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经济36条”的口子有多大？

任何财富游戏，都是有底线和边界的。

随着生长空间日渐开阔和明朗，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有了容身之地。不过，几乎所有人也对政策保持着足够的清醒。“非公经济36条”的口子在政策上已然打开，并不意味着即刻就能到达淋漓尽致的地步。民营经济虽然在政策上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一旦触摸到现实的土壤，垄断又会重新作祟。试看民营企业的三大遭遇。

一是“玻璃门”高筑，使热火朝天的民间资本吃闭门羹。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准确描述过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限制颇多，主要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上进不去的，一进去就碰壁。”2006年，根据“权威部门”发布，“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7大行业，国有经济要“绝对控制”；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国有经济要保持“较强控制”。这说明，民营企业需要保持足够的理性和自知之明，并不是所有行业和领域都会真的“张开大门欢迎你。”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间资本在许多领域的比重逐渐增加，但这种增速是缓慢的。据《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民营经济发展数据》显示，民间投资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中占13.6%，在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中占11.8%，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占7.8%，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中占5.9%，在教育中占12.3%。

政策上给笑脸，但最终要转化为约定俗成的产业布局，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就曾批评指出，“铁路等行业是说向民资开放，但他们只需要民资的钱，而不让民资有任何管理权，当然受到冷遇。”民间资本在医疗市场步履维艰，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原理》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学的大厦看上去已经相当完美了，未来两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学科是环境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公立医院资源匮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但在市场门槛打开的医疗领域，民间资本却寥寥无几，导致公立医院独木撑天供不应求。因此，无论从哪个侧面看，中国医疗市场折射出来的光线都令民间资本着迷。医疗卫生需求呈直线上涨，平均医疗费用“扶摇直上九万里”，这几乎是一个遍地黄金的领域。但是，民间资本按文件所说似乎市场准入门槛不高，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却始终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医疗服务特殊，不可大意，而民间资本素来被看做是“利欲熏心”，必须小心翼翼，断不敢让其一拥而入。

中国的医疗机构还有“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之分。政策对“非营利性”鼓掌欢迎，如果明目张胆给自己贴上“营利”的标签，对不起，就要课以税赋，如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多重税赋占去民营医疗机构的大部分利润，很难维持。如果向公立医院靠拢，声称是“非营利”，虽然可以得到免税的好处，却也不得不为“非营利”付出代价，接受政府指导价，收益大大降低。深不见底的医疗市场，足够折磨民营企业！结果，由于信息不对称、产品与服务的特殊性以及消费者“最贵才是最好”的心态，导致民营企业在医疗市场中被不断边缘化。

正是由于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时，遭遇了种种制度束缚、消费者刻板心理、环境歧视等问题，导致有劲使不上，医疗市场仍是公立医院一家独大的卖方市场。

二是险象环生，民间资本难有招架之功，最终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比如石油、航空等领域，都先后出现了民间资本大撤退的现象。

2006年12月底，民营企业期待已久的国内原油、成品油批发经营权终于开放。不过，这种开放是有条件的，要申请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的民营企业必须拥有“全资或50%以上（不含50%）控股、拥有1万立方米以上成品油油库的法律证明文件”。如此高的门槛，非但没有帮助民间资本在石油行业跑马圈地，反而成为洗牌加速器。有些找不到门路的民营油企，要么破产，要么寻求强大的外资庇护……比如中国最大的私营润滑油制造商统一石化公司，2006年9月22日将75%的股份卖给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公司，其理由是，“在润滑油行业里，如果没有强大的资源背景很难发展。嘉士多这样的全球品牌都不能支撑，何况我们这样的本地品牌。”

2005年曾被形象地称为“民营航空元年”，借着民航总局开放市场准入的东风，一批民营航空公司相继出现。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前，他们还斗志昂扬，大有领跑者风范的话，那么，此后他们的理想之光便被现实打击得遍体鳞伤……鹰联航空将20%的股权出售、奥凯航空出现“停飞门”事件、春秋航空零会费出借飞行员、东星航空破产……其实，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民营航空公司，一进入航空领域便遭遇到重重困境，比如售票弱势、飞行员匮乏、难以申请的航线、垄断造成的刚性成本难以下降等。

成长初期的良好愿望纷纷落空，又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影响需求萎缩，多家民营航空公司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承受着比国有航空公司更大的压力。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各种利空因素集中显现，经营环境骤然变坏，民营航空公司原有的融资和上市计划也被打乱，从几年前的“香饽饽”沦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资产”。

三是遭遇反扑，被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强做大”之类逮个正着。比如钢铁、煤炭等行业，推行了一定的市场化改革，使大量民间资本获准进入，拥有一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不久就再度遭遇排挤和边缘化。

为紧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一揽子财政刺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上现行金融体制的倾向性，都有意无意地导致钢铁、煤炭等领域出现国有资本强势扩张。客观地说，4万亿所产生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并不是很大，因为它多投向基础设施，而涉及这些领域的民间资本原本就寥寥可数。关键是其社会影响与长远影响不好，掩护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倾向，使民间资本进入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包括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轻工、石化、有色金属、物流在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则凸显了政策天平的倾斜，一些国有企业甚至被“指名道姓”地列入规划，例如船舶行业重点发展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两个龙头行业，汽车产业重点支持“三大”（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和“三小”（北京吉普、天汽、广州三个小型轿车基地），钢铁业“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更是明显表现出民间资本无用武之地。

2009年3月1日，宝钢集团与杭钢集团签署重组协议，宁钢56.15%的股权被收购，三大民营股东张志祥、郭广昌和刘永好都离开了这场资本游戏。这还不算钢铁业最大的新闻。在业界最为轰动的是，国企山东钢铁集团与民企日照钢铁集团签订重组协议。尽管一手创建日照钢铁的杜双华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毫无怨言和坦然，要服从山东省和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局，称这样的结果对日钢也是一条好出路，但社会舆论仍普遍认为，这个曾经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捐款1.4亿元人民币的抗震救灾英雄，并在当年以350亿元人民币身价排在胡润富豪榜第二位的民营企业家，堪称2009年钢铁业最大的悲情人物。

有人说，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样实在。民间资本希冀在更加可心的宽松环境中看到曙光。然而，“非公经济36条”的政策口子，并不能避免民间资本在竞争和生存能力上遭遇致命打击。一些民营企业再也撑不下去了，干脆退出其冒险闯入的行业，因为很难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此类阴影的笼罩，恐怕要假借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才能散去，以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度提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连刘永好这样比较强势的民营企业家也仍然觉得心有余悸。

时也，运也，命也，还是三者兼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