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忘却与被铭记的：“古拉格”归来

第一节 青年革命者的精神驱魔

索尔仁尼琴并不是第一个描写苏联“阴暗面”的作家。他甚至远不是第一个揭露“古拉格”的人。其作品提供的许多“信息”，都能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得到。他的“可怕”，更多地来自他在处理这些“信息”时所传达出的道德热情和批判深度。而如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洞察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转宗”的经历：索尔仁尼琴曾完全投入到这个时代，感受过其中的诱惑和陷阱，而最终艰难逃脱。他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亲历者来提供自己的证词的。这份证词从“内部”完成了对俄罗斯、同时也是对证人本身的精神“驱魔”。要理解它，我们就必须先对作家的精神“前传”有所了解。

从各种传记、回忆材料来看，在1945年被捕前，至少有两股力量对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一，索尔仁尼琴幼年时家庭中的宗教气氛颇为浓郁。在几位挣扎于新社会边缘的虔诚长辈的影响下，他很早就养成了一套高度自我节制的教徒式生活习惯。十字架一直挂在他的脖子上，直到在学校被强行取下。而比起卷入“进步”历程的大城市，索尔仁尼琴也一直都更留恋传统的乡村生活。其二，出生于1918年的索尔仁尼琴，又是一个标准的“十月的孩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从小饱受贫困和歧视之苦。但和特瓦尔多夫斯基、西蒙诺夫等人的情况相似，这种个人经历并未影响索尔仁尼琴对苏联体制的高度认同。到了大学时期，索尔仁尼琴已经发展成为狂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甚至在新婚蜜月期间，都在苦读《资本论》。在其写给妻子的信中，谈的也都是如何将个人生命更好地交付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方面对传统的、虔信的“老俄罗斯”抱有亲近之心，另一方面又对一种宣扬无神论、鼓动革命的学说无限推崇，二者似乎存在明显的矛盾。传记作家斯卡梅尔也因此认为它们构成了这一时期索尔仁尼琴精神的一种内在紧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奇怪的“混合”，在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都并不少见，只是组合的具体“比例”、形式各不相同罢了。按照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与内涵》一书中的描述，自幼接受的基督教道德主义教育，很可能加强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对“恶”的拒斥。这些无神论者反而更容易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去追求各种社会政治理想；而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很多人又确实保持着一种近乎禁欲主义的道德观念和自律意识。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紧张关系。在苏联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尤其是无神论的系统教育下，索尔仁尼琴对东正教的认识不太可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出身教士阶层的前辈一样正统和深入；但仍然有理由相信，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宗教感，刺激而非消解了他身上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索尔仁尼琴后来维持终身的那种苦行僧式的写作状态，可以说是这种精神气质最为突出的体现。

然而，青年索尔仁尼琴钻研马列著作的那种热情，其实已经不容于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气氛。从那些“元典”出发，他开始对斯大林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抱以怀疑态度。但很快，二战爆发，因身体原因本可免除兵役的索尔仁尼琴主动要求入伍。在前线的日子，也是其政治热情最为高涨的时候。二战中苏联付出的许多本可避免的惨痛代价，让他对“英明领袖”斯大林以及国内政策更为不满。为此，他和友人写下了一个名为《一号宣言》的完整的政治纲领，计划在战后建立一个真正的“列宁的党”。可以说，此时的索尔仁尼琴完全是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但对苏联严密的监控体系的毫无所知，也让接下来的变故显得“水到渠成”：1945年2月，也就是战争彻底结束前的几个月，他因为“反苏”言行在战场被捕。经过简单的审讯，索尔仁尼琴很快被判八年劳改。

