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世界之巅

我们看地图习惯于上北下南，所以北极一直被誉为世界之巅。如果说南极大陆是地球的坐垫的话，那么地球的头上似乎缺一顶帽子。其实帽子是有的，那就是格陵兰岛，只不过这顶帽子是贝雷帽，戴得有点歪而已，而且颜色显得过于单调了。不过，凡是去过格陵兰岛的人都知道，这个看似是一块浮冰的岛屿在其南部的边缘地带是有陆地的，那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完全可以养活人类。维京人的历史就是从这一小片陆地开始的。

10月初正值北半球的金秋，下午2点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我放下行李走出旅馆，顺着旅馆后面的一条石子路走到一座山的脚下，那里有一株十几米高的松树，黄绿相间的叶子极是好看。旅馆服务员告诉我，这棵松树是登山小径的起点标志，我绕到树后一看，果然发现了一个木头路标，指引着一条狭窄的山道，山道两边是三米多高的灌木丛，有些枝杈上还带着刺，浓密的地方甚至只能容纳一人通过。

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这条山道一路向上攀登，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汗，不得不把身上的登山服脱掉，只穿着一件短袖T恤。山里的空气中充满了松树特有的香气，让人心旷神怡。我不时停下来观察周围的植被，发现这里除了松树外还有不少柳树和桦树，但它们都比我熟悉的要低矮很多，树干更纤细，叶片也更小一些。山脚下的土壤比较干燥，杂草稀疏。走到半山腰，脚下出现了泉水刚刚流过的痕迹，泥土变得十分松软，林下杂草也随之浓密起来。有几株不知名的小草叶片十分宽大，简直就像是热带地区才有的那种阔叶植物，和周围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林子里的动物也不少，我经常可以看到兔子的脚印以及新鲜的羊粪蛋。山道的前方不时有小鸟被我的脚步声惊飞，但它们都不飞远，只是换棵树继续吃着果子。我甚至看到了一头白色的北极狐从我眼前10米的地方穿了过去，嘴里还叼着一块红色的肉，可惜它跑得太快了，看不清它嘴里叼着的到底是兔子还是老鼠，抑或是别的什么动物。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终于登上了山顶。举目四望，眼前的景象和半山腰完全不同，仿佛是从某个生机盎然的温带山区一步跨越到了寸草不生的苦寒之地。只见山的右侧是一个巨大的山谷，两边是黑黝黝的山峰，中间夹着一个冰川，灰白色的冰面凹凸不平。冰川后面连着雪山，那是冰川的源头，冰川前面则是一个几近干枯的河床，显然是由于冰川退化而形成的。此时的气温在10℃左右，从冰川上融化下来的冰水自发形成了几条小溪，蜿蜒曲折地流过这条干涸的河床，最终汇入左侧的一条主河道。这条主河道其实就是一个峡湾，里面流淌着的是蓝色的海水，水面上漂浮着几座白色的冰山，仅凭肉眼很难看出它们在移动。

河床的一侧有一条飞机跑道，上面停放着一架Dash-7型双螺旋桨小飞机，机身涂成了鲜艳的红色，我就是刚刚乘坐这架格陵兰航空公司的支线飞机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Nuuk）飞过来的。机场旁边就是这次飞行的目的地：格陵兰岛的南方重镇纳萨尔苏瓦克（Narsarsuaq）。这座小镇只有不到两百个常住居民，绝大部分人都是为这座机场，以及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服务的工作人员。这里是格陵兰岛南部地区的中转站，想去格陵兰岛南部参观的游客都必须先飞到纳萨尔苏瓦克，再搭乘直升机飞到周边的居民点或者其他旅游目的地。

纳萨尔苏瓦克位于北纬61°线上，虽然没进北极圈，但好歹也属于格陵兰岛，怎么会有这样一处宛如温带一般植被茂盛的地方呢？原来，这地方位于一个峡湾的尽头，远离冰冷的北大西洋，峡湾周围的高山挡住了寒冷的北风，营造了一个相对温暖的局部小气候，这才有了这样一个仙境般的世外桃源。

但是，这地方深入内陆一百多公里，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水手是看不到这里的，这就是为什么来自北欧的维京水手早在870年就发现了格陵兰岛，但他们只是从海上观察过此岛，认为这个常年被积雪覆盖的海岛不适合人类居住，直到一百多年后有个胆大心细的红发维京人冒险驾船深入峡湾，这才发现了这个隐藏很深的小秘密。

感谢维京人的到访，格陵兰岛终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第一笔文字记录，我的格陵兰岛探险之旅就从这里开始吧。

红发埃里克的故事

格陵兰岛真是个考古的好地方，因为这里既寒冷又偏僻。寒冷意味着生物生长缓慢，地貌变化不大，文物容易保存；偏僻意味着访客很少，现代人的影响被降到最低。相比之下，世界上绝大部分古迹要么早就被埋在了地下，要么已经被后人改造得面目全非，很难看到当年的原貌了。

当我站在山顶俯瞰整个峡湾的时候，我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那个小机场之外其余地方都保留着当年维京人刚来这里时见到的样子。虽然山顶依然常年积雪，虽然峡湾里仍然有冰山漂过，但峡湾两岸的缓坡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杂草，个别避风处甚至可以见到十多米高的大树，树干虽细，但毕竟是树，有着远比杂草大得多的实用价值。任何人看到眼前的景象大概都会立刻得出结论：这地方可以住人。

可惜的是，在这样的地方，“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完全不适用。根据历史记载，最早发现格陵兰岛的欧洲人是一个名叫甘比永·厄尔夫森（Gunnbjörn Ulfsson）的水手，他是个居住在丹麦的维京人，他原本打算驾船去冰岛，但因为暴风偏离了航道，无意中发现了格陵兰岛。

要想理解这件事的真正含义，首先必须了解一下维京人的历史。简单说，维京人原本是一群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少数民族，其成员大都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性格彪悍。因为这块地方距离农业的发源地和古典文明的中心太远，直到公元前2500年才有了农业，是整个欧洲最晚开化的地区。可惜北欧气候寒冷，山地多平地少，农业的扩张性有限，养不起那么多人，人口很快就饱和了，饥饿的维京人被逼无奈当起了海盗，“Viking”这个词本来就是“海盗”的意思。

早年间维京人只有划桨船，直到600年才从地中海引进了帆船。他们将这项技术发扬光大，制造出了一种自带桨手的轻型帆船，速度快，吃水浅，可以顺着河流深入欧洲内地实施抢劫，“维京”（Viking）这个词就是这段时期叫响的。有时抢劫不成功，维京人便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和当地人做起了生意，顺便留在了那里。就这样，原本居住在瑞典的维京人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人，原本居住在丹麦的维京人变成了英国人，跑到诺曼底定居的维京人变成了法国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维京人并不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夫，而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民族。

大部分维京人都去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抢劫了，小部分维京人则另辟蹊径，驾船出海一路向西，去寻找适合殖民的海岛。他们在800年发现了法罗群岛，又在870年左右发现了冰岛，这两个岛屿都是无人居住的荒岛，于是很快就被维京人占领。冰岛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海上距离超过1000公里，对于当年的帆船来说去趟冰岛简直比去西天取经还难，所以住在冰岛上的维京人群体逐渐脱离了欧洲大陆的影响，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甚至有了自己的语言。今天的冰岛人都是当年那批维京海盗和他们从苏格兰和爱尔兰抢来的凯尔特妇女的后代，人种相当单纯，是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一个绝佳试验场。

再接着说那个名叫厄尔夫森的丹麦水手，他发现格陵兰岛时曾经沿着岛的东海岸航行了很长一段距离，但他所看到的尽是些冰川和光秃秃的黑色山峰，所以他认定此岛不适合人类居住。后来他回到了冰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住在冰岛的维京人。据说有几个胆子大的亡命徒真的移民到了格陵兰岛，但因为环境太过艰苦，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爆发了内斗，最终全部死亡。

但是，海外有个大岛这件事还是一直流传了下来，并在一百多年后，也就是982年，促使一个名叫埃里克·托瓦德森（Erik Thorvaldsson）的维京人驾船前去寻找它的踪迹。此人出生在挪威，天生一头红发，当地人都称他为“红发埃里克”（Erik the Red）。也许是遗传的原因，托瓦德森家族的人大都性格暴躁，埃里克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犯了杀人罪而被迫从挪威流亡到了冰岛，红发埃里克长大后也因为杀人而被判流放。走投无路的他决定驾船出海，去寻找新的家园。

