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长流东兰州

◎ 廖庆堂

东兰的经纬总是格外令人心仪神往，让人神清气爽。她地处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南缘。举世闻名的红水河像一条游动的巨龙自西北向东南穿越全境，神采飞扬，得意扬扬！

于是，东兰山环水绕，水秀山清，别有一番天地。30万壮、汉、瑶民，散居城乡山寨，峻秀的群山是县城的靠椅，耸立的山巅是村子的支架，山揽住村子，水滋养山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相闻，悠然自得。

追溯远古，此一方宝地，夏、商、周、春秋时代没有明文载叙。战国时期，岭南称百越之地，东兰当属百越的一部分。秦朝之初，今属地一分为二，东部属桂林郡地域，西部归象郡（今象州）管辖。延至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至隋朝时期，今县地称文兰峒(土名木兰峒)，为郁林郡（今桂平）属地。唐代又分属岭南道和黔中道地域。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不是“东奔”，就是“西跑”，地无定名，治无定所。

山不转水转。东兰设州治，始置于土司，得名于土司。

以封建领主制“土皇帝”式的土司制度在东兰繁衍生息了六百余个春秋，占据了东兰近半的历史，风风雨雨，沉沉浮浮，为东兰悠悠的历史长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而，有人说，东兰的历史其实就是土司的历史。

土司开启了东兰新的纪元。

北宋没落皇帝宋徽宗，名赵佶，擅长楷书和草书，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却怠于治理朝政，任由奸臣专权，生活穷奢极侈，荒淫无度，四处搜刮民脂民膏，困竭民力，又发兵袭辽，稔祸速乱。方腊、宋江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也蜂拥而起，自立山头。山高皇帝远，朝廷感到鞭长莫及，无力进行直接统治，便推行“以夷治夷”的治理方略，由地方民族酋领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诉讼刑罚等，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史称“土司”。东兰土司应运而生。

据史载，北宋时东兰始置土司，初设兰州和文州，在庆远府（今宜州）西南四百二十里。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韦景岱随大将军狄青南征广源州农智高于昆仑关，著有功绩，委以创州立衙，初授木兰（亦称文兰）冠带哨长，设衙署于都彝（今东兰县长乐镇更乐村老圩）。后屡立战功，派任兰州（今东兰）安抚司，颁降印信，随封给平林、都铭、三旺、六里及内外十二哨徭地，世袭管理。

宋朝初年，僮族首领韦景岱之子韦君朝任文兰峒（今东兰）峒长，后传位给其长子韦宴闹。崇宁五年（1106年）韦宴闹率众内附朝廷，改文兰峒为兰州（今东兰），韦宴闹成为东兰土司第一任土知州。

元朝在统一全国后，在总结汉、唐、宋各朝羁縻统治的基础上，开始在岭南民族地区普遍建立土司统治。据《元史•地理志》对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的记载，共设有大小土司行政机构296处。

土司成为王朝倚重的疆吏，其治下属地形同藩国。各民族首领被封为土司官后即成为中央王朝官员系统中的一部分，“夷汉相安”。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设置府、州、哨、石、村、甲等土司机构，并立总管府，职官为土人土吏。

元朝时，兰州改称东兰土州，属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设州治于兰阳（今东兰县长江乡兰阳街）。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并安习州、忠州、文州入东兰州。东兰州自此而得，属庆远府管辖，州治仍在今兰阳街。东兰韦氏土司显赫于明代，势力不断强大。韦景岱第14代孙韦富挠，承袭东兰州第14任土司。

据《明史•广西土司列传》记载：“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土官韦富挠遣家人韦钱保诣阙，上元所授印，贡方物。钱保匿富挠名，以己名上，因以钱保知东兰州。既而钱保征敛暴急，民不堪命，拥富挠作乱。广西都司讨平之，执钱保正其罪，仍以其地归韦氏。”韦富挠派族人韦钱保赴朝廷帮报袭职事宜，钱保却以自己名字顶替骗取承袭，败露后吃官司，富挠也因攻官府载罪承袭并加派流官。韦钱保瞒天过海，冒名顶替，骗取袭官，虽咎由自取，但从中可窥见土司管理的天大漏洞，亦可洞察宗族里的钩心斗角和利令智昏。

成化十一年(1475年)，东兰州治迁至今武篆镇旧州屯。

事实上，土司不但要守土有责，还要经略有方；不但要对土民负责，还要对朝廷尽忠。历史记载证明，东兰的几任土司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的，普遍得到朝野的认可。

