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首先综述清初小说的创作概况和文化生态，接着以清初小说创作中的故国情结为切入点，通过对代表性小说作家与小说流派的个案分析，点面结合，研究清初小说创作以及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

清初指清军入京定鼎即顺治元年（1644）至收复台湾，全国归于一统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这是既不同于故明时期，亦不同于全国统一以后的清时期。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的主要精力放在用军事统一全国上，在政治上则对汉族知识分子软硬兼施，以笼络为主来构建自己的统治基础，因此在思想政治方面的管制相对宽松。

在此背景下，清初小说创作繁荣并具独特特征。短短约40年的清初，小说刊刻近200部，是现存的整个明代小说数量的总和。小说形式亦是丰富多彩，白话、文言小说都很兴盛。文言小说中志人、志怪、琐语、箴规各种文体全备；白话小说里既有话本小说又有章回小说。小说流派纷呈，时事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艳情小说都呈现创作生机，英雄传奇、历史演义小说也多次重版，且产生了清初独有的现象——公案小说的消亡与代之而起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勃兴和时事小说的繁荣。

清初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其现存作品80%以上都与苏浙相关。作者成分的文人比例高是清初小说的又一大特征。白话小说的作者，最初只是书会才人、书商或者书商雇用的写手，明代中叶以后，文人方频繁参与创作，晚明则出现了冯梦龙、凌濛初这样的知名作家。清初小说作者不仅文人多，而且政治身份也比较多样，如有遗民、逸民，还有贰臣及清初新一代官吏，当时几乎各类人参与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清初小说还具有鲜明的谋利倾向，这和明清易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朝易鼎使明代大批的读书人或因战乱失去了科考机会，或忠于旧朝主动放弃科举，传统的学而优则仕道路走不通了。为谋生，不少人成为职业作家、出版人。清初很多书都是改头换面，粗制滥造的抄袭、改编之作，射利倾向明显，在江南甚至出现了专门出版通俗小说的著名书坊啸花轩和专业订书人步月主人。蕴含深沉的故国情感是清初各阶层怀着各种目的所著小说的共通特征。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家都是由明入清的文人，这个小说作家群经历明清鼎革，其创作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身跨明清两代，对已被推翻了的明朝，或多或少都怀有故国情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的坚决反抗，有的逃避现实，有的虽认可新朝但在心中不断自我开解。这些情结也渗透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

与之前和之后的小说相比，清初小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这和当时的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清初故国情结蔓延：思想界，经世致用的反思学风盛行。史学界，修史之风兴起。文学界，文学作品则与现实相连，反映时代风气：清初诗歌注重以诗纪事的诗史作用，注重诗歌对诗人身世和时代风气的反映。散文领域，清初传记文盛行，这批传记文或记录鼎革之际的忠臣志士的情状，或记录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深具易代之际的特征；清初的小品文在对绝小物事的描绘中饱含对晚明精致生活的回忆，在其中寄寓故国之思、遗民情怀。戏剧领域，清初戏剧中尤其是杂剧里故国之思和感伤情调成为主要基调；故国情结影响下的清初小说更是呈现与明末小说不同的新局面。就小说流派而言，曾在明末喧闹一时的公案小说，在清初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将故事背景定在风光绮丽的江南，但事实上，清初的江南经过清兵铁骑的残暴践踏后，已是一片狼藉，小说中的江南是士人心中的江南，是故明的江南，而对江南生活的描绘和怀恋也是对故国的怀恋。在话本小说上，与明末话本注重道德劝惩和期望补天来挽救颓败世风相比，清初的话本小说更注重全面地批判和总结明亡教训。清初的时事小说也与明末不同，明末的时事小说多关注魏阉专权、辽东战事、农民起义等具体事件，并且很多带有将小说作为政治攻击工具的倾向。而清初的时事小说在论述当时的事件时，掌握的材料更全面，态度更客观，其目的也多在于反思历史，寻找明亡原因。且时事小说仅存于清初特定的时间段，之后随着文字狱繁兴，政府对思想控制的加强，为规避文祸，不少人钻进故纸堆，将自己一生的聪明才智耗费在烦琐的考据上，畏谈时事与国事，时事小说也随之消亡。从小说创作手法来看，与明末小说多编创相比，清初小说的独创性更强。清初有更多的文人致力于小说的创作、评点、出版、传播，这使清初小说有着更鲜明的文人特色，但又因这些文人多将编创小说作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清初小说又有着很强的商业性。清初故国情结蔓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江南文化发达，出版业繁荣，文人结社活跃，以及易代造成的创作者和读者群体的扩大，都为清初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将清初小说作家的个案分析和清初小说创作流派的分析相结合，探讨不同地域、不同情境下的士人心态。在具体做法上，本书选择了丁耀亢、陈忱、李渔、烟水散人为清初小说家的代表。小说流派的代表是才子佳人小说和时事小说。丁耀亢、陈忱、李渔三人处于不同的环境，面对王朝易鼎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代表了清初三种不同的士人心态。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和时事小说的繁荣是清初小说流派的重要特征。

