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怎样学习当记者(2)

新闻记者的“乐”

既然新闻记者是个“苦差事”，那么，这个职业为什么会令人神往？为什么许多人乐于终生以此为业呢？我觉得新闻记者不仅有“苦”，而且有乐，可以说是“苦中有乐、乐在苦中”。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至少有五个方面的“乐趣”:

第一，新闻记者活动在整个社会的“前沿阵地”，每日每时都敏锐地捕捉能激起浪花和波涛的重大问题。一旦他们的报道真正起到了推动实际工作、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那么，再苦再累也会感到幸福。

关于这一层，在革命斗争年代感受尤为强烈。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 ‹社会民主党人报› 读者的告别信》中写道：

“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激变年代，“新”与“旧”在交锋，先进与落后在交锋，改革的洪流同保守的回流在交锋，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人们作出回答，许多错误的思想和言论需要人们去驳斥。如果新闻记者能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促使改革的洪流奔腾向前，难道这不是一种最大的“乐趣”?

第二，新闻记者生活在人民当中，他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他们把自己从生活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去，通过自己的报道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一旦反映出来的东西给人民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就会感受到从事新闻工作的“乐趣”。

第三，在社会主义国度，新闻记者享有比较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在尊重客观事实、对党的事业有益、对社会主义祖国有益、对人民有益的前提条件下，新闻记者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种种见解，而且有条件将自己对生活的看法通过一篇篇的报道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第四，新闻记者的“乐趣”还在于每日每时都可以学到新鲜的、有趣的知识。高等院校的学制，短的三四年，长的六七年；可是，新闻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以学习几十年。高等院校分系、分专业，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能选修一两个专业，新闻记者以社会为课堂，所学的课程交叉进行，可以学习许多专业。高等院校，即使著名院校，一个学校只不过有几百名教授，具体到一个系、一个专业，真正任课的教授就更少了。新闻记者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可以向数以千计的学者、教授和各种各样的著名专家请教，从他们那里了解各个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高等院校的学生在校学习以书本知识为主；新闻记者既可以学到理论，又能够深入实际，容易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

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学者把学习看成是最大的乐趣。罗蒙诺索夫说过：“我怕的并不是那艰苦严峻的生活，而是不能再学习和认识我迫切想了解的世界。对我来说不学习，毋宁死。”（《名人名言录》127页）爱因斯坦也说过：“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而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新闻记者具备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学习一辈子的客观条件。他们每天都在用人类最新的知识武装自己。无穷无尽的新知识，给新闻记者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

第五，新闻记者工作的领域海阔天空，可以从多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用不着担心“无用武之地”。

新闻记者的“乐趣”还可以列出许多条，仅上述五个方面就足以令人神往。这也许就是许多年轻人迷上这个“苦差事”的原因。

新闻记者的追求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作为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们不屑一顾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首先应该正确对待整天缠绕着人群的三个问题：

一、新闻记者要抗拒虚荣心的诱惑

年轻记者刚一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不少亲友就会向他祝贺。一篇稿子没写，一点工作没做，祝贺什么？无非是认为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缺乏自知之明，很容易因此而陶醉，虚荣心就会渐渐萌生。

要抗拒虚荣心的诱惑，必须对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作一点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读过新闻史的同志都知道，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最初，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远没有现在这么高。据《现代新闻学概论》一书记载，恺撒将军曾在罗马帝国境内设置关卡，从外国游客那里探听他们沿途的见闻，从而详细调查别国的政治、兵制、军备以及人民生活状态等。罗马人本来就喜欢听异闻奇事，遇到来自外国的旅客，就把他们围起来，问长问短，听到异国传奇后，便讲给其他市民听，以图报酬。后来，有一部分人竟以此为职业，人称“新闻贩子”，其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公元16世纪，随着近代报纸的产生，出现了专职新闻记者，其社会地位开始上升，但也不过是社会上众多职业之中的一种，并无特别受人敬重之处。因此，前《申报》总主笔陈景韩曾深有体会地说：“记者之职业，不可自视太高。”

记者的社会地位除了受社会制度变革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取决于新闻队伍自身是否忠实于社会、忠实于人民。“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愚弄人民，搞了一些歪曲现实的报道，新闻记者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明显降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新闻记者成为党和人民群众“千呼万应的喉舌”，其社会地位随之提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促成这种变动的原因，一是社会的进步，一是新闻队伍素质的提高。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自觉性，不努力奋进，就会玷污新闻记者的名称。只有抗拒虚荣心的诱惑，正确看待自己毕生从事的职业，才能尽到一个新闻记者应尽的责任，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二、新闻记者应该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

爱因斯坦说过：“人们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觉得都是可鄙的。”“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名人名言录》第38页）在每一个新闻记者面前都摆着两条路：一条是追求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一条是追求理想和真理。我认为，要防止自己滑到世俗的道路上去，必须过好三关：

