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武城”考
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首句云：“轮台客舍春草满”，又云“奉使三年独未归”。诗人于天宝十三载（754）春初至北庭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迄十五载恰历三春，可见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五载（756）春。诗中又云：“桂林蒲桃新吐蔓，武城刾蜜未可餐。”唐庭州轮台在今乌鲁木齐附近，所述“桂”、“武城”二地名则不见于史籍地志；然言“蒲桃”、“刾（刺）蜜”，则可推知两地均应在吐鲁番盆地西州境内。
“桂林”当为“洿林”之误。
查《太平广记》卷八十一引《梁四公记》载
杰公辨识高昌国特产事：
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如大斗，状白似玉。干蒲桃、刺蜜、冻酒、白麦面，王公庶士皆不之识。……经三日，朝廷无祗对者。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蒲桃七是洿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以高宁酒和之。剌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白麦面是宕昌者，非昌垒真物。”使者具陈实情，面为经年色败，至宕昌贸易填之。其年风灾，蒲桃、刺蜜不熟，故驳杂。……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蒲桃，洿林者皮薄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洿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
文中所述洿林、无半、高宁、盐城、南平、宕昌、昌垒均是高昌国城镇名。洿林见《梁书·高昌传》载，无半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南平见《新唐书》载，昌垒即高昌国都城，宕昌似即今托克逊。洿林当为高昌国特产葡萄、葡萄干、葡萄酒的著名产地，故岑诗云“蒲桃新吐蔓”。冯承钧先生曾推测洿林在哈喇和卓（karakhoja，即高昌故城）之南、艾丁湖（aidin-köl）附近。然《梁四公记》讲无半与洿林蒲桃品质迥异，艾丁湖附近多为盐碱沼泽地，对葡萄生长不利；而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述，无半城在托克逊以东，离艾丁湖不远。因此，我推测此洿林当在今吐鲁番县城以北的交河故城到葡萄沟一带。岑参从轮台出使交河、安西治所龟兹都可途经此地，独孤渐离轮台经交河东返长安亦应途经此城，因此岑参将它写入诗中是很自然的。
“武城”，亦为高昌县城名。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曾在吐鲁番高昌故城以西阿斯塔那（Astana）古墓地盗得唐《西州高昌县武城城主范羔墓志》碑，碑文如下：
神功贰年腊月戊戌朔贰拾捌日景丁西州高昌县武城城上轻骑都尉前城主范羔之灵正月贰日亡春秋七十有四殡埋武城东北四里恐后岁月奄久子孙迷或不分今立此至后凭所依神功贰年腊月贰拾捌日葬
岑仲勉先生在《吐鲁番一带汉回地名对证》一文中曾按曰：“《朔闰考》圣历元（即神功二）年腊月癸巳朔，非戊戌。”其实，圣历元年（698）即戊戌年，“戊戌”二字乃记年之干支，撰志人或刻石者错置于“腊月”二字之后，遂成此误。
去年9月，我又在新疆博物馆见到阿斯塔那出土之《张海伯墓志》碑，碑文如下：
贞观十九年十一月朔乙丑满七日辛未囗高昌县武城乡六乐里张海伯者高昌人也春秋六十有七殒葬斯墓也
由此可证，“武城”乡名至迟当始于唐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重建郡县之时，而且一直到天宝末年岑参在轮台写诗之日，这个城名依然是十分出名的。武城的位置，据《范羔墓志》所载，当在阿斯塔那古墓地西南四里处。而阿斯塔那古墓地的位置，据斯坦因所测是在亦都护城（即高昌故城）西北约二英里半（约八华里）处，即今三堡村附近。因此，武城应位于高昌故城以西十华里左右处。冯承钧先生在《西域地名》中认为阿斯塔那即唐之武城，这是不确切的。
至于“刺蜜”，为高昌交河特产，除前引《梁四公记》所述外，见诸他籍所载不少，如：《魏书·高昌传》：“有草名羊剌，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周书》、《隋书》及《册府元龟》所载同。）又，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西州·贡赋”条：“开元贡毡毛、干葡萄、剌蜜。”其左“前庭县”条又云：“交河，在县西高昌国，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出赤盐，其味甚美。泽间有草，名为羊刺，其上生蜜，食之与蜂蜜不异，名曰刺蜜。”
据《梁四公记》所述，地域不同，羊刺草生长形态有别，刺蜜蜜色、味亦不相同：“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岑参诗又言及“武城刺蜜”，可见吐鲁番地区刺蜜品种之多。唯“羊刺”之“刺”字，有的书上写成“剌”（là），故有人亦推测此“羊剌”即维吾尔人所谓“Yalok”，疑为沙碛中生长之骆驼刺草。（维语又将荆棘称之为“Yatok”，音颇相近。）然查《岑嘉州集》几种版本，《与独孤渐道别长句》诗均镌作“武城刾蜜”，“刾”为“刺”之异体。可见推“羊刺”为“羊剌”并不可靠。
高昌城镇之数，诸史记载不一，至今无确论，如《魏书》云八，《周书》云十六，《隋书》云十八，两《唐书》云二十二，《元和郡县志》云二十四，《通典》云三十二，《梁书》云四十六。冯承钧先生认为似应以二十二为准，他曾考定了其中十五城：高昌、交河、田地、高宇、临川、横截、柳婆（娑）、洿林、新兴、由宁（田宁）、始昌、笃进、白刃（白力、白棘）、南平（无半）、安昌。然据前引《梁四公记》，除南平与无半实为两城外，尚有宕昌、盐城二城。前几年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高昌文书中又有案化、太平、宁戎、宁大、宁昌、顺义、安西七城（乡）名，再加上武城，则共有二十六城，除却高昌、交河两县名，为二十四乡，恰与《元和郡县志》所述相合。《元和郡县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离天宝末年仅五十余载；其作者李吉甫久任宰相，谙熟当时图籍，且其父李栖筠天宝年间亦曾任安西节度判官、行军司马，所以，他的叙述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