丁耀亢生在山东，丁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堪称世代官宦。明末的北方备受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影响，北方士人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恨之入骨，盼望过太平生活。清军打着为明朝复君仇的口号入关，入关后，很快剿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使北方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日子，恢复了正常生活。因此，以丁耀亢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对清朝并没有太多的仇恨和反抗，他们把亡国之恨归结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感激清军剿灭“亡国之贼”即农民起义军，感激世界重现太平。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能重新找回和保护自己在战乱中失去的财产，如何能够重振家业。所以，与南方士人相比，清初北方士人更愿意与新朝合作，也更能得到清朝统治者的信任和倚重。

南方情况则与北方恰恰相反。农民起义军的侵扰很少触及长江以南区域。江南历来富庶，一直过着歌舞升平、诗酒流连的幸福生活。直到清军南下的铁蹄打破了这份宁静。剃发易服的文化征服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杀戮都激起了江南人的激烈反抗和对清朝的极度仇恨。多个南明小王朝的相继成立也吸引反清复明爱国遗民的纷纷南下，盼能成就兴国大业，一时南方反清复明的遗民情绪蔓延。与北方相比，南方士人的反抗性更强，对清朝的仇恨更深，不合作的态度更坚决。所以清朝建立之后，对南方士人一直严加防范，不敢信任，并由此引发清初轰动一时的江南科考案、通海案、奏销案、哭庙案，其实质就是给南方士人以威慑。

在这样的环境下，与北方相比，南方士人对新朝的反抗和不合作的情绪更浓。他们或者结社集会，力图成为反清复明的遗民；或者不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拒绝入仕，拒绝为新朝效力，成为疏离政权的逸民。陈忱就是南方遗民作家的代表，他加入惊隐诗社，积极从事反清复明活动，所写《水浒后传》一书亦是忠贞爱国之作。李渔与烟水散人则是南方逸民作家的代表。他们本有济世之才，却因山河失色的王朝易鼎改变了人生方向。自古“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最佳选择，拒绝出仕就意味着失去了晋身之阶，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与依靠。为糊口谋生，李渔选择了带着家庭戏班编演戏曲，以在达官贵人之门打秋风为生；烟水散人则为书坊编历史演义、才子佳人甚至色情小说来砚田糊口。

就小说流派而言，才子佳人小说的崛起和时事小说流派的繁荣是清初小说流派的重要特征。才子佳人小说指的是清初出现的一批在内容上以描述才人佳人遇合、恋爱故事为主题的单独成书的白话章回体小说，它是清初重要的小说流派。长期以来，其陈词滥调的思想、千篇一律的情节、近乎白日梦似的逃避现实的故事，以及预设背景的江南模式都是学界竞相批评的对象。事实上，才子佳人小说的江南模式、对亡国的批判与反思、对贞节观念的强调及弥漫全书的隐逸情结都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故国之思，深具时代特点。江南背景一直是才子佳人小说遭到诟病的主要模式化表现之一，它指的是才子佳人小说整体体现的鲜明的江南特色，才子佳人小说作者或修订者多是江南人，故事背景普遍设在江南，主人公主要活动地点在江南，文中充满了对江南的依恋和热爱：令人陶醉的美景，热闹的集会，充满乡土和人情味的民风民俗。这也是引发学界对才子佳人小说批判的重要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在国鼎两易、山河改色的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以流派的形式出现，其作者不顾清初现实，将背景设在千里温柔乡、一片繁华地的江南，是落寞文人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失意之人借乌有之邦做黄粱美梦。事实上，清初的江南已经是一片狼藉。由于多尔衮对江南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重赋等多项高压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激起了江南人的反抗。为一统全国，清朝还对江南实施了强硬的征剿方针，继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之后，又先后派出亲王、贝勒及亲信重臣等担任各种名号的大将军，轮番率兵对江南各省以及四川各地进行征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除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外，江南各地大多遭到屠城。细思历史，与现实相对应，就会发现，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美好江南，只是作者心中的江南、梦中的江南，是作者对自己年少时在承平故明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小说的作者是用怀念回忆的方式在作品中构建一个自己梦想中的故国江南。除江南模式外，才子佳人小说中隐含着对亡国的批判和对现实的思考，十分强调贞节观念，文中多隐逸结局，这与清初的明遗民思潮一致。经历过国破家亡的伤痛，明遗民痛定思痛地反思亡国之因，这些反思在才子佳人小说中都有反映。

