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困境中的“俄罗斯事业”

1863年恰达耶夫（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公开发表了《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声称俄罗斯连贯东西，却未得到任何一方文明的精髓，对世界文明也无任何贡献。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全面落后的庞然大物，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的存在，不过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教训”罢了。这样的措辞实在是过分激烈。不过，如果真像政府判定的，这不过是“疯人疯语”，那么也很难想象，这封信会在俄罗斯社会造成如此大的震动，甚至还直接点燃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大论战。

显然，恰达耶夫这些尖刻的批评，搔到了这个国家的痛处。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俄罗斯一直有不被东、西任何一方认同的尴尬。在历史上，它更承受着所谓“边民的通常命运：外部入侵、相对孤立和落后”。尤其是到了近代，现代化这一极具效率和侵略性的过程开始在其临近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对俄罗斯造成了空前的现实和精神压力。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俄罗斯而言，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或文化归属问题。事实上，如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这个概念标示“他者”的地方。“西方”成为其“议定本土文化时一个相对照的反面存在”。但即使是对“西方”相对抗拒的人，也很少愿意完全将俄罗斯归于“东方”，并对此给出积极评价。这里当然有文明谱系方面的大量依据，但也与现代性在空间上的不均匀散布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进化秩序不无关系。一方面，俄罗斯人也许不能不承认，相对于“（进步的）西方”，祖国位于“（落后的）东方”；但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们又相信，“第三罗马”应该属于，甚至领导代表历史前进方面的一方。在恰达耶夫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认识中的这种分裂带来的屈辱感。同样，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观点虽然看似针锋相对，却都闪现出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焦虑。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压力更直接转变为一次次融入欧洲文明的努力。在加快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人为地削薄传统，或者过于生硬地破坏旧有秩序，经常又会加剧内部的矛盾、分裂。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急速的“回摆”。俄罗斯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在激进改革与同样激进的反改革之间反复挣扎的国家：从彼得大帝改革，到十二月党人的死刑；从解放农奴，到亚历山大三世的高压；从大革命，到冷战，再到自由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左冲右突，难以安身，给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带来了过多动荡。流亡中的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不能不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哀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之一。”

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又并非一个巨大的黑洞。西方历史学家口中的“边境”，同样可能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碰撞和互相发挥的活跃地带。就在恰达耶夫生活的那个世纪，俄罗斯文化已经开始以自己的厚度和独特性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虽然历经曲折，今天的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实体，绝非只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教训”存在。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存在，意义格外重大。

如诸多论者已经指出的，作为一个孤悬于专制政府与广大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小小人群，俄罗斯知识阶层更加看重的，是精神、道德而非智识层面的追求。上文中提到的那种关于民族身份的焦虑，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转变为了一种从历史困境中寻求突围的巨大动力。他们相信自己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是祖国和人民的拯救者。偏偏在现实中，因为处境孤立，他们往往又很难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手段将自己的改革愿望上达统治者，下抵民众。这一紧张状态，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最终激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某种英雄主义传统：他们总是自视为神圣的受难者，正在为崇高理想而受难和牺牲自我。无论最终成为跼蹐不安、自怨自艾的“多余人”，还是受到良心拷问、跪倒在道德法则面前的“忏悔的贵族”，甚或是激情蓬发、欣然赴死的革命者，俄罗斯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敏感与多情”世所罕见。这样一个知识阶层，已然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为俄罗斯命运痛心疾首的恰达耶夫，其实同样来自这一群体。讽刺的是，这位御林骠骑兵军官并未意识到，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作为其批判对象的俄罗斯特殊文化、历史，为他打开了更为宽阔的视野，并塑造了他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他的发言所引发的广泛讨论，难道不正是这个国家并非一片黑暗，依然存有活力的某种明证？

事实上，如果从拉吉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щев）开始算起的话，两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就“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事业”问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他们的自我感动和期许，同样形成了一股真实的历史力量。不容讳言，因为气质中的最大纲领主义、思想的不完备和思想运用于实践时出现偏差等原因，这些方案，以及方案间的激烈冲突，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增加了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不稳定性。这也是近两个世纪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本书的研究对象在内），反复论说和反省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根据对历史后效的功利计算，抹杀当事者的担当意识，甚或轻松地滑向犬儒主义。尤其应当考虑到，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凭借着这些历史主体的努力，包括试错，俄罗斯才能在森严的历史结构中一次次捕捉，甚至是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断累积和增容着自身的传统。

而世所公认，文学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中心舞台。关于这一中心地位的形成，最常见的解释是，迫于帝俄严厉的检查制度，人们只能在相对安全的文学领域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探讨社会、政治问题。不过，从俄罗斯文学观念本身的发展来看，另一个原因同样值得强调：在这个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国度，文学保留了更多古典的、教谕性的意味。作为一种连接两个世界的象征符号，它更与重视神秘主义象征的东正教信仰形成呼应，获得了某种神圣性。至19世纪，知识分子既深陷于精神困境，又受到浪漫主义、圣西门主义等一波波西欧思潮的刺激，对于文学的严肃观念终于发展成一份关于“艺术责任”的丰厚遗产。这一脉传统相信，正是文学，而非其他经验形式应该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关于人生的“完整”解答。完美的文学作品，意味着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生活。而作为真理的见证者，作家对自己的受众（首先是俄罗斯民族）更负有崇高义务：

每一位俄国作家都由某种原因而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公众舞台上发表证言。于是，他最微末的疏失、一句谎言、一项欺骗、一丝自我放纵的举动、对真理缺少热心，都成十恶不赦之罪。……你一旦当众发言，则不问你是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或者任何公共身份，你都负有指引与领导人民的完全责任。如果这是你的职责，你就是立下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亦即：言必合真理，永不背叛真理，且无私无我、用志不分，致力于你的目标。

即使到了苏联时代，俄罗斯的这一传统也并未被政权意志彻底碾碎。苏联作家享有的崇高地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少有的。其中固然有统治者控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但也不难看出对语言力量的传统认可和敬畏。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们接受的的确是国家给定的“蓝图”；但文学这一感性形式自身的逻辑，仍为他们预留了最低限度的发挥空间。而始终与官方文学并存的“秘密写作”以及“流亡文学”，则以一种更顽强的方式宣告着“另一个俄罗斯”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