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未得解释的索尔仁尼琴之谜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不仅来自上述传统，更有意识地以之自省、自勉。在他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我们可以不断读到他对“知识分子”意义的界定，读到他作为一位俄罗斯作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甚至，由于民族历史被暴力革命和极权政治粗暴改写，索尔仁尼琴还付出了更多努力去追溯和续写上述辉煌传统。如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他几乎是在刻意地强调自己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联系。这些文学前辈被他视为坐标，帮助其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和他们一样，索尔仁尼琴的声名最终也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疆土和纯粹的文学领域。事实上，他成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除了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他还在1983年接受了坦普尔顿奖，被人们视为东正教的“国际形象代言人”；而索尔仁尼琴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更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意涵表现到了极致。他对“古拉格群岛”的揭露在冷战“铁幕”两端都造成了巨大震动，诸多左派人士因其而改变立场。从1970年代开始，数位美国总统与苏俄最高领导人都曾主动提出与其会面，以就美苏关系、俄罗斯改革等问题寻求意见（当然，有的也仅仅是借此表达某种姿态）。至于作家晚年领衔倡导的诸多思想，也被认为已经成为当今俄罗斯联邦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如此显赫的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普遍认同。恰恰相反，他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上所受评价最为两极化的作家之一。如爱德华•E.艾力克森（Edward E.Ericson）在一部索尔仁尼琴研究专著的开篇中所指出的：

在他第一本书出版后不到十年，便受到世界各地的热烈赞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渊源深厚的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甚至是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之一。他的作品早已被收录在世界文学巨著选集，同时，他也被人以最强烈的言论攻击和诽谤。在俄国境内，他受到最高的赞扬，也受到最体无完肤的痛骂；在西方的评论中，对他也是毁誉参半；然而在这许多的痛责之中，无意间也常会流露出对他的赞美。

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而奇特的接受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太过戏剧化，其思想立场几番摆动：作为一名真心信仰马列主义的苏联军官，他在1945年突然获罪，并被从东普鲁士战场直接遣送回国，劳改八年（加上流放是十一年）；而到了1962年11月，凭借一部揭露性的短篇小说，这位曾经的古拉格犯人突然又以“解冻先锋”的姿态，闯入了苏联文化、政治圈。他不仅被吸收为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成员，还一度被提名为列宁奖候选人（1963年）；然而，短短几年之后，这位“官方文学”代言人已经成为最让苏联政府头疼的人物之一。1973年《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被克格勃查获，随即开始在国外印行，轰动世界。一直到1974年被驱逐出境前，索尔仁尼琴都“被视为和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并列的、富有英雄气质的持异见者和自由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他接下来的一次转变，似乎过于突兀，引起的争议也最大——流亡西方后不久，索尔仁尼琴相继接受了各国采访，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开始言辞激烈地批判起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人们突然发现，这位古拉格斗士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他的声望在西方急剧下降，连苏联领导人都因此而大感放心；而索尔仁尼琴形象的下一道裂缝，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此时的他被尊为“俄罗斯解放事业的启动者”，在西方的二十年中他也一直预言苏联极权会从内部崩溃。然而，当崩溃真的发生、自己也终于能重回故土时，索尔仁尼琴却又一次出人意料地选取了“反动”立场。他不断对俄罗斯的“自由化”进程提出批评，政论中多有不合时宜的悲观论断。他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授奖，却从2000年开始发表支持普京铁腕新政的言论。在许多自由派人士看来，这位前古拉格囚犯对前克格勃成员（普京）的公开支持，显然是晚节不保、思想倒退。而对于缅怀苏联帝国雄风的人而言，这却代表了曾经带头搞垮了国家的索尔仁尼琴在生命尽头的真诚忏悔。