时事小说的繁荣也是清初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明末巨大的危机感和明亡之后的切肤之痛，使作家从崇尚空谈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转向正视现实，提倡反映现实、经实致用的文学，表现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忠诚的伦理救世的思想。这种文学思潮反映在诗歌领域是“诗史”论，反映在词领域是“词史”论，反映在小说领域是时事小说的兴起。清初时事小说的作家在小说中或保存史实——存史以存故国；或反思明亡教训；或辨别是非，建白朝政；或批判权奸，褒奖忠烈，表现鲜明的时代特点，并蕴含着深沉的故国情结。

综上，整个清初的小说创作反映了明清变迁之际的文人心态，深深地打着故国情结的烙印。

绪 论

明末清初小说研究的高潮随着1981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大连图书馆一批罕见的明末清初小说而到来。先是林辰出版专著《明末清初小说述录》，对明末清初小说做了大致的介绍。接着学界创办《明清小说论丛》作为明末清初小说研究的阵地，专门刊发相关研究文章，不少重要的单篇论文就发表于此。学界向来对明末清初这一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研究比较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或再版了赵园的一系列著作，如《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明清之际思想与言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风与士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作为一种现象的遗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想象与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制度·言论·心态——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以及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等等；这一批学术著作，引起学界反响。

与此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1991～1994）、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1991）等有关古代小说稀见文本资料也相继出版。在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下，明末清初小说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除少数专著如刘鹤岩《明清小说与党争》（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朱萍《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朱海燕《明清易代与话本小说的变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莎日娜《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外，还有一部分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出现，如张展《明末清初几种话本小说集的价值新探》（南京大学，2002）、金孝真《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江南社会》（北京师范大学，2000）等。由此可见，将明末与清初相连并作为一个时间段来研究此时期的小说，是当时学界一种普遍分类方法。

另有学者将这一时期小说统称为17世纪小说，如许振东《十七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十七世纪小说编年叙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李忠明《十七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等。这种分段方式有一定道理。首先，一种文体的发展本身就有一定的连续性，不可截然分开；其次，将小说研究的范围划为明末清初或17世纪，由于时间分段的模糊性与延展性，可以减少对作品年代进行考证的麻烦，在使用上有方便之处。但这种分段的明显缺陷在于模糊了因改朝换代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的不同属性，正如我们不能把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混为一谈一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不断对以王朝起讫来划分文学史段落的模式提出质疑，不少研究者以阶段性研究替代朝代研究，提出17世纪文学、20世纪文学等跨朝代的文学研究，明末清初文学也应运而生。事实上依附于朝代的文学分期自有道理。正如蒋寅先生在《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一文中所讲的那样：“改朝换代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代学问题，它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文化认同、转型以及人们相应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的变迁。不难想见，在这场变迁中，文学作为记录和表达人们心灵活动的意识形态，是必定要产生全面的、不同层次的变革的。不同的是，明清易代带给世人的精神冲击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剧烈，所以明清之际的文学变革也比文学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所造成的文学变革更加猛烈而深刻。亡国亡天下的悲哀激发了文化上兴灭继绝的紧迫感，也激发了思想上无比痛苦的历史反思。”因此，历经易鼎之后的清初文学与明末文学在面貌上有很大不同，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由此看来，将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际或17世纪作为一个时段整体来进行研究，是欠妥的。

近年来，学界对将清初应视为与明末不同的独立时段来分开研究的观念基本达成共识，并在对清初思想、文化研究上有一些重要成果发表，如专著有刘敬《清初士林逃禅现象及其文学影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赖玉芹《博学鸿儒与清初学术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梅尔清、谢美娥《明臣仕清及其对清初建国的影响》（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孔定芳《清初遗民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戴健《清初至中叶扬州娱乐文化与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汪学群《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等等。这些成果对清初的社会、学术、文化做了深入的探索，为清初文学的研究开拓了视域，打下了根基。