传数代至第21任土司韦祖鋐，于土司中颇有威望，王朝有令言，土司之事可由思恩府土官岑瑛和东兰土官韦祖鋐调解。

“弘治二年（1489年），广西土官作乱，敕祖鋐谕之。”从这一记载看，韦祖鋐作为东兰土知州，在广西土官中的威信和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据《明史·广西土司》载叙，弘治九年（1496年），总督邓廷瓒言：“广西瑶、僮数多，土民数少，兼各卫军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调，全倚土兵。乞令东兰土知州韦祖鋐子一人，领土兵数千于古田、兰麻等处拨田耕守，候平古田，改设长官司以授之。”总督禀报朝廷举荐韦祖鋐用“乞令”一词，可见他非是等闲之辈了。

弘治十二年（1499年），韦祖鋐奉令率兵五千助思恩府岑浚攻田州，杀掠男女八百余人，驱之溺水死者无算。得到广西副总兵欧磐的嘉许，成为土司名副其实的枭雄。

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韦正宝为韦祖鋐的长子，弘治七年（1494年），贵州都匀苗乱，韦正宝16岁，奉命代其父率东兰狼兵奉旨北征随总督邓廷瓒平乱，擒获张世禄乱首有功，敕封平北伯，赐赏还乡。后承袭东兰第22任土知州。明正德四年（1509年）冬，日本海盗袭广东惠州、潮州沿海一带。韦正宝奉命率东兰、那地狼兵出征。于正德五年（1510年）春，进抵惠州抗倭前线。韦正宝身先士卒，冒着箭矢冲锋在前，不幸中箭负伤，后获其子韦虎臣救回行辕，次日不治身亡，享年32岁。

承袭父职的韦虎臣，不久又奉命率兵转战闽粤沿海抗击倭寇，战无不胜，沿海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对其感激不尽，有口皆碑。后来他又马不停蹄转战江浙，征剿大帽山、横水等地的海盗，大小数十战，攻无不克，喜报频传。因其在福建武夷山歼击倭寇中英勇善战，功绩盖世，忠孝两全，明皇朝赐予“哀孝忠勇”匾额，名震朝野，令人刮目相看。然而却在凯旋班师中，不幸被奸臣以“犒师”为名，赐“御酒”毒害致死，年方22岁。后被朝廷谥封为“武夷侯”。

因其儿子韦起云尚年幼，其弟韦虎麟即代为协理州事。起云成年就位后即受令以朝廷总兵副将之职，率东兰、田州、归顺等州狼兵6800多人赴江浙各省抵倭，历时数月，歼敌3000余人，由此名声大振。后回乡就州官旧职，视民为本，开源节流，颇有政绩。

嘉靖十四年(1535年)，韦起云将州署由武篆迁至州境中心的东院哨(今东兰县城)。据传，他是奔着九曲河而来的。

此后，州（县）治所历经明、清乃至民国至今，再无变更。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到了隆庆三年（1569年），第25任土司韦应龙又奉命率狼兵远赴南海卫平倭，一月之内，歼敌1000余人，大获嘉奖。如果说，1564年1月戚继光的仙游之役，标志着倭寇大势已去的话，那么韦应龙这次南海卫之役，则意味着明朝扫清倭寇残部的战争业已结束。我难以知道在那段特殊年代土司们的职责所在，但我知道韦氏一门历任四世土司皆义无反顾地浴血抗倭，壮烈义举让人为之感佩、为之骄傲，可谓功昭日月！

韦应龙上忠朝廷，下孝父母。明万历六年（1578年），在其母金氏60寿辰之际，他募款在东兰州治马鞍山南麓的九曲河上兴建石拱桥，取名“益寿桥”。该桥如今仍横跨在东兰县城的九曲河上，坚固如初，成了东兰古往今来孝道文化的经典之作。

随后，东兰土知州却几经变故，闹剧不断，难以为继——

韦应龙在任病故，长伯韦文明系韦应龙嫡长亲男，报入宗支图，应该承袭，隆庆六年（1572年），奉调募兵征进古田有功，但尚未袭位就病故了，而且无嗣。

韦文韬系韦应龙嫡生次子，应伦序由该承袭。万历七年（1579年）十一月奉调领兵征进八寨、庙晚等地方有功，蒙钦赏花银50两；次年八月十二日，又奉右江道郭副使、奉镇守广西地方总兵官征蛮将军都督府之令，领兵征进永宁州，攻打马尾冲、银峒等地方，不料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任病故，亦无嗣。

韦文煃系韦应龙所生四子，理应承袭，随该卑州备文申报，经上司详允，于万历十六年（1588）七月初七日面给冠带时，随因地方叛乱，蒙差官护送回州，当年九月七日到任。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奉调征广西梧州岑溪地方有功，蒙董总兵奖赏花银80两，不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二十日被叛弟韦文略所害。

之后，韦起云之孙韦应虬之子韦文灿，以伦序承袭，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七月初四日到任，办理兵粮，安抚地方，于本年九月奉调征广西平乐、昭平、荔波、越卫、怀远等地方。不料土司之职于万历二十九年被庶生子韦文第篡袭。

