动为目的，故于竞技一点尚不完善。然而，若论每日使我全校六百健儿毫无遗憾，明了此勇壮运动之趣，不断培养其奋斗力，就其规模宏大一点而言，当下仙台市足球界唯我部独霸。况且，我校运动部范围之内尚无任何一部能悉数满足全校学生之希望，唯有我部可以满足全校诸君。”依照以上之趣旨，校内大赛于每年春秋举办两届，其规模之宏大，令全校热血沸腾。上自校长、下至全体师生皆参与其中，一试身手。[25]
仙台一中是当时宫城县足球开展最为发达的学校。文中提到的“二中”与“师范”分别为仙台二中与宫城师范。两校虽有足球部设立，但并未开展活动。仙台一中由于缺乏校外对手，无法开展校际比赛，因此将重点放在校内比赛之上，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全校性活动。
足球部 以校内活动为主，校外对抗比赛与大赛并不经常举行。校内大赛于每年春秋二季各举行一次，参加球队多达十数支，自第一军至第十几军称谓不等。优胜队由伊藤运治部长授予奖牌。[26]
同城对手的不振并未阻碍仙台一中寻求校外对手的步伐。明治末年，一中终于迎来强劲对手——山形县莊内中学。两校就此拉开了日本首场“东北德比”的序幕。
莊内中学建校于1877年（明治十年）12月10日，原名鹤岗变则中学，1880年1月改称西田川郡中学，1886年因中学令修订废校，1888年7月于旧址重设莊内私立中学，1893年取得与县立中学同等资格，更名为莊内中学。
于山形县传入足球的是莊内中学体操教师矶部房治。矶部自1905年开始教授足球。《山形县足球协会四十年志》记录如下：
一开始是在莊内中学体操课（今体育课）的时间进行指导。不过后来在旧莊内藩主酒井家的奖励之下，开始经常在酒井的家中进行。由于在当时鹤岗市民当中得到了不少上流社会人士的理解，很快普及开来。[27]
同年，莊内中学举行校内比赛，足球运动很快普及开来。
明治三十八年春，志藤哲次与高桥柳太郎二人被任命为委员，其后足球终于流行开来。同年秋试举行校本部选手与寄宿生选手之间的比赛，此为我校足球比赛之开始。（中略）比赛以二比一、本部选手获胜而告终。此次比赛刺激极大。学生间不久即开始此项运动，呈现出一跃成为头号户外运动之势。翌年明治三十九年又新制优胜锦旗一面，开始于春秋两季于各年级举行比赛。当年6月16日首先举行二年级与三年级的比赛，三年级以二比零获胜，接着由四年级对五年级，四年级以二比一获胜。决战由三年级对四年级，四年级以一比零获得胜利，荣获优胜锦旗。[28]
莊内中学为明治时期山形县唯一开展足球运动之学校，学校积极寻求校外交流。1912年5月11日，莊内中学与同样苦寻对手的仙台一中展开比赛。对于这场日本足球史上首次“东北德比”，两校校志均有记载。先引莊内中学校史如下：
大正元年（明治四十五年），足球部技艺日渐纯熟，然而尚未有机会与他校比赛，令人遗憾。听闻今年恰逢赴日光仙台方面修学旅行，良机遂至。向仙台第一中学提出对校比赛之约，很快得到承诺。（中略）十一日午后之比赛终于到来。虽有二、三人缺阵，依旧集合一干精锐。一行十一人或裸足赤脚，或只穿布袜，甚是独特。立于操场之际，数日来的疲惫何足挂齿。对手身着冬裤，脚蹬军靴。反差之鲜明令观众大呼有趣。两军准备就绪，于午后三时四十分开始战斗。我军虽处下风之地，然而攻势始终不减，彼此之间保持联系，于十分先入一球。易边之后，我军占据上风。敌军发动必死之进攻，攻势频频，誓要捍卫东北之霸权。我后卫不惜体力，奋勇奔走，全无疲态。大滝、相良、石原、相马等人之奋勇争战令人瞩目。广濑一蹴而就，再入一球。如斯缠斗之中，规定时间一小时已至，比赛就此结束。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遂与好友依依惜别，就此出了校门。[29]
再看仙台一中校史：
首次进行对外比赛是在明治四十五年5月11日、与山形县莊内中学的足球比赛。当天多云无风。敌军于正午到来，静候我军。午后三时比赛开始，我军虽攻势良多，然于敌军猛攻之下球门失守。由于我军成员多为初次上阵，加之练习机会不多，终令敌手一战成名。[30]
一中记录简单不少，毕竟主场两球落败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莊内中学的裸足赤脚与仙台一中的冬裤军靴反差之大令人忍俊不禁。莊内中学反客为主，正应了那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从时间上来看，日本最早的校际比赛为1907年东京高师与青山师范之间的比赛，较首次“东北德比”早了整整五年。纵观日本足球版图，执牛耳者始终为关东与关西球队，东北地区之后发乃不争之事实。
通观明治时代足球运动在关东、关西及东北地区的普及发展，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归纳。
从普及程度来看，除开东京高师、青山、丰岛师范三校之外，开始较为正式且有一定规模足球运动的学校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处于萌芽阶段。这项运动要么作为体操正科之外的休闲活动，要么作为棒球部成员冬季练习的辅助手段，多为具备表演性质的娱乐游戏活动而已。
从组织层面来看，除上述关东三校之外，绝大多数中等学校足球部尚在草创阶段，多处于某种依附状态，为棒球所压制。受发展水平或地域限制，各校难以有效开展比赛，多以校内比赛为主。无地区性或全国性管理机构或组织。