所有这些关于维京人的事迹都源自著名的冰岛传说（Icelandic Saga），也就是冰岛人撰写的关于维京人历史的文字。历史学家曾经认为这些文字准确性不高，但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其中还是有很多描述相当准确。红发埃里克的故事大都来自冰岛传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在格陵兰岛的考古过程中得到了验证。根据冰岛传说，红发埃里克花了三年的时间考察了格陵兰岛，他不仅考察了东海岸，还驾船绕过格陵兰岛最南端的“送别角”（Cape Farewell），考察了岛的西海岸。更重要的是，他不光是在岛外绕圈，还进入了西海岸复杂的峡湾系统，驾船沿着一条东西向的峡湾一直深入内陆100公里，到达了峡湾的尽头，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有理由相信，他当年看到的景象和我今天看到的大同小异，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外桃源，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殖民地。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几乎毫不费力地来到了红发埃里克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这个世外桃源。站在山顶举目四望，周围群山环绕，山坡上长满了黄绿相间的植物，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从谷底穿过，这就是被后人命名为“埃里克”的峡湾，深蓝色的海水看上去似乎静止不动，几座冰山点缀其间。纳萨尔苏瓦克建在峡湾的南岸，坡度较缓。峡湾的北岸坡度要陡一些，岸边零星点缀着几间房屋。后来得知北岸的居民点叫作卡西亚苏克（Qassiarsuk），规模较小，只有几十名常住居民。

如果我是红发埃里克，我会把家建在哪里呢？

现代人也许会选择坡度较缓的南坡，住起来更方便些，但是作为一个常年生活在冰岛的农民，埃里克肯定知道阳光才是北极最重要的资源。格陵兰岛纬度太高，即使是盛夏的太阳也只是斜斜地挂在半空，因此只有坐北朝南的山坡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中的能量，满足植物生长的需求，平地反而不行，所以他最有可能选择的是峡湾的北岸，也就是小镇卡西亚苏克的所在地。果然，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卡西亚苏克附近发现了一个维京人农场遗址，发掘出的文物显示这极有可能就是红发埃里克于985年在格陵兰岛建立的第一个定居点。

去那个遗址参观必须乘坐摆渡船，旅游旺季时每天都有摆渡船来往于埃里克峡湾两岸，可是冰岛直航纳萨尔苏瓦克的航班只开到9月底，我到达的前一天最后一班飞机刚好离开，旅游者几乎全部撤走了，摆渡船于是也就停摆了。好在镇上唯一的一家旅行社还没关门，我只好央求他们单独为我开一次船。

这就是格陵兰和其他旅游胜地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岛的绝大多数基础设施都和游客密切相关，一到旅游淡季便都歇业了，在此期间来玩的散客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这家旅行社名叫“蓝冰”（Blue Ice），负责人是一个名叫雅基·西蒙德（Jacky Simoud）的法国人。他在1976年的时候和朋友一起驾船来格陵兰岛旅游，立刻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地方，此后便一直住在岛上，以当导游谋生。1996年他搬到了纳萨尔苏瓦克，办起了这家蓝冰旅行社，几乎垄断了格陵兰岛南部的旅游服务业。夏季时他每天都会组织游客去对岸的维京农场遗址参观，但那天除我之外没有一个游客，于是他只答应把我摆渡过去，剩下的就不管了。好在旅行社的书架上放着好几本有关这段历史的书，我决定先学习一下再出发。

根据冰岛传说的记载，982年红发埃里克被流放到海外，花了三年时间考察了格陵兰岛，发现西南角的峡湾内有不少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于是他返回冰岛，四处宣扬格陵兰岛的好处。他还为这个岛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绿岛”（Greenland），这就是格陵兰岛的由来。后人曾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欺骗性的名字，也有人称之为史上最佳房地产广告，不过我觉得现在还不能断定他是故意想骗人，因为根据气象记录，985年地球正好处于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大气平均温度有可能比现在还要高，格陵兰岛南部地区很有可能真的是绿色的。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纳萨尔苏瓦克也称得上是郁郁葱葱，完全具备生存条件。

在红发埃里克的煽动下，近千名住在冰岛的维京人决定跟着他去格陵兰岛开始新生活。985年夏天，二十五艘满载人员和生活资料的帆船浩浩荡荡地从冰岛出发驶往格陵兰岛，没想到途中遇到罕见的暴风，最终只有十四艘船到达了目的地，其余的要么沉没要么被迫返航。

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第一批登岛的大约有五百人，他们公推红发埃里克为首领，由他负责为每一户人家分配一块土地。这些定居点全都集中在格陵兰岛西南角的众多峡湾之中。但是，因为格陵兰岛整体上是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倾斜的，因此这些定居点被维京人统称为“东聚落”。之后又有一批维京移民驾船来到格陵兰岛定居，眼看东聚落已经被占满，他们只能选择在北边的另一处峡湾定居，自称“西聚落”，也就是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所在地。两个聚落基本位于北纬61°—64°，相当于挪威的卑尔根（Bergen）和特隆赫姆（Trondheim）的位置。但是因为缺乏湾流的滋养，这里比卑尔根要冷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被称为东西聚落，但其实这两个维京定居点都位于格陵兰岛的西侧，这个误会让前来寻找他们的后人吃了不少苦头，白白在东海岸浪费了不少时间，这是后话。

寻访维京部落

第二天一早，西蒙德用汽艇把我送到了峡湾对岸的卡西亚苏克，然后就把我丢在那里不管了。这里名义上说是一个小镇，其实就是几幢木头房子而已，它们零星地分布在一条泥土路的两边，所有房子都大门紧闭，也看不到炊烟，更看不见行人，像是一座被废弃的居民点。那天早上有雾，还下起了毛毛雨，我一个人撑着雨伞走在泥泞的小路上，望着远处雾蒙蒙的雪山，有一种被全世界遗弃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这种感觉竟让我心生骄傲，仿佛我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想，当年第一批上岛的维京移民也会有这种终获自由的感觉吧？

我按照地图的指示，很快就找到了维京农场的遗址。遗址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居住区，据说五十年前这里还能看到不少残垣断壁，但被考古人员挖过一遍之后，如今只剩下了一圈圈低矮的石头围墙，大致标出了房屋的位置。整个遗址公园内长满了半米多高的荒草，我很难看清楚房屋的全貌，只能依靠标牌上刻着的文字介绍才能知道哪个建筑曾经是牛棚，哪所房子有可能是存放饲料的仓库。

这个居住区建在岸边，后面的山坡才是真正的农场。因为坡度较陡，红发埃里克将其称为布拉塔里德（Brattahlid），就是“陡坡”的意思。作为维京人的领袖，红发埃里克把他认为的最好的地段留给了自己，他和妻子索德海德（Thjodhild），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就生活在这里。

说是农场，其实维京人几乎不种粮食，原因在于这里的夏天经常下雾，日照条件差，维京人从欧洲大陆带过去的大麦和黑麦都长不好，收成奇差，所以农场都被用来种牧草了。也就是说，这批维京人的后代一生中从未吃过面包，也从来没有喝过大麦酿造的啤酒。

这批移民最早从欧洲带去了牛马猪羊等家畜，但前三种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到最后几乎只剩下山羊了，因为只有山羊知道如何从雪地里刨草吃，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放出去让它们自行寻找食物，其他大型家畜只能依靠储存的饲料度过漫长的冬天，维京人每年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割草，饲养成本太高了。但是，考古记录显示，大部分维京农场一直没有彻底放弃养牛，原因在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固执地遵从欧洲的饮食习惯，舍不得放弃奶酪和黄油。

光靠牛奶和羊肉是没办法生存的，于是维京人学会了打猎，夏天深入内陆去捕捉北极兔和驯鹿，冬天则到海边捕捉海豹。但是海豹肉不好吃，所以只有穷人和奴隶才会去吃海豹肉，少数酋长和奴隶主则一直保持着吃牛肉的习惯。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维京人几乎不吃鱼，维京定居点找不到鱼骨头。有人曾经猜想维京人始终没有掌握捕鱼的法门，但这个理由实在太过牵强，禁不起推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格陵兰岛的维京社会把鱼视为禁忌，禁止食用。他甚至猜想，当年红发埃里克曾经因为吃了腐烂的鱼闹了回肚子，于是下令所有臣民不准再吃鱼了。

