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提及“文学革命”，必然要提及胡适及他的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而胡适论及他为何要走上“文学革命”的道路曾提及，实因留美期间，与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等一干好友的闲谈、辩论引起。在美期间，诸好友同窗中，胡适与任鸿隽、杨杏佛、陈衡哲等关系最为密切。在密切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催生了文学革命。

任鸿隽与胡适的相识始于中国公学。胡适于1906年夏考入中国公学，编入最高一级的预科甲班。第二年四川人任鸿隽亦进入该校。任鸿隽比胡适来得晚，但在校只一年，1908年初就负笈东瀛。在这一年里面，二人结下了第一段友谊。任鸿隽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五十自述》与《前尘琐记》中均提到同班好友胡适，并与他有诗文相和。当时中国公学的同学会“竞业学会”办了一份报纸《竞业旬报》，从第1期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胡适的作品。为此任鸿隽赠胡适一首小诗，中有几句：“鼎铸奸如烛，台成债是诗。雕彤宁素志，歌哭感当时。”1910年，胡适考取庚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船经日本横滨停靠，任鸿隽特地登船相见。1912年底任鸿隽赴美留学，同样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任鸿隽后来有诗赠胡适，其中追忆往事：“秋云丽高天，横滨海如田。扣舷一握手，君往美利坚。我居神仙境，羡君登仙行。不谓复三年，见君绮色佳。”12月1日，任鸿隽乘火车到达绮色佳城，胡适亲自到车站迎接，昔日同窗好友再次聚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下：“十二时下山，至车站迎任叔永，……多年旧雨，一旦相见于此，喜何可言。”

胡适留美时段为1910～1917年，任鸿隽则于1912～1918年在美学习，均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在美国期间，二人过从甚密。在胡适的《留学日记》中，记下了二人交往的诸多点滴。他们经常与好友杨杏佛、胡达、赵元任等人聚餐、出游，讨论身边事、国家事，书信及诗文往来频繁。胡适在1913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假期中，寂寞无可聊赖，任叔永、杨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话，戏联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极欢始散”。在胡适留美的最初两年，他仅作诗两三首；而任鸿隽来后，四年中胡适的诗百首有余。1917年6月1日即将回国的胡适深情写到，因念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胡、任二人性格均较温和，又长于诗文，性格既投缘，兼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学，相交日久，相知日深。胡适曾有诗赠任鸿隽，认为在周围的留学生中，“我诗君文两无敌”，胡、任二人真可谓惺惺相惜。1915年夏天，胡适将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作长诗《将去绮色佳留别叔永》赠任鸿隽，回顾了二人间的深厚友谊，表达了即将离别时的不舍之情：“……往往论文忘晨昳，时复议政同哽咽。相知益深别更难，赠我新诗语真切。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袜。国事真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归来与君同僇力……”更叮嘱任鸿隽要经常保持联系：“此邦邮传疾无比，月月诗筒未应绝。”

杨杏佛生于1893年，比任鸿隽小7岁。但从1907年开始，二人的人生轨迹多次重叠。二人相识于1907年，这一年，四川的任鸿隽和江西的杨杏佛都慕名进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因志趣相投，二人很快成为好友，经常与朱芾煌、但懋辛、张奚若等人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持同情态度。1908年，任鸿隽赴日本留学，杨杏佛则留在上海继续读书，但二人均先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即将就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邀请任鸿隽、吴玉章、雷铁崖、朱芾煌等人任秘书，“雷铁崖（为杨杏佛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朱芾煌、任鸿隽等人共同推荐杨杏佛为秘书处收发组组长。时杨杏佛实龄18周岁，被人称为‘青年才俊’”，任、杨二人由同学变为同事。从此时直到1918年自美国学成归国，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共同进退。

孙中山辞职，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任鸿隽和杨杏佛等人均不愿为袁世凯的新政府服务，于是任鸿隽、杨杏佛等30余人联名写了一份呈文，请求政府资助他们出国深造。呈文经孙中山批准后，他们由稽勋局派往美国，成为民国第一批“稽勋留学生”。由于出国日期未定，而任鸿隽应魏宸组之邀到北京国务院帮忙，杨杏佛遂与任鸿隽一起北上观光。1912年6月，应《民意报》总经理赵铁樵之请，任鸿隽出任该报总编辑，杨杏佛则任该报驻北京记者。但不久《民意报》被袁世凯逼停，二人出国日期亦定，遂一同前往美国。

同船抵达美国的11人中，只有任鸿隽与杨杏佛选择了康奈尔大学，再次成为同学。按任鸿隽的说法，这是二人志趣相投的结果：“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独吾与杨君志在科学，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任鸿隽选择了化学科，杨杏佛则入电机科学习。1916年夏天，二人均从康大毕业，任鸿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硕士，杨杏佛则进入哈佛大学改读工商管理硕士。任、杨二人在留美期间始终交往密切，即使读硕士时不同校，仍书信往来频繁，假期也经常结伴同游。任鸿隽与杨杏佛密切的关系，除了因为相似的人生经历，更重要是的二人志趣相投。与任鸿隽一样，杨杏佛亦出生于小官吏家庭，家里请塾师授课，从而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功底，喜作诗文。1918年，二人又都获得硕士学位，同船回国。

