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子女

住宅的不同，足以反映中美两国家庭行为模式的差异。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如美国这般重视婴儿的处境和特权。相比之下，不夸张地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儿童是最不受重视的人群。

这种对比表现在许多方面。美国人重视儿童权利，不仅表现在联邦政府、州政府的立法上，还有许多民间自发的“保护青少年协会”，监督、维护与之相关的福利。

而在中国，父母全权处置与孩子有关的事务。人们或许有一些误解，事实上杀婴在中国并非司空见惯。这种事大多出现在荒年，有些家庭生育太多女婴，却又无力抚养，才会有这种无奈之举。当然，没有哪个父母愿意张扬这种事情。相反，有不少以这种痛苦境遇为题材的故事，还有一些笑话被愤怒的父母用来应付那些专门嘲弄别人只生女孩的坏蛋。

1949年之前，中国穷苦父母杀婴的行为从未引起公众的震动或谴责，也极少有人因此受到法律制裁。美国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可说是毫无权利；而从中国父母的立场来看，孩子不能指望获得长辈的保护。如果说美国人以国内难以计数的儿童保护组织为荣的话，中国人则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百善孝为先。

美国父母极度重视孩子们的幸福，决心要做对的事情，因此慷慨地供养着大批儿童专家。中国家长对待孩子则相对随意，以致直到现代，儿科在中国才成为独立的科室。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找到任何一本教人们如何为人父母的书，在清朝灭亡数十年后，中国人仍然没有开展与儿童心理有关的科学研究。有关如何对待儿童的文章，零星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其中大部分编译自西方人的著作。

美国人不仅研究儿童的行为——而且鼓励他们；中国人不仅不把孩子当回事——还尽可能轻视他们的重要性。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是父母要为孩子做些什么；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孩子要如何回报父母。

有关美国父母如何迎合孩子，看一下我认识的中西部一对夫妇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为了让孩子开心，这对夫妇在客厅里装了一个漂亮的滑梯。客人要进入客厅，只能弯着腰从滑梯下面钻进去，而且不得不在孩子们的大叫大嚷声中，进行彼此的交谈。

这种做法在美国也不常见，以至于每次有客人到访，这对夫妇都不得不向提出异议的客人解释一番。中国父母如果溺爱子女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沦为街坊四邻的笑柄。

千百年来，中国人是在“二十四孝”故事的熏染下成长的。“二十四孝”故事流传广泛，有许多个版本。中国先辈遵照传统创作方式，为后人至少留下了两套“二十四孝”故事。

它们被画成连环画，改编为戏曲，由说书人在各地茶馆、集市上演绎。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则故事：

一个姓郭的穷人和妻子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年迈的母亲病重在床，急需药物和营养品，郭却根本买不起。夫妇商量后，决定舍去3岁的儿子，这是唯一的办法。他和妻子相互安慰，“母亲只有一个，孩子却可以再生。”他们在地里挖坑准备活埋儿子，刚挖了一会儿，竟然就挖出了金子。原来，他们的孝心感动了神仙，老天爷给了他们一份奖赏。一家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这个故事生动阐述了中国人最核心的文化理想——赡养父母是个人首要的责任，哪怕要为此牺牲自己的孩子。

经济上的供养还不是中国子女对父母尽孝的唯一义务。根据儒家思想的教导，子女应恪守“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俗谚，随时满足父母的愿望、照顾他们的安全。假如父母身体不适，子女要竭尽全力为他们寻方问药。在古时候，父母若是被判入狱，儿子可以代其领罪受罚。一旦父母对儿媳有所不满，孝顺儿子就得立即休妻。在孝敬长辈这件事上，中国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所谓长辈，还包括继母及女子的公婆。

再以几则民间故事为例，以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一个男子放弃了辛苦获得的官职，千里迢迢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母亲；另一个民间传说讲述了年仅14岁的少年在老虎扑向父亲时，跳到老虎身上打杀老虎的壮举；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位男子割下自己的臂肉，和药熬汤，希望久病的父亲喝了之后能够痊愈。

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王华的人已结婚生子，因为听说生父在战乱中丧生，就想买个父亲回家尽孝。不久，他遇到一位老人，老人也正在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王华提出要认其为父，对方答应了。王华的“新”父亲是个富有的人，虽然故意隐瞒了身份，却无法控制早已养成的奢华习惯。王华和儿子生活清贫，却竭尽所能地工作以满足父亲种种需求。老人最终被王华的孝心感动，把所有财产都赠予了他。在故事末尾，老人竟然发现王华就是他要寻找的亲生儿子。