除了饮食单调之外，维京人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缺乏木材。木材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不但可以用来做饭、取暖、盖房子，还能用来造船，后者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前面三项都可以用干草或者牛粪来替代，造船绝对不行。除此之外，炼铁也需要用炭，铸铁所需要的高温只有炭才能提供。炭只能来自木材，通常4公斤木头才能制造1公斤炭，可以说没有木柴就没有铁器，也就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工具和武器，最后一条被证明是维京人致命的缺陷，这是后话。维京人刚来的时候这块地方或许尚有少量的森林，但很快就被砍光了，于是这些新来的殖民者只能依靠收集海上的漂流木来获取木材，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农场遗址旁边有一幢根据历史资料原样复制的维京人长屋（Longhouse），这是一种人畜共居一室的长条形房子，屋顶和墙壁用的都是草泥，而不是木梁。窗户和门都极小，冬天的时候几乎从不打开，而牲畜也出不去，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味道可想而知。

我站在长屋前，想象了一下普通维京人的日常生活，早晨刚刚踏上这片土地时的浪漫想法消失得无影无踪。接下来的疑问是，格陵兰岛的生存环境如此艰苦，这批人究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答案就在旁边。

布拉塔里德农场的西侧有一条小溪，小溪的另一边有一片平整的草地，草地正中间有个用草泥围成的房屋遗址，长3.5米，宽2米，即使按照维京人的标准来看也算是一间极小的屋子。但是，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这很可能就是红发埃里克的妻子索德海德所建造的教堂。这是格陵兰岛上出现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如果按照地理学的分类，把格陵兰岛划归到美洲大陆去的话，这间教堂甚至可以说是标志着基督教第一次传到了欧亚大陆之外的地方。

冰岛神话里详细记录了基督教传到格陵兰岛的过程。原来，维京人早年是不信基督教的，他们有自己的原始宗教。随着维京海盗的扩张，他们和基督教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矛盾就来了。按照教义，基督教徒不准和异教徒做生意，维京部落的国王们意识到改信基督教有利于自身的扩张，也有助于政治稳定，便开始考虑皈依基督教的可能性。首先是丹麦国王于960年宣布皈依基督教，挪威国王紧随其后，于995年宣布皈依。受其影响，维京人的海外殖民地也逐渐转向了基督教，冰岛是999年皈依的，格陵兰岛也在1000年成为基督教国家。

格陵兰岛之所以这么快就皈依基督教，和红发埃里克的大儿子莱夫·埃里克森（Leif Erikson）很有关系。埃里克森出生在冰岛，小时候跟随父母迁来格陵兰岛，999年他驾船去拜访挪威国王，在后者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并受国王委托回到格陵兰岛传教。他的母亲索德海德很快就被儿子说服，皈依了基督教，并且立即要求丈夫为她修建一所教堂，但红发埃里克坚决不信，不肯为妻子建教堂，于是索德海德以不和丈夫同房为要挟，终于迫使埃里克答应了这个要求。但埃里克也很固执，坚持要把教堂建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于是这个“新大陆首座基督教堂”便建在了距离布拉塔里德农场几百米远的地方。

后人根据冰岛传说的描述，以及考古的证据，按照1∶1的比例在遗址公园内建造了一个索德海德教堂的仿制品。新教堂的屋顶是用木板搭建的，围墙辅以草泥加固，外面再用石块围成一个大圆圈，复制了原教堂的庭院。考古人员曾经在原址的庭院地下挖出了一百四十三具遗骸，看来当年的教堂还曾经是维京人的墓地。

这个传教故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根据冰岛传说，莱夫·埃里克森在从挪威返回格陵兰岛的途中因为暴风而迷失了方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因为登陆地点长满了野葡萄（vine），埃里克森便称之为文兰（Vinland）。返航途中埃里克森又搭救了两名落难的水手，后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向莱夫展示力量。因为这两件奇事，后人给埃里克森起了个外号，叫作“幸运的莱夫”（Leif the Lucky）。

不过，历史学家认为这个说法的演绎成分太大，另一个版本的冰岛传说（又名格陵兰传说）更可靠一些。按照这个版本，莱夫·埃里克森并不是最先发现文兰的人，这个头衔属于一个名叫布亚尔尼·赫尔约夫森（Bjarni Herjolfsson）的挪威人。他的父亲住在冰岛，于是他每年都驾船去冰岛探亲。986年他再次扬帆起航，却发现他父亲已经跟随红发埃里克去了格陵兰岛，于是他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驾船去格陵兰岛，结果迷了路，意外发现了文兰。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莱夫，于是后者找来三十五名水手，于1001年驾船在文兰登陆，并在当地过冬，次年才回到格陵兰岛。

不管哪个版本是正确的，这件事都非同小可。据考证，维京传说中提到的那个文兰很可能就是加拿大的纽芬兰岛（Newfoundland），或者是美国东海岸的某个地方。换句话说，首次发现新大陆的欧洲人并不是哥伦布，而是一个维京人，发现新大陆的时间也比哥伦布早了将近五百年。

不管莱夫·埃里克森是不是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但他肯定是最早在美洲大陆过冬的欧洲人。为了纪念他的壮举，北美的很多城市都立着他的雕像。后来有人根据西雅图市中心的雕像做了一个复制品，安放在位于布拉塔里德农场西侧的一座小山上。我专门爬上山去瞻仰这尊雕像，只见一个两米多高的巨人手按佩剑，双眼凝视着埃里克峡湾的出口，那是维京人通往外部世界唯一的大门，他们的所有希望都只能从那里来。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基督教对于这群维京移民的意义。没错，确实有历史学家认为格陵兰岛人之所以信教，是为了得到挪威王国的保护。没错，挪威王国也确实在1261年同意将格陵兰岛纳入自己的版图，条件是每年至少派遣两艘帆船前来慰问岛民，顺便运送物资。但我更愿意相信，对于这群见识过文明世界的样子，却又不得不搬到这个远离人类的荒岛，过着近乎野兽般生活的人们来说，宗教既是他们和故乡之间唯一的联系，也是他们最好的精神寄托。他们之所以选择皈依基督教，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和故乡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救世主，我们不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孤儿。

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

但是，俗话说得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基督教虽然为这群维京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心灵慰藉和无可替代的凝聚力，却也让他们思想僵化，不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当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选择了听天由命，不思进取，最终在和大自然的搏斗中全军覆没，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南方的维京社会

布拉塔里德农场背后的故事很丰富，但这个遗址其实非常小，两个小时就看完了。剩下的时间干点什么好呢？我决定徒步去7公里之外的居民点塔西奥萨克（Tasiusaq）看一看，那地方现在是个牧羊场，但过去也曾经是维京人的农场。去那里需要翻越好几座山，但坡度很缓，路也很好走，如果当年的维京农民打算去邻居家串个门，估计也得走这条路。

此时雨停了，但乌云仍未散去，山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丝风。北极的天气爱走极端，糟糕的时候狂风暴雪、飞沙走石，好的时候则静如止水、纹丝不动。此地方圆几公里渺无人烟，在今天这个无风的日子里便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了。我一路上走走停停，走的时候脚下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可在我听来居然有些刺耳，因为只要我一停下来，便立刻万籁俱寂，甚至连心跳的声音都能听见。我去过全世界很多荒凉的地方，也曾经在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和乞力马扎罗山等世界著名的徒步地域走过很多天，但没有一个地方像北极这样安静。

耳朵清净了，眼睛却忙碌起来。往远处看，戴着白帽子的雪山一座挨着一座，连绵不绝。往近处看，山坡上长满了各种颜色的荒草，它们喜欢抱团生长，看上去红一块黄一块，就好像在山坡上铺了一层名贵的波斯地毯。爬到山顶，眼前出现了一个用围栏围起来的牧场，一群山羊正在吃草，它们全身静止不动，嘴虽然在动，却不发出一点儿声音，仿佛它们也喜欢安静的生活，不想破坏这难得的寂静。

