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机器：蒸汽机、铁道与计算机

——2014年美国版前言

1979年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个人计算机尚鲜为人知，遑论互联网之梦。

此后的三十年发生了数字化革命。这一事件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影响，都常被用来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作比较。

作为工业革命加速器的铁道，以及计算机，这两者是否有可能就是在机器演进的同一条轨道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呢？

 

1970年代初，完成关于后布莱希特时期东德戏剧的博士论文后，我没有继续文学研究，而是转向了铁路这一主题，我那些属于晚期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后结构主义者的朋友，无一对此感兴趣。他们嘲弄起我对玩具火车的兴趣，还送我一些小礼物，比如铁路工程师的帽子和站长的口哨。

他们对技术与物品的看法，被限制在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文化工业概念当中，以及像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ical Reproducibility）一类文章。

当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从魏玛时期被重新发现，令人为之一振。将诸如叉子、手绢等具体的物品理解成历史性事物，对于阿多诺与哈贝马斯那令人窒息的作品来说是一剂解毒剂。但问题在于到底能走多远。

 

1970年夏天以前，我一直怀揣着这种世界观，那一年我还没开始写博士论文，第一次去了美国。

之所以去美国，主要是为了逃离1967—1969年的激情退却之后无聊的柏林。

对于一个浪漫派的卡尔·马克思的新信徒而言，理查德·尼克松的当选，像是在现代重演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就更为晚近的历史而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贫民区暴动、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会议以及尼克松的当选，都以更大的规模重复着魏玛共和国晚期的剧痛。

余生也晚，错过了魏玛共和国的时代，现在真想在场边占个位置，观看美利坚合众国诸神的黄昏。

然而这并未在1970年夏天发生，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也没有发生。

每一个受过教育且对美国体验着迷的人，都努力变成个小托克维尔。我也不例外。

很快就会发现，美国例外论（Sonderweg）与美国的技术之路有很大关系。列奥·马克思（Leo Marx）经典的《园林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与希格弗莱德·吉迪恩的《机械化挂帅》（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联手启发了我。在美国标准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是独特的美国斧的发明。经过两个世纪的树木采伐，美国斧从它的欧洲表亲那儿发生了演化，这可以作为我最喜欢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绝好例子：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新陈代谢在欧洲与美国的运作方式不同。

从斧到铁道，仅仅是一步。

我最初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欧洲与美国的铁道技术、铁道设计和铁道心理学的不同路径来理解美国。

在写作过程中，这一视野得以扩展。欧美的比较视角被压缩到一章。这样一来，《铁道之旅》就成了我探索19世纪的空间、时间与精神的工业化之旅。

 

以蒸汽机技术演进的历史梗概作为《铁道之旅》的开篇，我遵循了一个固定的模式。

19世纪的每一种历史，都把自己呈现为早期工业化的诗篇中的一个核心角色——某种技术的拿破仑。

按照这个惯例，我再次证实了蒸汽驱动活塞的这种交替运动，或者说往复运动转化成驱动轮的循环运动，何以成为关键性的一步。根据大家的共识，如果没有这一转化，就不会有机车，不会有铁道，更不会有工业革命。

 

我花了四十年时间，经过数字革命才意识到，我忽视了那之前更为重要的发明点。

这项发明当然就是把活塞置于汽缸中，并应用蒸汽的压力。

由此产生的上下运动（或者前后运动、往复运动）成为了人类的第一项人工生产的机械运动。

后来得出的结论是，蒸汽机与火器之间存在相似性。枪的枪管难道不能被视为一种汽缸，将投射活塞向前发射，蒸汽汽缸难道不能被视为一种往复的枪？换句话说，是否两者都不是从无当中生出力量的机器，是否都不是在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15世纪与19世纪——发动了革命？

 

在活塞——汽缸——蒸汽综合体发明之前，运动（motion）必须要从外在的自然资源（风、水、动物）上转移来，或者说借来，传递到我们讨论的工具、机器或者车辆上。这种类似的传递，是按一比一的比率发生的。没有哪个水轮能够快过驱动它的水流，没有哪艘帆船能够比风还快，没有哪辆车速度能够超过拉它的马。

