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德之“德”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周勇1 王佳文2

（1．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2．湖南文理学院物电学院，湖南常德415000）

城市化、城镇化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实践中国梦的具体体现。但是，当下中国的城市，缺少的并不是高楼华屋与车流人流，而是物质繁华背后的城市精神，是足以辨识一个城市的性格和灵魂。这种性格与灵魂必须扎根在这座城市悠远的历史传统之中，也必须传承在当下生活于这座城市的民众的精神世界里。只有这样，这座城市才算是生机盎然地活着。本此认识，我对寓居其间的常德城便自然有了一份学理的辨析和感性的觉知。

常德，既是一座古城又是一座新城。说她古，是因为这里发现了9000多年前的陶片和稻壳，她的文明史恐怕就要从那时算起；这里还发现了6500多年前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她的城市史恐怕也要从那时算起。说她新，是因为历史上的常德曾经惨遭7次毁城之灾，地面文物几乎荡然无存。最近的一次，是72年前的中日常德会战，在那次异常惨烈的战争中，常德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街市、楼群、苑囿，都是那之后尤其是近30年来常德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然而，常德并不因其古老而裹足不前，也不因其新兴而虚浮无定，常德城有其固有之“德”，并在此基础上日新不已。古老常德的固有之“德”，是新兴常德发展的基因，值得我们探寻和继承。

一 常德的弱德之美

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城市，多坐落于山水之间，常德亦不例外。她地处湖南省西北部，与湖北的荆州、宜昌二市毗邻。湖南的四大水系中有两条——沅江和澧水——的下游横亘于这块土地之上，然后向东注入洞庭湖，武陵山、雪峰山则耸峙于她的西部。于是，常德夹在洞庭湖水系和武陵山脉之间，因有山的覆育和水的滋养，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

常德这一名称是宋代才有的。关于常德之名的取义，学界一般认为与《诗经·大雅·常武》一诗有关。此诗乃颂扬周宣王征讨徐国而作，然诗中并无“常武”字样，这与《诗经》常见的篇目命名方式不同。对此，《毛诗序》的解释是：“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孔颖达《毛诗正义》进一步申说：“言命将遣帅，修戒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以为法，是有常德也。”清姚际恒则驳之云：“诗中极夸美王之武功，无戒其黩武意。毛、郑亦无戒王之说，然则作《序》者其为腐儒之见明矣。”[1]方玉润则另立新说，以为“常武”是乐名，“武王克商，乐曰《大武》，宣王中兴，诗曰《常武》，盖诗即乐也”[2]。《毛诗序》将“常武”二字加以己意的申说，既云“美”又言“戒”，不免矛盾，故姚氏驳之。方氏将“常”解作“大”，认为诗与乐相合，皆是褒美武功圣德，此可备一说。我们认为，因毛《序》影响较大，故宋代升鼎州为常德军节度时，恐的确是取《诗序》之言。宋人便有称此地为“常武”者，如《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三《风俗考》引宋钟蜚《英学记》云：“常武为守节礼义之国。”[3]382

且不论毛《序》牵强以解“常武”, “常德”一语其实有更早的本源。老子《道德经》第二十八章曰：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老子所言“常德”，意即恒常不变之德，在道家看来，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的品性。这是一种深知雄强和明亮，却能够安于雌柔和暗昧的态度[4]，是一种内敛含藏、甘居下位的品德。溪水之谦下、山谷之涵容即其形象化之体现，因其守雌示弱，我们不妨称之为“弱德”。按照道家的阴阳思想，道的运化一定会体现为事物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趋势，即“反者道之动”，所以持盈保泰之法莫过于谦恭处下。故秉持弱德者通过自觉地处于卑下、谦恭的状态，从而具有一种向上发展的趋势和潜能。甘居下位的“弱德”，体现和实践了“常道”，因此是一种“常德”。

