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提出的背景
我想结合国际文化领域发展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式和文化管理体制已经与时代需求不相适应。
（一）当代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消费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对消费需求有直接的影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一个本质区别是，物质消费是满足人的生存的消费，精神消费是满足人的欲望的消费。因此，物质消费需求是有限度的消费，而精神消费需求是无限度的消费。文化消费的无限性，为文化产品生产、文化企业、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无限发展的空间。例如迪斯尼2013年全年消费品销售额达到409亿美元。同时，消费需求的变化，不仅使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的欲望大大增加，也使物质消费增加了文化内涵。在现代社会，物质消费需求越来越体现时尚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文化产品生产的手段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生产与科学技术联系紧密。早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就说过一句名言：艺术只有借助科学的翅膀才能腾飞。从人类历史上看，文化产品生产与三次科技革命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一次是印刷技术的发明。有史料记载，在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之前，整个欧洲只有3万本书。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50年后，也就是1500年，欧洲已有1200万本书，1100家印刷厂，遍及200多座城市。可见，印刷技术的发明对文化产品生产影响之大。反过来，图书出版和报刊出版的繁荣，也推动了印刷业的不断改进。活字印刷在中国就经过了雕版、木版、泥版印刷等不断改进的过程。第二次是19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对视听产品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诞生了音乐产业、电影产业、无线电广播业、电视业，使视听产品生产成为巨大的产业。第三次是现代通信网络技术的出现。20世纪下半叶，现代科技主要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新革命，使移动媒体、互联网等新媒体成为新兴的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产业。人类又一次进入新的文化业态、新的文化产品层出不穷的时代。概括起来，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当代文化形态发生了以下四个深刻变化：
一是文化内容生产与文化传播渠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现代科技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以电视为例，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原来的稀缺资源电视频道，由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几百个。从理论上说，电视频道可以无限增加。这使得内容生产满足不了频道快速增加产生的需求。文化内容生产滞后的情况十分突出。再如，在纸质媒体时代，由于印刷成本比较高，发表一篇小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网络平台能够为各种文学作品提供无限量的发表空间。例如，盛大网络公司旗下的中文小说网现在成为最大的小说出版商，每年发表的小说和上网阅读的人数，均达到了惊人的数量。
二是文化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最突出的变化是文化企业体量不断增加，出现了一些巨型文化企业。这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新媒体需要文化内容来支撑，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需要相互借力。一大批从事通信、网络的新媒体需要文化内容来支撑，也需要借助传统媒体延伸其影响力；而传统媒体和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企业也需要借助新媒体这个平台扩大受众。于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新媒体与从事文化内容生产的企业相互兼并联合势所必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一个突出现象是文化企业大规模的兼并潮。最典型的是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的合并案，涉及金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该合并案既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合并，也是信息传输平台企业与文化内容生产企业之间的合并。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实现效益最大化。不同于一般产业，文化产品生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可以“一次开发，多次利用”，是一种复合型的产业链。比如迪斯尼拍摄米老鼠、唐老鸭系列电影动画片。首先电影本身就院线建设、涉及电影器材、服装道具、光盘等多种行业。动画片还可以改编成小说、漫画等书籍，改编成音乐；依托这两个形象，迪斯尼还建造了主题公园，衍生出很多其他产品，如各种玩具、各种装饰等。
文化产品生产和开发具有鲜明的跨行业、综合性的特点。在信息社会，不同文化行业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产业融合的趋势明显。比如，在起点中文网上刊登的小说，人气大涨之后就会出版，成为市面的许多畅销书。畅销的图书，又被改编成网络游戏、动画或漫画。这种不同文化行业汇集，不断延长产业链的方式有利于实现效益最大化。
此外，当代文化企业在组织形态上的变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向专、精的方向发展。组织形态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向：一种是通过重组和并购，文化企业的体量越来越大。另一种是在专和精上下功夫。由于文化产业的产业链长，文化市场层次化、多样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这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只有要特色，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流通领域，都有无尽的发展空间，
三是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以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界限清晰的。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在很多情况下，文化产品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微博、微信等就是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融为一体。现代很多视频网站上的原创视频都是消费者创造和上传的。
四是文化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文化管理由原来侧重分业管理转为综合管理。在现代科技推动下，各种文化产品生产越来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包括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图书出版等越来越相互融合，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文化管理体制要适应文化产品生产相互融合的需要，由原来分业管理转为综合管理。
