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思想史

不论是朱庇特或者是他的副手缪斯，其头脑里的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存于后工业社会（与之相关的思想萌芽将在本书第一章中详述）这一概念里的五个维度，同样有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读者可能对这些记录有兴趣。

至于我的起点，是一个包含在我的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中的主题——技术性决策在社会上的作用。事实上，技术决策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反义词：前者是计算的、工具性的；后者是情感的、表现性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即是讨论旧的政治热情已经衰竭，而发展成为后工业社会思想的这些理论，力图在科技治国论与政治的关系中对前者作进一步探讨。

1955年春，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中，我提供了一篇论文，并在该论文的“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一节中，表现出对技术决策的作用以及新一代技术精英的特征很有兴趣。简单说来，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不但应被理解为一种经济体系，还应被看作一种通过家族企业相联结的社会体系。家族企业创立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使利益通过家族传统而延续，从而为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社会黏合剂。因此，管理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仅仅被视为企业专业化的一种现象，而是使社会黏合剂出现“碎裂”的一大因素。在描述了美国家族资本主义的解体之后（部分是由于投资银行的干预），该论文认为权力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正在发生两种“无声的革命”：一种是传统权力的衰落（不必然与财产有关），它意味着，富裕的企业家阶层及其后代所代表的上流阶级不再是一个统治阶级；另一种则是管理阶层的兴起，意味着权力不再继续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特殊集团手中。权力的连续性体现在机构的职位上。权力大部分为技术知识精英所掌握，其中包括商业集团管理者和当时占据机构职位的政治领导人。机构权力稳坐地盘，而个人和家族则随风流逝。

促成这一思想的第二个分支是，50年代初我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以劳动力构成的变化为主题的一组文章，它们特别参考了产业工人的人数相对于工厂中非生产性人员以及职业体系中技术与专业雇员出现下降的情况。在这方面，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对我的影响是明显的。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源于保罗·哈特（Paul Hatt）和纳尔逊·富特（Nelson Foote）发表于1953年5月号《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该文受到人们不合理的忽视）。他们不但修正了克拉克“第三产业”的内容（提出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而且把这些产业变化与社会升迁模式联系起来。在谈到产业分布与职业构成的联系时，哈特和富特强调工作专业化的趋势以及第五产业或知识产业的核心地位，是最为重要的一大发展。

第三个影响是，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技术是一片公海，这一认识对我的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佛企业研究中心的亚瑟·科尔［Arthur Cole］、弗里茨·雷德利克［Fritz Redlich］和休·艾特肯［Hugh Aitken］在50年代的多项研究中发展了熊彼特的思想）。60年代初，在重读熊彼特的论述以后，我的思考便转向了技术预测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找到使储蓄和信贷机构制度化的方法，从而使储蓄和信贷转化为投资之后，它就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而后工业社会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通过“绘制”公海海图的某些办法来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60年代人们在技术预测领域所做的各种努力，由埃里奇·杨奇（Erich Jantsch）在《展望技术预测》（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7年）一书中作了总结，足以说明这一主张是可行的。

最后，在所有这些影响之中，我愿意特别指出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的一篇论文。它向我揭示出在理论知识与技术不断变化的关系之中前者的重大意义，以及理论的编纂工作不仅如霍尔顿所说是科学进步的基础，更是技术政策与经济政策革新的基础。霍尔顿的文章出色地说明了科学的进步其实就是知识的整理和分类。

在1959年夏季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讨论会上，我首次借助“后工业社会”这一名词在一系列演讲中阐述了上述的大部分思想。当时我所强调的主要是生产部门的波动以及从商品生产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变。1962年春，我为波士顿某次研讨会撰写了一篇长文，题为“后工业社会：预测1985年之后的美国”。此时，我的主题已经转为“智能技术”与科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二者构成了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该文没有发表，但在科学界和政界人士中被广为传播。1962—1963年冬，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技术与社会变革研讨会”之前，该文经改写后被提交给大会，并于一年后经过删节发表在由伊莱·金兹伯格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中。把大学和学术机构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体制中心，是我在1966年出版的《普通教育的改革》一书中提出的一个主题（为此，我在本书中略去了关于大学问题的讨论）。在担任“2000年委员会”主席之后，为了建立针对美国未来社会的分析框架，我更加重视这些概念体系。我在那时候所写的研究民族社会、公共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若干著作，都是用以认识美国社会变化的手段。新的变化是由运输与通讯革命、对群体权利的诉求、根据非市场性原则制定公共决策，以及理论知识和研究机构的中心作用所引起的。中轴结构概念的出现，同我推进社会变化的理论研究工作有关，它成为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支持下进行的对预测社会变化的理论盘点的基础。

