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世界尽头，如我所知

我见逝日。我知来时。

——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金字塔铭文

“我的父亲，”老妇人平静地说，“生而为奴。”

20世纪80年代，我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人类学时，曾经做了一次以考古学前瞻未来的讲座。我持乐观态度，而且自认为已获成功，然而前排一位学生举手，沮丧地说，“一切依然如故”。正在我绞尽脑汁搜寻答案之际，一位非洲裔老妇人挺身救场。我认识她，常常与她在课后闲聊数语。我知道她生于1905年，因此，年少之时，她并无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子孙都已享教育权利后，她决定亲身尝试。不过，我对她的了解也就大致如此。

她一出声，学生们都转头凝视着她，仿佛初次相识。没人曾经如此贴近奴隶制的罪恶本质。她解释道，她的父亲出生于释奴令颁布之前，后来结婚成家。他度过了重建时代，而她则历经种族隔离时代（Jim Crow era）、3K党私刑、塞尔玛（Selma）运动和民权运动。“世界真的在变。”她总结道。

然而，悲观的学生摆手表示反对。这很粗鲁，尽管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这是绝望。

你也许听过那个笑话，隧道尽头的光不过是疾驰而来的火车。这就是很多人看待未来的方式——机车呼啸着碾压过来，人人无处逃遁。何尝不是这样？气候变化、经济失衡、城市拥挤、全球污染、恐怖主义、腐败政治、恣意残杀，以及假宗教之名的暴行，无不让人绝望。今天，很多人都感觉自己的生活就像《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里永无终结的剧集，僵尸无处不在。

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怀抱希望。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在他的著名“法则”中如是解释：世界万物皆不可能永恒。作为考古学家，我知道，史前史证实了斯坦因法则。对古代世界的惊鸿一瞥也能告诉我们，古今大不一样。15 000年前，全世界无人不是狩猎—采集者；今天，狩猎—采集者几乎荡然无存。甚至连农民也所剩不多，事实上，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才直接投身于食物生产。石器时代祖先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复杂技术和全球化经济。是的，万物皆变。

也许，你可能会说，“好吧，万物存在之道今昔不同，但是，当下之道可能永恒不变。或许，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

可能。不过，我深表怀疑。我之所以怀疑，是因为对人类过去变化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未来和现在将大不一样。事实上，对史前史的理解引导我推知，我们可以预测，从技术到政治、到国际秩序的一切，甚至人性的本质特征，在不久的未来都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现在，你又会说：“万物在变没错。我们没救了！”

我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相信这不是从人类进化600万年中汲取的教益。

从物种角度看，进化的任务就是确保物种的基因物质的连续性。只要你生息繁衍，抚育后代，生生不息，进化其实与你无关。进化并无更远大的目标。然而，这个过程令人关注的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进化会创造某些显著不同于其起始环节的生物。哺乳动物是数亿年前在原始海洋里频频掀起细微战争的单细胞生物的产物。你家后院篱笆上婉转歌唱的夜莺来自令人怔怖的恐龙（下次咀嚼鸡块时想想）。今天人人——从荷兰奶农到硅谷计算机科学家——都是竭力成为最佳狩猎—采集者的祖先的后代。为了成为一物，细胞组织触及临界点，结果变成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主义理论家所称的“变异现象”。

本书中，我提出，在过去600万年中，人类经历了四个这样的临界点。我称之为“开始”，因为它们标志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发生变化，我们的物种开启全新生活的时代。按照时间顺序，它们是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开始。如果知晓考古学家如何确认这些开始，就会得出结论：我们正面临另一个临界点——第五次开始。

每一次，人类循着若干过程抵达起始点，但是，人口增殖带来的竞争加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如果你对进化知之不多，你也许知道“适者生存”。这常常被归功于达尔文，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发明这个词组（这是他的同时代人赫伯特·斯宾塞创造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重印版中使用了它）。进化的确和竞争相辅相成，这正是它的“残酷”之处（达尔文也没说过这句话，这摘自丁尼生勋爵1850年的诗《纪念A. H. H.》）。竞争通过获得相对于其他物种的优势，通过更擅长发现食物、栖身之所和配偶，确保延续生命的必需资源。我们将在随后章节发现，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战胜了不用者；拥有文化能力的战胜了缺失者；农夫最终超过了狩猎—采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于国家社会，后者迄今仍然统治世界。