第一，不贪图小利，不随意接受被采访单位、被采访对象的馈赠。有些人当了新闻记者之后，往往因为这一关把不好，写出了一些违心的新闻报道，受到社会的谴责。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个记者到山东省一家酒厂采访，厂里送给他几瓶“××美酒”。为了报答，他写了一篇《××美酒郁金香》的报道，登在报纸上。实际上，这个厂的产品质量已经明显下降。读者看了稿子，讽刺说：“××美酒酱油汤。”这次报道失真就是因为记者贪图“小利”。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闻记者，应该从这种世俗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第二，不要过分追求工资和待遇。据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学生曾经问学院院长威廉博士，毕业后作访员可得多少薪金。威廉博士回答说：“我劝你还是做瓦匠去，他们每星期可得70美金。”在威廉博士看来，凡是追求工资待遇的人，均不可当新闻记者。

第三，不要热衷于经营安乐窝。列宁的办公室非常简朴；鲁迅直到成为文豪还睡的是木板床。他们都认为住得太舒适了容易养成惰性。我不是说新闻记者就应该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说一个有作为的记者，不应把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到物质享受上，不应花费很大精力去经营安乐窝。“安乐窝”很容易成为社会生活的避风港。一个新闻记者整天躲在“避风港”里，怎么能捕捉到整个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重大问题呢？

三、新闻记者应该正确对待毁誉

记者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处在复杂社会关系的“台风中心”。他们必须在事件刚刚发生或者新事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去报道：或者歌颂，或者揭露。一旦一篇有影响的报道刊登出来，往往有毁有誉。新闻单位是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每个人的学识水平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有很大差异。如果对毁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进亦忧，退亦忧”，从而分散自己的精力。

穆青同志说过：“应该把任何个人的恩怨，个人的荣辱、得失，都摆在次要地位，而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委托摆在第一位。”我觉得，在对待毁誉的问题上，应该有这样宽广的胸怀。这些年，我牢牢记住五句话：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相信时间，相信自己。每个忠诚的新闻记者都要坚信党和人民对你的所作所为自有公断。即使一时受到误解，甚至蒙受冤屈，只要坚信自己是正直无私的，是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是奋力上进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会对你作出公正的、切合实际的评价。有了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就会从新闻事业中找到精神寄托，就会产生极大的动力。

新闻记者不仅要排除种种杂念，而且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新闻记者，至少应该给自己规定两个毕生追求的目标：

（一）用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一支笔，忠实地记下时代的日记

新闻工作者整天东奔西跑，在忙什么呢？我以为他们是在写当天发生的、最有意义的、最值得传扬的重大生活事件，也可以说是在集体采写“时代的日记”。全国的记者成千上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敏锐地捕捉到当天发生的最本质的变化和最有价值的生活事件，只有少数记者由于具备了主客观条件，有幸捕捉到这些东西，把自己采写的新闻记入“时代的日记”。

我非常欣赏苏联名记者鲍•波列伏依在《永志不忘——我的记者生涯》一书中说的一段话：

“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工作者，也就是说，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新闻工作者，那他的生命就不是以年计算，也不是以10年计算，而是以通讯报道来计算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其中那些最有意义的、最复杂的，或者说最成功的文章，就成为他一生的里程碑。”

如果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能为“时代的日记”提供几条、十几条时代印记较强的新闻作品，那就算是很有成绩了。这一点应该成为新闻记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二）毕生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新闻记者的“天职”。在这 一点上，许多著名科学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创立的关于地球绕太阳运行以及地球昼夜绕地轴自转一周的理论，推翻了在西方统治了1 500年之久的“地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上帝创世”的神话。这样一来，原来宗教神学观念所断言的地球是由上帝选定为宇宙中心、人在宇宙中处于“特权”地位的谬说便站不住脚了。教会曾采取宗教裁判的残酷手段迫害哥白尼，哥白尼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自己已经发现的真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宣传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受到教会的迫害，先后流亡到瑞士、法国、英国、德国等地，后来被罗马宗教裁判所逮捕，经受了7年的囚禁和折磨，始终没有屈服。1600年2月17日，意大利罗马鲜花广场上燃起一堆柴火。宗教裁判所宣判对布鲁诺处以火刑。布鲁诺勇敢地说：“你们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畏惧。”布鲁诺为真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行动给人们留下了一句至理名言：“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在新闻界，同样有许多勇于坚持真理的人。1943年美国《时代》杂志社记者白修德来到我国华北，看到饥荒、暴政所造成的饿殍遍地甚至人吃人的惨景。他把看到的这一切写成一篇篇真实的报道寄交《时代》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宋美龄气急败坏地要求《时代》发行人卢斯撤销白修德的记者职务。卢斯因爱惜白修德的才华，没有撤销他的职务，但给他写了一封劝告信。后来，反共最厉害的谦伯尔当了《时代》杂志的外国新闻编辑。谦伯尔把白修德从华北发回的揭露蒋介石腐败无能的报道改头换面，重写成反共捧蒋的报道。白修德忍无可忍，立刻写了一封“万言书”给卢斯，说：“你这种固执的捧蒋政策，不但害了中国，也害了美国。”最后，白修德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毅然离开了《时代》杂志。

我国新闻界老前辈邹韬奋创办的进步文化事业，受尽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敌人屡次以“杀头”来威胁他，他便以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活作答复。“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绝无妥协的余地，显示了一个革命新闻工作者的高贵品质。像邹韬奋这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果一踏上新闻工作岗位，就注意加强自我品德修养，抗拒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诱惑，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那么，就有可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能够自觉坚持党性原则的、大有益于人民的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