从指导层面来看，最初起启蒙作用、引入足球的途径不外有二：一为聘请的外籍教师，二为东高毕业的师范生。其后开展足球的学校指导者几乎全部由东高毕业生担任，高师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整体而言，师资严重不足，相关指导书籍只有东高出版的两本教材而已。足球多由老师亲自指导，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技战术水平方面，师范学校与其他中学差距明显，东高一枝独秀。各校无论教员还是学生均缺乏踢球、盘带等基本功，对正式的运动规则缺乏了解，徒知“乱踢”，或以简单球戏为乐，战术水平无从谈起。
器具设施方面，几乎没有学校具备统一的球衣、球鞋配备。1908年1月，京都同志社学院（今同志社大学）足球部成员与神户外国人球队比赛，有的身穿日式细筒裤，扎着绑腿，蹬着草鞋；有的腰缠黑色和服三尺带，下着深灰色冬裤，将裤腿高高卷起；有的脚上套着日式短布袜，还有的穿上了白色网球鞋，形形色色。此外，各校经费有限，用球缺乏，场地狭小，无草地球场，极大制约了正规足球运动的开展。
总之，明治时代是足球传入日本的萌芽期，日本足球虽然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十年间呈现出加速普及的趋势，但整体仍然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三、小结：从岛国到岛国——足球是“绅士运动”
明治时代是日本人面对外辱、效法西洋，以求自保自强的开始。日本在明治初期头十七八年里（1868—1885年）更多接触、欢迎并吸纳的是来自美英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文化与思想，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转身，蜕变至复古与保守之中，社会气象呈现出维新与复古、自由与集权二者并行的特征。
明治时代的体育运动无疑反映了这一“二元”时代特征。一方面，来自欧美的现代体育运动体现了西洋的近代化生活形态、工业化文明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内涵。这些现代运动之所以为日本接受，可以说与“文明开化”的道路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体育之于明治国家之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成为由政府主导，以学校和军队为中心，以学校教育和军队训练为手段，通过运动锻炼身体，培养国民恪守秩序与爱国奉公精神，灌输国家主义思想的一种教育制度。
就足球而言，这项运动对于明治的日本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整个19世纪，足球始终停留在仅由外国人开展，日本人充当看客与观众的层面。日本人真正开展这项运动始于20世纪。东京高师与外国人球队的比赛成为这一历程的原点并使之不断延续。
正是这种边缘化、处于黎明期的后发态势决定了明治时代日本足球的文化内涵。与来自欧洲大陆的体操相比，足球更多闪耀着源自英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想主义情怀，是一门“绅士运动”，自始便拥有更多自由。但凡以教师为主导推行足球运动的中等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伊顿等英国公学为模范，将足球视为培养师生勇敢拼搏、公平竞技、团结协作、热爱母校等优良品质的一种教育手段。无论鹤崎校长，还是渡边老师，这些教育者大都出生于幕末或明治初年，在学生时代无不受到明治前期欧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人毕业工作之际或二十出头，或三十未及，胸中满是理想主义的情怀与开拓事业的热情；他们热爱学生，所以以身作则，以培养身心健全之学生为己任；他们热爱学校，所以致力于使之养成优良校风；他们更加热爱祖国，所以立志为国培养出堪与大英帝国堂堂并立，如绅士一般的优秀国民。这份明治国民真实而灼热的爱国心与源自英国的人文主义结合，使得他们将足球作为实现自身奉献理想的一种手段。也正因为如此，源自校园的日本足球从一开始便缺少“流氓气息”，而是被当成一项“绅士运动”加以对待与开展。
日本人的足球源于校园、兴于校园。无论是在关东的校庭，还是在关西或东北的操场，这一段段明治晚期的足球历史读来均犹如一幅幅校园足球的生生写照——一群十三四岁的中学生要么光脚赤足，要么穿戴整齐，在操场上围着一个皮球争着、抢着、跑着、踢着、吆喝着、渲泄着青春年少的快乐。他们脸上的稚气尚未脱去，眼神中不仅流露着运动的快乐，还有那尽力捍卫前辈与母校荣誉的雄心壮志——正是这一份学生时代所独有、满是孩子气的严肃与认真构成了日本足球百余年来最令人动容的画面。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令此后一代又一代日本足球人难以忘怀，无法割舍，时至今日依然可以感受得到。
随着明治时代步入尾声，日本足球亦将度过那看似漫长的黎明期。满怀斗志与理想的日本学生军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自由自在踢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