运动不再从外部来源获得，而是以某种方式自行创造出来——通过这种方式，蒸汽机似乎成为了哥白尼革命在机械领域的对应物。

当然，就化学事实而言，它并没有创造出力，其实也是从自然中获取的，就像此前的各式机车一样。区别在于，它并不是传递一种既存的力，而是从可燃物中转化出一种新式的力。

 

往复运动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新奇，遑论具备什么革命性了。

随便哪位铁匠，都在用他的锤头实践着往复运动。

蒸汽驱动的活塞，其革命之处在于它的每一次往复运动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运动。每一次往复运动都是一个机械的建筑构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二进制活动在机械领域的对应物。或者再更准确地说：活塞的上下运动并不对应于自然界中任何形式的运动，其自身具有一种二进制数字逻辑。

这种设备，使蒸汽机能够自动地反转活塞的运动方向，与此同时将其改变成旋转运动——它就是曲轴。

按照力学与动力学法则，要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首先得让物体静止，然后让其反方向运动起来。曲轴成功地在一次运动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这两项活动。对于非工程师而言，这一点近乎不可思议。就像计算机中的数字变化一样。

 

我们可以将蒸汽机制造的运动理解为运动着的某种原子或者分子。

正如物质的最小粒子一样，这样的运动能够大量地再生产/重复，就像燃料与水的供应一样无穷无尽：当时，蒸汽机的供应被视为无限量的，就像现在对计算机处理器而言，硅的供应无限量一样。

建筑构件——完全就像墙上的砖头，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原子，以及现在的数字位一样——是一种粒子，其唯一的功能就是构建起整体的一个微小部分，其特征是一致性与数量上的无限。

关于整体与其部分这一古老的原子问题依然存在。它现在可能——或者必须？——被应用到数字领域：如何从大量完全相同的粒子中发展出构成世界事物的异质性？

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受到机器制造与手工制造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这似乎揭示出人类的本能倾向是更依恋非机器制造的东西，或者更受这样的东西感染。对于空前智能机器的痴迷与厌恶相互交替。康德描述道，那些欣赏夜莺之歌的人，一旦发现那不过就是一件机械仿制品，而觉得原创性被复制所剥夺，厌恶就会重现。

此时此刻需要记住，机器（machine）的原初意义，也就是其前工业化的意义，并不是一种精巧的技术装置，就像阴谋诡计（machination）这个词或者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注：）这个短语所显示的那样，它只不过是被戏弄或者被欺骗的结果。

注：deus ex machina为拉丁语词，翻译自希腊语，意思是意料外的、突然的、牵强的解围角色、手段或事件，在虚构作品中突然引入来为紧张的情节或者场面解围。英语也译作“来自机器的神”（God from the machine）。参见维基百科相关词条。——译者注

在19世纪工业文化的高峰，伟大的机械理论家弗朗茨·勒洛（Franz Reuleaux）将机械定义为一种残忍的转化器，将“自然力量无尽的自由”转化成“普通的外在力量不可撼动的秩序与规则”，由此，勒洛抓住了机器的欺骗本质。这就完全回到了现代早期对于世界的观点，即将世界视为世界机器。机器的承诺，不仅是要复制与模拟自然，而且要令其效率倍增。

 

我们一旦认可了每一项新技术都是一种尝试，要让自然服从于它的规则，达成这个目的的物质手段就是机器。而这造成的新现实不过是一种阴谋诡计，是一个分身，或者自然的一个化名，那么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事每次发生，世界都成为了一部世界机器。

无论新技术是非物质的还是物质的，无论它是电影脚本、印刷机、金钱、机械钟表、火器、蒸汽机，或者计算机，都不重要。

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看出19世纪的铁道与当下的计算机有何种相似之处了。两者都试图按照它们自己的图景来对这个世界进行再创造、再生产。它们都成功了，都通过它们的阴谋诡计获得了成功。无论它们的产物是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与运输的全球网络，还是信息的数字化虚拟世界，这些都是它们的世界机器。

让它们出轨吧，爆炸吧，碰撞吧，或者就是停下来，两个世界机器就都立刻停止了。

 