后族内韦文斗等不服而上告，经官府查实，由韦文灿正室王氏所生嫡男韦继宗承袭，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六月三日到任。八月，奉调征思恩土司，斩获陆逆等贼，忠贞可嘉，获赏花银50两。后被内族谋杀身亡。

之后五任短暂袭职，相继病故。传至韦朝辅于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二十三日承袭。此时，土目韦咬滋扰，境内无宁日。为此，府司将东兰州所属之东院、长江、隘洞、都彝、泗孟、武篆内六哨地方，设立流官管理，韦朝辅降为土知州同知，只分管凤山、芝山、长里、奔农、里剌、泗苟外六哨地方。韦朝辅成为东兰的末任土司，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十三日病故。

之后虽然有韦朝佐、韦绍庶相继苟延残喘续任“土州同”之职，但已是半继承半委任性质的“流官”，故不赘述。至此，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风靡了677年的东兰韦氏土司寿终正寝、一去不复返了。

曾为广西34个土司中较为强盛者之一的东兰土司，与其他土司一样，是封建社会皇权弱势、地方势力抬升而妥协统治的产物。它是“家天下”，袭官把司域政事当成家事，苦心经营，不愿也不敢当“败家子”，只想“当好家”。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保一方平安，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加强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土司州县，各土官在中央王朝统辖之下划地而治，形似“独立王国”，互不统属，各按其意志和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劣根性极其显露。尤其是等级森严，在土官统治下，土民只能穿蓝、灰、黑色衣服，不得穿长袍；嫁娶活动不能坐车骑马，入市不准撑雨伞，吃饭不能与土官、官族同席；出行必须给土官、主人让路，见官必须跪拜……同时，土官还享有生杀予夺权，草菅人命，刑制残酷。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底层埋下了仇视的种子，阶层对立日益尖锐。

天地在旋转，朝代在更迭。

延至清朝末期的朝政腐败，导致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国内动乱不断。道光、咸丰二帝表现出软弱及无能，甚至演化成帝王“实权旁落”的悲剧。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权竟完全落入西太后慈禧的掌控之中。她内阻自强之众，外媚列强之魔，使清政府堕落成了“洋人的朝廷”！而西方列强却异军突起、日益强盛，趁机侵略中国。满清政府的无知与无能，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亡国命运。1840年中国和英国爆发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列强看出中国的衰弱，就恣无忌惮地展开大规模侵犯。中国几次遭到失败，不断割地赔款，使中国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起共和而终帝制”,1912年1月1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辟了中华民国新纪元，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随之，至民国元年（1912年），东兰亦自不例外地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改东兰州为东兰县，属庆远府管辖。

前中华民国（1912年—1931年）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多事之春，东兰概莫能外。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理应去除顽疾，振兴经济。然而，这一时期的国家却像初春的气候，变化无常。脆弱的民国政府，根本无法统领全国政局，各路军阀轮流坐庄，今天你登基，明天他复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错综复杂，变幻多端，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形成了“皆因乌纱小，欲试蟒袍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

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庆远府裁撤，设田南道（治所于今田东县平马镇德新街），隶广西省。东兰属田南道管辖。

民国十五年（1926年），废道制，裁撤田南道。次年，东兰直属广西省府，改属田南区行政督察委员管治。

民国十九年（1930年）, “广西省局混乱，始建民团制度”。民团是广西独创的管治模式。在南宁设立广西民团总指挥部，首任总指挥长为白崇禧，副指挥长为梁瀚嵩。将全省划为十二个民团区，后几经调整缩减，保留南宁、梧州、桂林、柳州、百色、龙州等六个民团区。东兰属柳州民团区，尹承纲首任柳州民团区中将指挥长。

东兰县首任民团司令为陈儒瑾（字子怀），东兰县隘洞乡香河村特色屯人。民国十三年（1924年）至十九年（1930年），陈儒瑾担任东兰团务总局局长兼民团司令，死心塌地反共，变本加厉欺压群众，为非作歹，为虎作伥，老百姓恨之入骨。

与此同时，担任广西田南道(即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副主任的韦拔群，正在东兰和右江地区轰轰烈烈组织开展打土豪劣绅、废租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农民政权的土地革命运动，成了民团的政治对手，势不两立，双方多次交战，东兰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

东兰农民运动爆发之前，社会阶级矛盾就已经十分尖锐复杂。当时，土司、官僚污吏、地主劣绅凭借权势兼并土地，霸占山场，强夺民田，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隶，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导致政治腐败，经济衰颓，文化落后，饿殍载道，民不聊生。