一个人的思想会随着生命经历的丰富而发生变化，这并不稀奇。但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屡屡在重大问题上急转、前后形象截然对立的，却不常见。如何对之进行解释，也成为相关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最简单的一种解释，莫过于从索尔仁尼琴的“主观”原因出发，认为他因为集中营的经历而患了“迫害妄想症”；或者认为这个人喜欢沽名钓誉，每一次都习惯性地做出批判姿态，走到哪儿反抗到哪儿，哪怕言论自相矛盾也在所不惜。这样的解释实在太过随意。至少，很难想象一个“疯子”或者“轻浮之徒”，可以在已经获得举世盛名的情况下，隐居一隅，用数十年的时间潜心创作一部煌煌千万字的历史小说《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Повествованье в отмеренных сроках）。而且，从传记资料来看，索尔仁尼琴在发表许多言论（包括1978年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哈佛演讲）之前，已经知道自己会让听众大失所望，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但他仍坚持要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并无“博取声望”之意。更为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许多尖锐批判，都已经被证明是“有的放矢”，而非故意危言耸听。例如“古拉格群岛”的存在。不少左翼论者确曾希望通过将索尔仁尼琴判为“疯子”，推翻他的所有证词。但苏联解体至今披露的大量档案文献已经让这种争论本身变得毫无意义；又如由他最先揭露的“二战中的最后一个秘密”，即“自由”、“人道”的西方国家应斯大林政府的要求，将大批自愿逃离苏联极权的避难者驱逐回国，这也等于将他们直接送进了古拉格。在他之后，西方史学界已经多有相关论著问世。而索尔仁尼琴关于俄罗斯命运的一些“预言”，曾经遭到西方俄罗斯专家的一致嘲讽，最终也都被事实验证，包括苏联自身的崩溃，古拉格系统培育的罪犯将控制俄罗斯经济，而西方方案不能解决“新俄罗斯”的问题，后者的全面康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等。这些已经足以证明，索尔仁尼琴不断进行反抗的原因，绝不像上述论者揣测的那么肤浅。反倒是关于他的这种肤浅的阐释从未停止过，这件事本身提醒我们，索尔仁尼琴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言说传统，在今天已经不被视为“常情”、“常态”。这也大大增加了他被理解的难度。

即使仅仅是为了让描述这样一个人物成为可能，人们也会很自然地去寻找他思想中的连贯之处。于是，在另一种解释模式中，研究者指出，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反抗程度有所不同，但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主要敌人一直是极权政治；而从流亡开始，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成为他猛攻的对象。因为拒斥西方模式，他也连带对新时期的俄罗斯改革提出了批评，并大力支持普京的铁腕统治。这样，以流亡至西方为截点，索尔仁尼琴形象被整合为了两部分，至少显得不那么“支离破碎”了。而剩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与弥合这前后两段了。论者纷纷从索尔仁尼琴后来的立场出发，回过头往前推，发现他其实早已有一些对西方的批评。只是置身于恐怖极权中，这并非他当时论说和斗争的重点，而他的西方听众，也完全为其抗暴英雄的光环所吸引，并未对这些批评予以足够的重视：索尔仁尼琴流亡后发表的、引发西方一片声讨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以及收入论文集《来自巨石之下》（Из-под глыб）中的文章，都是他在苏联时就已经完成的。又如，早在1967年接受采访，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剧本《风中之烛》（Свеча на ветру）时，索尔仁尼琴便提到：“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国家，一个非特定的时期，主人公们有着国际化的名字。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隐藏我的想法。我希望处理发达国家的道德问题，无论这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剧作的主旨，恰恰是他日后在西方大加发挥的，包括对物质、科技的迷信，精神信仰的缺失等。在该剧1973年的英文版中，导读作者也引用了上述采访。不过，他仍然选择将索尔仁尼琴的话看作一种谋求政治安全的“伪装”，强调剧作选取的材料实际上“有明显的苏联特殊性”，针对的只是苏联现实。这真是典型的“听者无心”了。只有到了西方，与苏联政治也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各种批评才日益公开和激烈，人们也才注意到他的这一立场。

按照这种解释，索尔仁尼琴本人对西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突变”。他的思想，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共时地存在着不同层次、路向；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受到的“刺激”不同，他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读者的聚焦点也不同）。相较于第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模式显然更有解释效力。麦克•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在1984年推出的索尔仁尼琴传记（Solzhenitsyn：A Biography），即以这一思路写成。这部上千页的著作，材料非常翔实（其中包括传主本人提供的不少一手资料），首次厘清了此前苏联与西方关于索尔仁尼琴生平的许多讹传。而作者也从一开始即着力呈现索尔仁尼琴个人气质与思想的多个面向，为其到西方后的言论埋下伏笔。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平复了索尔仁尼琴的“背叛”给西方读者带来的“震惊感”。它也被此后的西方研究者视为“任何一个想严肃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人都必须读的一本著作”。