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他的经典著作《论机械与制造业的经济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中说道，一部机器能够精确地数出蒸汽机汽缸里活塞一次来回的动作。巴贝奇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在成为著名的第一台计算机器的数学家与建造者之前，他本人就是像一台计算机一样工作的。1830年代，计算机并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人，雇用这个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生产天文学、航海、工业机械等领域计算大量数字所需要的数学用表。换句话说，计算者（computer）就是一个工人，他并不是用他的双手来为工业机器服务，而是用他的大脑来完成计算的任务。巴贝奇后来说，将两种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是“难以忍受的劳动与令人疲惫的单调”。他是第一个设想制造出一种机器来执行这种数学计算劳动的人。他常被人引用的感慨——“上帝啊，请让蒸汽来执行这些计算吧”，以及他的愿景——“如果能够设计一种蒸汽机来为我们执行计算，那真就太方便了”，都证明当时人们相信蒸汽无所不能，无论是应用到工厂还是铁道。因为蒸汽机能够无止境地进行体力劳动却不感到疲劳，因此巴贝奇设想了一种由蒸汽驱动的机械大脑，能够一直计算，却绝不会觉得乏味和疲惫。

循着类似的脉络，巴贝奇下一个机器计划的合作者阿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拜伦的女儿），根据法国发明家雅卡尔（Jacquard）建造的机械织布机模型，提出用穿孔卡来对分析引擎编程：“分析引擎编织出代数图表，就像雅卡尔的织布机编织出花与叶一样。”

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是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科学哲学家，他把计算机器比作铁道，在机器上，“我们被带着……在一个站上去，又在另一站下来”。

把这一点与1842年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铁道图景相比较，在海涅看来，铁道将北海（North Sea）的浪花一直带到了他在巴黎门口的台阶底下；再与关于20世纪早期福特工厂的许多描述相比较，按照这些说法，铁与橡胶等原材料在某一点上进入流水线，再从流水线末端重新出现，就成了T型车成品。

总之，由蒸汽驱动的机械，无论是应用到工业、运输还是计算，似乎都神奇地完成了以前与任何一类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繁重工作。

 

巴贝奇和其他倡导工业革命的文化人，在他们的时代都被贴上了“知识分子实业家”（intellectual industrialists）的标签，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机械化原则，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性的，都具有普遍性。

通过工业化实现的商品生产的倍增，与智识能力的倍增，明显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包含了不同的后果。

前者如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造就了我们所知道的消费主义。

尽管后者在近期才成为现实，但巴贝奇还是窥见了其潜力。

所谓的他的“由机械放大才智的幻想”，能够生产出一种“物体与精神的神圣档案，向下一直扩展到最基本的分子层面”，这种幻想标志着两条线之间的跨越。

第一条线是一种数学式的乌托邦愿望，用数字来重新生产出真实世界，正如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在《概率论》（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Probabilities，这篇文章因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而闻名）中所说：“在特定时刻，一种智识可能知道使自然处于运动中的所有力量，知道构成自然的所有事物的所有位置，如果这种智识够强，能对这些数据都加以分析，它将把宇宙中巨大机体的运动与最小原子的运动都纳入一个公式当中；对于这样一种智识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未来就会像过去一样展现在它眼前。”

第二条线是达成这一点需要的真实计算能力。

这里，目的不只是用数字来记录世界，而是要为其创造一套数值别名，在此之后人们能轻易地重构/重新计算。此前没有哪一种世界机器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巴贝奇1837年所写的后续文章里，从题为“论我们的言辞与行为对我们居住的地球所造成的永久影响”（On the Permanent Impressions of Our Words and Actions on the Globe We Inhabit）的文章中，我们只需要把他的语词“一个存在”（a Being，也就是上帝），替换成现在的巨型计算机构，诸如谷歌和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就可以理解世界的数字再生产已经渗透到了其分子层面：“每一个刻上了好与坏的原子，都同时保持了哲人与贤者赋予它的运动，它们与那些卑贱的、低微的事物，以数以万计种形式混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空气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所有男人曾经说过的话或者女人的私语，都会永远写在它的书页上。在那里，在它们易变却不会犯错的特性中，混合着最早与最近的道德之叹，永远记录着那些未履行的誓言、未达成的许诺，男人心意易变的证言，渗透进每一个微粒的联合运动中。”

几乎是同时，《共产党宣言》的两位德裔作者写道，资产阶级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圣经般的语言或许会让他们无法意识到，即便是这种面貌，也几乎要把它的自主性丧失给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