尽管竞争有力，进化研究者们也意识到，利他主义和合作也是进化过程的基本因素。它们帮助制造联盟，联盟——互惠的“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浆”关系——常常与竞争合为一体。在我们面临的第五次开始中，我期待进化过程能鼓励更多此类关系，带来更多基于合作，而非竞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事实上，第五次开始可能标志着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

在我看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将轻易还是艰难地实现第五次开始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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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幻想成为一名牛仔、消防队员或者宇航员，但从没放弃成为考古学家的梦想。从儿童时代开始，我就酷爱户外、露营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的念头。这导致我着迷于美洲原住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我竭尽所能地阅读，搜寻洞穴，从毗邻的牧场上收集箭头。任何老物件都让我着迷，所以我从老地图上搜寻殖民时代的道路，探索废弃磨坊的残垣断壁，扒开历史堆积寻找坛坛罐罐。我的卧室里塞满了箭头、骨殖和化石。值得庆幸的是，父母纵容了我的爱好。在我十一二岁时，妈妈送给我乌雷（Leonard Woolley）爵士1961年出版的《青年考古学家》（The Young Archaeologist）；它仍然占据了我的大学案头。也许，你认为这是个怪异的童年，但事实上，很多职业考古学家在年幼之时就已经发现他们的激情所在。

我被美国《国家地理》迷住了，特别是关于遥远之地的“原始”人和珍·古道尔（Jane Goodall）及其猩猩的文章。杂志让我接触到路易斯和玛丽·利基（Louis and Mary Leakey），当时，他们正在东非探寻早期人类祖先的遗存。我渴望身临奥杜威峡谷，穿越不毛之地，搜寻细小骨屑。尽管生长于新英格兰乡下，我常常心系狂风漫沙的荒漠和高山。

1973年，当时我16岁，一位体贴的高中规划顾问给了我一本国际教育探险组织（EEI，现在被称为地球观察组织）的小手册。这个组织将有兴趣的志愿者与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等匹配起来。国际教育探险组织向高中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利用暑假参与一个研究项目。我申请成功，被派去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戴维·托马斯一起工作。我很幸运，与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并肩同行。戴维在内华达中部发掘一处洞穴时，我开始协助他工作，持续数年，直到开始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田野研究。现在，我们已经合著了两本大学教材。

过去40多年，我参加了遍布美国西部、东南部、纽约市（我曾经协助发掘华尔街的一处遗址）、缅因州和肯塔基州等地的田野项目。我也在智利阿塔卡玛沙漠边缘的印加遗址工作。我发掘过13 000年前“古印第安人”营地，19世纪厕所、墓葬、印第安人村庄和洞穴——在沙漠和湿热的森林里，从海岸到海拔3000米的山巅。我也在马达加斯加的米其亚人——一群园艺农业和狩猎—采集者族群中开展民族志研究。

在这些工作之中，我一直痴迷于狩猎—采集者。我承认，最初只是被其浪漫色彩所吸引。那些生活简单，凭借才智和勤奋收获自然的馈赠，仅仅留下些微足迹的人有质朴而纯真之处。当时，在我看来，狩猎—采集者最接近人类应有的生活方式：和平，小群，仅仅占有寥寥数物。

当然，正如我们年轻时曾经信奉的大多数事物一样，部分意义上，这只是幻觉。狩猎—采集者可能暴力而恐怖，以及物欲熏心：一个年轻的米其亚人要求我带给他“一架飞机，或者一辆拖拉机”；另一个人则索要我的一切，直到我的婚戒。众多狩猎—采集者猎取物种至灭绝程度，其他的则以季节性烧荒改变了景观植被。当一个米其亚人任由我们身后的稀树草原焚烧时，我问他为何这样做。他惊讶地看着我，回答说：“等我们回来时，更容易走啊！”（他说得没错。）

在其存在的99%的历史中，人类是狩猎—采集者；这是个极其成功的适应。因此，我无法在不考虑早期人类生活的模样、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人种的情况下研究狩猎—采集者。这导致我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变化？为什么我们成为农夫？为什么我们发展城市、军队、奴隶制度和统治阶级？如果简单技术能长时期完美适应小型平等社会、游牧群体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会放弃它？为什么我们不再是狩猎—采集者？

考古学家终生回望过去，寻找人类足迹。对于准备写作未来的人而言，这显得有些南辕北辙。但是，我希望表明，考古学不仅仅关乎死亡，它也关乎生存；考古学不仅仅关乎过去，它也关乎未来。