常德之名既然包含着弱德之意，那么宋代又为何要将它赋予原名朗州（或鼎州）的这片土地呢？原来，常德一地的文化精神中包含着谦逊自守、退让不争的基因，颇符合道家的观念。传说舜帝时此地有隐士善卷，因不肯接受舜的禅让而隐居于枉山，后人因而将此山改名为“善德山”（简称德山），并流传着“常德德山山有德”的民谣。虽然有学者并不认同常德地名与善德山及民谣的关系[5]，但我们认为两者的内在文化精神是一致的。

德山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此山本名枉山，一名枉人山，《水经注》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6]“枉渚”即枉水，就是屈原《涉江》中“朝发枉渚，夕宿辰阳”之地，其源出自枉山。隋朝开皇年间（581—600），嵩州刺史樊子盖以善卷尝居于此，改枉山为善德山（一名善卷山），德山为其简名。关于善卷其人，见载于《庄子》和《吕氏春秋》：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7]

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8]

这两条记载都没有明确指出善卷具体的隐居之所，仍属传说，故其行迹多有异辞。《庄子》是道家经典，《吕氏春秋》虽属杂家，但道家思想特为突出，所以善卷其人和德山其地与道家的渊源是显然的。唐代高道司马承祯将德山列为道家第五十三福地，受天下道徒景慕。

道家思想滋生于楚地绝非偶然。秀美瑰奇的山川风物和信鬼好祀的民俗风习孕育了道家文化富于想象、偏于感性的特殊品格，这一文化品格反过来又哺育了楚民率真而不免文弱、潇洒而不乏坚韧的群体性格。常德古属楚地，世风民情亦颇具道家色彩。梁代伍安贫著《武陵记》云：“人气和柔，多淳朴，少宦情，以黄老自乐，有虞夏遗风。”[9]20《明万历桃源县志》云：“民性质朴，郊野事渔猎，嫁娶不亲迎，丧事用浮屠，疾病用鬼巫，少服药。艺不求工，商不致巧。士少宦情，不好词讼，素号易治。”[10]

在此风习的熏育之下，常德一地的文化性格便养成朴质谦退、不喜争斗的特点。但含藏不争的表现背后，却也可能包含“剽轻易怒”而“万物莫能与之争”的潜质。后者则又可借由常德与佛教的因缘得到某些印证。

常德境内佛教的传播与唐代禅宗的兴盛相关。禅宗传入常德，始于慧演，他大约于安史之乱中来到澧州（今澧县、临澧、津市一代）弘法，但并未建立寺庙。而最早在常德境内建寺的禅师是惟俨，他于贞元初年（785）在药山（今津市棠华乡）开创药山寺。至于禅宗史上较有名的德山寺的创建，据《景德传灯录》卷十五《朗州德山宣鉴禅师》云：“总印禅师开山创院，（宣）鉴即第二世住也。”[11]总印禅师是马祖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的师弟，大约活动于中唐德宗至宪宗年间（780-820）。其间，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谪居此地十年，留下了一些与德山禅僧交往的诗篇，如《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谒枉山会禅师》《题招隐寺》等，其中《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之一）云：

不出孤峰上，人间四十秋。视身如传舍，阅世似东流。法为因缘立，心从次第修。中宵问真偈，有住是吾忧。

“孤峰”即德山孤峰顶，一名孤峰岭，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至宪宗元和六年（811）为40岁。据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在唐宪宗元和六年以前，德山就有禅院存在，这进一步印证了总印禅师开山创院的说法。

在会昌法难（845）中，创立未久的德山寺遭到毁灭性打击，直至咸通元年（860）薛廷望任朗州刺史才重修德山寺和善卷坛，并请宣鉴禅师担任主持，请荆南节度使裴休题写“古德禅院”之名。宣鉴住锡德山寺的时间虽不长（咸通六年圆寂），但“其道芬馨，四海禅徒辐辏，伏腊，堂中常有半千人矣”[12]，德山寺因之禅风大盛，一时从学者甚众。

