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继短暂的清廷派遣留美幼童后，随着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并规定主要用于留美教育，中国兴起了留美高潮。1908年，在驻美公使梁诚等人的努力及美国教育界部分人士的游说下，美国国会通过议案，退还部分庚款给中国，同时规定这笔钱主要用于教育，尤其是资助中国学生留美之用。经中美双方商定，1909年6月，清政府外务部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及游美肄业馆，正式启动招考和派遣留美学生事宜。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主持第一次考试，录取了47人派往美国，第二年增加到70人。此时除庚款留美外，还有一些其他留美渠道，如教育部直接派遣、各省公派、由教会学校资送等。这样，留学美国的人数日渐增加。据《东方杂志》1911年第12号所载美国人约翰·格赖安歇明的文章《论中国留美学生》一文中所说，到1911年，留美中国学生已有700多人。

随着留美人数的增加，为了联络感情，增进交流，分布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开始组织留学生会，同时亦出版刊物。最早的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于1902年，据《中国留学教育史》载：“一九〇二年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时，仅有会员二十三人，皆西部旧金山各大学者。一九〇三年芝加哥之中国学生，方举行留美中国学生中部年会；一九〇四年康奈尔大学之中国学生，亦举行留美中国学生东部年会，至一九〇五年西部中国学生会重组，东部中国学生会亦同时成立；一九〇八年各会推举代表讨论合并；一九〇九年正式合并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可以看出，因为美国地域广大，留美中国学生是逐渐增加的，所以先有区域性的中国学生会，最终联合成留美中国学生总会。在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后，区域性的中国学生会，如东美、中美、西美中国学生会作为留学学生会的支会仍然存在，且有各自的组织，每年召开年会，如《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留学界情形”一栏就介绍了东美学生会第七次大会的盛况。作为总会的留美中国学生会由于美国东、中、西部相距遥远，且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联络不易，全美学生聚在一起开会几乎不可能，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名誉机构。在它的各项工作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所办的刊物《留美学生季报》。

该报初名《美国留学报告》，创刊于1909年，不定期出版。1911年秋出版时改为《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该刊作为年报共出版3期，分别出版于1911年7月、1913年1月和1914年1月，由留美学生会编辑，寄回上海先后由中国图书公司和中华书局发行。年报的栏目不定，主要有图片、论说、美国留学界、杂谈、文苑、教育、实业等，尤其是对20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的介绍和对中国留美学界情况介绍的篇幅较多，内容丰富，最具史料价值。而教育和实业等栏目的出现，显示了留学生对祖国发展与进步事业的关注。任鸿隽于1913年初到达美国，1914年的年报上即有他的作品出现。

此时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与日俱增，1915年的统计数据已达1461人，随着稿件来源的渐趋丰富，留美学生会遂决定从1914年起将《留美学生年报》改为《留美学生季报》，每年一卷，一卷四期，分别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号，于该年的3、6、9、12月出版。编辑发行方式仍然是由留美中国学生会编辑，然后寄往上海印行。先是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1917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至1928年停刊，《留美学生季报》总共发行47期。该报设编辑部和干事部，编辑部设总编辑一名，编辑（亦称撰述）若干名；干事部设主干一名，干事数名。季报的职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编辑在每年的5月份选举，当选者就有半年多的时间学习处理及筹备自己任期内的事务。干事和编辑则由东、中、西三个学生会支会在夏季年会时按照各会的人数选举担任。历届总编辑为朱起蛰、任鸿隽、张贻志、胡适、张宏祥、蔡正、陈达、沈鹏飞、傅葆琛、罗隆基（潘光旦代理）、邱昌渭、梁朝威等。担任过编辑的有陈衡哲、刘树杞、江绍原、侯德榜、汪懋祖、汤用彤、查良钊、钱端升、谢婉莹、瞿世英、熊佛西、雷海宗、吴文藻等。该刊基本上类似于现在的学报，内容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留美中国学生会在美国发刊的、主要面向外国人的英文版《月报》不同，《季报》以中文在上海印行，主要目的是向国人介绍外国的思想、科学及美国社会风俗和学校概况与留美学界情形等。

