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告诉你(下篇):我爱和谐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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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和谐海洋(代序)

我们国家海陆兼备,黄土地和蓝海洋共同滋养了中华民族,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叶,中国航海事业始终雄踞世界前列,在海洋上创造了蓝色辉煌,并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然而,中国长期处于“陆主海从”、“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自诩“天朝上国,富甲天下”,囿于高度集权的王朝统治,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根深蒂固的大陆文化体系、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窒息了民族的海洋意识与开拓精神,使中国无法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明代,罢黜郑和航海是中国海洋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中国的航海事业由顶峰跌落至谷底,沉沦了500多年,使中国坐失了走向海洋、引领世界的历史机遇,这是中华民族最为沉痛的遗憾与创伤。

海洋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任何沿海国家均以水为邻,逐水而达。世界各国无不遵循“走向海洋而繁荣,依靠海权而强盛”的发展规律。几乎所有大国的历史,均兴盛于海洋,又衰败于海洋。

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首举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作为共和国首任元首,以新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剖析海洋、国家、海军间的关系,鲜明地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他力主“兴海权,振中华”,以适应靠海发展的历史潮流,建立海权保障,走向海洋。

然而,孙中山面临的是一个封建帝国遗留下的烂摊子,他根本无法整肃政府,推行海洋政策,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只落个“伤心问东亚海权”的结果,他的《国防十年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蓝色梦想”。

中国历史上不乏具有“兴海权,振中华”理想的思想家、军事家,但受“陆主海从”国策束缚,加上疲于应付侵略战争和国内战争,国家根本无暇顾及海洋,也就失去了建设海军的基础。所以,尽管海军发展起伏跌宕,也曾经建立过相当不错的海军舰队,结果却悲壮地发生了马尾“甲申沉戟”、威海“甲午海葬”、江阴“丁丑自戕”的惨剧,中国舰队未能出海御敌决战大海,却消失在自己家园内。

新中国成立,开国领袖毛泽东放眼海洋,从历史教训、国际形势和未来发展出发,以灵活的策略粉碎了西方的封锁,搭建了通往世界的桥梁;他亲自调研、确定了领海宽度,捍卫了国家海洋主权;他以大国的思维建设海军,发展海上威慑力量,保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他重视发展造船工业和远洋航运,提出了建立“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的海洋战略思想,既要捍卫国家海洋安全,又要实现从海洋走向世界。毛泽东的海军战略思想,指引中国稳步发展海洋产业,为建设海洋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中国正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

当今世界尽管矛盾重重,战乱不断,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处理国际海洋问题的基本法律文件,它解决了世界性的两大问题:

其一,将占世界海洋面积近65%的海域及其海底资源定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它属于全人类,任何国家和个人均不得占有其任何部分,不承认其主权和主权权利的主张或行使。这就避免了为争夺海洋资源而引发战争,即可以实现“今后公海无大战”。它要求各国承诺“和平使用海洋”,让人类共同维护海洋和平,共享海洋资源。

其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各国承诺“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提倡“促进为和平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执行的法律程序,对防止争端升级为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正义和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前海洋划界争端尖锐难解,是海上战争的“导火索”,海洋划界争议中的“零和博弈”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人类会以理性和智慧解决海洋争端,海上“边界”可能逐渐被更现代化的、动态的、现实的、面向管理的“共同开发区”或“联合管理区”等新概念所取代,海洋管理朝向多元的(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共同参与的、功能式的新概念演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超越主权的“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新概念下,提供了最具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向海洋“全球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人类历史告诫人们,战争屠杀生灵,结怨滋生仇恨,制造历史悲剧。只有回归理性,遵照国际公约,和平解决争端,才能达到共赢目的。人类共处一个地球,同拥一个海洋,海洋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和人类最后的美好家园。和平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和谐是和平的最高境界。让我们同世界人民一起,共同来营造一个求同存异、博大开放、共存同进的“和谐海洋”。

陆儒德

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