值得注意的是，与“临济偈”齐名的“德山棒”是宣鉴禅师接引求道者的特殊方式。所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在禅宗史上颇有影响，以致有“天下言激箭之禅道者，有德山门风焉”的说法。此后三百余年，名僧备出，香火不断。著名的如岩头全豁、雪峰义存、云门文偃、清凉文益等，后二者开创了云门、法眼二宗。云门宗继承了宣鉴峻急直接的禅风，是宋代常德最兴盛的佛教派别，传承数代。岩头全豁形容其师德山宣鉴是“一条脊梁骨硬似铁，拗不折”，其耿介劲挺的人品和学风可见一斑，他曾开示弟子云：

我先祖见处即不然，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13]

如此呵佛骂祖之言，虽意在令求道者尽去障弊，独存本心，但其方式之直截简易、

泼辣真率，是不是也带有宣鉴本人及常德的某些性格特点呢？如果我们联系到秦汉时所谓“楚兵剽轻，难与争锋”之论[14]，联系到《湖广通志》所载此地“浮靡、讦讼、拳勇”之弊（《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三引），再联系到晚明王学左派及狂禅之激进思潮一度在湖广一带形成声势，就不能不承认当地民风中确也含有强梁耿傲、椎鲁凌竞的方面。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常德之德的弱德品行主要孕育、积淀于道家思想文化之中，其主体内涵是逊让、谦和、内敛，但也有峻急、简切、舒展的一面，两者辩证地统一于忠实本心、保持本性的自然人文特质中。

二 常德的武德之善

常德的城市史可上溯到战国时期。《明嘉靖常德府志》云：“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楚人张若筑城。是年，秦昭王遣其将白起伐楚，取黔中地。楚人张若筑城拒秦。”[9]这是关于常德城市建设的最早记载，此后2300余年间，常德城的隶属和名称迭经迁变。夏商周三代属楚地，隶荆州。秦代属黔中郡。两汉更黔中为武陵郡，又改义陵郡、雒阳郡。隋唐二代，或称武陵，或称朗州。五代时，迭置永顺军、武顺军、武贞军、武平军等。至宋，复改为朗州，又改鼎州、永安军、靖康军、常德军、常德府。值得注意的是，“常德”之名，是宋代开始出现的，宋以前，此地以武陵之名最为悠久。另外，宋太祖乾德三年（965），析武陵之地置桃源县，这是以桃源作为县邑之名的开始。元代改常德府为常德路，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明清二代，复为常德府。从以上城市建制和地名的变化不难看出，常德一地的名称几经反复，在宋以前主要用武陵和朗州两个名称，又以武陵为主；在宋以后则基本上称为常德，“武陵”一名虽仍存，但已由郡名降格为常德府所属之县名了（如现今，常德市区下辖两个区——武陵区和鼎城区），而我们想特别加以讨论的，恰是这作为常德古称的“武陵”。

在历史上，“武陵”的名声远比“常德”要大，主要原因自然是陶渊明那篇千古名作《桃花源记》的广为人知，此文一开始就交代了这避秦之地的所在——“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随着陶氏声名远播，武陵、桃源等名称早已不仅仅是地理概念，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这当然是后话，考武陵之为名，一为山脉，一为郡县。作为郡县，置于汉高帝初年，刘邦定鼎不久，乃更秦之黔中郡为武陵郡，其含义，据《晋书·潘京传》云：

（潘京）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赵甚器之，尝问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出，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曰陵，于是名焉。”[15]

据此可知，武陵郡之名取自于《左传》与《诗经》。对于这段记述，应该指出的是，汉高祖初置此郡时，即名武陵，因项羽杀义帝于郴县，武陵之民不忘旧主，缟素哭于招屈亭（今常德市武陵区沅江边），高祖闻而异之，乃改“武陵”为“义陵”，王莽时改为建平郡，至东汉，方复武陵郡旧名。所以，潘京所云“本名义陵”是不对的，或许是因为仓促间对话，忘了说出最初取名，也或许是因为武陵之名在汉初所用时间甚短，故潘京之语有本末倒置之嫌。