总之，通信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品生产的格局，改变了我国文化生态，对我国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冲击。
第三，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后大约200年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20世纪50至70年代早期，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许多经济学家把这一段时期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转向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陷入衰退。从1970年至1990年的20年间，共有四次明显的经济衰退，七大工业国的许多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利润急剧下滑。
20世纪70~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东亚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发达国家开始经历深刻的产业转型。发展服务业是发达国家经济转型的方向。文化生产作为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也成为重点扶持的内容。以英国为例。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可以没有政府，但不能没有工业设计”。后来，英国政府开始重视以文化为主导，推进城市再造。1990年梅杰上台，制定文化发展战略。1993年以“创造性的未来”为题，正式发布跨世纪的国家艺术发展战略。1997年当选英国首相的布莱尔进一步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成立了创意工业特别小组。1998年出台了《英国创意工业路径文件》，首次将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国家产业政策和战略提出来。再如，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产业转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视内容产业的发展。动画和游戏软件是日本的强项，据统计，世界电视动画产品的65%为日本制作。另外，美国游戏软件市场份额的40%为日资占据。
第四，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综合国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冷战结束后，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在降低，文化实力的重要性在增加。在当代社会，由于文化的全球传播，媒体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思想、文化、艺术的交流日益快捷。文化创造能力强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占据着更大的份额；二是增加了该国的吸引力，扩大了影响力；三是对该国一般商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美国的强大，最深层的是文化的强大，美国公司生产的电影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据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80%。全世界的电影票房收入大约每年为150亿美元，而美国2003年的票房收入为95亿美元，占据全球市场60%的份额。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电视节目60%~70%的栏目内容来自于美国。而在美国本国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物市场，其销售额占全球出版市场的1/3。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出口国。世界著名网站100多个，美国就占94个。美国好莱坞成为电影艺术最高殿堂，百老汇是世界戏剧艺术的最高殿堂。这些都是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明显优势的重要因素。
第五，发达国家文化理念、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际组织和许多发达国家都把文化建设问题放在突出重要位置。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中提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为适应上述变化，许多发达国家围绕激发个体的文化创造力，制定了文化发展战略。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创意国家”的发展理念。欧盟继1993年制定“创意欧盟”发展战略之后，2013年宣布一项旨在促进文化和创意发展的“创意欧洲”计划。新世纪之交，新加坡政府提出将新加坡建成全球文化和设计业中心，并确定了发展本地创意产业的三个重点领域：即“文艺复兴城市2.0”、“设计新加坡”及“媒体21”。各国不约而同地把重视人的创造性作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
第二，政府实行大部制管理。为适应文化生产融合化趋势，一些发达国家，文化部门由原来的分业管理改为大部制管理。1992年，澳大利亚政府就发文表示将以前分行业的“竖井式”管理方式（管理)已经不适应数字化时代管理要求了，需要将政府分散的职能集中起来。澳大利亚是第一个把文化、广电、通信部门合并的国家。1992年，英国成立了国家文化遗产部，后来改名为文体部，统一管理全英的文化艺术、文化遗产、新闻广播、体育旅游等事业。
第三，放松管制。以媒体产业为例。一是鼓励兼并。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普遍废止了限制媒体分业经营和跨地区经营，由此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兼并和收购潮，带来巨型跨国文化企业的崛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兼并潮，最有影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二是媒体市场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视引入竞争机制，在电信和广播电视传输渠道上，放开对民营的限制，鼓励民间经营商业电台、电视台，与国家控制的媒体和公众公司进行竞争。
（二）我国文化产品生产和文化管理体制与时代要求不适应
有四个不适应：
1．我们能够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与公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
文化需求包括多方面内容，最重要的是艺术需求和信息需求。世纪之有几件事情对中国人有很大的震动。1998年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登陆我国，卷走了3.8亿的票房收入。当年我国全年的票房收入仅为8亿。1999年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同样给中国人很大的震动。好莱坞把中国素材拍得如此有想象力，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相形之下，我国的动画片简直就是小儿科。这两部电影说明，我国公众有旺盛的文化需求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多少能让公众满意的文化产品。我国文化精品少。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排世界第一。但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学术著作，精品都很少，具有国际影响的精品就更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都公布当年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100首歌曲，100条新闻，中国作品很少入围。在国际上，我们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还是停留在中餐、武术、儒家思想、京剧、杂技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以及孔子、老子、孙子等古代历史文化名人。
