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殡葬研究方法

殡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其发展过程的表现及规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史前和先秦时代，由于文献资料的空白或不足等原因，与其他时代相比较，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更多地依赖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随着考古事业的普及与深入，越来越多的地下墓葬被揭示出来。但如何将这些沉睡了数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殡葬资料恢复“活力”，再现当年的原貌，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读和阐释。在殡葬文化研究中，从单纯的对文献资料的考证、解析，对偶尔发现的殡葬现象的介绍，到今天逐渐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

1．墓葬年代判断法

在考古发掘中，准确判断墓葬的下葬时间是研究的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对史前时代的墓葬，主要是依靠考古年代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对夏商周时代的墓葬年代，还要重视内证资料的充分利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判断相对年代的方法；用内证资料判断绝对年代的方法；用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等研究方法。

考古地层学是指导发掘的方法论，是依据遗迹（如墓葬）在文化层中所在位置来断定相对年代的方法。例如在某个遗址中，开口第二层下的墓葬晚于开口第三层下的墓葬，如果开口于同一层的两座墓有相互打破的现象，则说明被破坏的要早于破坏它的墓葬，没有打破关系的可暂时视为同时，待发掘完成后再比较包括随葬品在内的其他因素，与其他的同类现象相比较来判断。相对年代可以解决哪些早、哪些晚、哪些是同时的年代顺序。所谓内证资料主要是历史时期的埋葬中，随葬有带文字特别是有纪年的物品，例如西周时期墓葬中有些青铜器上铸有铭文，有的标明是哪个周王时期制作的，或记录某个历史事件，都可作为判断绝对年代（即具体时间）的依据。文献史料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的方法，是考古学断代研究的重要手段，例如，据文献记载，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说明盘庚至商纣王的都城在殷，而殷在河南安阳“洹水南岸”，具体位置即今安阳小屯村一带。虽然也有人认为这里是先商河亶甲的迁都地，但随着甲骨文从“龙骨”中被辨认出来，出土地点就在小屯，从而引发了1928到1937年的发掘，而且在这里发现的十几座晚商大墓，被认为是商王陵，成为文献记载与实际发现互相印证的典型实例。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手段相结合进行断代是考古学发展的趋势，传统方法注重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以及结合文献史料来断代，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对中国考古资料的研究已形成一个年代学框架体系，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考古发掘提供的多种标本进行微观研究、年代测定，成为现代考古研究的新手段，例如收取木质葬具标本、死者骨骼采样进行测年，测出的年代数据可能会有修正值，但大致年代还是准确的。使用上述方法（包括不同方法的相互参照），绝大多数殡葬资料的年代都可以确定下来。

2．墓葬与社会环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殡葬是社会生活的缩影，不同时代创造出不同的文化，这在殡葬现象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在私有观念产生之前，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础，人们之间基本维系平等关系，共同劳动、共同享用，血缘关系亲近的成员死亡后葬在一起，形成氏族公共墓地，同一墓地表现出基本平等的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集中反映。随着私有观念产生、私有财产出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有了“你的”、“我的”之不同，我的财产归我所有，死后由自己的子女继承就成为理所应当、天经地义之事。在殡葬表现中就有了大墓与小墓之分、富墓与穷墓之别，虽然氏族公共墓地的形式还存在，但原来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改变，如良渚文化中被称为“玉敛葬”的大墓与仅能容身、一无所有的小墓就是生动的对比。进入到阶级社会，首先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尊贵者与贫贱者的差别在殡葬中明显表现出来。贵族成员死后，要有人为之殉葬，还要定时用人牲去祭祀；在统治集团中则用等级制度来维系，不同权位的人生活期间权力大小不同，所享有的待遇也不相同，死亡后的各种殡葬礼制也要与之相适应，这在夏商周时代几乎所有的贵族墓中都有清楚的反映。另一方面，各种葬俗既有时代因素，也有地域环境的制约，实行土葬的崇奉“入土为安”，实行悬崖葬的是希冀灵魂早日升天“登遐”。所以只有把各种殡葬现象回归到当时的时代、生存环境、思想信仰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例如在土葬葬法中，我们看到死者的摆放姿势，有的仰身、有的侧身、有的俯身，有的直肢、有的屈肢，有的人用一次葬，有人是二次葬，都是各有道理的。在两周时期的贵族墓地，随葬用鼎之所以会有九鼎墓、七鼎墓、五鼎墓、三鼎墓、一鼎墓之不同，是因为其是死者身份的象征和标志。