人们一直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把这种推测性的概念称之为“后工业”社会，而不叫作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专业社会，因为这些名词似乎都与我所描绘的那些正在出现的显著现象相吻合。在当时，我无疑是受到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9年）一书中提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和W.W．罗斯托（W.W. Rostow）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提出的“成熟后”的经济这两种思想的影响。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我的感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由财产决定）、现在的权力结构（集中于少数权贵集团），以及资产阶级文化（其基础是克制和延迟享受的思想）都在迅速消融。社会动荡的根源来自科学和技术领域。它们具有文化的性质，因为在我看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已经实现了独立。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它是否可能具备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些特点，达成经济制度与性格结构的统一，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所以，“后”这个缀语，是为了说明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觉。

我使用后工业这个概念已经将近10年了。最近几年，它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常见的字眼，虽然其含义与我的用法不同。指出其中的一些不同之处，可能是有用的。

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和安东尼·J·威纳（Anthony J. Wiener）用后工业社会作为《千禧年》一书的核心，但他们赋予该术语一种几乎纯经济的内涵（在该书的说明中把后工业社会与后大众消费社会相等同）。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富足的社会（人口平均收入每18年翻一番），以至于工作和效率都失去了意义；而且，如果社会变化加快，就会产生“文化适应”的创伤或远期震动。卡恩和威纳所设想的几乎是一个“后经济学”社会，不存在匮乏，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使用丰裕的财富。然而，“后经济学”社会的概念在逻辑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含义是说，这种社会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不计成本（而经济学则是对成本的管理），并且，资源也是无穷无尽的。大约5年前，许多人得意地谈论第三次技术革命，说“自动控制”将产生无限丰富的商品。然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却是地球遭到破坏，经济必须停止增长，否则我们将承受彻底的污染或耗尽世界上的所有资源。这两种类同于启示录的悲观看法，我认为都是错误的。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他用一个新词汇“技术电子化”社会（technetronic society），精确地“定位”了未来，“这种社会的文化、心理、社会和经济等领域都受到技术和电子产业的影响，其影响在计算机和通信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他的解释有两种缺陷。第一，布热津斯基的新词汇把变化的中心从理论知识转向技术的实际应用，而他在论述中却认为：从分子生物学到经济学，各种各样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知识，在新型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技术电子”因素的“改造”性质或者说它的首要性，意味着这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即经济从属于政治体制。我不相信社会结构可以“决定”社会的其他领域，恰恰相反，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可以预测的）向政治体制（预测它的反应要难得多）提出管理挑战或者政策挑战。同时，正如我所指出的，我认为现代西方文化的独立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

另外一些作者，如肯尼思·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和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用后工业社会这个名词来表达相当大一部分年轻人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巨大变化。正如凯尼斯顿所说，他们“寻求一个超脱于物质至上主义的，抛弃了追逐名利和业务第一的世界”。古德曼认为，在机器文明的泛滥之外，现在人类社会正转向“个体生存经济”。是否会有任何持久的力量来推动这种冲动，尚有待观察。我认为，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裂痕，而它的根源深植于现代运动的反资产阶级特征，这个问题要用一种更为多样化的途径来解决，而不能仅仅靠青年运动的冲动。

最后，后工业社会的主题还出现在一批欧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之中，如拉多万·里克塔（Radovan Richta）、塞尔日·马莱（Serge Mallet）、安德烈·戈尔茨（Andre Goze）、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和罗杰·加罗迪（Roger Garaudy）等的作品。这些学者强调科学与技术在改变工业结构时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对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天经地义”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研究激发了一长串的新理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调科学与技术工作者与“先进的”工人阶级相融合，或倡导“新工人阶级”主要由熟练技术人员构成的理论。虽然这些作者都感到社会结构变革的紧迫性，但他们与“新”、“旧”工人阶级相关的辩论却冗长乏味得如同在讨论神学。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社会上实际的变革，而是为了“拯救”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变革的概念以及列宁主义中与变革力量有关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危机确实存在。如果后工业社会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腐蚀，那又该如何维持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的预见呢？如果工人阶级不能继承这个世界（实际上它的人数正在缩减），人们又如何肯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呢？为了挽救这个理论而把每一个人看作“新工人阶级”的一员，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