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飞来凤

我和李敏能成为一家子，很有“戏剧性”。

到单位报到后不久，11月20日，我和李尚南各分到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土房。我住在县委大院第一排的中间，左边紧靠中间过道的第一间，中间的过道正对着大院的大门，大门外隔条水沟就是穿城而过的川藏公路。李尚南分在我后面的第三排中间。

在荒漠的高原上，这里的环境还真不错。县委大院南面的马路边，水沟两旁、西边和斜坡上全是高大的白杨树，大院后面的北边还有一片白杨树林，树林后边是一片沼泽地，再往后是墨竹河口，宽广的拉萨河滩。

我领来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自己借工具，动手乒乒乓乓做了3只小木凳，2个小书架，就算在这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临时小“窝”。

嘿！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多月后，我这破土窝居然招来了“金凤凰”。

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1976年12月14日。上午，全县职工在礼堂开会，听县委书记王建中作报告。组织部藏族女部长维色突然走到我面前说：“小熊，黑龙江省慰问分团来慰问援藏兽医，你去接待一下吧。”

我连忙回到县委大院，只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正停在院内我的门前，四五条东北大汉站在车旁，驾驶室里还坐着个脸色黄黄的年轻姑娘。

座谈，慰问，吃饭。“东北虎”们能吃能喝又能“侃”。唯有那姑娘一言不发。

“许是高原反应吧？”我想。初到西藏的人，因空气稀薄，骤然缺氧，都必然会有一些不适。许多人甚至会被高原反应折腾得三五天起不了床。

诸事完毕，慰问团的刘队长说：“小熊，这姑娘叫李敏，是我们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分到你们这疙瘩了。以后请你多照顾点儿。我们黑龙江的父老兄弟拜托你了。”

黑龙江省来我县援藏的兽医孙国祯和宋继田也说：“这是我们黑龙江来的老妹子。我们俩住得远，又经常下乡，一个女孩子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比她先到，请你多照顾点儿。”

得！谁叫我是同年先到的内地学生呢，没得说的。人接收下来了，东西没地方放，东北大汉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我还未表态的情况下，不由分说，就七手八脚地把两只大箱子从车上搬下来，直接抬进我的破“窝”里。

送走了慰问团，我又把姑娘送进了那领主的“寝宫”。

晚饭后，这姑娘又找来了。

“老熊，请帮我找把刀子吧。”

我一愣，心想：“要刀子何用？”

“防坏人。”她可怜兮兮地说。也难怪，全招待所住的都是男人，只有她一个姑娘。

我连忙找了一把刀子给她。又考虑到县城里靠柴油机发电，每晚只照明2小时，我出去买了两包蜡烛，把她送回“寝宫”。

她住在四合院式两层小楼的西北角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走廊四面皆通，大房间里有20多张床，门上既没插销又没锁，窗子上也少了几块玻璃。

“帮个忙，把床推到门边来。”

姑娘指挥着，我莫名其妙。

“你走后，我用这两张床顶住门。”她解释说。

我的心被牵动了，既担心又无奈。我总不能守在她的门外当一夜义务“保镖”哇。

这一夜，我失眠了。万籁俱寂，我不时侧耳谛听，捕捉着窗外的任何声响，不知何时才进入梦乡。

“砰！砰！砰！”我翻身坐起，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

“是我，来拿脸盆。”

一颗心总算归回到胸膛里。见天已大亮，我赶紧起床打开门。只见姑娘的脸色更黄了，寒冷的晨风吹得她微微发抖。她告诉我，一个人到晚上怪害怕的，昨晚握着刀柄就着烛光看了一夜书。那房间旁边是厕所，晚上不时有人踢踢踏踏从门前经过，一听见脚步声她就心发慌。看到她害怕成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很难受。可怜见的，真难为这个姑娘了。

接下来的两天，几次三番陪李姑娘找组织部，找办公室，要求早点给她分配工作，安排住处。县委办公室主任名叫张开文，是个四川人，但他的爱人小左是我们武汉人，心肠好、脑子灵、嘴巴快。听了李姑娘的难处，拍着巴掌说：“这还不简单，就让小李住小熊的屋。小熊是男子汉，让他去住招待所。”张主任一下茅塞顿开，马上表态说：“对呀！小熊你先住几天招待所，等你那个湖北佬同学（指李尚南）下乡回来后，我做工作，你们两个男的先暂住一屋。你小熊的这间屋就算临时分配给小李了。”

