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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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谈胡旋舞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年代。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胡旋女》诗,诗题下小序说:“天宝末,康居国献之。”诗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元稹《胡旋女》诗亦云:“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有的研究者即据此讲:“案胡旋舞出自康国,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入中国,当始于斯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对此,欧阳予倩先生在1959年曾提出问题:“‘胡旋舞’,是不是在康国进胡旋女以前,在胡汉杂居的地方就已经有了呢?”欧阳予倩:《试谈唐代舞蹈》,载《舞蹈》1959年第3—5期。我以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自古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相当频繁。据有些典籍记载,先秦时“诸夷之舞”已陆续进入中原。王子年《拾遗记》中说:燕昭王即位的第二年(前310),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谟,她们跳起舞来“徘徊翔转,殆不自支”;其中有一舞称作“集羽”,“言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见《太平御览》卷五七四)我推测,这个“旋波”,也许就是小说中最早进入中原的胡旋女形象。汉代开拓了丝绸之路以后,中原地区与西域以至中亚、印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如《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汉赋中有许多关于舞蹈动作的描述,很值得注意,例如:“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罢。”(张衡《西京赋》)“蹈不顿趾”、“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累跪,跗蹋摩跌”、“云转飘忽”。(傅毅《舞赋》)生动地描述了舞者踮脚尖作大幅度多圈旋转、左右腾踏、俯仰跪跌的动作姿态。又如最近在河南安阳附近发现一座唐贞观年间(627—649)建筑的砖浮雕塔(修定寺塔),塔上即有“胡人舞蹈”雕砖。砖上雕有一个喜笑颜开的胡人舞者,他两手举过头作合掌拍击状,侧身,左右足作腾踏动作,臂挽飘带,飘带飞旋,显示旋转感。这些,都是中原舞蹈与西域舞蹈交融的佐证。

至于康国进胡旋女事,据文献记载最早在唐开元十五年(727):“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同时献胡旋女的还有史国。另一中亚属国俱密则于开元七年“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同上。比康国早8年。再早一些,《隋书·西域列传》载“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史国盛行胡旋,十舞女中可能有胡旋女在内。更早一些,《隋书·音乐志》记载北周武帝聘北狄女为皇后时,许多西域乐工舞伎来到长安,包括胡旋在内的西域乐舞也传入内地。《旧唐书·音乐志》对此有明确记载:


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裆裤、赤皮靴、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


周武帝娶阿史那氏是在北周天和三年(568)。可见,至迟在唐开元前一个半世纪左右,胡旋舞确已传入内地。

在胡汉杂居的河西、新疆地区,胡旋舞的流行当更早些。《北史·西域列传》说: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


康、史等国与河西走廊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其文艺源流在河西决不会断绝。况且,民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早于官方的文化交往。《旧唐书》“俗谓之胡旋”一语,亦可证“胡旋”名称在民间早已有之。敦煌壁画所保留的不少初唐时期所绘乐舞场面中,就有胡旋舞形象。尤可注意的,在新疆库车库木吐拉、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也保存了生动的胡旋形象。据考古工作者研究,有些壁画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这就证明,早在公元4—6世纪时,胡旋舞在新疆一带已十分流行了。

其实,既然中亚康、史、安等国的文化渊源与河西走廊有关,那胡旋舞就不一定源自中亚,而很可能本来就是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民间舞种。众所周知,我国新疆龟兹地区是通向中、西亚的一个门户,河西凉州(武威一带)又是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中、西亚和印度乐舞大量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中原乐舞也传到凉州、龟兹以及中、西亚,这就使得龟兹地区“管弦伎乐,特善诸国”(《大唐西域记》),西凉地区的乐舞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因此,敦煌、库木吐拉、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胡旋形象,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