在劳改营的八年是索尔仁尼琴一生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得益于其作品鲜明的传记性质，研究者很容易梳理出一个他思想逐渐发生转变的大概的“进度表”。考虑到青年索尔仁尼琴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痴迷与忠诚，以及他那种为论者公认的强硬性格，不难推知，要推翻自己原有的信仰，他需要经历一个怎样痛苦的思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必然会从各个角度重审原有信念，确认真相，并且寻找个人与整个民族“着魔”的原因。这样，他才有可能彻底告别以前的“自我”。他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和解释，也因此可能比一开始就选定了反对姿态的论者更为丰富和具有说服力。而在这一时期与妻子的通信中，索尔仁尼琴曾多次提到劳改营这一特殊环境，对自己精神发展的重要意义：当时，古拉格还是一个几乎被完全隔离在苏联和西方公众视野之外的世界。然而，作为一个惩戒场所，这里却是苏联人唯一敢于谈论“真相”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害怕失去什么。通过和大量犯人的亲身接触，索尔仁尼琴得到了一个关于1917年以降俄罗斯历史的完全不同于官方宣传的解释版本。尤其重要的是，此时的古拉格还可能是苏联境内聚集了最多（不仅是知识，更是道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地方。与他们的论辩，以及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精神的体认，对索尔仁尼琴思想转变的影响极大。这一点，在其早期的一系列劳改营作品中有着详细描述。因为囚犯们已经被打上“异己者”的烙印，并和“正常世界”隔离开，管理者甚至放心地让他们接触各种“禁书”。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中反而读到了不少有助于精神“解毒”的作品，其中便包括对其写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除了接触真相以及心智的扩展外，古拉格的生活对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他在此感受到了一种“灵魂的净化”。从劳改营的物质条件来看，他经历了从“第一圈”向“地狱中心”的降落。但就心灵的平静与精神的清醒程度而言，他认为自己体验到了一个相反的、不断提升的过程。在《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中，作家甚至将营房比作了“诺亚方舟”，也即灭世灾难中“得救”的全部希望所在：

四砖半厚的两层楼房，就像一艘沉重的船只，漫无目的地、沉着地在那片人类命运和人类愚笨的黑色海洋中航行，沿着船舷闪着的一道道微弱灯光，映在船周的轨迹上。

……

此时，方舟里的漂泊者是与一切绝缘的，他们的思想也可以无拘无束地游荡。他们既不饿也不饱，没有幸福，也没有丧失幸福的烦恼；他们的头脑，不再容纳因工作、官场中的尔虞我诈或者是否晋升而产生的忧心忡忡；他们的肩头不再承受为孩子们的住宿、燃料、食品和衣服而带来的千斤重担。爱情，这个人类古往今来愉快和痛苦的源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愉快和痛苦的力量。他们的刑期是那样的漫长，以致他们中没有任何人愿意考虑他们何时才能被释放。这些具有非凡才智和丰富经验，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非常忠实于家庭的，以致难以为一般的友谊而分心。但在这里，这些人都把自己完完全全地献给他们的朋友了。从这个在黑暗中沉着地前进的方舟里，他们被推举到了生命的制高点，很清醒地观察到历史的曲折及其错误的流动；同时，又好像被完全沉没在海底，也能仔细地看见海洋深处的每一个卵石。

在这些难得的星期天的晚上，物质世界的干扰从来不闯进来，男人们的友谊和哲学精神，得以在这艘形状像船的拱形天花板上方盘旋。这也许正是古代所有哲学家曾徒劳地企图描绘，并为之界定的那种幸福的境界吧！

这幅描写营房/方舟沉着地前进于黑暗中的画面，有着惊人的肃穆与圣洁感。现代“诺亚”们在此忍受着绝对的痛苦——与世隔绝，没有行动的自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但同时，他们也悖论性地享受着绝对的幸福——离开罪恶的主流秩序，不再有恐惧，专注于精神世界，甚至连情感都已与爱欲无关。在“生命的制高点”，囚徒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被官方叙事抹平的那种“历史的曲折及其错误的流动”，而彻底“沉没在海底”，则让他们有机会细查个体生命的丰富与坚韧。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在这些难得的（看守者回家休息的）星期天，也即“复活日”的夜晚展开。与《圣经》中的故事原型一致，“罪恶”在大劫后得到洗涤与宽恕：出于一种典型的俄罗斯观念，索尔仁尼琴相信，正是“受难”和彻底的“忏悔”，帮助自己“抓住了最后的边界”，从以前的邪恶思想中解脱出来。

事实上，如果按照（以口述和强记的形式）构思、草拟，而非完稿、发表的时间来梳理其作品，有理由认为，在八年的劳改营生活中，索尔仁尼琴已经形成了自己一些最重要的判断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