考古学提供了人类历史的关键记录。对于我们的历史的绝大部分而言，它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记录。然而，如果你阅读世界历史书籍，你可能发现史前史只出现在第一章，甚至可能是第一章的第一段。教科书里，历史常常从埃及、希腊、罗马和中国“文明”开始。史前史不过是舞台布景：“现在你看到猿猴，有的离开树枝，降落地面，直立行走，我们的大脑逐步增大，我们制造石器，绘制洞穴艺术，栽培小麦”——接下来才进入真正的历史，重要的东西。但是，将史前史贬低为背景，历史学家就错过了历史全景。

如果听到夸张之辞，“他是历史上最好的足球队员”或者“这部电影是有史以来票房之冠”，考古学家只会付诸一笑。美式足球和电影的起源都只能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不过是一个世纪之前。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这甚至连眨眼之间都算不上。我们常常以数千、数万或者数十万年的尺度讨论时间。我承认，这些时间跨度难以想象。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人类历史的开始，不仅仅是成文文献记录的琐碎风波，而是从上至下、从前到后、一去不复返的宏大变化，我们就需要使用只有考古学才能提供的、最大的时间范畴。

那么，考古学家为何认为人类会循着特定的轨迹，穿过几个全新的开始？这里有些线索：这与进化毫不相干。相反，进化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个方面尽善尽美，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我喜爱的狩猎—采集者在奔向最佳狩猎—采集者的路上，却成了农夫。在奔向最佳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和极富经济竞争力的民族国家时，我们也有可能变得截然不同。直截了当地说吧，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和军备竞争等结合起来，导致人类社会的组织发生了彻底变化。战争不再是解决争端的可行方式，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也不复是神圣的组织和经济形式，全球公民由此萌生。这就是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尽头。

1999年12月31日，纽约时代广场上，水晶球坠下之际，很多人猜测混乱即将降临，计算机时钟会遭遇千年蠕虫（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千年蠕虫实际上已经悄无声息地先行抵达北京和伦敦了）。有的计算机没有设计将表示年份的数字首位从1改到2，很多人则预测，从飞行设备到银行系统的一切都将遭遇问题。但是，这种大肆宣传并没有如期发生。飞机没有从天空坠落，世界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因此土崩瓦解。

但是，虔诚的信众没有就此却步，他们继续搜寻，证明世界即将走向终点。有人在玛雅传统中找到了，按照故事的说法，世界将在2012年12月21日走向终点。

因为你正在阅读本书，所以你知道，预言没有兑现。但是，不要指责玛雅人是“四眼天鸡”，因为他们真的从未预测世界末日。玛雅人很在意时间，他们有好几种历法，告诉他们国王何时举行一系列重要的重启世界仪式，仪式上，他们常常放血祭祀（有时用燧石刀割破舌头放血——当国王也不是时时惬意的）。

有一种历法特别困扰了现代灾难预言者们——长历法。字面意义上，长历法计算从时间开始以来，或者玛雅人认为时间起始以来的天数。因为玛雅人擅长于物上勒日，拥有堪比阿兰·图灵的解码术的学者们就能将长历法和公历对应起来，计算出玛雅时间的起点，也就是长历法的起点：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长历法由五种计日方式组成：四百年（baktun，144 000天）、二十年（katun，7 200天）、年（360天）、月（20天）和日（1天）。玛雅人以缩略方式计日，比如12.2.6.4.2，意味着第12个四百年（12×144 000=1 728 000天），第2个二十年（2×7 200=14 400天），以此类推。将这些数字累加起来，你就得到自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以来逝去的天数。有了这些信息，考古学家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玛雅历史上的事件。

问题来了，到2012年12月21日，玛雅长历法指向13.0.0.0.0。我猜，在厌恶数字13的文化中的某些人看来，这是不吉利的。但是，这一点儿也没有令玛雅人烦恼（对他们而言，13反而是个特殊数字，正如20一样）。事实上，据我们所知，他们仅仅两次提及未来的时日，而且都是无害的。所有谣言和噩兆都与玛雅历法无关。

玛雅人没有预测世界末日，但很多其他人做了。19世纪早期，美国兴起新一轮千禧年运动潮流，各种新宗教涌现，宣称基督和天启的二次降临。与印第安纳的新和谐等乌托邦团体大体同期，摩门教（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震颤派（更准确地说，是基督复临信徒联合会）于18世纪中期成立于英格兰，美国的信众数量于1840年达到顶峰。

这类现象就是人类学家耳熟能详的“复兴运动”。一位先知宣称当下的世界秩序的终结迫在眉睫。先知们认定，人类已经走投无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中存活下来，他们必须重回根本，但诡异的是，回归过程常常捆绑了新信仰。比如，震颤派教徒禁欲，认为性乃万恶之源，在行将终结的世界里绝无必要。摩门教在《圣经》上新添一章，描述耶稣复活后一度出现于新大陆。