1914年，任鸿隽开始担任《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亦是主要撰稿人。在该年的《季报》上，共有任鸿隽所写的诗词、游记、言论等各类文章共10篇，除只在诗词栏发表文章、署名“前人”的作者外，他是《季报》第1卷里署名次数最多的，显示出任鸿隽会写、善写，笔头功夫在留美学生中应是佼佼者，亦可看出他对留美学生会的这份会刊的热心支持。因此，他被选为1915年度的总编辑。

任鸿隽担任总编辑的这一年，在他的努力下，《季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栏目的调整。《季报》首卷四期的栏目设置是粗线条的，只设置了三个栏目，分别是插图、立言和诗词，第4期甚至只有插图和立言。尤其是“立言”一栏的内容较杂，实际包括了时政、言论、会议纪事、游记、传记等。任鸿隽任总编辑后，恢复了之前《年报》的部分栏目，设置了一些新的栏目。从第2卷第1期开始，《季报》的栏目丰富起来，大概包括了插图、论著、译述、专件、杂讯、文苑、杂录、传记、小说、调查、各校纪事、公函、戏剧等。这样的目录编排就较为详细恰当，显示了内容的丰富多彩，既增加了潜在作者的投稿兴趣，也让读者对刊物内容一目了然，对于《季报》这样面对公众的刊物扩大影响、增加销量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季报》第2卷的另一大变化是作者群的大幅增加。经笔者详细统计，《季报》第1卷共署名作者22个，出现了某期某栏由两三个作者包干的现象。如第1卷第3期的“诗词”一栏，共登载诗作14篇，由4位作者完成。而任鸿隽担任总编辑后，四期的作者总数增加到35人，增长超过50%。作者的增加及栏目的细化和丰富，使《季报》各期不再出现两三个作者独挑大梁的现象。当时并非所有的留美学生都加入留美中国学生会，即便是会员也并非所有人对会务和会刊有热心，能主动向《季报》投稿者更少，“因为志愿的投稿者很少，谁当了总编辑，都得向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拉稿”。所以任鸿隽担任总编辑后的一大任务就是组稿，按当时的情况，这几乎完全依靠私交关系去联络、游说，组稿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在任鸿隽的努力下，这个困难得到解决。

任鸿隽给《季报》带来的第三大变化是积极以《季报》为阵地，宣传科学救国思想。追溯最早的科学救国理念，应属“师夷长技以制夷”，但直到经历了洋务运动，19世纪末中国的所谓“科学救国”实际上仍然是“技术救国”。国人只看到西方的某样东西中国没有或造得比中国巧妙，所以要学一学，模仿模仿，实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想只停留在“技艺”的浅层，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而关于“科学救国”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如何把握科学精神、如何传播科学思想和介绍科学研究的方法等，几十年来却被忽略，或根本未受重视。《季报》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14年《季报》第1卷，担任编辑的任鸿隽发表2篇长文，分别是发表于第2期的《建立学界论》和第3期的《建立学界再论》。《季报》第1卷中直接宣传科学的文章只有3篇，除任鸿隽的文章，第3篇是杨铨（字杏佛）发表于该卷第4期的《科学与中国》。这在留学生界甚至是中国知识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的中国，真正能理解科学为何物、能实践“科学救国”思想的最适合的群体应属这些海外留学生。但“科学救国”这一庞大的工程应从何入手呢？过往的经验似乎鲜有价值，现实的方向又显得千头万绪、模糊不清。任鸿隽进行了有创建性的探索和思考。如何建立学界？他认为依靠两点：“国内须承平之度”和“国人向学之诚”。国家的和平及长治久安才能提供科学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而所谓“国人向学之诚”则指有“为学而学”、不图功名的科学者。何为学界？任鸿隽认为学界不是指有多少翰林进士、博士硕士，也不是看有多少学校、学会、留学生，而在于有一群以“求真”为学习目的的人。“是故建立学界之元素，在少数为学而学、乐以终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数为利而学、以学为市之华士。”他认为科学的本能在“求真”，“致用”仅是科学的“旁能”，此前我们只注重“致用”甚至是“逐利”，这不利于科学的发达。他批判很多人出国留学，“以谋一己之荣利而已。故方其学也，不必有登峰造极之思，唯能及格得文凭斯已耳。及其归也，挟术问世，不必适如所学，唯视得钱多者斯就之已耳。故有学文科而办铁路，亦有学机械而官教育者。”他强调一国要发展科学，必须建立学界，而建立学界的途径是有一群求真的人（科学家），有可以求真的场所（学校、图书馆和实验室），做求真之事业（为学而学）。任鸿隽实际上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论述了一国如何才能有发展科学事业的条件：从国家层面来说，国家应该提供学校、图书馆、研究所或实验室等机构供科学研究之用；从个人层面来说，要抛弃功名利禄心，专心向学，为学而学。因为此前中国无论是国家或个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实在是功利为主，我们学习西方科学的方式无疑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所以任鸿隽的这2篇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指点迷津之效。