山羊曾经是维京人最重要的牲畜，但它们毕竟不属于北极。随着第一批维京移民的灭绝，山羊也从格陵兰岛上消失了。20世纪初期有人从法罗群岛运来十一只山羊，一个名叫奥托·弗雷德里克森（Otto Frederiksen）的格陵兰岛人在布拉塔里德农场安了家，成为现代时期此地的第一位牧羊人。在他的带动下，中断了五百多年的畜牧业又重新恢复了，格陵兰岛南部的这片峡湾终于再一次升起了炊烟。正是这些散落在各处的牧羊人组成了格陵兰岛南部的后勤保障系统，使得像我这样的背包客能够顺利地来这里旅游。

7公里的山路两个小时不到就走完了。塔西奥萨克是一个和卡西亚苏克差不多的牧羊人聚居地，几幢彩色的房子零散地分布于峡谷之中，背景是蓝色的峡湾和白色的冰山，风景固然很美，但也有种绝世之感。现代牧民都有四轮驱动的越野吉普车，真要遇到急事倒也不难对付。当年的维京移民可就没那么方便了，好在各个居民点之间隔得不太远，偶尔串个门倒也不是件难事。

据统计，考古学家们已经在东聚落找到了二百五十余处农场遗址，绝大部分可以住人的地方都已经被维京移民开发利用了。西聚落只找到了一百余处农场遗址，但西聚落的面积要小一些，所以各个农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很频繁的。考古研究显示，当时的维京人经常交换物资，住在内陆的人会把打到的驯鹿运往沿海地区，交换后者打到的海豹。这样的物质交换进行得多了很难保证不产生矛盾，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仲裁机构，教会适时地扮演了这样的角色。1126年，挪威王国真的派了一个主教来到格陵兰岛，成为这个殖民地实际上的国王和仲裁者。据说，为了让这位主教满意，各个农场都必须进贡牛肉给他吃。即使如此，格陵兰岛的生活条件也吓跑了很多传教士。格陵兰岛的最后一任主教死于1378年，此后挪威就再也没有派过主教登岛了。

除了担任仲裁者，主教们的存在还保证了挪威王国定期派船过来运送物资。据统计，鼎盛时期格陵兰岛人平均每年可以分到3.5公斤的货物，不过由于格陵兰社会等级森严，大多数货物都被教会和头领拿走了，普通老百姓分到手的货物远小于这个平均值。更糟的是，格陵兰岛的主教们经常占用有限的货仓资源运送宗教器具，比如教堂用的烛台和彩色玻璃之类的玩意儿，真正急需的物品，比如铁制农具和武器等就没地方放了。

根据冰岛传说的记载，格陵兰人至少在岛上修建了十二座教堂，九座已经被考古学家精确定位。其中保存得最完好的要算是赫瓦勒塞（Hvalsey）教堂，至今仍然可以看到高达6米的围墙。同位素测定显示，这座教堂大约建于14世纪，正是小冰期到达顶峰的时候。在缺少建筑材料的格陵兰岛建造这样一座教堂肯定耗费了当地人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来是应该用来对付天灾的。

假如只有天灾也许还好对付，但如果再加上人祸的话那就麻烦大了。种种迹象表明，格陵兰岛维京部落的灭亡和一群北方来的“野蛮人”很有关系，要想了解这段历史，就必须去伊卢利萨特（Ilulissat）走一趟。

伊卢利萨特原名雅各布港，位于迪斯科湾（Disco Bay）的北岸。迪斯科湾位于格陵兰岛西海岸的中间点，是著名的雅各布港冰川的入海口。这地方原本只是一个小渔村，但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伊卢利萨特迅速发展成为格陵兰岛的第三大城市，目前有大约五千名常住居民，绝大部分都是格陵兰岛原住民的后代。

从纳萨尔苏瓦克到伊卢利萨特的直线距离约为1200公里，总的飞行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左右，只是中间需要转一次机而已，但是因为航班延误的原因，我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飞到目的地，机票钱折合成人民币大约9000元，相当昂贵。和我同机的几个当地人上飞机前和前来送行的亲友抱头痛哭，让我有些纳闷，但我后来发现这是格陵兰岛的普遍现象，当地人无论是送机还是接机都表现得格外热情，经常可以在机场看到那种依依不舍甚至痛哭流涕的场面。我猜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地人感情比较丰富，而且敢于表达；另一方面也说明格陵兰岛交通很不发达，出趟远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可能今后很长的时间都很难再碰面了。

出发时的纳萨尔苏瓦克还是深秋的模样，树叶还没有掉光，目的地伊卢利萨特却已是寒冬，雪花漫天飞舞，气温也降到了零度以下。这地方位于北极圈以北250公里的地方，因为紧挨着大海，天气变化多端，很多飞机延误都发生在这里。

伊卢利萨特机场距离市区只有3公里，出租车10分钟就开到了。司机库努（Kuno）是格陵兰岛原住民的后代，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我原来是个木匠，但现在不需要木匠这个工种了，于是我就开起了出租车。”库努对我说，“我小时候在学校学过一些书面英语，但口语主要还是通过看好莱坞电影学会的，美国大片在这儿特别流行。”

“你还会去打猎吗？”我问。

“会啊，不过政府在这方面限制得越来越严了。打猎是我们因纽特人的传统，不能丢。”他说。

此时天已全黑，昏黄的路灯照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让人备感凄凉。突然前方出现了两个黑影，开近一看才发现是一对夫妇手拉着手走在马路中间。妻子手里还拎着一个超市塑料袋，看来是刚刚买完东西正准备回家做饭。库努放慢了车速，远远地跟着他们，似乎没有超车的打算。

“我们这里的人还没有养成给车让道的习惯，特喜欢并排走在路中央。”库努对我说，“还有很多小孩子在马路上玩小冰车，所以我开车特别小心，否则很容易出事。”

我摇下车窗，本想透透气，没想到空气中传来一股很浓的鱼腥味。原来这座小镇紧挨着迪斯科湾，冰川所带来的丰富养分使得港湾内的鱼类资源极为丰富，捕鱼业便成为本地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镇上光是鱼类加工厂至少有两个，所以我在伊卢利萨特的这几天经常能闻到一股鱼腥气。

鱼一多，海狮、海象和鲸之类的捕食者便蜂拥而至，所以迪斯科湾自古以来就是个极佳的猎场。移民至此的维京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好地方，每年冬天都会来此处打猎。他们最想要的是海象的象牙，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切断了欧洲大陆和其他地区的贸易联系，欧洲的王公贵族们买不到真正的象牙了。作为象牙的替代品，海象牙成了格陵兰岛居民唯一可以用来和欧洲大陆交换商品的硬通货。

根据冰岛传说的记载，当年的维京人用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海象牙换回了一大堆欧洲式样的服装，以及欧洲上流社会使用的奢侈品。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跨海贸易完全掌握在主教和酋长的手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殖民者虽然身处异乡，却仍然试图按照欧洲的方式生活，拒绝入乡随俗，拒绝向原住民学习。

当时格陵兰岛上有原住民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他们并不是如今住在岛上的原住民，而是另外一个北极民族。

考古证据显示，格陵兰岛早在四千五百年前就有人居住了。在维京人到来之前，至少有四拨人到过格陵兰岛，建立了四个不同的文明，分别叫作萨克阿克文明（Saqqaq Culture）、独立一期文明（Independence I Culture）、独立二期文明（Independence II Culture）和多赛文明（Dorset Culture）。这些名字都来源于最先发现的遗址的所在地，比如这个“独立”指的是遗址所在的独立峡湾（Independence Fjord）。其中多赛人大约在公元前800年来到格陵兰岛，生活了一千多年之后于300年放弃了这个岛，迁到了别的地方。700年他们又卷土重来，占据了格陵兰岛的西北部，和维京人的聚居地基本上没有重叠。多赛人没有狗，也不会用弓箭，主要靠捕杀海豹为生，他们才是维京猎手在迪斯科湾遇到的第一批原住民。根据冰岛传说记载，多赛人身材高大，但胆子似乎很小，不敢跟维京人正面冲突，很容易被吓跑。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北极原住民均来自亚洲，因为大西洋太宽了，难以穿越，只有白令海峡有可能通过。这些原住民的祖先从中亚地区出发一路向北迁徙，先是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跨过白令海峡到达阿拉斯加，再沿着北美大陆的北端一路向东迁徙，逐渐占领了整个加拿大北部。最终在浮冰的帮助下跨过巴芬湾，登上了格陵兰岛。这段历史绝对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人类征服史，可惜这些原住民没有文字，留下的遗物也太少，很多部落都早已灭绝于北极的冰天雪地之中，他们的故事也被永远地埋在了北极冻土之下，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所有这些格陵兰岛原住民都来自于极北的苦寒之地，所以他们都更习惯于在寒冷的地方生活，格陵兰岛南部太热，反而不习惯了。维京人则正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双方在殖民初期并没有发生冲突，而是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直到对海象的渴望把他们聚在了一起，聚会的地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迪斯科湾。