这些民间故事不仅被中国人视作模范的文学作品，而且经常被后人效仿。地方志和家谱中收录有许多名人传记，我粗略地浏览了50篇，其中至少有5篇记载着子女将手臂上的肉割下来为父母熬药。有个男子在父亲生病期间曾两次割肉。由于第一次割肉并未见效，他第二次采取了更极端的手段，切开肚子，割下了一块他认为是“肝脏”的肉。结果，他和他的父亲很快双双离世。

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郝更生在1966年写的一篇自传中提到他的母亲为了尽孝两次割取臂肉。他写道：

我母亲是一位远近皆知的善人。她孝顺到了愚蠢和迷信的程度。在婚前，她曾为给我的外婆治病割下了手臂上的一块肉；婚后，她又为我奶奶做了同样的事。甚至到今天，我仍难于想象，在当时的农村，没有麻醉药和消毒水，只用一把剪刀，她是怎样能做到的。

成千上万的传记文章，虽然不致如此戏剧化，内容却都大同小异。

美国父母不仅希望根据自己的经验帮助孩子，而且认为必须深入调查孩子的需求（这样父母才能满足孩子的切实需要）。即便是最初级的教育，他们也期望可以寓教于乐。我曾见过两本书，书名为《儿童学穿衣》，一本写给男孩，另一本写给女孩。近来，我发现在各地城镇针对儿童开辟了许许多多的活动项目。加利福尼亚某社区提供了3种新项目——“儿童体育馆”“肩并肩”及“儿童水世界”，均为4岁以下的幼儿开设。“儿童体育馆”招收3个月至4岁的幼儿，由母亲在旁协助，帮助孩子进行翻转、吊环、滑梯等活动。“肩并肩”将幼儿教育与父母培训相结合。至于“儿童水世界”，它提供“积极的、有创造力的游泳经验”，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由父母和孩子一起参与。

据统计，到1951年时，美国与婴儿用品相关的商业年收入已高达50亿美元。仅就玩具业一项，它从1939年年收入不过1.5亿美元，跃升至1951年的7.5亿美元，1965年更迅速攀升至21亿美元。比阿特丽丝·乔黛尔（Beatrice Judelle）提供了最新的数据，指出1965年全美有6000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每年平均花费”约为35美元15美分。可以预见，这个数字会随着儿童人口的增长继续上升。显然，美国以儿童为目标的商业活动，诸如如何更好地寓教于乐的指导、玩具与其他儿童用品的推广与更新，亦会随之蓬勃发展。

儿童读物的出版在美国一直火爆，近几年利润尤为可观。1979年，儿童读物几乎占据了精装书22%的市场份额，品种更是琳琅满目，如有声读物、彩绘本、图文读物、传记、都市传奇与宗教类书籍，等等。有人就此评论说，“一些读物可以博人一笑，另一些读物塑造了比成人知识更渊博的少年精英。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种近乎成人小说的新读物，它们多以强奸、虐童、死亡及性为主题。”

在十大最畅销未成年读物中，有一本是罗伯特·克罗米尔（Robert Cromier）的《第一次死亡之后》（After the First Death）。这是一部“心理悬疑小说，讲述一群暴徒在新英格兰劫持校车、以车上学生作为人质的故事”。《新闻周刊》评论人在1979年7月16日的刊物中指出，“它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文笔畅达，将美丽的少女校车司机、暗恋她的暴徒，以及一名在谈判中成为事态发展关键的少年的故事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至于克罗米尔另外两本书——《巧克力战争》（Chocolate War）和《我是奶酪》（I Am the Cheese），前者描写发生在大学预科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后者则讲述一个家庭冒用假名、走向毁灭的故事。两本书都发行了20万册以上。

据同一报道，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几年前发布的《书目》中谴责《巧克力战争》有暴力倾向且结局暗黑。克罗米尔并没有为此致歉，“只要我写的内容真实可信，为什么一定要设计完美的结局？”

中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全然不同。中国父母喜欢孩子的天真活泼，然而他们评判孩子，却大多是以孩子的行为举止在多大程度上近乎成人为标准。中国父母为自己的孩子少年老成而骄傲；但一部分美国家长会为此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中国父母眼里的淘气行为，在美国家长看来或许就成了孩子有主见的表现。

