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中期的政治动向：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平定陈朝：统一的实现

隋文帝的统治时期总共二十四年，包括开皇二十年、仁寿将近四年。在前一节谈到的是其前半期。即针对国家的统一大业和新国家建设的问题，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国势迅速发展的时期。

在上述背景之下，开皇八年（588）十月，隋文帝下达了伐陈的命令，由文帝次子晋王杨广（其后的炀帝）挂帅，高颎担任辅佐，率领主力部队由六合（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出发，计划渡过长江从正面逼近陈朝首都建康（现在的南京）。同时，在长江的上游方面，晋王之弟秦王杨俊率水军自襄阳（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沿汉水而下，杨素则率水军从永安（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出发沿三峡顺流东下与之汇合。

到了次年（开皇九年）元旦，建康附近笼罩着大雾。隋朝的先头部队趁此机会兵分两路横渡长江。一支部队由贺若弼统率，从长江下游的广陵（扬州）渡江；另一支部队由韩擒虎带领五百名士兵组成，自建康上游的和州附近渡江。两人都想夺得第一个入城的功名，争先恐后地向前推进，十二天后，贺若弼部队从东边，韩擒虎部队从西南方向同时攻入建康城内，仅一步之差，最终由韩擒虎抓住了陈朝皇帝（陈后主）陈叔宝。

陈朝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抵抗，就这样很快地被灭掉了。在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之中，南北朝时期的对抗一直十分激烈。从这一点来看，陈朝如此迅速地灭亡不禁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然而，对于躲在侯景之乱后的荒芜的江南之地、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陈朝来说，能够坚持到这时，其实已经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而后以陈叔宝为首的陈朝的官人及其眷属很快被送往长安，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首都建康也被彻底破坏摧毁。在其后的数年间，尽管江南地区一直存在豪门大族高智慧的反抗，但其已无法改变整个局势。就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30州、50万至60万户居民（以一户五人来计算，大约为250万至300万人）终于成为隋朝的臣民。

关中本位政策

平定陈朝时，隋军总共动员了518000人，其主力均为正规军府兵。然而当统一大业完成以后，已经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因此，第二年五月，隋朝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改革。

府兵制乃是始于530年左右，在西魏时期成型的一种军事制度，到隋初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府兵制度之下，与承担通常的税役、登记在民籍上的一般老百姓不同，府兵兵士及其家属都拥有兵籍（军籍），并且隶属于被称之为“军府”的机构。战时自不待言，即便在日常生活上也都必须统一行动。由于他们必须隶属于军府，所以被称为府兵（制）。在军事高于一切的时代，要确保职业兵的素质及数量，就必须要保障他们的生活基础。因而这种兵民分离的体制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形态而普及了起来。

可是，统一大业完成意味着军事优先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在新的时期，应如何整顿并维持这些庞大的兵力。于是，开皇十年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停止兵籍，全部统一为民籍；二、保留旧有的军府之制及其所属的兵士；三、废除在旧北齐地区及与陈朝作战的前线地区以及为巩固北部防线而新设置的军府。

关于府兵制和兵士的问题，后文再加以详论（参见本书第七章），这里我想指出上述第三点里存在的问题。此点改革的主旨是大幅度裁减军府，但反过来也可以说，与此无关的地区，即以前设立的军府不在裁撤之列。属于非裁撤范围的老军府，自不待言都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主要是西魏（北周）以来设置的军府。也就是说，数量最多、兵力也最大的关中地区继续保留军府，而非关中地区的军府则被大规模裁撤。这种地区差异或曰不平衡状态，成为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特点。

要言之，以高颎为首的关陇集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背景，以集中于关中地区的军府（正规军）的强大兵力为后盾，隋文帝从“关中本位”的立场出发，构建了统治全国的基本体制。开皇十年（590）正是确立这一体制最关键的一年。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及其展开

