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的“搅局者”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因为我们有了千年罕见之变局，力图以最短的时间浓缩西方200多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的分水岭和节点才变得频繁起来。经历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站上新的历史起点。

一方面，中国的民营经济焕然一新。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经受市场的锤炼。民营企业竞相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和管理人才，并培育了广阔的海内外市场，这为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挑战依然存在。无论是从外部环境看，还是从自身能力看，都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继续支付巨额成本。

宏观上，中国的经济运行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增长数字，也蕴藏着风险、透支着增速，就像一辆走在快车道上的列车，尽管跑起来风驰电掣，一旦出现路障，来不及刹车，后果必然不容乐观。

微观上，民营企业自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借助廉价劳动力、制度成本骤然降低等后发优势，中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个追兵四起的世界，不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也不止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印度、越南等国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相反，就中国而言，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正在急剧攀升，民营经济原有的价格优势正在萎缩。同时，技术软肋仍然存在，跟在西方高新技术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并未彻底改观。许多民营企业缺乏品牌竞争力，产品附加值低。作为民营企业最有价值的核心要素——企业家群体也参差不齐，野蛮生长与文明生长并存，总体素质尚需提高。

实践表明，中国的经济运行周期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量货币流出，促使投资上扬，经济迅速反弹，但同时也会出现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为避免经济过热带来的后遗症，不得不紧缩流动性，但如果抑制力度过大，又会导致经济下滑。这就是所谓“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困局与顽症。而早已被经济学界赋予重任的消费拉动，总有“瘸腿”之嫌。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用尽美妙的语言憧憬中国市场的未来蓝图，但很多时候更像是画饼充饥，似乎无论哪种疗法，都很难刺激中国的消费神经。即使2015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首次超越投资成为拉动GDP的“第一马车”，也依然要看到消费的拉动作用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无论其规模，还是结构层次。

这就是失衡！而最大的失衡，还是体制失衡。民营经济遭遇的体制困惑，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不可否认，由顶层主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制度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人力、物力等资源被全方位调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过，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某些改革是主动为之，某些改革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个领域问题多，过不去了，就在哪个领域操刀下手；哪个领域的骨头太难啃，有诸多既得利益者挡路，改革也可能暂时搁置。如同吃苹果，吃掉最容易吃到的那部分，剩下的部分越来越不容易吃到，便会出现改革热情递减甚至出现“改革疲劳症”。在产业空间以及融资政策等方面，民营经济的待遇仍然不尽理想。

目前，中国已面临“快”增长阶段的终结。将近40年高速增长的惊人变化，为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受制于“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作用、受制于粗放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受制于世界经济环境趋紧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增速必然逐渐为次高速、准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阶段所接续。2016年元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核算数据，2015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6708亿元，比上年增长6.9%，为1990年以来首次破“7”。继“十二五”规划确定经济增长率为7%后，“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还将进一步降低，表明经济下行已作为一种“趋势性放缓”，迫切要求各级政府尽早摆脱GDP增长以“快”为上的惯性思维，确立“去高增长”意识，破除“快速依赖症”和“速度情结”，特别是要慎用政府投资杠杆。在这方面，新一届中央政府已表现出足够明智的坚定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坚持简政放权、致力于激活民间资本。仅中央和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到一年，就取消了347项。2014年全年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达246项，使原定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项目的目标提前两年实现。2015年又有大幅度取消与下放。这就是市场经济精神，也是市场经济的光明正道！循此前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黑色GDP”的终结、“血色GDP”的终结、“有毒GDP”的终结、“水分GDP”的终结，GDP将回归正常，取而代之的不外乎为“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或者“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样一种转型，一方面将为民间资本释放巨大的能量；另一方面也会强化民营企业发展的“健康”意识，管束好自己的投资行为。

我们必须警醒，靠“烧钱”支撑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放宽了金融闸门，大量货币一涌而出，低迷的经济被强行拉起。这对避免经济滑坡乃至雪崩有一定的作用。不过，被信贷和投资托起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暖。它在不经意间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经济学原理课，更多的人从中得以明白：一个国家的持久平稳发展，不仅要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找到均衡点，而且即使是投资拉动，也必须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社会投资）中找到均衡点。如果说“稳增长”将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取向，那么，“稳增长”必须“稳投资”，则历史地决定了民间投资的重大使命。而且，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一些“僵尸企业”的出清，更为民间资本精准投资、精准供给创造了机遇，当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历史很奇妙，总是在欲扬先抑中行进，尤其是当新事物以试探性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时，总要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好在民营企业生就一副竞争品格，是旧体制当然的“搅局者”。马云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他多次称自己“很好奇”、是个“搅局者”。而且，他也有这样的底气。2013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期间，支付宝交易额超过350亿元，相当于中国日均社会零售总额的一半，展现了网购的创造力以及未来打压物价和房价的可能性，是“数字化中国”的潜力井喷；阿里巴巴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达1200万人，其中淘宝网吸纳900万卖家开店，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0多万个。2014年，天猫淘定“双十一”成交金额高达571亿元，其中无线（移动端）交易额达到243亿元，物流订单2.78亿，总共有217个国家和地区被点亮。2015年“双十一”进一步拉动全球购物狂欢，天猫成交额12分钟破百亿，半小时200亿元，比上年快了一倍多，全天冲上912.17亿元，其中无线交易额为626.42亿元。这样的创业奇迹岂是一般国有企业能够企及的？岂是传统落后的旧体制能够想象的？放开去看，这不只是呐喊出促进金融改革的豪言壮语，更是表达了民营企业的时代使命或特征，即旧体制的“搅局者”角色。将旧体制格局（包括各种束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落后僵化制度安排）搅动掉，这是当今中国顶层意志与民心民意的最大结合点，必然为历史进一步肯定民营经济提供浓墨重彩。

2012年，全国工商联将“两个健康”（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确立为工作主题，含义深远。毫无疑问，民营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厢情愿是做不成的。它需要整个环境的健康，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而推动全社会的整体转型。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政府职能转变、法制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国民素质提高等方面实现同步优化、系统优化。比如，执政党在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的彻底性，以及在创建“法治中国”和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方面的彻底性，都将决定我国民营经济能否真正实现健康发展。而这，一定考验着我们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