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这篇前言与这本书一样，都是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然而，用这样一个名词描述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不恰当的。人们容易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中的前缀形容词所吸引，认为我们能够如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方式”，或美国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感觉文化”与“观念文化”一样，给一个社会设立单一标杆，以整合所有的部门。把我之前说过的再扩展一下，我认为社会之中包罗3个领域，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以各种方式相配合，而且各有不同的运动节奏。它们是技术——经济系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范畴。

技术—经济领域，多多少少可算作一个系统，因为它的构成变量（生产、消费和投资）是相互连接和关联的，其中任何一个的性质和量级变化都对其他相关变量有决定性的影响。经济体里存在的是明确的线性变化，即替代原理。假如出现了某种更好和更高效的生产方式，由于成本原因，它将替代以前的生产方式。竞争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根据如何获得最大生产率而决定的，关键词为“最大化”和“最优化”。

政治制度不是一个系统。它是一系列法律程序，有时是依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如英国、以色列）制定，有时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则依据由经文（或教义）产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政治制度的推行要靠强制或者认同——军队或政党具有强制力，认同则意味着公民的自愿服从。这些法规规定如何执法与维持治安，同时决定在这个社会里获得地位、特权和权力的方式。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和习俗。政治制度中不存在线性变化，只有阶级或统治者的更替，或说规范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这反映出价值观与规章制度合法性的变化。

文化范畴是意义与想象力表达的领域——宗教或哲学辨析意义，艺术使想象力得以表达。文化表达中的变化包括以下几种：

传统变化，掌控着其他变化的源头，决定在受统治权威维护的传统中接受和否定哪些因素。

内在变化，是形式的逻辑展示，例如音乐领域的奏鸣曲或绘画领域的透视和错觉。

导致实验的变化，往往在旧形式失去活力时出现，例如序曲、十二音阶，以及在绘画领域省略内景距离的视角而导向抽象的表现主义。

导致融合主义的变化，是对各种风格和手工制品的广泛借鉴和融合，被大量应用于波普艺术，也可参见毕加索对非洲艺术的吸收。

由于文化主要关乎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融合主义，如宗教的融合。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和冥王奥西里斯（Osiris）在腓尼基人的宗教里可以分别找到对应的伊师塔（Ishtar）和阿斯塔特（Astarte）。古代世界各大文化圈均拥有著名的女巫，太阳崇拜（Mithraism）和摩尼教（Manicheanism）都曾一度在罗马帝国流行。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各大宗教——古印度教、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千年存续。经历过政治帝国崩溃、经济体系消亡，这些伟大宗教的精髓依然清晰可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接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律法、犹太教的一神教义、天主教的圣餐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存在于信仰、教义之中的先验力量，是它们得以持续的源泉。

当看到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曾运用种种不同的原则时，我们怎么能把历史视为统一时期的划分，而认为各个历史时期之间互有质的不同，如黑格尔用某个时代独特的精神（Geist）、马克思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界定社会形态的特点呢？（就这一意义来说，所谓“历史的终结”除了过度的简化，还有什么意义？）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针对技术——经济范畴的基本变化，其影响集中于核心的教育和职场。鉴于技术—经济变化会向政治制度提出“控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主权与权威的政治尺度不能适应新的经济规模，因此旧的社会结构正在破裂。在世界各地，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散化。

但是，同样存在这样的事实：即与以往的技术发展不同，后工业社会源自对理论知识的汇编整理，科学是其社会特征中的特殊因子。从历史上看，科学代表着自由与开放的力量，因为对自然界的探索与理论知识植根于对人类观察的反复验证。正如我（在“结语”第2节）指出的，科学，如同许多社会机构一样，正受到官僚主义的威胁，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及法团主义的目的。在人类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史上，同样的状况曾经反复地发生。然而，假以时日，自由与质疑的力量会突破任何封锁。拥有和能够创造信息与知识的知识分子是最有活力的生产力。

正如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次飞跃一样，后工业的进步使男人和女人得以在社会洪流中更有能力控制自身命运。但它的前提必须是学术自由和政治开放、可不受任何人限制地追求真理。这才是知识自始至终的宿命。

后工业社会之比较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