2．我国文化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文化管理体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趋势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三个落后：
一是文化产品价值认识的理念落后。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文化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却不承认文化产品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的商品。我们重视发挥文化作为精神力量的作用，却不重视文化生产的经济价值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国开始重视文化产业，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美国早在1921年，国会就通过法案，把电影作为基础工业来发展。
二是文化管理方式落后。首先，分业管理。我国政府机构设置是按照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分设文化部、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就文化艺术行业来说，实际上又分出文学、艺术、演出业三个部门。文化部主要负责演出业，文学和艺术分别由全国作协、中国文联这两个社会组织代行政府管理职能。除此之外，还有党的机构——中宣部。上述政府机构从机构设置来看是归属国务院，但实际上是中宣部实施对上述政府机构的文化管理职能。分业管理使本来相互联系的文化生产人为地碎片化，无法实现文化资源整合利用。网络媒体出现后，不同文化行业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这对分业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其次，按照行政设置配置文化资源。以出版社为例，全国目前共有581家出版社，分布在中央部委、各省（区市)、副省级城市和军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再如我国电台、电视台就是按照行政级次来设置的。我国目前电视台实行的是四级办台体制，即中央、省、市、县都有电视台。每个行政级次的频道设置基本雷同，这带来产业集中度低，资源闲置和浪费等问题。再次，政事不分、政企不分。很长时间里，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存在的严重的政事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许多地方，广电局局长也是电视台的台长，出版局的局长兼任出版社社长。这种既是国家公务员又是企业经营者的情况，带来监督缺失。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局台分开、局社分开。最后，垄断经营。包括资源垄断。如出版社的书号。除了地方性的发行市场垄断行为外，报纸的出口也实行国家垄断，即必须经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才能出口。行业垄断。我国广电系统大都有自己的节目制作机构。制播合一，造成节目生产和播出内部人控制，不利于文化产品生产的社会化。地区垄断、跨地区经营受到限制，文化市场的条块分割严重，使我国至今没有形成无法统一的充分竞争的文化市场，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无法得到优化配置。
三是文化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落后。国有文化单位都是事业性质，人员能进不能出；没有企业身份，也就不能贷款，不能融资。文化生产单位还存在“小、全、少”的问题。“小”的问题表现之一是出版社，全国的579家出版社，由于按行政区划设置，分布在全国各级机构，导致出版业产值一直徘徊在500亿~600亿元，社均产值1亿元左右，全国出版社的产值总和只是贝塔斯曼一家出版公司主营收入额的1/3。“全”主要表现在每个省份都有人民、儿童、文艺、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品种、范围等方面也几乎雷同。“少”主要表现在我国出版社只有500多家，而德国既有像贝塔斯曼出版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集团公司，还有约8000多家出版社。
此外，还存在文化领域法律法规不健全，民间资本进入文化生产领域市场门槛过高，内容审查过严等问题就不一一展开赘述了。
3．媒体内容管理方式与新媒体的特点不相适应
在中国，新闻媒体历来被视为党的喉舌。我国的新闻信息发布权是处于严格的管制状态的。只有党、政府，和国有媒体机构具有信息发布权。但随着网络电视、移动平台、楼宇电视、平板电脑等新媒体的出现，对媒体内容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手机和网络新媒体的内容应该如何看待。手机的出现是对我国媒体内容管理方式的挑战。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开发，手机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变成了一种公共平台，尤其是信息发布和获取的平台；二是手机开始向内容领域延伸，如手机广告、手机资讯等。手机一旦延伸到内容领域，其性质就发生了深刻变化，就意味着手机从起初纯粹的科技产品，一个提供信息的通道，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媒体。同样的，网络的出现，对我们的舆论生态、几十年来恪守的媒体管理方式构成了更大的冲击。2013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网络作为公共舆论平台和空间，其影响力超过纸质媒体。面对这些变化，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应该不应该把新媒体视为党的喉舌？新媒体内容要不要审查？新媒体内容如何审查？
二是新媒体开放性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也同样带来各种不健康信息的传播。一些网站为了迎合部分网民需求，打着娱乐的名义，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缺乏公益意识，在网上传播低俗、消极、色情、暴力等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观念相悖的内容，损害挑战了社会公德，同时，在互联网上节目侵权盗版等现象十分严重，损害了版权所有者的权益。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如何行之有效地加强管理？
三是新媒体对我国文化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一位科学家曾预言，中国一旦引进互联网，三个月之内，政府就会垮台，这显然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说法。但我们不能低估互联网的影响。如何适应新形势、完善文化管理十分紧迫。如何应对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特别是传媒权威党报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下滑。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报纸影响力的下滑，意味着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的下滑，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4．我国的文化产品生产状况与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不相适应
加入世贸组织成为2003年我国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最直接的原因。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要遵守国际准则，遵循国际惯例。从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来看，无一例外地是放开文化产品的市场准入，具体包括：一是允许国外的报刊、图书、音乐、影视等文化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二是允许国外资本收购本国的文化企业；三是允许国外资本在该国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包括书店、影院等，我国文化领域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新要求，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