隋朝的大政方针确立之后，接下来的政治本来应该稳定地发展下去，但事与愿违，实际状况却与人们的预期脱节。本节我们从佛教这一特殊的视点，来对此加以观察。

在中国历史上，尊崇佛教的皇帝很多。其中，作为典型经常被举出名字的有南朝的梁武帝，还有一位就是可与梁武帝相提并论的隋文帝。

围绕隋文帝的出生有这样一个传说：文帝出生于冯翊郡（同州。位于今天的陕西省）的般若寺，当时有一个叫智仙尼的比丘尼（尼姑）突然自东方而来说：这个孩子不能养在俗界。于是文帝父母便割宅为寺，交由尼姑来抚养。有一天，文帝的母亲抱起儿子，不料儿子突然头上生角，遍体长鳞，竟然变成一条龙。母亲大惊失色，失手将儿子掉在地上。尼姑见状叹息说道：可惜，如此一来，这个孩子得天下要推迟了。

以上介绍的隋文帝诞生传说，看起来颇为奇妙，但实际上这是正史《隋书·高祖本纪》开篇的一段记述。这段记载正暗示了隋文帝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北周武帝曾先后于574年在北周、577年在征服后的北齐境内对佛教进行了镇压。即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二次毁佛运动。就在佛教界受到沉重打击的这个时期，隋朝诞生了。于是，佛教界遂把复兴佛教的希望寄托于新生的隋朝，而隋文帝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呼应佛教界，以凸显自己的正当性，表示隋朝是与前朝不同的王朝。通过上述传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佛教界与文帝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隋文帝即位以后，旋即允许佛教信徒们出家，同时承认印制佛经和制作佛像的自由，并给首都大兴城、洛阳等地的主要佛寺以及朝廷内配备了佛教经典大全“一切经”。这些措施极具效果，被压抑已久的佛教活动迅速复兴。从佛教界的记载来看，文帝一代，共计度僧23万人、建寺3792座。但是文帝此时并没有为此而耗费国家财政，与前述梁武帝不同，文帝个人和佛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开皇二十年（600）为界，上述佛教政策出现变化。这年年末的十二月三日，文帝发布了一道奇妙的诏敕，内容是严禁对佛像、道教的天尊像以及其他造像的破坏和盗窃。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该诏敕规定倘若有违犯的话，俗人以不道罪、僧侣和道士以恶逆罪论处。也就是说，与企图颠覆国家的谋反罪同样，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另一方面，在同一年，佛教教派之一的三阶教则受到了来自朝廷的打压。

次年（601），隋文帝将年号改为仁寿，六月十三日发布了给诸州颁发舍利的命令。整个仁寿年间前后三次，共计在111座寺院中建立了石塔，中央发放下来的佛舍利被埋葬纳入其中，系统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渗透。这件事情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宗教行为，但实际上却是国家主导的一项事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在颁布向全国发放佛舍利诏令的同一天，即六月十三日，隋文帝还下达了了一道前所未闻的命令：只在中央的最高学府“国子学”里保留70名学生，其余的学校一概废除。本来仅仅中央的学府就有近千名学生，若再加上各地学校的名额，数量相当可观，现在则减少至70名。其举出的理由主要是，之前鉴于儒学教育的重要性，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学校，但效果并不好。学校本来是取代以往按照家世出身取人，为了培养并确保重要人才的机构，这道命令实际上意味着废除学校。就在同一天，隋文帝还向天下颁布了发放舍利的命令。由这些动向我们不难看出，此后隋朝的大政方针将从儒教转向佛教。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大力强化佛教在国政中的比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呢？要了解这一点，有必要重新看一看开皇二十年前后的政治状况。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背景

开皇二十年（600）是连续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年。十月，皇太子杨勇被废；十一月，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立为新太子。前述可称之为废佛毁释的命令，也是在废立皇太子问题告一段落之后就马上发布的。此外，在此前一年即开皇十九年，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从政坛消失，仁寿元年（601）杨素担任了这一职务。高颎和杨勇的倒台，杨广与杨素的登场，应当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动向。