然而，如果过分强调索尔仁尼琴面貌的一贯性，而将一切变化归为他“策略性的进退”，或者读者一时的“被蒙蔽”，也会出现解释方面的漏洞。索尔仁尼琴并非专业学者出身，而且长期生活在一个对“知识”进行严密控制的国度。很难想象，他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形成了完备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作为“当事人”，他根本无法预知自己将遇到哪些问题。他很难预知苏联“解冻”与持异见者运动的结局，也不太可能是带着现成答案来到西方，或者回到解体后的俄罗斯的。研究者从终点开始“倒带”的办法，很容易将他的思想轨迹描绘得过分光滑。例如，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证明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认识在流亡前后确实有明显的变化。在自己的第二部自传性作品、主要记录其流亡生活的《落在两扇磨石之间的谷粒》（Угодило зёрнышко промеж двух жерновов.Очерки изгнания）中，他不断写道，“关于西方的本质”，自己和萨哈罗夫一样，“重复了同样的错误”；西方的生活打破了他此前许多“玫瑰色的幻想”；甚至，当发现自己在西方面对的敌人丝毫不弱于苏联极权时，这位曾经历了多年牢狱生活的作家，竟主动用铁丝网围住自己在佛蒙特的住宅，再次隔绝于世。可见，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笔下从来不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批评（对于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而言，这很正常），但当他真正到了西方后，还是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震动。这种思想的变化，甚至促成了他对《1914年8月》（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等早期作品的大幅度改写。显然，面对各种“外部”刺激，那些相对稳定的主体因素，并不会只完成简单的“应激”动作。两者的交互作用将更为复杂。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应该有不断生成、推进的一面。

但这还不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将索尔仁尼琴的形象大致分为两段的做法之所以广为流行，还有一个相对隐蔽却十分重要的原因，即研究者往往已经预先抱定了“前扬后抑”的价值判断，认为索尔仁尼琴对苏联极权的反抗，是积极而正面的，而他后期对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集中批判和拒斥，则是退步甚或错误的。两者应该分别论述。与之类似的一种做法，是将索尔仁尼琴的角色区分为：（前期的）写出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古拉格群岛》等作品的杰出作家和（后期的）糟糕的政论家。这种带有强烈的主体预设的刻意“分割”，注定会给研究者带来大量论述上的困难。仍以上文提到的麦克•斯卡梅尔所著的传记为例。尽管在细节方面的考察广受好评，该书前后的矛盾，尤其是后半部的含混不明，却也遭到不少论者的批评。在详细论述了索尔仁尼琴早期的抗暴行为后，作者显然也希望对流亡西方的传主保持足够的同情。他甚至已经指出，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在西方采取如此激烈的批判姿态，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熟悉的敌人（如唯物主义、对单一历史进化模式的想象以及意识形态操控等）；然而，作者却很难再维持前半部传记中自己对这类批判的积极评价。甚至，面对索尔仁尼琴一贯的“尖刻”与“激烈”，他也无法继续此前的宽容。换言之，作者强调了索尔仁尼琴前后思想的“连贯”，但自己却无法对之给出“连贯”的评价。关于这一点，评论者的批评也许确实指出了问题所在：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批判，已经离作者本人所持有的那种英式的自由主义太远。在该书的后半部分读者更多地感受到“义务而非热情，判断而非乐趣”。至于将索尔仁尼琴之“文学作品”和“政治意见”截然分开的做法，可行性和说服力显然更加有限。

要摆脱这种前后评判发生矛盾的困境，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证明，索尔仁尼琴其实并不像他了解苏联一样了解西方。因此，无论是早已有之，还是流亡后才开始产生，他对西方（而且只有对西方）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就其对西方的态度而言，他很容易让人想起俄罗斯传统中的斯拉夫派。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当代研究者对索尔仁尼琴身份的最终判定：“新斯拉夫主义者”，或者“新右翼”。人们认为，出于一种“愤怒的孤立主义”，索尔仁尼琴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方案都提出了批评；与其前辈的选择相似，他拒绝让俄罗斯踏上西方示范的发展道路，甚至不惜为此支持普京的“专制政府”。他寄希望于传统的地方自治体系以及纯正的东正教信仰，认为由此可以获得相对于“堕落”的西方的精神制高点。可惜，和斯拉夫主义者一样，他所追求的那个传统世界，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罢了；而他所批判的西方世界，也只是因为受伤的民族自尊而被构想出来的。