中国儿童怎样对待他的玩具，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我6岁时，母亲给我买了一辆锡纸做的玩具车，车门上附有一个帘子状的装饰物。我以前见过真车上的车帘是可以活动的，于是试着也把玩具车上的“车帘”放下来，结果那个固定的装饰物被我猛地拽掉了。在这种时候，美国母亲有可能会为孩子表现出创造冲动而欣喜，但我的母亲却非常不满，觉得我不爱惜玩具，冲动鲁莽。相反，如果我像一个典型的中国孩子那样把一个玩具玩上好几年，换成美国母亲怕是要担心我发育迟缓或是心理扭曲吧？

至于儿童文学，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中国儿童的读物与美国同类书籍都远远不能比肩。80年代，一位台湾省作家还在发问，“我们的儿童读物在哪里？”

这位作家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一天她9岁的侄女问她：“姑妈，为什么你给我买的10本书上都写着‘改编自某某原著’。”作家解释说那些书都是外国作家写的，要经过翻译和简化才适合中国小孩阅读。小侄女于是问道，“为什么外国人写出了这么优秀的作品，我们中国人却没有呢？”

小孩子的直言不讳深深刺痛了作家，使她顿时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现实。中国孩子的读物除了常规教材，大多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木偶奇遇记》等外国故事。当然，这位作家也给小侄女买过一些本土故事书，如根据“二十四孝”故事改编的童书及一些历史小故事。但她不得不承认中国本土的儿童故事确实不及外国故事那般生动有趣。

她花了很大力气，到处搜寻本土的中国儿童故事，终于找到一套王子出版社发行的“王子儿童文学选集”。这一系列共有6本书，其中5本分别是：《橄榄探案》，讲述一个小女孩如何破解一桩无头尸案；《公鸡与太阳》，根据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改编；还有《乾隆皇帝》《赶鸭子的小姑娘》《南瓜王》。女作家认为这些故事非常有趣，在把它们送给小侄女之前，津津有味地把它们一一读完了。（“中央日报”,1978年8月22日）。

要真正了解中美生活方式的差异，我们必须对造成这种差异、长久以来形成的亲子关系详加剖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价社会新的发展是否改变了旧的模式。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亲子关系确实发生了诸多变化。

一个美国人在谈到家庭时，他指的是父母及其未婚子女；中国人的家庭则包括祖父母及其他亲戚在内。中国人的祖父母和亲戚们即使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般也都住在一个村子里，最远也不过是相邻的村庄、区县。新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工读项目等方式刺激人口流动，以改变这种传统。但在第十五章，我们将看到亲属和地域关系仍然是构成人民公社的基本要件。至于美国人的血亲及姻亲，他们一般独立居住，相距颇远，除了年节很难聚到一起。

上述前提造成中美两国儿童早期成长经历的差异。中国小孩从小除了父母同胞之外，还与许多亲戚有频繁接触，美国小孩却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成长。前者从小就要适应与一大帮亲友的相处，后者则没有类似经验。

更重要的差异在于，成长中的孩子与非直系亲属的互动方式。美国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绝对的管理权。祖父母及外祖父母不管是否与之同住，都不承担管教孩子的责任。在有人生病或母亲分娩等特殊时期，老人也只不过是按照年轻父母（一般是年轻母亲）的要求完成家务而已。

中国父母并不是孩子唯一的管理者。即使不住同一屋檐下，祖父母也可以在短暂的探望期间越过父母的职权，用任何他们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管教孩子。中国的叔姑舅姨享有的管教孩子的权力会给一般的美国家庭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另外，如果美国母亲对祖母的溺爱表示不满，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母亲如果这样做，得到的将是大家的谴责而不是同情。

美国父母对孩子独占性的掌控加强了感情上的交融。美国人的亲子关系是亲密且排他的。父母要么成为孩子崇拜的对象，要么成为独裁者。美国孩子如果喜欢父母，父母就是他的偶像，如果不喜欢他们，他们就变成他的敌人。弗洛伊德提出的“恋母情结”现象，即孩子有意或无意地亲近父母中的一方而排斥另一方，正是这种家庭模式最极端的表现。

相形之下，中国亲子间的情感互动不像美国人那么浓烈。既然父母的权威性随环境而改变，在处于成长期的孩子心目中，父母的地位自然而然地要与权力更大的祖父母或叔伯姑姨等共享。成年人的权威被稀释淡化，孩子不会对某个长辈产生特别的依恋或排斥。中国孩子很少与父母中某一方结盟而疏远另一方，形成所谓“俄狄浦斯三角”。如果孩子喜欢父母，不会将其视作唯一的偶像；如果不喜欢他们，也不会不加控制地流露不满。