维京人和原住民之间的第一场较量以维京人大获全胜而告终，但维京人高兴得太早了，又有一支原住民部落悄悄地出现在格陵兰岛的北方。这批新来的人骁勇善战，拥有远比多赛人更加可怕的武器，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因纽特人。

北方的因纽特

要想理解因纽特人的故事，就必须到他们的居住地走一走。我人生地不熟，只能去旅行社订那种由散客拼凑起来的旅行团。可惜，10月初正是格陵兰岛的旅游淡季，伊卢利萨特的旅行社要么歇业，要么大幅度减少了服务内容。我找了半天只订到了三个旅游项目，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第一个项目就是徒步，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白人导游带着十几名散客去市区附近的因纽特人遗址参观。我们这个团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甚至还有几位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旅行者。我这次旅行遇到了不少中国游客，看来格陵兰岛已经被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驴友们发现了。

伊卢利萨特和其他格陵兰城市不一样，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为世界自然遗产了，所以我们出了城之后并没有立刻直接面对荒野，而是来到了一个类似遗址公园的地方，地上铺了条长长的木板路方便游客行走。因为昨天下了一天的雪，公园内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如果没有这条木板路的话我还真不敢随便乱走。

导游一边走一边为大家讲解，重点放在了因纽特人的历史上。因纽特人的祖先原来只是北极原住民中的一个部落，大约在1000年崛起于白令海峡一带。这个部落的成员主要依靠捕食北极鲸为生，而北极鲸比海豹、驯鹿等大多了，可用的部分也更多，所以该部落的人口增长得很快。之前提及，1000年正值地球的暖期，北极海冰大量融化，为这些人驾船追杀北极鲸创造了条件，他们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一路向东迁徙，最终于1200年左右到达了格陵兰岛的西北部。考古学家最早是在格陵兰岛西北角的一个叫图乐（Thule）的地方发现了这些人留下的遗物，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图乐人。

正是在这次大迁徙的过程中，图乐人逐渐取代（消灭）了多赛人，成为北极地区的新主人，今天居住在加拿大、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都是图乐人的后代。美国人曾经把这些人称为爱斯基摩人（Eskimo），这个词的原意是“吃生肉者”，略有贬义，一些住在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不太喜欢这个称呼，所以后来学术界都改用“因纽特”（Inuit）这样一个中性的名词来称呼他们。

“格陵兰岛既没有树也没有煤，缺乏燃料，所以因纽特人只能吃生肉。”导游边走边说，“因纽特人的生活方式是由北极的环境决定的，比如因纽特人穿海豹皮衣服，住在用雪搭成的屋子里，而且一直过着群居的生活。”

说话间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平地，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导游告诉我们，这里是因纽特人的冬季聚居地，他们用雪块搭建伊格鲁（igloo，因纽特人的圆形雪屋）作为自己的家，男人白天去位于迪斯科湾的狩猎场猎杀海豹或海象，打到的猎物大家分享；女人和孩子则在家整理毛皮，用骨针缝制皮衣皮靴，有时也会参与捕猎。因纽特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哪里有食物就去哪里，他们基本上没有私人财产这个概念，婚姻观念也十分淡薄。

因纽特人的这种原始生活状态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初期，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选择了住在加拿大北方的因纽特人为拍摄对象，并用平等的视角展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部片子拍摄于1922年，那时北半球绝大多数原住民早已受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很难拍到原汁原味的人类学纪录片了。即便如此，《北方的纳努克》也用到了很多摆拍的手法，并在一些细节上做了特殊处理，以方便拍摄。比如电影中纳努克一家搭建的伊格鲁就要比真实的伊格鲁稍大一些，否则体积庞大的老式胶片摄影机就放不进去了。

凡是看过那部纪录片的人一定会对伊格鲁那狭小拥挤的内部空间印象深刻，真实的伊格鲁比电影里的还要小，说明因纽特人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空间，睡觉时几乎像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海象那样赤裸着身体挤在一起。这么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保暖，但肯定也有寻求心理慰藉的成分在里面。北极人烟稀少，生存条件艰苦，人与人之间不但要在行动上相互合作，精神上也要互相依靠，多年的极地生活让因纽特人学会了用肉体的亲密接触对抗情感的孤独。

再往前走，眼前出现了一块墓地，但从坟墓上插着的十字架来判断，这显然不是因纽特人的传统墓地。“因纽特人非常迷信，传统墓地一定要离聚居区足够远才行，双方绝对不能相互看见。”导游介绍说，“因纽特人相信万物有灵，人死或者生病是因为灵魂离开了肉体，去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双方是不能直接碰面的。”

传统的因纽特社会里都有巫师，他们称之为“萨满”（shaman），这个词后来特指一切原始宗教的巫师，其词根就来自因纽特语。因纽特人相信萨满是有特异功能的人，只有萨满才可以看到那个灵魂的世界，所以因纽特人一遇到困难就会请萨满来驱魔或者招魂，这个习惯后来被基督教传教士终止了。

“因纽特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很有意思，死去的因纽特男人都是坐着下葬的，脸一定要朝向狩猎场的方向，而且他们的打猎工具也会和死者埋在一起。”导游继续介绍，“后来皈依了基督教的因纽特人遵循新的教规改成了躺着下葬，一些老人不喜欢这种方式，认为这样一来死者始终脸朝天，看不到狩猎场了，恐怕会挨饿。”

从这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因纽特人是多么惧怕饥饿，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食物就是一切，而食物只能来自野生动物，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对野生动物心生怜悯，而是认为动物被人吃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事实上，因纽特人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取代多赛人成为北极之王，原因就在于他们发明了很多高效的打猎技术，比如专门用于捕鲸的鱼叉，以及能够在水中高速前进的皮划艇。皮划艇的英文Kayak就来自因纽特语。因纽特皮划艇是根据猎手的身材专门定制的，用的是能防水的海豹皮，几乎像裤子一样合身，所以因纽特人的皮划艇可以在水中翻转而不会进水，特别适合用来猎杀北极鲸。当年初次见到因纽特人操纵皮划艇的欧洲人对他们的技巧赞叹不已，称他们为“半鱼”。因纽特男人之所以要把皮划艇作为陪葬，也是因为皮划艇几乎相当于猎手的个人衣物，别人没法用。

除了鱼叉和皮划艇之外，因纽特人还发明了狗拉雪橇，以及一种用鲸的骨架制成的乌米亚克（umiaq）。前者让因纽特人能够跟着猎物长距离迁徙，在特定的季节去合适的地方打猎，扩大了他们的捕食范围；后者是一种体积很大的皮艇，通常由妇女和孩子们操纵，很适合运货，是因纽特人最主要的海上运输工具。

“狩猎是因纽特人最重要的文化传承，但丹麦政府管得越来越严了，对于捕鲸和猎杀麝牛制定了严格的配额，因纽特人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益。”导游的说法和那个出租车司机很相似，而我也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反驳方式。毕竟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上千年，凭什么要改变呢？再说北极鲸也不是因为因纽特人的猎杀而濒危的，罪魁祸首是欧洲人，因纽特人似乎没有理由为欧洲人犯下的错误买单。

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行人终于走到了海边。只见迪斯科湾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冰山，最大的冰山看上去至少有几公里长，完全就是一座岛。不过大家都顾不上看冰山，因为最后这段路是没有铺木板的山路，不下雪应该没问题，但下雪之后看不到路面的状况，必须很小心地踩着导游的脚印前进。有的脚印相当深，雪都快没到膝盖了，我的登山鞋里很快就塞满了雪，因为温度太低，一时难以融化，居然有些硌脚。