陈衡哲（1890～1976）是中国第一位官费留美女生，亦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她于1914年赴美留学进入著名的女子大学——瓦莎大学（Vassar College）学习历史。陈衡哲给《留美学生季报》投稿，而任鸿隽是该报的主编，胡适亦为编辑。她优美的文笔很快引起两人的注意。陈衡哲1915年向《季报》投稿《来因女士传》，写孟河大学（与瓦莎大学齐名的女子大学）的创建者来因女士的生平事迹。她的文字令任鸿隽眼前一亮：“当时女士所为文曰《来因女士传》，盖传孟河女子大学创办人来因女士而作也。文词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1916年夏天，陈衡哲来到绮色佳城，遇见了任鸿隽。任鸿隽本对她心仪已久，相见后更是一见倾心，他在《五十自述》中回忆见面后的情况：“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增。”四年后，二人在北京喜结连理。

1916年10月，胡适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向陈衡哲约稿，两人开始通信。此后一段时间，二人书信往来十分频繁，胡适1917年4月11日的日记写道：“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两人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显然已建立起良好的友谊。此时三人各据一方，任鸿隽有没有向胡适倾诉他对陈衡哲的爱慕之情，不得而知，但以任、胡二人的关系，他俩应该在相互的言谈中提及这位才女。所以1916年底，当任鸿隽把陈衡哲的两首诗《月》和《风》给胡适看，并让他猜是何人所作时，胡适立即猜中。1917年春，任鸿隽邀上好友胡适一起到瓦莎大学拜访陈衡哲，这是胡适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从此，三人鱼雁频传，友情日笃。1928年陈衡哲的文集《小雨点》出版，胡适作序，追忆昔日的情景：“我记得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我房门上的铃响一下，门下小缝里哧哧地一封一封的信丢进来，我就跳起来，捡起地下的信，仍回到床上躺着看信，这里面总有一信或一片是叔永的，或是莎菲（陈衡哲的英文名字）的。”任鸿隽《五十自述》中记：“此后，吾三人邮筒往返几无虚日。朋友之乐，于斯为盛。”

除上述三人外，与任鸿隽交游甚密者还有梅光迪、朱经农、赵元任等人，一众好友志趣相投，多喜舞文弄墨，经常利用假期聚会、交游、闲谈，或诗文相和。在密切的交往中，他们之间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催生了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最初起源即来源于他们的闲谈。

1915年暑假，几个好友聚在绮色佳过夏，闲谈中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这引来了大家的争论。胡适不久尝试用白话写诗，任鸿隽、梅光迪认为白话不能入诗，坚持用古文。几人往往就一首诗进行持久的笔战。1916年夏天，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陈衡哲等在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凯约嘉湖泛舟，不料船靠岸时不慎翻了。事后任鸿隽就此写诗一首《泛舟即事》寄给胡适，胡适认为诗中“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一句里，上半句是20世纪的活文字，下半句是3000年前的死文字，他的观点引来任鸿隽的反驳，诸好友陆续加入笔战。“平心而论，当时吾等三人（指任鸿隽、杨杏佛和梅光迪）虽同立于反对白话之战线上，而立场殊不尽同。迪生之反对白话盖为全般的，凡以白话为文者皆在其反对之列。吾则承认白话有其用处，但不承认除白话外无文学，且于白话诗之能否成立，尤龂龂耳。”在争论中，胡适几乎是单枪匹马，他的文学革命的新思想得不到好友的支持，颇感孤独，只有陈衡哲对胡适的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给了他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后来陈衡哲更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胡适的新主张，1917年，她用白话文写了短篇小说《一日》，比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还要早，被认为是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所以胡适说陈衡哲“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但正是朋友的反对，坚定了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的决心，并且在论战中他的思想日渐成熟。胡适说：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所以这场争论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反而对胡适具有特别的意义，胡适认为朋友是“他山之石”，对他们，只有感激，没有丝毫的怨恨。这样的争论使胡适坚定了文学革命的信心，他总结与任鸿隽等朋友们长期讨论过程中形成的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风云在古老中国的大地突现。

1916年夏，任鸿隽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任鸿隽想继续在化学方面深造，先后去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考察，“盖以此数校之化学工程课程皆较康校为优耳”。最终任鸿隽选定去哥伦比大学深造，一是好友胡适正在那里读书，二则这里离陈衡哲就读的瓦莎女子大学只有三个小时的火车车程，便于相见。而与他一同来美的杨杏佛则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当年任鸿隽赴日本留学，选择化学是受“革命救国”思想的指引，是为了学习炸弹制造技术，为革命出力。而留学美国再学化学则是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指引，“固吾当时治学之目的，仍以化学工程为归，唯异于在东京时者，此时思用化学以兴实业，不为制造炸弹之用矣”。1918年年初，任鸿隽顺利毕业，取得化学硕士学位，于该年秋与杨杏佛同船回到祖国。在归国前的半年中，为积累经验，巩固所学，任鸿隽设法进入一家实验室工作，积累回国川资。

1918年夏天，任鸿隽参与筹备中国科学社第三次常年会。8月30日常年会在康奈尔大学召开，有几个创新：一是与其他科学团体联合举办。这次年会是与中国工程学会举行的联合年会，这样的形式在中国科学社以后的历史中还曾出现。它扩大了中国科学社与其他科学团体的合作与交流，对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二是首开邀请社外专家名流演讲的先河。前两次常年会，只限于本社社员宣读论文。而此次则邀请了康奈尔大学的两位教授及正在美国考察的范源濂先生演讲。在此次常年会上，由于考虑到毕业回国的社员日渐增多，尤其是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任鸿隽、杨杏佛等也将归国，于是中国科学社决定将总事务所迁回中国，在上海大同大学设临时办事机构。如果说在美国的三年是中国科学社的幼年期，那搬迁回国的中国科学社在社中同仁的努力下，开始了它的成长期。任鸿隽则把中国科学社的事业当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业，无论他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从事什么重要工作，中国科学社是他从未舍得放弃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