两种文化中家庭结构的不同，将必然形成上述差异。世界各地的家庭均由父母及未婚子女构成，美国家庭的二元关系（dyads）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在中国家庭中，每一种二元关系都不能脱离外围的人际网络。

非血亲关系更清晰地呈现出双方的差异。如今，美国社会仅存的非血亲关系是教父母与教子的关系。我的大女儿艾琳的教父L先生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1953年去世。几年后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去拜访L太太。在我们5个人一起进餐时，我们的小女儿，当时大约12岁，随口向大家宣布，既然L太太是艾琳的教母，自然也是她的教母。这让我和妻子大吃一惊。我虽然生长在中国，接受中国教育，但我理解——至少是字面上的——教父母在美国的含义。艾琳是L先生的教女，L先生是艾琳的教父，这一关系与L先生的家人和艾琳的家人都毫无关系。而我们这个在埃文斯顿出生的二女儿，尽管从未到过中国，却显然在运用中国人的亲戚逻辑。按照这一逻辑，L太太是艾琳的教母，而艾琳的妹妹是L先生和L太太的第二个教女，并且L先生和L太太的所有子女都是我们这两个女儿的兄弟姐妹。

中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起源，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晰了。美国孩子从小学会以个人的视角认识世界。他们不能选择父母，但可以自主选择亲近其中的某一方。以此为出发点，美国人与其他亲属的关系也完全基于个人偏好。美国人“小的时候就明白个人的种种选择会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得个人可以构建、维持或终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必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不致在赢得孩子青睐的竞争中失利。再加上大多数美国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鼓励他们亲力亲为——自己吃饭，自己做决定——引导孩子走自己的路，因此美国孩子要求环境适应他的需求。

中国孩子从小学习在关系网中观察世界，不仅必须服从他的父母，就如何应对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也毫无选择权。此外，中国父母坚信老人更有智慧，能引导孩子理解、区别不同的环境。至于个人安全，父母们最常见的观念是：“在外面不要惹麻烦，遇到危险，赶紧回家。”中国孩子被要求适应环境。

实证研究能够证实这一差异。朱谦（Godwin C.Chu）对比了他和贾尼斯、菲尔德（Janis & Field）的研究，研究对象分别是182名中国台湾高中生和182名美国高中生，结果证明中国学生远比美国学生容易被说服。

可是，美国父母虽然有意识地鼓励孩子在某些方面快速成长，但同时又坚定地阻止孩子们进入真实的成人世界。美国人参加聚会时会把孩子交给保姆照顾；如果在家请客，他们就在客人到来前把孩子哄上床。美国孩子不参与父母的社交活动。20世纪80年代，一些特别前卫的美国父母愿意带着孩子参加聚会，但这种行为尚不为一般大众所接受。

中国父母经常带孩子参加婚宴、葬礼和宗教庆典，乃至纯粹的社会或商业集会。有个经商的父亲时不时地带他六七岁的孩子参加董事会，认为这算不上什么。

这种行为在夏威夷、旧金山及纽约的美籍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还相当普遍。在夏威夷，华人与他们的白人邻居一样经常组织家庭野餐、晚宴，甚至体育活动，以维持和扩展俱乐部及教会成员。不一样的是，华人会带着家中幼儿参加种种活动——包括一些将一直持续到深夜的社交性或商务拜访。

许多年以前，亲子“在一起”的概念开始流行，至少在美国某些地区是这样的。核心内容就是亲子应该一起活动，例如一起郊游、看演出、去教会及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有一些美国作家曾认为，尽管电视节目有种种问题，但至少它使一家人享受到“在一起”的时光。现在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没有证据表明“在一起”会如前卫的美国父母所期待的那样，将家庭凝结为牢固的整体。这些美国父母追求的共处有计划性的局限，仅限于父母和孩子一起参与，外界仍然被隔离开来，与他们的小家庭圈毫无瓜葛。它本质上只是父母与子女的一次蜜月，并且势必会令所有参与者感到不安，尤其是那个主导这一切的人——家庭里的父亲。这种共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太刻意，不是在正常的美国亲属关系中孕育出来的。

中国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成长过程中逐步进入成人世界。孩子气和青春世界为成人所接受，但绝不受到鼓励。孩子们对成人世界参与得越多，就能获得越多奖励。从一开始，长辈就和他们共享性以外的各种兴趣；他们参与真实的生活，而不是美国孩子被人为划定的那一部分。

