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早是我的几个孩子极力劝说我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他们渐渐长大成人，常常问我：“生活刚刚起步的年轻男士或年轻女士，现在仍然能做到您在过去做到的那些事吗？”或者问我：“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且持久存在的吗？”

其他人一直要我讲讲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我暗自揣测，他们是希望我揭示某个不为人知的致富捷径和某个必然成功的发财魔法。另外一些人更为关心的，是我对自己熟悉的从威尔逊到艾森豪威尔这7任总统都有什么看法和评价。

还有一些人一直催促我回顾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缔造和平期间的经历——我得坦白他们的强烈要求对我影响最大，他们想看看我的观察和观点是否会给解决今日世界面临的生存问题带来一些指导性思考。

实际上，我在20世纪30年代末便已着手撰写回忆录，但一拖再拖始终无法完稿。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国家备战，力图使我们国家得到最佳的战争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全身心投入其中，帮助国家加速动员战争资源以赢得战争胜利，同时也竭力避免重演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不禁发现自己还在奋力解决战争遗留下的诸多困难以及如国际核能控制之类的问题。

身负这些职责，虽然让我无暇顾及写作回忆录，但给了我更多可写的材料。这些经历赋予我新的眼光和对事物的理解，因此我也需要将以前写下的很多内容加以改写。

我最初打算直到自传写作完毕才付诸出版，但一部叙述起始于南北战争后重建时期、延展于原子弹成功研制之后的自传要压缩进一卷书中并非易事。另外，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回忆录理应趁自己尚在人世便公开发表，如此一来，对回忆录中所写内容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就能拿自己的观点来与作者当面对证。

因此，在年届87岁的我看来，似乎不应再等到以后才出版这本第一卷回忆录。我希望不久之后接着出版终卷本，目前我正在努力撰写。

或许，回忆录格外关注我的个性和人格形成阶段的那些岁月，会特别有益处。我们所有人在成年之后，谁也不会真正脱离年少时代留在身上的印迹。我们在成人生活中解决种种问题的那些方式，通常与我们如何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不会偏离太远。

孩提时代，我既腼腆又胆小，在公众场合说话总是感到恐惧。我控制不住脾气，常常爆发些无名之火。随着年岁渐长，我喜欢上了赌博——如今，观看马赛、球赛或拳击赛，我依然感到紧张刺激，感到自己又年轻了。

无论看到别人做什么事情，取得什么成就，我都满怀动力设法亲身体验。在付出很多努力之后，我才领悟到该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认识到自己如何才能做到最佳而将无法做好的事留给他人。

如果说这种成长的过程有什么“关键之处”，就在于，为让自己受到严厉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评估，我付出了系统性努力。而当我逐渐认识自己时，我便能更好地理解他人。

事实上，我在华尔街和商界度过的那些岁月成了我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一个漫长历程。无论是在证券交易所还是在其他交易中遇到的问题，几乎总是如何将关于某个形势的众多客观事实与伴随这些事实而来的人类心理因素抽丝剥茧般地剥离开来。在离开华尔街进入公众生活后，我发现自己面临同样永恒的谜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性质与人类的天性保持平衡。

毋庸置疑，人类天性的变化较之我们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当新形势出现时，有些人尽管你苦苦相劝也要自以为是地坚守过去，宣称我们必须固守以往的规则和惯例；另外有些人则视过去的事情毫无价值，仿佛新形势要求采取全新的处理办法，必须依赖试错法反复试验。

为了有效地治理自我，这两种极端做法均须摒弃。真正的问题是，要知道何时应恪守古老的真理，何时应以新的实验性方法坚定地走下去。我在回忆录中阐明了我的行动哲学，我一直以来设法根据我的行动哲学，将随时准备冒险尝试新行动与采取预防措施以免重蹈过去的错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我所做的事情有些可能会引来非议和责难。然而，我之所以叙述自己的错误和失败，只是因为我发现，与成功相比，错误和失败给人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大得多。

在准备本卷回忆录材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哈罗德·爱泼斯坦、萨缪尔·卢贝尔和赫伯特·斯沃普几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莱施尔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编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