这次徒步的终点是一处悬崖，三十多米高，悬崖下面是布满了冰山的迪斯科湾。这些冰山挡住了海浪，所以湾内的海水显得十分平静，只是偶有波澜。“这座悬崖以前是因纽特妇女自杀的地方，如果她们饿得受不了了，或者重病缠身，便会来这里一了百了。”导游介绍说，“更多的时候，这里是因纽特妇女弃婴的地方，如果打猎进行得不顺利，没有打到足够多的猎物，她们便会把刚出生的婴儿或者身体较弱的孩子从这里扔下去淹死，用这个办法来控制人口，好让剩下的人更好地活下去。有时男人也会自杀，不过他们通常会选择在身上绑块石头然后驾船出海淹死。”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导游和司机的想法错在哪里了。因纽特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只要他们不再同时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就行。因纽特人的祖先之所以能够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了上千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捕猎技术还很原始，在和猎物的生存竞争中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有时猎物也会暂时获胜，那时猎手们便只能用杀婴或者自杀这种残忍的方式渡过难关，以此来维持他们和猎物之间的生态平衡。现代科技改变了双方的关系，猎物和猎手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其结果就是人口暴涨。1838年整个格陵兰岛只有0.8万名常住居民，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6万。如果不加控制的话，未来的格陵兰岛居民无论是捕猎的能力还是人口的增长速度都将远远超过他们所居住的这个生态微环境的承受能力，如果他们依然按照过去的态度去对待野生动物的话，后者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容易被灭绝。

换句话说，如果因纽特人想要加入人类这个大家庭，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回城的路上又一次经过那个墓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丹麦人和维京人同样来自欧洲，甚至拥有共同的祖先，但前者很轻易地征服了因纽特人，甚至说服对方改变了信仰，后者却惨败给了对手呢？这个问题导游也回答不上来，需要从历史书中去寻找。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在他的名著《崩溃》（Collapse）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讲述了这段历史，着重分析了维京社会崩溃的原因。在他看来，第一批登上格陵兰岛的维京人犯了守旧和自大这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方面他们墨守成规，把欧洲大陆的生活方式照搬到了格陵兰岛，没有积极地去适应格陵兰岛的特殊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又拒绝向原住民学习，虽然后者远比他们有经验。

不过，如果我们再深究下去的话，不难看出维京人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刚上岛的时候正值地球的暖期，格陵兰岛南部的自然条件和欧洲相差不大，应付起来并不困难。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从1300年开始地球进入了小冰期，野生动植物数量骤降，他们根本来不及适应就饿死了。

至于第二条，维京人遇到的第一批原住民是多赛人，维京人毫不费力地就把对方赶出了狩猎场，所以维京人放松了警惕，以为原住民都好欺负。没想到第二批上岛的因纽特人远比多赛人彪悍，人数也更多，维京人没有防备，吃了大亏。

可是，维京人毕竟来自欧洲，整体的文明程度要比因纽特人“先进”很多，即使人数处于劣势也不至于败给对方啊！熟悉历史的人肯定都听说过西班牙殖民者以少胜多征服南美两大帝国的故事，为什么西班牙人就能打赢呢？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西班牙人的武器比对方先进太多了，他们带去的枪炮和战马对于南美原住民来说具有极强的威慑力，后者完全不是敌手。相比之下，维京人没有枪，甚至连刀剑都严重匮乏（因为缺铁），在战斗力上只比因纽特人强那么一点点，不足以弥补人数上的劣势。其次，西班牙远征军的背后有王室的支持，维京人却只能单打独斗，没有后援。再次，西班牙人是有备而来，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而维京人极度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是按照本能在行事。想象一下，在一个生存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里，如果你在野外突然遇到一群不知底细的陌生人，甚至连长相都和你不一样，你会如何反应呢？答案很明显：如果对方比你弱，那就杀了他们；如果对方比你强，那就赶紧跑。这才是人类的本能，我们的祖先一直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在格陵兰岛的案例中，有证据显示因纽特人大约在1300年到达了迪斯科湾，和正在那里打猎的维京人发生了正面接触。此后双方共享格陵兰岛长达二百五十年，但在维京人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提到对方的地方只有两三处，而且直接称对方是“坏蛋”，这说明双方肯定发生过多起暴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维京人是不太可能从对方身上学习什么生存技巧的，反之亦然。

另一个例子是维京人在北美洲的经历。维京人早在1000年左右就发现并登上了北美大陆，那里不但有格陵兰岛急缺的木材，而且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维京人很迫切地想在那里开辟新的殖民地。结果怎样呢？根据维京人留下的历史文献记载，他们在新大陆过的第一个冬天就遇上了九个印第安人，他们杀死了其中的八个，逃跑的那个人搬来大批救兵，把他们赶走了。此后虽然维京人曾经多次尝试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但都因为敌不过当地原住民而作罢。

俗话说，幸运女神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维京人照理说可比哥伦布幸运多了，早其五百年就发现了新大陆。可他们没有做好准备，只能放弃了殖民的企图，眼睁睁看着西班牙人捡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块金子。

合上这本书，我走出房门，一个人徒步至郊外，那里有个被废弃的发电厂，电厂紧挨着一座小山，山顶有个瞭望台，正好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冰山。此时已是傍晚，雪虽然早已停了，但天空依然乌云密布。在昏暗的天空笼罩下，迪斯科湾就像是一幅水墨画，朦朦胧胧的，只看得出黑白两种颜色。白色的是铺满白雪的冰山，上面点缀着黑色的海鸟；黑色的是海水，上面点缀着白色的碎冰。那天晚上风很小，但迪斯科湾却并不寂静，不时地传来隆隆巨响，原来那是冰山崩解后掉下的冰块所发出的声音，乍一听很像是鞭炮爆炸的声音。我想起小时候曾经因为和家人赌气，一个人在大年三十的夜晚爬上北京的西山，在山上回望午夜的北京城。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孤独的夜晚，我站在高山上冷眼旁观别人的春节，鞭炮声越响，孤独感就越强烈。

可不知为什么，今天的我却迷上了这种孤独的感觉，一个人在山上坐了很久。很多人都说极夜见不到太阳会让人抑郁，我却觉得极夜让人抑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缺乏阳光，而是因为缺乏外界信息刺激导致的心智枯竭。人不是动物，人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还需要思考。思考需要有外界的信息刺激，但极夜期间的北极缺乏这种刺激，不利于思考。因纽特人的解决办法就是全家人挤在一起，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对抗极夜的无聊。旅行中的我没这个条件，只能靠读书。这趟旅行我有大把的时间独处，正好借机看完了好几本书，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越来越觉得，知识是审美的前提条件。比如眼前这个布满冰山的海湾其实不适合人类居住，如果把我单独扔在这里，我肯定活不下去，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地方很美呢？原因就在于我有知识，我知道这些冰川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意义，所以我才会觉得它们是美的，而不是令人恐惧的。

正当我沉浸在思绪之中时，突然眼前一亮，云层中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把眼前的黑白世界染成了一片金黄。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的景象，即将落山的太阳仿佛正努力地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告诉众人，它马上就要落下山去了，而且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再也升不起来了。

维京人肯定看到过眼前这个美如幻境的景象，可惜他们没能理解太阳想要传递的信息。考古证据显示，小冰期在15世纪初期达到顶峰，维京人在格陵兰岛中部建立的西聚落于1350年左右被遗弃，他们在南部建立的东聚落则在1450年左右被遗弃，格陵兰岛的维京文明就此彻底崩溃了。没有证据显示维京人留下了基因，这群勇敢的人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了几段关于他们的传奇故事。