有压迫，就有反抗。而东兰农民运动不仅仅是反抗、对抗，更是有组织、有纲领的经济和政治的武装斗争。为了加强对东兰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10月，广西省当局派青年部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担任东兰县代县长。在此期间，中共广西省委先后派中共党员严敏、陈洪涛到东兰领导农运和协助开展党建工作，于11月建立了中共东兰第一个党支部，共有5名党员，即陈勉恕、严敏、陈洪涛、陈鼓涛、韦拔群。1929年10月17—18日，中共东兰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篆区那论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严敏、韦拔群等18人。会议讨论决定发展工农武装，实行军事割据等。选举韦拔群、严敏、黄举平、韦菁、黄明强为中共东兰县委委员，严敏任书记，黄举平任副书记。这是右江地区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县委，隶属中共右江工委领导。

东兰县委成立后，认真贯彻执行党关于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大力发展农民运动和农军组织，成为东兰及其周边各县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强组织者和领导者。同年12月11日，正值百色起义之际，东兰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宣告东兰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选举韦命周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到1930年初，全县9个区、150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自此，东兰政局出现并立而且对立的两个政权，此消彼长，此起彼伏，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命北上，韦拔群带着21师的旗帜回到东兰武篆后，把东兰、恩（隆）奉（议）、凌（云）凤（山）、果德的赤卫军分别组成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三个团和一个独立团，各县新建赤卫军常备营，区、乡建立赤卫队。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该师（1931年8月改编为右江独立师）经受国民党桂系军阀对东兰革命根据地三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保卫革命根据地的壮丽篇章。

1932年冬，由于叛徒的出卖，韦拔群、陈洪涛先后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陷入低潮，敌人在东兰重新建立乡村反动政权，还在东兰县城建造“灭共纪念亭”。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大义凛然，没有被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在中共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他们又重整旗鼓，在白色恐怖下继续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3年春，失散的红军战士黄唤民、杨正规、陈仕读、牙文明等又秘密串联，重新结盟，继续革命。3月间，原右江独立师参谋黄世新回到西山，恢复整顿组织，西山又恢复了革命斗争。1934年春，中共黔桂边委书记黄举平回到西山，整顿党组织，恢复组织活动，发展革命队伍，并与右江下游党委联系，加强党对右江上、下游革命斗争的领导。

1935年4月，中共东兰县委在西山重建。接着，东兰中心县委、右江上游中心县委、东凤中心县委、右江上游革命委员会、万冈县革委会、东兰县革委会先后又在西山成立，西山依然是右江上游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兰县人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8月，广西省工委巡视员何云到西山指导工作，先后召开干部会议和党员训练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学习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决定广泛建立抗日救国组织，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日。1939年全县出动2万多民工投入修筑河田（车河—田阳）公路，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东兰境内地段110公里，使抗日物资及时运往前线。

8年抗战中，东兰县先后有4532人参军，到前线作战。但是国民党广西省当局始终没有放弃清除“赤患”的反动政策，时刻想消灭右江革命武装。1938年春，广西省工委派孔克和吴边到西山检查和指导革命工作，次年元月下旬孔克等在返回南宁途经凤凰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并杀害，所带的文件落入敌手，共产党在东巴凤的组织和活动被敌获悉。2月上旬，广西省当局纠集东万凤3县民团1000多人又进剿西山根据地，东凤中心县委不得不组织干部和工作人员大部分向外转移，分散活动，一部分坚守西山，继续坚持斗争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整个民国是个混乱不堪的年代。军阀混战，各自为政，政治纷争不断。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三月，广西8个民团区改为8个行政监督区，东兰县划属百色行政监督区。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一月，东兰又改属庆远行政监督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广西省政府又将行政监督区改制为行政督察区，庆远行政监督区改为第七区行政督察区，东兰归属之。

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五一师进军东兰。黄举平率领东兰游击队配合南下大军，攻占东兰县城，东兰宣告解放。1950年元月，成立东兰县人民政府，隶属宜山专区管辖。5月改属百色专区管辖。1965年8月，东兰县改属河池专区（后改为河池地区）。2002年6月河池地区改设地级河池市，东兰县属之至今。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又匆匆而过了，东兰神奇的山水犹如一个大方鼎，承载着浩瀚革命历史的巨重，托起全县人民信心百倍的明天。这片热乎乎的红土地，列宁岩燃起的革命圣火熊熊燃烧，邓小平言传身教奠基的土地革命实践理论永放光芒，无不洋溢着生生不息的民族情怀！于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已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东兰，定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引领下阔步前进，追逐并实现一个个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作者简介】廖庆堂，男，壮族，东兰县巴畴乡巴英村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河池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根是一条河》、长篇传记《韦祖珍将军传》等著作，壮族文学奖、刘三姐文艺奖获得者。现供职于河池市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