除了非常贫困的家庭，美国父母一般秉持一种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理念，即每个人都有隐私权。父母的社交及商业事务是他们的私人领地，除非有特殊的重大事件，且得到父母的邀请，孩子不能越雷池一步。同样，父母也尽量避免干预孩子们的活动。

中国人绝不这样做。中国孩子旁观、参与成人事务是理所当然的，成人也可以随意加入孩子的活动。这种互动甚至到了可以随意拆看彼此信件的地步。

最能体现中美生活深刻差异的对比莫过于下面这一种：美国孩子与朋友们一起庆祝生日，父母只为他们提供一些协助；中国孩子的生日会则完全变成大人的聚会，孩子一般会到场，与平时参加婚宴和葬礼后的聚餐一样，但绝不会成为该活动的焦点。

在美国，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之间有许多种分界线。例如，许多美国父母自己根本不去教堂或质疑上帝的存在，却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校，让他们学习祈祷；美国父母生活在竞争世界，狡诈和欺骗时常导致成功，但他们给孩子讲的童话故事，总是好人对抗坏人，正义最终必将战胜邪恶，令坏人受到惩罚。即使家庭遭遇危机，美国父母在孩子面前依旧会表现得轻松愉悦。在遇到严重的财务或个人问题时，他们在面对孩子时也必须说，“宝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美国人希望把成人世界和孩子的世界截然分开，总是试图推迟向孩子传达负面消息，例如父母在车祸中丧生或因罪入狱，等等。总之，美国父母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他们的孩子却生活在一个近乎理想化的国度里。在那里，成人世界的规则不起作用，或被淡化，或被彻底颠覆。

正是由于儿童世界的与世隔绝，使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 D. Salinger）《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男主人公考尔菲尔德（Caulfield）成为众多美国年轻读者的偶像。这个少年看穿了在他四周的无形围墙。他谴责那些按照墙外规则行事的人都是骗子，同时又感到墙内的大多数人在努力地适应环境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空虚感。考尔菲尔德最后终于皈依了常规生活，决定不再逃学，重返学校。他看着他的小妹妹菲比坐在旋转木马上，心想：“孩子就是这样，如果他们想要得到那个金戒指，你就得让他们去做，别说什么。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就是失败了，别说什么话去阻拦他们，那是不好的。”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明尼苏达州发生的一起事件。15岁男孩艾迪·赛德尔（Eddie Seidel, Jr.）为抗议美国广播公司停播《星际大争霸》而从60米高的桥上跳河身亡。“艾迪的父亲说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孩子，没有什么能持续吸引他的注意力。”这位父亲“得知……他和朋友在一起吸毒，就让他去见了心理医生”。另一篇报道称这个男孩“厌倦了生活，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奋斗……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挑战”。该报道的标题是“由电视节目决定的生死”。（《旧金山纪事报》,1979年8月26日）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艾迪事件都是罕见的，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它更符合美国社会的背景。

中国孩子与父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父母不对孩子隐瞒真实的自我以及遇到的问题。中国孩子很小就懂得奖惩未必总是和成文规则一致，正义和爱不能战胜一切。他们比美国孩子更容易意识到环境压力——既能看到父母身上的缺点，也能看到他们的优点。父母在孩子眼里只是普通人，遵循传统习俗指定的道路，有时成功，偶尔也会失败。

美国孩子不仅坚信个人偏好至关重要，且十分肯定自己可以实现所有梦想。在被限定的、舒适的世界里，美国孩子几乎没有遭受过打击，不了解有时现实会将人类彻底打垮。父母是唯一可以对他们发号施令的人，孩子们有可能将其视为前进的障碍。

中国孩子意识到他必须服从父母及其他长辈，即使设法绕过了他们，也仍然要受到传统风俗的束缚。通过对成人世界的观察和积极参与成人活动，中国孩子了解到自身的一些弱点，并熟悉他所置身的真实世界，注意力分散、掌权者众多，种种限制不但源自于父母，更来自整个社会。中国孩子即使痛恨这些制约，也不知该如何反击，因为制约的源头实在太多太杂乱。

因此，中国孩子容易缺乏远大梦想，想象力与现实非常贴近。作为成人世界的一分子，他们忙于应付各种人事，无暇顾及自身需求。我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文学始终（无论政局如何变换）不能塑造出独特的人物个性，更不关心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国文坛的一位学者称之为“贫瘠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