显然，世界没有在19世纪40年代终结，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认为世界末日大决战一触即发。事实上，每一代人都自认为生活于末世。在1987年的流行金曲中，摇滚乐队R. E. M.早就预测到当前一轮世界末日高烧，“我知世界末日（我觉安好）”。他们并非唯一感知到末日临近的摇滚歌星。“末日迫近”常常和背负标语牌的苦行僧的卡通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如过江之鲫的令人尊敬的作家们以同样的末世观命名他们的作品。首先是比尔·麦金本1989年的《自然的终结》。同年，福山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1992年，福山出版了同名专著。事实上，大约20余本书强调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终结。

以“终结”为题，显然是迎合弥漫于20世纪末的神秘色彩的营销策略。这些书都不是宗教手册，但都是描述末世的“千禧年”书籍。尽管有的乐观（谁不会褒扬种族主义、贫困、战争或者政治的终结？），众多书籍却告诉我们，我们咎由自取的悲剧即将降临，我们必须迅速调整，以求幸免。其他作者（比如贾雷德·戴蒙德《昨日之前的世界》）回避了世界末日的营销噱头，但仍然宣称，人类进化并没有设计我们生活于大都市之中，以高脂、高糖和高热量的方式饮食（这表明你吃的东西有百害而无一利），或者以我们当前所需的尺度进行合作。生物学家威尔逊多年来也频频发出类似警告（比如，《生命的未来》、《地球的社会性征服》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只消看一眼任何书店，你就会发现众多畅销的非虚构作品都是悲观的——也的确有理由。

尽管在过去的世纪里，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但是报端的暴力标题让很多人看到杯子里只剩下半杯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未来》中不厌其烦地陈述了人类面临的各种相互关联的问题，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也警告即将到来的混乱。在《地球的终结》里，罗伯特·卡普兰认为，大部分亚非国家深受疾病、无能政府、军阀、犯罪和环境恶化的摧残，毫无希望。1980年以来，国内和国际的不平衡状况显著加剧。事实上，乐施会预计，世界上最富裕的62人控制了相当于多达35亿赤贫人口的财富。即使将这个预测调低一两个量级（可能是620人或者6200人），统计数字依旧触目惊心。

这还没完。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第六次灭绝》）、娜奥米·克莱恩（《改变一切》）、盖娅·文斯（《人类世探险》）、艾伦·维斯曼（《倒计时》）、朱利安·克里布（《饥馑将至》）、娜奥米·奥瑞斯克斯和艾瑞克·康韦（《西方文明的崩溃：未来视角》）都预测，人口膨胀和气候变化将带来可怕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可能错过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时机，只能寄望于应对而不是防止。当前的75亿人口有望在21世纪末之前达到90亿到100亿。某些人口学家估算，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让每个人过上第一世界生活方式的最大人口承载量不过是15亿。有些人将深受其害。

可悲的是，大部分作者都质疑我们能否万众一心，如其所期地迅速实施必要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相信，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决定了，如果没有环境、人口、经济和政治灾难，将难有改变。

其他人却很乐观。乐见杯子里尚存半杯水的包括：罗伯特·怀特《非零：人类命运的逻辑》，马特·里德利《理性乐观主义者》，史蒂文·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查尔斯·肯尼《变得更好》，乔舒亚·戈登斯坦《赢得战争》和安格斯·迪顿《大逃脱：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这些作者更青睐更积极的数据：各类暴力在减少（尽管我们的暴力感在增加）；食物供给在上升（尽管营养不良和肥胖症在增加）；儿童死亡率在下降，预期寿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上升了50%；1980年以来，日均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的人口比例从42%下降到14%；医疗进步显著，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30年；全球化打开了更多扇大门，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互联网使全球人民即时互动变得可能，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制造知识。我们的物种变得更聪慧的能力让戴安娜·阿克曼在《人类时代》中大受鼓舞，她相信我们终能解决环境问题。如果我们有路可走，而且身体力行，至少，某些迹象表明我们正走在康庄大道上。

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当然，正如股票经纪人所说，既往表现不能确保未来收益。我们的确可能走向覆灭。但是，史前史告诉我，并不必然；未来仍然有赖我们去创造。

然而，在走向未来之前，我们需要检视过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略微知晓考古学家如何思考，以便说明他们如何确认人类的重要的开始——不断标明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终结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