导致高颎下台的直接契机，源于前一年即开皇十八年（598）的远征高句丽。这次出兵，表面上是以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为总帅，实际上却是由高颎主持全盘。结果战事以惨败告终，高颎也就成为战败的罪魁。而实际上，高颎的基本方针是主张大力强化内政建设，反对对外扩张，因而他一直不赞成这次出兵。（参阅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高颎与杨勇是儿女亲家，但连接两者的纽带不仅在这一点上。杨勇作为未来的皇帝，将继承高颎大力推进的关中本位主义的政治路线。此外，在末世思想盛行的河北出现了一种新佛教教派即三阶教，高颎是其忠实信徒。位于首都大兴城内的三阶教的真寂寺（唐代改称化度寺），就是在高颎捐赠的宅基地上建造的。由于这一教派筹集信徒的“醵金”（布施）而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加之其十分团结，因而往往成为权力阶层的眼中钉，屡屡受到打压，终于八世纪中叶灭亡。而三阶教遭受的第一次镇压，就发生在前述开皇二十年。自不待言，高颎的下台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杨广和杨素的情况。相对于杨勇、高颎这一政界的主流而言，杨广和杨素不仅是旁系，而且是后来者。其实，杨素乃出身于弘农华阴（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杨氏这一名门望族的嫡系，而且文武双全。以杨素的出身和才能，本来他可以很早就进入关陇系统的核心。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过人的才能及家世的影响，使杨素过度自信，目中无人，未能融入政界主流。杨素在隋平定江南以后征讨南朝残余势力，开始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但其前面总有高颎，杨素老是处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当时人们就评价杨素说：若论才能和实力，杨素当在高颎之上，但作为宰相来说，杨素则略逊一筹。

说起总是位居老二，杨广也是同样。不，也许他比杨素的感觉更为强烈。从晋王到皇太子的距离十分遥远，加之兄长杨勇一旦成为皇帝之后，自己的性命或许都岌岌可危。于是，对于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政治野心极强的杨广便悄悄地与自己状况类似的杨素联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与其兄决一胜负。并且将母亲独孤皇后争取到了自己的阵营。

独孤皇后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信曾是宇文泰的西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说起独孤信的女儿，其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乃唐高祖李渊之母。因而，通过独孤氏一族，北周、隋、唐三朝实际结成了姻亲关系（参照前揭附图1）。据说独孤氏的出身属于匈奴系统，这在以鲜卑系统为主体的关陇集团中显得很特别，具有特殊的位置。

独孤氏十四岁时与杨坚结婚，当时她发誓绝不容忍“异生之子”出现，即不许丈夫与其他女人有关系。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杨坚接受了这一条件，在杨坚当了皇帝以后也继续坚守，或者说是被动地坚守了这一约定。仅有一次例外，杨坚与曾是宫中奴隶的尉迟迥之孙女有染，后被独孤氏察觉，趁杨坚外出处理政务之际将该女处死。

得知此事以后，隋文帝杨坚大怒，然而惧内的文帝又不敢当面责问独孤皇后，遂一人飞马出宫。对于闻讯追来的大臣高颎和杨素，文帝气愤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便劝文帝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听了此话以后，文帝心情渐渐平静下来，遂回到了宫中。后来，独孤皇后听说高颎把自己称作“一妇人”，由此怀恨在心。

独孤皇后关于男女关系的这种洁癖，也表现在对于皇太子杨勇的态度上。平时对于女色就很不检点的杨勇非常宠爱一位叫做云氏的女性，同时由于皇太子妃元氏不明不白地死亡，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独孤皇后对于杨勇的强烈不满。看到这种情况，晋王杨广便利用各种机会证明兄长作为太子不合适，同时努力给母亲以自己不近女色、身边十分干净的印象，终于博得了母亲的欢心。

而就在这一时期，高颎在女性问题上也犯了错误。高颎的妻子去世时，文帝劝他续弦再娶，高颎流泪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然而其后，高颎的爱妾却生了一个男孩。独孤皇后将这件事看成高颎欺君、践踏文帝善意的行为，并以此为口实迫使高颎下台。

杨广对江南的兴趣

在上述背景之下，杨广先是取悦于母后独孤氏，除掉高颎，最终赶走兄长，取而代之成功地登上了皇太子之位。观察一下杨广的发迹过程，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杨广一直与江南或者说与南朝系统的人物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首先可以举出来的就是杨广的妃子萧氏，即其后的萧皇后。萧氏属于南梁系统，萧皇后本系后梁明帝之女，因故在民间长大成人，性格温和，有教养。萧氏一族本来就以崇佛而知名于世，这位萧皇后也不例外，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杨坚长子杨勇的妃子出身于和北魏王室有关联的元氏，而次子杨广的妃子却来自于南朝系统。由于妃子的出身相异，也就决定了兄弟俩的立场的不同。