3．从个案到整体、从局部到全局的研究方法

在历史学研究中，仅一条史料被视为孤证，而有多条史料相互印证，则更具备说服力，大大提高了可信度。同样，每发现一个前所不知的殡葬表现，我们称为个案，如果同时代有了多个类似的表现，则被认为是一种时代（或地域）特点。例如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发现成年异性二人或三人合葬时，也只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个别现象。但随着资料的积累，这种现象屡次出现，而且都是男左女右，男性为主，人们就将其概括为一种时代特点，并与当时的私有观念、私有财产、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以及男性社会地位的提高联系起来。又如在墓葬结构方面，有的有二层台，有的没有二层台，有的是生土二层台，有的是熟土二层台，这类差别往往与有无葬具、葬具的构筑方式有直接关系。例如只有一棺为葬具的，挖建墓室至接近墓底时，只需按棺室体积下挖，周围就形成生土二层台；而有木椁的墓，因为木椁是将加工好的木料在墓中垒砌而成的，为了垒砌方便并稳固，则需要一边垒砌，一边在外侧用土支撑加固，逐层加高，所以二层台也就是熟土（回填土）夯筑而成的。

在各种考古学研究方法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有了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化对比，其基本面貌、特征规律则清晰无误地显现出来。现在出版的考古学报告中，在文字介绍的基础上，往往都附有统计的表格，例如1997年出版的《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就附有大汶口遗址墓葬一览表、大汶口文化随葬陶器陶系与地层关系表、大汶口文化随葬石器质料鉴定表等多种表格，这些表格配合文字、图纸、照片全面反映出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的全貌，成为继续研究的科学依据。这种研究方法，现已成为普遍和不可缺少的内容。201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商系墓葬研究》一书中附有各种统计表、一览表、对照表共28个。近期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中，除大量的线图、照片外，还有各类统计表格多达60个。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统计量化，由此得出一些只有通过量化才可发现的事实，所以这种研究方法，现已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手段。

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殡葬研究，固然首先要以殡葬资料为依据，以考古学的手段和方法为基础，但是由于殡葬资料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内容，是诸多文化信息的交汇点，只有通过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能充分展示出殡葬资料的多元性内涵。例如殡葬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要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组织状况、婚姻形态的变化及产生变化的原因，各地区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特点，不同地区的文化、艺术表现，原始宗教信仰的物证，甚至包括古代居住点、聚落区的人口情况等方面的问题。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行的研究中，史前和先秦时代殡葬资料起着特别重要的支撑作用。史前时代的氏族公共墓地、先秦时代族坟墓墓地，反映了史前和先秦时代社会组织状况、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墓葬中所揭示的多人合葬、成年异性二人（或三人）合葬、异穴并葬（异穴合葬），对了解不同社会阶段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证据；各时代墓葬随葬品的种类、组合、放置位置，不仅说明了当时的葬俗，而且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多年来，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利用殡葬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多角度的研究，为全面展示殡葬礼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又如殡葬与民族学研究也占有重要的位置。民族学家注重以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对民族群体或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由此来梳理和展示民族发展史和文化特征，特别是对传统的文化习俗与早已遗失但在考古发现可以见到的古代同类文化现象进行比对研究，既是对现存的传统文化流传的一种探求，也是对古代文化因素内涵的一种解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民族学研究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及氏族社会时也引用印第安人的墓地作为依据。现代民族学、民俗学也利用古代殡葬资料在本学科研究中开阔了视野，推动了学术研究。

近年来，随着学科的发展、考古发掘技术的改进，对重要遗迹和遗物的保护有了可喜的进展。在考古发掘特别是在高规格墓葬清理中，会遇到一些复杂现象，如漆木制品、纺织品（痕迹）、组合构件、彩绘图案等，在现场清理是相当困难的，多有边清理边损伤的情况；另外受发掘现场光照、风吹及日夜温差、湿度变化、自然状况下暴露时间过长等因素的影响，就会造成褪色、开裂、起皮甚至破损等情况，对完整获取重要资料及信息十分不利。在通常情况下，考古工作者虽然也积极采取措施，如及时照相（录像）、绘图、保湿、覆盖等方法，但最终能完整提取和保护还是很困难的。为了克服这一现象，在加强对考古遗迹、遗物“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理念的指导下，有的科研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文物保护实验室中心，对考古发掘中遇到的上述现象，采用整体套箱提取，运至有控制温度、湿度的实验室，并固定在可以调整翻转的设备上，精心进行清理，取得了理想的效果，获取了过去无法想象的珍贵资料，对考古遗迹、遗物的长期保存、保护也达到新水平。当然采用这种技术手段，需要有现代化的设备、专业水平较强的研究人员，还要有较多的经费保障，目前也只有少数单位有这种条件，而且也只能对少数特别重要的发现采用这种方式。但这是一种发展趋势，也是研究方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