得！得！侠肝义胆帮李姑娘找屋住，反而把自己的“窝”给找没了。堂堂男子汉，不能在大姑娘面前掉价。我一口答应：“要得，就这么着。”

当时怎么也未料到，“湖北佬”小李下乡20多天迟迟不归。“东北妞”小李占了我的“窝”，久借荆州。我既不能未经屋主同意，砸门撬锁强行搬进“男小李”宿舍，又不能继续留恋旧“窝”与“女小李”朝夕相处。只落得自己成了走方道士落难游僧，东转西串有家难归。我这100多斤，整夜里被“寝宫”中的虱子臭虫蚕食，白天还要照顾那被高原反应折磨得卧床不起的李姑娘：落户口，办粮食，转关系，打水买饭全包。

这一来，很多人都以为是我的对象来了。藏族汉族三五成群来看，众口一词：“小熊的阿佳啦（对象）来了。”

开始时，被高山反应折磨的小李见人就上气不接下气地严正声明：

“我与小熊不是对象关系，我俩原来根本不认识。我是分到这里工作的大学生。”

“不要不好意思啦！”

“谈对象是光明大正的嘛！”

“大学生还这么封建呀！”

还有善意的玩笑。

七嘴八舌，怎么解释得清？

领导们、内地来的同志们也来了解情况，做工作：“你要想在这里扎根工作，就应该在这儿安家。”

“小熊，你都27岁了，该成家了。”

假话重复的次数多了，居然成了真理。小左看见我，扯着不放，非要我请客不可。

“好你个小熊，还不好好谢谢我。你上哪儿去找这样的美事儿？姑娘自带粮钱票，一个月挣50多块钱，哪像我们这些当家属的。快拿喜糖来，不是我帮忙，就凭你能抓个大学生来！”

“好老乡，你可别瞎说。被李姑娘知道了，好像我们在算计人家。”我赶紧告饶。

“哟——，媳妇还没娶，就怕成这个样子！”小左大笑着。

大家的议论，使我真的想开了心思。西藏山高风雪大，从内地来工作的人，和尚多尼姑少，有个把汉族姑娘真算得上是“珍稀动物”。在这里工作的汉族干部，或在当地找个藏族姑娘成家，或回老家带个农村姑娘来安家。据观察，全县有那么两三个汉族姑娘都十七八岁的样子，与我年龄上差一大截，更谈不上水平相当，志趣相投。下半年先后分来十几个大中专学生，一个张彦丽姑娘跟他们锦州农学院同来的四五个学生一道，下乡当农民去了。再就是这个李敏姑娘了。老天爷成全我，把她送到我身边，我可不能当大傻蛋，错过天赐好姻缘。再说，她身体不好，也需要有人照顾。

这天下班后，我端着饭来与李姑娘共进晚餐。她从学校给藏族学生讲汉文课刚回来，口口声声“王大犇”如何如何，我的心直“咯噔”。

吃完饭，我站起来正准备走，李姑娘说：“我要找几本书看，你帮我把箱子抬一下吧。”

打开她的箱子，嗬！满满两大箱书，古今中外名著，历史政治，应有尽有。我喜欢读书，是个书迷，一下子就被这些书迷住了。再说，我是理工科大学生，语文基础差，还应该补习写作知识。你想：这不要钱的书库、不要钱的老师上哪儿去找！

小李呀小李，就冲这两箱书，我也要非你不娶。

翻箱倒柜，小李累得出了汗，脸蛋通红，脱掉棉袄，露出里面的花衬衣。红色毛线背心，洁白能干的双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晃得我眼花缭乱，心如兔蹦。这地方，除了白雪，就是黄沙。进藏快3个月了，我几乎成了“色盲”。天上掉下个李姑娘，我的世界变得色彩缤纷，充满阳光。

她的黑龙江老乡孙国祯和宋继田对这“老妹子”格外关心，经常请妹子吃饭，并邀请我作陪。兽医站离县城有近1公里，在县城的西南角。顺着南山山脚的川藏公路向西走，小李一步一喘的，本来不远，我们却走了半个多小时。来去路上，我经常借躲车为由，故意拉李姑娘的肩膀或推她的腰部，但这姑娘似乎麻木不仁，根本不懂我的暗示。

两个东北老乡弄的饭菜还真丰盛，炒鸽子肉，油炸麻雀，花生米炒鸡蛋，外加糖醋鱼，酒是用医用酒精兑水再加糖。这俩“东北虎”真能干，晚上经常到山上或墙头上堵鸽子窝，掏麻雀洞，抓鸟钓鱼，在山吃山，见水吃水。