北极的天虽然黑得早，但黑得很慢。雪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地下了起来，风也越刮越大。我一个人在风雪中回到旅馆，不禁又想起了维京人的遭遇。历史书上说，维京人在格陵兰岛的人口总数从来没有超过五千人，如果按照维京人的技术水平来计算的话，这也是东、西两个聚落所能维持的人口上限。对于格陵兰岛这个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岛屿来说，区区五千人简直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稍不小心就会沉没。从这个角度讲，这群来自欧洲大陆的新移民居然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将近五百年，简直是一个奇迹。要知道，第一批英法殖民者登上北美大陆后的第一年就因饥饿和疾病等原因死了一半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维京人灭绝后，因纽特人独占了格陵兰岛，虽然小冰期同样饿死了不少因纽特人，但他们顽强地活了下来，苦熬了二百多年后终于渡过了难关。但是，还没等他们喘过气来，又有一批金发碧眼的欧洲人驾船来到了格陵兰岛，但这一次是欧洲人赢了。

徒步冰川

大多数国家的首都都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不例外。这是格陵兰岛最大的城市，现有常住人口1.65万，约等于全国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通常情况下，游客去一个新的国家旅游都要先飞到首都，再转往各个旅游景点，但努克没有大型机场，外国游客通常都是先从哥本哈根直飞康格鲁斯瓦格，然后立即转机飞往各个旅游目的地，作为首府的努克反而没有多少游客。我因为从冰岛转机才有幸访问了努克，这个曾经的维京西聚落要比位于纳萨尔苏瓦克的东聚落繁华太多了，市中心甚至有好几路公共汽车在同时运营。不过，对于游客来说努克乏善可陈，只有老码头周边可以逛一逛，那里有个维京博物馆值得一看，博物馆对面还有个教堂可以顺道参观一下。教堂的后面有座小山包，山顶立着一尊雕像，主人公身穿主教长袍，右手持棍，左手拿着一本《圣经》，显然是位传教士。果然，雕像的基座上刻着他的名字Hans Egede，原来这就是被视为开创了格陵兰岛新时代的挪威传教士汉斯·艾格德。

艾格德于1686年出生于挪威，长大后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获得了神学学位。当时的挪威已经和丹麦合并，成为一个政治联合体，但丹麦的综合实力要比挪威强很多，俨然成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老大哥和代言人。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大西洋成了地球上最热闹的海域。16世纪后期，英国探险家重新“发现”了格陵兰岛，挪威和丹麦随即派出联合探险船前往格陵兰岛寻找失联已久的维京部落，但他们被“东西聚落”的名字所误导，一直在格陵兰岛的东海岸徘徊，当然什么也找不到。艾格德听说了这个故事后，认定这批维京殖民者要么都死了，要么被异教徒征服，背叛了基督教。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艾格德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他们的踪迹，把基督教重新引入格陵兰岛。

在丹麦国王的资助下，艾格德率领一支船队从挪威出发，于1721年登上了格陵兰岛。这一次他来到了格陵兰岛的西海岸，终于发现了维京人留下的遗物。但他经过仔细寻找后仍然没有找到一名活着的维京人，于是他认定维京人已经全部死亡了。考虑再三，艾格德决定继续留在岛上向因纽特人传教，为此他学会了因纽特语，甚至为了照顾对方的生活习性而修改了祈祷词，把“面包”改成了“海豹”。艾格德的坚持收到了成效，如今绝大多数格陵兰岛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周日上午的努克教堂挤满了做礼拜的基督徒，其中不乏年青一代。因为艾格德的成功，1721年被认为是格陵兰岛正式成为丹麦殖民地的元年。格陵兰岛曾经的主人挪威多次向丹麦抗议，但无奈当时的挪威实力太弱，抗议无效。

在新一批传教士上岛之前，岛上的因纽特人被地理隔阂分割成了一个个单独的部落，完全就是一盘散沙，直到他们和欧洲人接触之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单独的民族，拥有独特而又统一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但是，传教士们也改变了因纽特人的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他们以前习惯群居，一群人住在一间长屋里，大家合作打猎，分享食物、工具甚至配偶。传教士们认为这种生活方式不符合宗教道德，强迫当地人回到了一户人家一间房的状态。

丹麦人虽然控制了格陵兰岛的贸易和外交，但20世纪初的丹麦只能算是个欧洲小国，自身没有太多实力发展格陵兰岛的经济，所以因纽特人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绝大多数人依然处于很原始的游牧状态，不少人甚至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丹麦之外还有其他国家。

“二战”的爆发改变了这一切。1940年，希特勒出兵占领了丹麦，格陵兰岛成了实际上的无主之地，谁都想趁机将其据为己有。当年的螺旋桨式飞机航程有限，格陵兰岛介于美洲和欧洲之间，正好可以作为跨洋飞机的中转站，战略位置相当重要。最终还是强大的美国捷足先登，派代表和丹麦驻美代表以及格陵兰岛原住民代表一起组成了格陵兰岛委员会，共同管理格陵兰岛。通过这个方式，美国成了格陵兰岛的实际监护人，接管了格陵兰岛的外交、后勤和防务等所有事宜，条件是允许美军在岛上修建机场和通信设施，但这样一来格陵兰岛也就没法再保持中立了，于1941年对德宣战，正式加入了反纳粹阵营。

美军最先建设的机场位于纳萨尔苏瓦克，如今已被用于民航，成为格陵兰岛南部地区的交通枢纽。美军所修的另一个重要机场位于格陵兰岛中部的康格鲁斯瓦格，该机场后来成为格陵兰岛最大的国际航空港，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起降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机场。我这次的回程航班从这个机场起飞，所以我的格陵兰岛之行的最后两天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康格鲁斯瓦格是一个典型的人造城市，全市只有五百个常住居民，几乎全部都是为这个机场服务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机场，就是因为这地方距离海岸线有180公里，不受海洋气流的影响，天气状况特别稳定。据说这座机场平均每年只有两天的天气不利于飞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机场之一。

绝大部分来康格鲁斯瓦格的游客都不会出机场，而是直接转机去其他旅游景点了。其实康格鲁斯瓦格位于格陵兰岛内陆很深的地方，接近冰盖的边缘，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看点也很多，值得多待几天。我到达的当天就在机场内的“北极圈”旅行社柜台订了第二天的冰川徒步项目，没想到那次徒步会成为我此次格陵兰岛之旅最难忘的一天。

第二天下午1点，一辆大巴车准时出现在旅馆门口，车里坐着十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一问才知他们是某个欧盟环保项目的参与者，这次是来格陵兰岛做田野调查的。不得不说，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之所以普遍成熟得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小就有很多机会去世界各地旅行，阅历比中国大学生丰富得多，看问题的视角也会因此而更加全面。我一直相信偏见源于无知，一个人只有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少一些偏见。

我们的司机兼导游是个丹麦人，全程用双语解说，但说英语的时间要比说丹麦语的时间短很多，明显是在偷懒。好在车上的这批大学生性格活泼，个个能说会道，一路上嬉笑打闹，气氛活跃，没人真的在意导游说了些什么。

车子驶出机场后，沿着一条柏油马路一路向东驶去。这样的场景在格陵兰岛太少见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格陵兰城市都没有郊区公路，出了城就只能步行。多亏当年美军工程兵修了这条路，我们这些游客才能从康格鲁斯瓦格市区一路坐车到达罗素冰川（Russell Glacier）的脚下。这条路全长只有35公里，但已经是整个格陵兰岛最长的公路了。

出城不久，路边便出现了一大块平地，虽然上面盖着薄薄的一层积雪，掩盖了原有的痕迹，但十八面还没来得及拔掉的小黄旗还是泄露了这块地的真实身份，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岱北极沙漠高尔夫球俱乐部”（Sondie Arctic Desert Golf Club），这座球场位于北极圈以北80公里处，是全世界纬度最高的18洞高尔夫球场。这座球场同样是美军工程兵的“杰作”，美国人不但为格陵兰岛修建了机场和公路，还把美式快餐、高尔夫球和好莱坞电影等美国文化也传了进来。要知道，由于丹麦政府的刻意保护，此前的格陵兰岛一直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半开化”的因纽特人从来没见过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新鲜玩意儿，很快就被美式文化俘虏了，其影响至今仍然能够感觉得到。

又开了一阵，路边居然出现了一堆飞机残骸。大家下车一看，居然还真是一架坠毁的美军战斗机，除了发动机之外其余部分都在。导游介绍说，这是1968年发生的一次飞机事故留下的残骸，当时康格鲁斯瓦格机场突然停电，导致这架飞机无法安全降落，飞行员只好跳伞逃生，这架飞机便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我这次旅行看到了很多老古董，全都像这样暴露在野外任凭游人参观。北极这地方天寒地冻，地广人稀，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历史冰箱，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