“止戈为武，高平曰陵”，是武陵一名的本义。循名责实，“高平为陵”当是武陵山的实貌，其山海拔在1000米左右，峰顶有一定的平坦面，山体形态呈现出顶平、坡陡、谷深的特点。“止戈为武”则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此即所谓“武有七德”。从字义上来讲，“武”与“戊”音同而义通，义为“不动之戈”，即“止戈为武”。同时，“武”又有半步（止）之义，即界定了人们交往的安全范围。所以，“武”之为义，在于戒止，在于控制距离，它与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有关，或者说武本身就是一种德。《左传》所言武德之七义，核心在于制止暴力、保障强大从而安定社会民众，使之和乐、富足。显然，这是一种基于儒家治平理想的军事目的论，它虽然不排斥武力，但只是将之视为手段而特别强调以“仁”为旨归。可以说，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和以武卫国是儒家国家理论的三个重要方面。

汉代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时期，故不论是汉高祖还是汉光武帝，都希望彰显儒家武德之光辉，奠定长久之治安。其以武陵为常德一地命名，正寄予了这种愿望。而历考常德自古以来之武备与兵事，亦甚符合儒家武德之意涵。

常德地处古九州之荆州南部，正是中国开化较早之区域（中原）与开化较晚之区域（南部、西南）的交界地带，亦是华夏族人与夷人交汇杂居之地，其军事地理与人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前人谓常德“据荆楚上游，为吴蜀咽喉，当滇黔户牖”（《清康熙常德府志》胡向华序）, “左包洞庭之险，右控五溪之要”、“不特荆湖之唇齿，即滇黔之喉嗌也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 “常郡野分文明，国堪用武”（《清嘉庆常德府志》应先烈序）等，都指出了常德特殊的地理重要性。因之，在此地设置干城之卫与推行礼数之化，便是当国者需全力推行的要事。

汉唐以前常德的武备设置所知不详。有宋一代，常德既有禁军之制，如鼎州归远军、宣毅军、雄略军等，又有厢兵之制，如鼎州静江军、三略军、船坊军、靖安军等，还有乡兵之制，可谓齐备。元代设常德翼。明初设常德卫，置指挥使，常备正军5600余名。正统末，又设洞庭守备一员。清代康熙之后，以提督湖广全省军务移驻于常德，常德遂为楚南军事重镇。由上可知，历代对常德的兵备都很重视，也因此控扼住了西南部较为稳定的统治秩序，为整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常德禁暴戢兵、保大安民的武德意义非常明显，这可以从常德历代的军事活动中得到印证。

我们大致可将常德的军事活动分为统一和平时期与战乱割据时期两类。在前者，常德成为国家稳定的重要军事防地；在后者，常德则往往成为军事势力竞相争夺的要地。

以统一和平时期而言，在汉代，五溪一带的土著居民时常聚众造乱，朝廷数度派员征讨，最有名的莫若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建武二十三年（47）武陵蛮反，汉光武帝先派武威将军刘尚以万人前往征讨，竟全军覆没。次年，当地精夫（南方少数民族对头领的称呼）相单程率众攻下临沅（今常德市武陵区一带），朝廷再派谒者李嵩和中山太守马成率军戡乱，亦未奏功。此时马援主动请缨，光武帝以其年老不许，马援以廉颇自比，当场援戈上马，雄姿如故，光武帝遂令之率兵4万平蛮，击破之。但由于水土不服，马援染疫身亡。相单程终受降，朝廷为置吏司，群蛮遂平。汉代对五溪蛮的多次剿抚行动，是汉廷治理西南夷的重要举措，对国家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甚至三国时蜀汉集团经营益州亦是这一举措的长远效应。

南宋建炎（1127-1130）间，钟相、杨幺占据洞庭，挟有滨湖地区，岳飞讨之，一度屯兵常德。一方面是因为常德乃鱼米之乡，能为王师提供充足的给养；另一方面也可防范钟、杨之军窜入川黔，可谓持其管籥，故能“八日而贼平”[16]。