如果将此说推到极点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认为，到1974年流亡西方时，索尔仁尼琴已经完成了他此生最有意义的活动。他的“后半生”，即使不是一个“错误”的存在，至少也是没有太多研究价值的。这种“断代”法，其实也大致对应着西方大众和知识界对索尔仁尼琴的接受与评论由热转冷，由积极肯定转向怀疑、批判居多的大势。而也许并非偶然的，最先做出上述判断且态度最为激烈的阵营之一，是由流亡西方的俄罗斯侨民组成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信必须在西方为陷入黑暗的俄罗斯盗取火种。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位大胆挑战极权，更在西方世界享有巨大声望的同胞，他们原本期望甚高；如今，也最为失望。其中，供职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亚历山大•雅诺夫（Alexander Yanov）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痛心疾首地指出，既然“憎恨国内的专制”、“痛恨精神自由被侵犯”，索尔仁尼琴等人又怎么能“仇恨欧洲”？难道他们看不出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正是拯救俄罗斯所必需的吗？然而，反对专制统治，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只有自由主义这一个选择？其中的逻辑显然值得推敲。和麦克•斯卡梅尔等研究者一样，这些侨民也已经在心中预设了一个不容置喙的“完美社会”，并且相信可以将这一完美形态照搬到国情迥异的俄罗斯（以至于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否一定比斯拉夫主义者更“务实”、“乌托邦”倾向更少呢？苏联解体后，迅速“右转”的俄罗斯所遭遇的沉重打击，说明答案并不那么简单。

不过，雅诺夫有一点肯定说对了：面对苏联政府的打压，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西方，索尔仁尼琴这些“斯拉夫派的继承者们”当时“恐怕连个避难所都没有了”。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曾多次公开表达谢意。而这提示我们，他对西方的态度反而不太可能像他的批评者所描绘的那般单一和偏狭。同时，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后来的新俄罗斯时代，对于那种极端的民族情绪，他都曾明确地表示否定。显然，用某一个或几个标签来界定这位经历特别丰富的俄罗斯作家，带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他与萨哈罗夫的论战，两人与传统斯拉夫派、西方派的错综关系，包括他对内涵本就模糊的“民族主义”（这是否一定是一个负面概念？）的具体理解，都还有详细展开论说的必要。但应该不难理解的是，主动地选择，更不用说天然地从属于一个非西方的文明与传统，并不必然意味着“反西方”，更不代表“反自由”、“反人权”，以至于“支持极权”——当一位国务官员痛斥索尔仁尼琴“几乎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时，著名作家D.M.托马斯犀利地回应道，怎么能相信一个“主张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主张道德规则、基层民主、生态保护、终结军事征兵”的人，“在思想上会和纳粹希姆莱有相似性”？

而上述解释遭遇的另一大挑战是，与其对俄罗斯命运的论述一样，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种种批评，也不全是“无知言论”，甚至并不那么容易被推翻。关于这一点，以爱德华•E.艾力克森的《索尔仁尼琴与现代世界》（Solzhenitsyn and the Modern World，1993）、詹姆斯•F.潘图索（James F.Pontuso）的《攻击意识形态》（Assault on Ideology：Aleksandr Solzhenitsyn's Political Thought，1990、2004）以及丹尼尔•J.马奥尼（Daniel J.Mahoney）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超越意识形态》（Aleksandr Solzhenitsyn：The Ascent from Ideology，2001）等为代表，学界也已陆续出现了不少论述。论者针对西方社会对索尔仁尼琴的围剿，讽刺道：“当环境保护主义者，或者一位有抱负的加州政治家指出工业城市有其缺陷时，这是进步，但当索尔仁尼琴这么说时，就是反动。”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值得追问的，也许不仅仅是为什么索尔仁尼琴会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建议，同时还应该包括，为什么他对西方文化进行批评、反对俄罗斯走西方道路这些事情本身，会这么难以被接受，甚至根本不能获得认真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就连作家本人，因为身处事件之中，也未能找到满意的答案。这种不解，始终困扰和刺激着索尔仁尼琴。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激化了他的批判态度，并让他与西方评论者的关系更加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