任鸿隽的这2篇文章是《季报》以及此前的《留美学生年报》上有关“科学救国”最早的言论。从内容来看，任鸿隽在此注重“唤醒”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留学生界，呼吁他们不为功名利禄读书，而为科学救国读书。纵观彼时的中国教育体系和人才的培养模式，能担此重任的非留学欧美学习科学知识的留学生莫属。任鸿隽的这一想法，很快在留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与共鸣，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开始就科学救国的相关问题深入思考。《季报》上此后相继发表多篇或宣传科学救国思想，或介绍西方最新科学知识与制造工艺等方面的文章，如杨铨的《科学与中国》《绍介科学与国人书》；朱进的《论科学与军事之关系》；蓝兆乾的《科学救国论》《科学救国论二》；陈丙基的《中国宜组织科学研究学会》；江覆成的《论研究科学宜从实用上著手》；张贻志的《科学统系论》；胡明复的《科学方法论一》《科学方法论二》；等等。可以说，正是在任鸿隽的推动和带领下，《季报》成为宣传“科学救国”思想的重要阵地。尤其是该报所登载的《科学救国论》，“使‘科学救国’第一次以文本形式出现在近代国人面前，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救国思想的宣传，使之在更大范围内进一步得到彰显和传播，扩大了社会影响，有助于科学救国思想的发展及完善，并为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季报》对“科学救国”思想的积极宣传，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起了积极作用。《季报》展开科学救国思想宣传之时，正是国内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任鸿隽开始以《季报》为阵地宣传“科学救国”思想同年，他与几位好友有感于中国科学的落后，组建了科学社，编辑出版《科学》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为宗旨。在新文化运动中，《季报》和《科学》堪称姊妹刊物，高举“科学”大旗，与《新青年》遥相呼应，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任鸿隽担任总编辑的这一年里，可谓“身先士卒”，既要完成组稿等较重的任务，同时笔不辍耕，继续发挥他会写、善写的能力。《季报》第2卷任鸿隽署名的各类诗、文达15篇，超过胡适、杨杏佛等人，文章数位列第一。担任总编辑的一年，任鸿隽尽职尽力，使得《季报》的编辑工作大有起色，扩大了该报的影响。

1916年，任鸿隽《季报》总编辑的任期结束，但他依然是该刊物的重要撰稿人。1916年第3卷发表作品8篇，1917年第4卷发表作品17篇，1918年第5卷发表作品6篇。但这里面的变化非常明显。第3卷的8篇中有7篇是诗作，另一篇是《西方大学杂观》；第4卷17篇中有14篇是诗作，另3篇为介绍外国科学社及有关实业与教育关系的论作；第5卷共6篇，均发表于前两期，其中有5篇诗文，另一篇论教会教育。相较于前两卷的丰富内容，涉及多方面的文章，似乎不当总编辑后，任鸿隽对《季报》只以诗作交差。其实并非任鸿隽心存敷衍，而是他已逐渐把主要精力投入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去了，即创办《科学》月刊，组建“中国科学社”。《科学》月刊1915年1月开始发行，同年10月又成立了科学社，任鸿隽均是主要发起人，并任首任社长。他既要当好总编辑，不辜负留学界同仁的信任和重托，同时又要花很多精力去呵护、培养《科学》月刊及中国科学社的幼苗，辛苦可想而知。从《季报》第2卷的成绩来看，任鸿隽既没有顾此失彼，更没有厚此薄彼，把两方面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但卸任《季报》总编辑后，任鸿隽则把更多更主要的精力放在处理中国科学社的相关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