这样微妙的日子又过了些天，在拉萨市体委工作的胡海淡同学来看我。这老弟是广东人，武汉体育学院毕业的，我们在进藏路上混熟了。中午在“土窝”里与李姑娘共进午餐后，小胡悄悄向我“窃取情报”。我如实讲了。他说：“老兄，你可要抓紧点，小心飞了。我在拉萨时就看过这姑娘的照片，是他们黑龙江进藏学生的集体合影。那给我看照片的‘东北虎’对她满怀情意，那小伙子可比你长得帅多了……”

几句话，说得我心凉。我再也稳不住了，决心找机会试探一下。

事有凑巧，墨竹工卡县第二次党代会开幕，晚上在我们院子里放电影，银幕就挂在我门口西边的白杨树上。我与李姑娘并排而坐。黑暗中，我故意碰了一下她的手，不想她一下子甩开了，闹得我好没意思。过了一会儿，她说，这电影我看过，搬起凳子就回了屋子。我也不想看，将凳子送回来。

我们坐在屋里，外面的电影声音听得清清楚楚。那晚放的是朝鲜片《卖花姑娘》。听到电影里在感慨地发议论：“人说，心诚，铁树也能开花，难道花妮的心不诚吗？”

我赶紧借题发挥：“难道老熊的心不诚吗？”

李姑娘默想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些天我也想通了，你人聪明，有事业心，能吃苦，肯动脑筋，生活能力比我强。既然大家都说我是你的对象，干脆我就正儿八经地给你当对象。不过，你得尊重我，我们是来西藏干工作的，一年之内不谈结婚的事。”

我连连答应，找出自己的几张照片，让她寄回家去征求父母的意见。

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几天看过我的日记，并把我在进藏路上写的几首诗寄给了在大学里当教师的姨父。她的姨父回信肯定了这几首诗的文采，说是具备了文科大学生的水平。

为了在婚前适当拉开距离，李姑娘坚决搬到学校去住了。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土窝”。但她的身体太不争气，我刚下乡几天，她就住进医院。一天24小时连续输液，王大犇同学和“小山东”楚绪山轮流照顾她。一个前半夜守护，一个后半夜守护，端屎倒尿，非常不便。

老师们一个萝卜一个坑，晚上照顾病人，白天要上课，时间长了可不行。学校决定派王大犇老师送这位李老师去拉萨看病。后来听说县上领导鉴于这位李姑娘高山反应持续的时间太长，也有将其退回黑龙江省重新分配工作的意思。我们农牧科的刘科长还真“护犊子”，生怕自己科里的“阿佳啦”飞走了，一道“命令”，将我从乡下调回，批准5天假，要我赶紧跟踪追击去拉萨，照顾那虚弱的李姑娘。

1977年1月17日一大早，我心急如焚赶赴拉萨。下了汽车，直奔市医院。到住院处查人名，不见有我那小李的大号。又到处找老乡询问，终于得知人在自治区教育局徐美华处。老乡将我送到教育局，一眼看到小李和王大犇，我的一颗心总算落到肚子里。

徐美华是与王大犇一起从上海来的女同学。说起来，在柳园兵站时，我们都打过照面，并且，他们上海同学与我们湖北佬是同时从柳园出发，总共4辆大客车同行，天天在一块儿食宿。只不过当时学生太多，彼此都未搭过话。

既然我赶来了，李姑娘自然就该办移交了。

王大犇看着徐美华，笑着说：“老熊你这是着的什么急，活像谁跟你抢李老师似的。”说得我真不好意思。

后来才知道，原来徐美华就是王大犇的女朋友。

我陪小李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看病，没有空病床。找到我的熟人张守菊医生。张医生说可以住在她们妇产科。小李坚决不干：“我一个姑娘家，住妇产科算咋回事？”

打了针，拿上药，小李说只有到交通局去找同学。于是到了在那里工作的黄阿密家。这位女同学高高瘦瘦，秀秀气气，土家族，沈阳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她丈夫戴晓华，也是哈建工同学，膀大腰圆，又高又壮，标准的东北大汉，帅哥一个。小李介绍，说戴是蒙古族，我还真看不出来。吃过晚饭，我去住交通局招待所，小李就与他们夫妻一起挤在那间小屋里。