说起佛教，天台宗的开祖智顗也与杨广有关系。智顗出身于南朝梁代一个官僚家庭，出家以后先跟随光州大苏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的慧思（南岳慧思）学习，其后到陈朝的都城建康讲经说法，受到了皇帝以及贵族们的极大尊崇，乃当时江南名气最大的高僧。陈朝灭亡以后，杨广盛情邀约，将智顗请至自己所在地扬州说法授戒，并赠予智顗以“智者”（大师）的称号。然而，杨广皈依于智顗之事，究竟多大程度出自于其信仰呢？此事颇值得打一个问号。实际上，杨广的佛教信仰一直不明朗，他此举恐怕更大程度上出于政治意图，即杨广从统管江南地区的扬州大总管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智顗来笼络掌控旧南朝系统的人心吧。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面，杨广此举也是为了对抗盛行于华北地区、并且存在感越来越强的三阶教，因为三阶教在凝聚杨勇、高颎集团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很有必要突出自己在精神领域的依托，遂高调倒向了智顗的天台宗。于是乎，无论从其流行区域，还是所代表的社会层面来说都形成鲜明对比，并足以代表当时新佛教的三阶教和天台宗就这样与政治结上了缘。

杨广与高颎之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陈后主陈叔宝的爱妾之中，有一个张贵妃（张丽华）非常漂亮，其艳名甚至在北方也颇为有名。于是，开皇九年（589）隋军向建康发起总攻时，杨广下令一定要生擒张贵妃。尽管如此，实际负责指挥作战的高颎却认为，倘若留下张贵妃势必搅乱隋朝政治，遂先斩后奏，下令将其杀掉。杨广接到报告以后，气得暴跳如雷，大叫一定要加以报复。由此一事，也足见围绕南方问题，高颎和杨广的想法大相径庭。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意义：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如此看来，开皇二十年（600）明朗化的废立皇太子之事，并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兄弟间争斗的结果，其应该还存在着其他的背景。概而言之，杨勇、高颎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继承并积极发展关中本位政策；而杨广、杨素路线则是要脱离关中本位，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重新构筑权力。在其延长线之上，实施积极主动的东亚政策也纳入了杨广、杨素路线的视野。

通行意见认为，隋朝由关中本位路线向非关中本位路线的转换是在炀帝政权成立以后才明确起来的。换言之即是说，两种路线的相异反映了文帝和炀帝时代的不同。可是，倘若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在选择杨广为皇太子时，文帝已经亲自决定了转换路线的大政方针。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只要涉及当时的政治动向，往往离不开与佛教的关系。概言之，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在佛教登上政治舞台前台的开皇二十年，倭国的遣隋使也访问了隋朝的首都大兴城。提起遣隋使，我们通常会想起隋大业三年（607），即倭国的推古十五年，多利思比孤派遣至隋朝的使节。即向隋朝递交了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开头的国书，而惹恼隋炀帝的那次遣使。当时的使节名字叫小野妹子，多利思比孤即圣德太子或倭王（推古天皇）。

然而，仅仅从这个方面讨论这次遣使是不够的。实际上当时的倭国使者明确地表明过访问隋朝的目的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僧侣）数十人来学佛法。”为什么倭国使者会这样说呢？这里提到的菩萨天子，虽然指当时的隋朝皇帝炀帝，然而炀帝实际上并非如使者所说的那样虔诚地信奉佛教。那么，为什么遣隋使团里会有这么多的僧侣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需要回溯到七年以前即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在这一年同样是这位多利思比孤派出过一次遣隋使。尽管开皇二十年的这次遣隋使只见于《隋书·倭国传》的记载，但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将这次遣使视为第一次遣隋使，我也持这一看法。

以此为前提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倭国使者看来，隋朝五光十色的先进文化和文物之中，唯有佛教最为引人注目也最重要，而且他们也一定在隋切身感受到了佛教笼罩弥漫于隋朝政界的气氛。据此我们也可以解释其后的一些现象，可以这样认为：倭国使者带回日本列岛的这些情报信息，在促使古代日本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整备、诸如制定“冠位十二阶”（603年）和“十七条宪法”（604年）等的同时，也一定对于七年之后派遣大规模的佛教使节团赴隋之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