有明一代，常德更凸显出禁暴安民的重要军事作用。明廷多次自常德卫调兵以征讨各处叛乱，史志所载便有：洪武十八年（1385）调兵征鼓州，十九年（1386）调兵征贵州都匀，二十一年（1388）调兵征小拐西，二十四年（1391）调兵征天堂横江，三十年（1397）调兵征太岩山芦溪蛮，三十二年（1399）调兵征德州。永乐四年（1406）调兵征广西，七年（1409）调兵征长沙、醴陵，二十二年（1424）调兵征贵州都匀。正统元年（1436）调兵征广西蒙顾。天顺元年（1457）调兵征桂林。成化二年（1466）调兵征广西郁林、断藤峡等，八年（1472）调兵往浔州备御，十四年（1478）调兵征广西贵县。万历二十七年（1599）调兵征播州杨应龙。而清代，因湖广提督驻节于常德府，故也时常自常德调兵协防周边如湖北教匪、辰州苗乱等，乾隆四十九年（1784）还曾自常德调兵远征台湾林爽文[3]474-480。

以战乱割据时期而言，唐末大乱中，黄巢一度攻入福建、广东。乾符六年（879），因军中大疫，黄巢乃引军北还。从桂林编大木排循湘江下行，经衡阳、永州，破潭州（今长沙）。时为招讨副使、湖南观察使的李係为之所败，走朗州（今常德），兵士十余万被歼，沅江为浮尸所蔽[17]。

五代纷扰之世，常德亦屡为军阀占据。有武陵人雷满凶悍矫勇，聚众为乱，号土团军。高骈镇荆南，招致麾下，雷满不能终其事，杀朗州刺史崔翥，遂据朗州。唐昭宗以澧州（今常德澧县）、朗州为武贞军，以满为节度使。雷满在朗州，引沅水堑其城池，上造长桥，为攻守之具。雷满卒后，其子雷彦恭继立。开平元年（907），南楚开国之主马殷攻之，澧、朗之地遂入于楚[18]294。后楚臣周行逢、刘言、周保权等相继据此，终为宋军所破，归于一统[18]544-546。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平西王吴三桂叛清，曾以常德为根据地，与清兵对垒于洞庭两岸，常德自有一番血的争夺。吴氏乱平后，常德方得休养生息之机。

以上战事，不论是平乱者还是肇乱者，皆认识到常德地区对于军事乃至政治局势之重要，皆充分利用此一重要地域以巩固国家、抚定民众。同样，近代以来，常德在中国中部国家战略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70余年前，常德发生了一场举世关注的重要战事，即中日之间的常德会战（日本称为“常德歼灭作战”）。1943年11月，为牵制中国远征军，以策应太平洋战场，同时积极解决中国问题，侵华日军策划实施了所谓“常德歼灭作战”。在当时，常德已成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重要屏障，西南大后方的粮棉和军需物资主要靠常德和洞庭湖地区供应。第六战区在1942年制定的《第六战区拱卫陪都计划》中强调，“战区以拱卫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恩施、巴东、兴山各要点”，常德被列为首位。中日双方对常德之战略地位均有相当认识，故双方对此役都特别重视，战斗异常惨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常德失而复得，在战略和政略上没有让日军得逞。可以说，常德会战之过程、结果及其彰显出的中国军队的壮烈精神，都是中国武德传统的最高体现，应该成为激励包括常德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宝贵文化财富。

综上，我们从渊源于道家文化的弱德和体现儒家文化的武德两方面阐释了常德之“德”的历史与内涵。如果说前者在于彰显谦退礼让、独善其身的个体性道德价值的话，那么后者则在于提供了止戈安民、和谐息争的社会性道德理想；前者是美，后者是善，两者分别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中华“德文化”的内涵。作为寄托和隐寓，这两方面恰好在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世界里得到了统一，那“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人物不正体现了谦退自适的弱德风韵，那“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图景不正勾画出和众丰财的武德境界吗？因此，在常德的现代城市建设中应该特别重视美善相兼的品德提升，使之成为魅力宜居的现代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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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武陵学刊》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