35公里的路，走走停停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条路真的是突然中断的，前面一座小山包挡住去路。“翻过去就是冰川了，我给大家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记得准时回来。”导游停下车，只说了这一句话，便躲到一旁抽烟去了。

大学生们就像听到了下课铃声一样，立刻冲下车朝山顶跑去。我跟在大家后面翻过这座小山，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原，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除了雪什么都看不到，就连撒哈拉沙漠都没有这里那么单调。常听人说格陵兰岛蕴藏的冰如果全部融化了海平面将上升7米，以前没有感官认识，总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终于打心眼里相信了。

在雪地上行走总感觉心里不踏实，所以我一开始只敢踩着别人的脚印，沿着冰川的边缘往前走，我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开始向冰川的深处走去。越往前走雪越深，有些地方都快没到膝盖了。就这样慢慢走了二十多分钟，我离开大部队越来越远，终于一个人也看不到，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了。我停下脚步，躺在了雪地上，让自己的身体和格陵兰的雪来一次最亲密的接触。此时大约是下午3点，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气温虽然已是零下，但强烈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感觉并不怎么冷。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雪里，闭上眼睛，任凭思绪飞向天空，回望雪地上的我，渺小而又孤独。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说笑声由远及近，我爬起身，发现几个大学生正朝我这边走来。我决定再往前走走，争取爬上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来个登高远眺。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脚下有些发空，每走一步都会传来一阵冰层颤动的声音，很像走在一架钢丝床上。我突然感到一丝恐惧，不由得想起上一次在冰川上行走的经历。那是在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当背包客，在阿根廷南部的莫雷诺冰川也参加过一次这样的徒步旅行团，不过那个团的导游非常专业，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双冰抓（crampon）套在鞋上，又嘱咐大家一定跟在他后面，不要轻易离队，否则很容易掉进冰缝。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不冒险了，便转过身子，顺着原路慢慢往回走。就在我即将翻过那座小山包回到公路上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尖利的呼喊声，我仔细一听，意识到喊的是“救命”。我回头一看，发现一个女学生正在一边往回跑一边拼命地呼喊。我立刻跑回去询问，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有两个同学掉进冰窟窿了，快去喊导游来救人，否则他们就要死了！”

我惊出一身冷汗，立刻决定让她去喊救兵，自己跑回去救人。因为雪很深，跑起来相当困难，我花了一刻钟才跑到出事地点，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商量如何把人运回去。我仔细一看，发现一位来自土耳其的男大学生正躺在地上，身上盖着好几层羽绒服，但仍在不住地发抖，明显身体严重失温。一位来自丹麦的女生也在旁边瑟瑟发抖，她的两个同学一边一个紧紧地抱着她，正在柔声安慰。

人群中有一位东方面孔也在和大家一起讨论，后来才知他叫洪伟力，是一位来自上海的资深驴友，全程参与了救人过程。原来，他和一群来自上海的驴友参加了另一个旅行团，那天正好也来罗素冰川徒步。那个团的导游名叫吉姆，是个相当资深的户外导游，完全像我在阿根廷参加的那个团的导游那样领着大家往前走。他们上午就出发了，所以刚才已经在准备收拾东西离开冰川回城去了。就在此时他们听到了喊救命的声音，吉姆的反应极为专业，他没有跑向出事地点，而是立刻奔回营地去取绳索，然后迅速做了一个活套，再在绳子上每隔1米的地方打一个死结，方便使力。然后吉姆把绳子扔进冰缝，让里面的人套在自己身上，由他指挥一群小伙子用力向外拉，终于把掉进冰缝的两个大学生拉了出来，前后过程不超过一刻钟。

“如果我们早走10分钟，这俩人就没救了。”洪伟力对我说，“根据绳子的长度判断，他们掉下去的地方距离洞口至少有6米深，不但自己爬不出来，而且洞里温度极低，再多耽搁一会儿就会被冻僵了。”

我走到洞口旁，大着胆子向里张望，里面黑咕隆咚的，深不见底。那个来自丹麦的女学生后来告诉我，当时她和小伙伴们正在往一个小山包上爬，突然脚下一松，她和那位土耳其同学便掉下去了，幸亏中途踩到了一处凸起，这才终于止住了下跌的势头。她往下一看，发现下面深不见底，如果没有这个凸起的话他俩早就摔死了。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洞就位于我刚才打算爬上去的那个小山包的下方，多亏我以前曾经在阿根廷玩过冰川徒步，知道冰川的厉害，否则掉下去的很可能就是我。

事情还没有完，那位土耳其学生似乎冷得厉害，而且据他自述，他在跌落的过程中伤到了腰，完全站不起来了，必须尽快把他抬到公路上，然后用直升机把他送去医院。导游吉姆已经打了求救电话，此时已经跑回公路准备接机了。一位来自挪威的小伙子主动担当起了搬运总指挥的任务，在他的指挥下，我们轮流抬着担架，终于把他抬出了冰川。这是我第一次亲手抬担架，以前曾经在采访四川地震时看到过消防员抬担架，没觉得怎样，可我一上手才知道，抬担架可是个苦差事，不但相当费力，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技巧才能保证病人始终平躺，不至于因为颠簸而出现意外。尤其是上下山的时候，处于低位的那两个人需要将担架抬过头顶，即使是棒小伙子也坚持不了多久。挪威小伙子指挥大家走“之”字，频繁地调换头尾，这才顺利完成了任务。

整个救援过程中，我们团的那个丹麦导游始终没有露面。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没有事先叮嘱大家小心一点，他辩解说这个冰川一直很安全，他已经带过上千个团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冰缝是冰融化后产生的水冲出来的，通常只有夏天才有，一到冬天水就冻住了，冰缝也就被堵上了。今年天气有点反常，还没等冰缝全冻上就开始下雪，把冰缝盖住了。”他这样解释。

等我们回到公路上，却发现直升机还没有来。一问才知，康格鲁斯瓦格机场只有一架备用直升机，但飞了一半才发现体积太小，根本装不下一副担架，只得中途返航，再从其他机场调来一架大号的直升机。

此时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晚霞映红了半边天空。虽然风景好看，但气温骤降，好在车里有空调，倒也不怎么冷，那两位刚刚在地狱门口走了一圈的年轻人病情似乎加重了，一直在不停地喊冷，喂他们喝了几杯热水都没缓过来，这下我们也没招了，只能耐心等待。

两个小时后直升机终于出现了，导游吉姆熟练地指挥直升机降在一块平地上，我和另外几个男人合力把两位病人抬上飞机，大家终于舒了口气，开始往回开。此时天色已然全黑，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一车人也都沉默不语，大家似乎还没完全缓过神来，都在默默地回味刚才那惊险的一幕。我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重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一次慨叹那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太幸运了，如果他们晚掉进去15分钟的话必死无疑。

我再一次想到，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经验和胆怯而选择后退的话，掉进去的人很可能就是我！想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心想户外旅行真是一件相当危险的工作，而且越是好看的风景，危险系数就越高，说不定哪天我也会遇到这样的危险，而且没有他俩的好运气。

“不行！地球上还有那么多美景没有看过，我怎么好意思死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但我今后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强健体魄，多读书，增加户外经验，以便更好地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这才是正道。”

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快看北极光！”我摘下耳机侧过头往窗外看去，果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一条明亮的光带，蜿蜒曲折，宛如一条银河横跨夜空。我以前看过好几次北极光，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但那天的北极光很不一样，绝对是我这辈子看到过的最明亮的一次，仿佛是老天爷为了补偿我们，特意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极光秀。

车里立刻热闹了起来，大学生们毕竟年轻，似乎已经忘掉了刚才的事故，又开始嬉笑打闹起来。我默默地重新戴上耳机，转头盯着窗外，此时耳机里适时地传来一首很久没听的老歌《召唤》，只听朴树用他那标志性的嗓音轻柔地唱道：

是夜吗

是远方

是那阵忧愁我的晚风

在那往事翻动的夜

在儿时没能数清的星斗下

我知道她来了

像风一样

那些旧时光

那些爱情

那些渐渐老去的朋友

在远方

寻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