第二天早晨，先到医院输液，回到小黄家吃午饭，下午又是输液打针。

“东北虎”们消息很灵通，又有两条汉子冲进自治区医院看望小李，来者是市邮电局的刘新建（上海人）和自治区种子站的何清峰（丹东人）。这两位都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骑自行车进医院大门时，没注意门口横着一条长铁索（限制车辆的）。刘新建是个瘦猴儿，见状不妙，赶紧低头哈腰，高喊“注意”的同时，从铁索下冲了过来。后面的何清峰可就惨了，他身高体胖，反应不灵，硬生生被铁索拉下车。

病人还没看到，自己先成了伤病员。何清峰手臂划出一道大口子，走路也一瘸一拐。刘新建扶他先去清洗上药，出来才找到小李打针的地方。弄得小李真不过意，连说同学们对我太好了。

晚饭是在张医生家吃的。她妹妹嫁给我老家湾子里一位老红军，这次我进藏，曾写信让我有困难就找张医生。

夜里，小李住在她同学赵勇戈宿舍，我就住进工业局招待所。这一来，就算在“东北虎”群落里公布了我俩的关系。

19日上午，小李有赵勇戈照顾，我就到戴晓华那里借自行车，想去部队的七一农场找老乡买苹果给小李吃。没想到，这位蒙古族小老弟板着脸，严肃地告诫我：“我说老兄，咱东北人心眼儿实，丑话说在前面。李敏看上你，你可千万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咱黑龙江学生进藏，这一路只有4个女生，男女比例四比一。小黄就不说了，还有个哈医大的，是一对夫妻。没谈对象的只有李敏和那个赵勇戈。李敏不爱多说话，几个男生追了一路都未追上，便宜了你老熊。她一路上高山反应特别大，本来是照顾她分到拉萨市，没想到还是给弄到下边去了。她身体那么差，咱东北虎都于心不忍。你要是对不住她，可别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

我连忙说：“我一定会对她好的，你们放心。”

打完针，傍晚转移到种子站何清峰处，赵勇戈也在，正在给我们包饺子。晚上就都住在何清峰那里。

20日晚上，我们又到了拉萨市委，在黑龙江大学学生宋永贵处食宿。

这四五天，把小李留在拉萨的同学家走个遍，足见这姑娘有个好人缘。我更加爱她了。

21日回到县里，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俩很快就结婚了。

“土窝”做新房。我把单人床里边加钉一块木板，就成了婚床。小李买来两床新被面，缀在我俩原来的被子上，又买了一个炒菜锅，就算完成了小家庭建设。

“毛选”四卷、毛主席像、几个日记本、热水瓶、茶杯、茶碗，是双方单位和私人好友送给我们的贺礼；5斤酥油、2斤砖茶、10斤糖果，是我们酬谢来宾的心意；藏族同事们送来的家酿青稞酒，是他们表达的良好祝福；专场电影是县委给予的恩赐！

2月27日，农历正月初十，在我门前的广场上放着电影。婚礼在我宿舍后面第三排的县委办公室里举行。

没有红喜字，也没有标志新郎新娘身份的红胸花。我穿着一身得体的工作服。小李穿的是她母亲亲手缝制的深灰色的卡西装。

晚8点，各科室、各单位的代表欢聚一堂。风趣幽默的宣传科干部闫振中（河南回族人，诗人）当司仪。按照当地风俗，我们双手接过藏族同事献上的洁白哈达，接受藏胞们的良好祝愿。再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又向来宾鞠躬致谢，然后将哈达双双戴在颈上，这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县委王书记当主婚人，赵副书记致贺词，农牧科刘科长和公办学校校长阿旺代表家长讲话。王大犇同学指挥学校的学生们敲锣打鼓。大家闹着要我俩唱歌。

小李唱“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因她体弱气短，每唱上一句，都要停下来张大口喘上一阵，说：“我上不来气儿。”然后再接着唱，唱唱停停。结果每首歌都是只唱了几句就难以为继，只好请大家原谅，坐下来休息。

我的嗓子五音不全，歌声高高低低如狮吼虎啸。大家听得实在乏味，就转移矛头，要王老师唱歌。

王大犇唱得确实不错，标准的男中音。最后还用藏语唱了一首民歌，赢得一片掌声。

接着，藏族女教师、女同事们唱起了祝酒歌，参加婚礼的人们和着乐曲，跳起了欢快的“锅庄”和“踢踏舞”。唱着、跳着，跳着、唱着……

歌声笑语，直到深夜。

我这个新郎官喝得东倒西歪，心里只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人。

我迷迷糊糊睡着了，又晕晕乎乎笑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