目前，学界对清初文学的研究成果日趋繁荣，但主要集中在诗词和戏曲领域，对小说的研究颇为匮乏。清初诗歌研究的专著有冉耀斌《清初关中诗人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刘丽《清初两大诗人群体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黄河《王士祯与清初诗歌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赵永济《清初诗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等等。论述清初诗歌的重要论文有乔敏《试论清初诗人颜光敏的遗民思想》（《山西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刘丽《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河北学刊》2010年第2期）、李彩霞《诗歌视野下的清初文人心态转变》（《时代文学》2010年第5期）、范建华《清初山东的遗民诗人》（《南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7期）、蒋寅《清初诗坛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张兵《论清初遗民诗群创作的主题取向》（《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等。就词而言，研究清初词的专著有周焕卿《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等；重要的论文有葛恒刚《纳兰词论与清初词坛》（《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3期）、《清初词学演变综论》（《名作欣赏》2009年第29期），曹秀兰《清初“贰臣”词人心态探微》（《山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论清初“贰臣”词人心态及对深化词境的意义》（《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等。散文研究专著有张修龄《清初散文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等；论文有曹虹《清初遗民散文的文体创造》（《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等。戏剧方面重要专著有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陈芳《清初杂剧研究》（学海出版社，1991）等；论文有党月异《清初戏剧与道教思想》（《学术论坛》2010年第10期），张宇《清初遗民戏曲文学研究》（《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3期），范秀君《离合之情相近，兴亡之感不同——清初文人传奇主题的嬗变》（《戏剧文学》2010年第3期），陆林《清初戏曲家龙燮生平、剧作文献新考》（《文献》2010年第2期），颜建真《清初传奇〈双星图〉的本事考证》[《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李克《“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论“清初江南遗民曲家群”》（《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程芸《清初曲家南山逸史“遗民”身份考辨》（《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杜桂萍《遗民心态与遗民杂剧创作》（《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清初遗民杂剧的主题建构与叙事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等等。这些论文对清初的戏曲做了全方位的研究，除杜桂萍著作与论文深入探讨了杂剧与遗民的心态外，大部分仍停留在文献与本事考证阶段，深入剖析清初戏曲与时代关系的文章不多。

小说研究方面，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际或易代之际小说研究成果较多，就笔者目力所及，对清初小说做专门研究的专著和论文有如下几种。专著有邱江宁《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徐志平《清初前期话本小说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8）等。论文有薛英杰《文人权力与男风想象：清初小说中的王紫稼故事》（《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文革红《从清初通俗小说的标识性语句看古代读者的小说观念》（《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李鸿渊《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结局文本浅析》（《江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雷勇《清初白话小说的嬗变》（《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陈洪《折射士林心态的一面偏光镜——清初小说的文化心理分析》（《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刘勇强《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欧阳代发《清初拟话本的新特色》（《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期）、林辰《清初小说论略》（《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等。学位论文有文革红《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清初通俗小说的发展——以小说出版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清初小说中的遗民情结与文人心态，有以下论文发表：韩春平《论清初通俗小说“四大奇书”评点本刊刻的意义》（《海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王言锋《谈清初拟话本对明亡的反思》（《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2期）、《遗民心理对清初白话短篇小说题材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清初避祸心理与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主旨的曲折表达》（《江汉论坛》2008年第4期），居鲲《清初遗民情结小说初探》（《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等等。除以上把清初小说作为整体来做专门研究的论著和论文外，对清初小说的研究还散见于各种小说史，以及对明末清初小说做阶段性研究或对单个作品或作者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界对清初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从不承认清初文学独立地位，到将明末清初或者17世纪文学一起进行整体研究，再到认可清初文学的独立性并进行专题研究的过程。在专题研究上，学界从对基础文献的梳理考证逐渐发展到对社会变迁、士人心态进行究。但是这种通过清初文学尤其是清初小说来反映清初社会变迁与士人心态的研究还处于散论阶段，鲜见宏观系统的论述。本书着力于这个薄弱领域，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学界的关注，以待方家。

从小说入手来观察时代情状，深入探究创作者和读者的心态在以前是很少有人尝试的。就探索清初各事件的本来面貌而言，研究当时事件的历史著作在事件归纳方面会更加全面；如果想知道清初思想界状况，研究当时著名思想家的论著则对其分析会更加深刻；就算是研究作家的心态，中国历来有“诗言志”之说，诗歌一直被看作正统的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文体，不少作家真实的心声会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来，若想分析他们的创作心态及其变化，研究诗歌应该更为合适。而小说，尤其是面向市场以谋利为目的的小说，作家的创作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和读者的需求，而不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言志言情上是逊于诗歌的。这些似乎都表明通过小说来研究士人心态是缘木求鱼。但是事实上，与史书、诗歌相比，通过小说来研究时代情状和士人心态是具有优势的。

首先，所有作品都带有作者自己生活的印记，尤其是记录生活的叙事体小说，更是深受时代氛围和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响。小说篇幅远长于散文和诗歌，篇幅长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反映时代、剖析情感上比诗歌、散文更为全面，更为深刻，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比其他文体更能真实地体现时代情状和士人心态，尽管这种体现可能是隐曲而不是显豁的，是需要细细体会的。

其次，古代小说一直被认为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小道，在文网森严的封建社会，这种卑微的地位反而起到了保护作用，使小说比其他文体更能逃避审查，从而保持了相对完整的面貌。研究历史，从占有资料上讲，官修史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指出，中国的正史大多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这种史书经过最高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的选取、过滤和曲解后，很难讲还能保存几分真实，尤其是在易鼎之际政治十分敏感的情况下所修的史书则更是如此。因而完全凭据正史来探寻易代后士人的真实心态和情感是不准确的。野史、诗歌以及思想家著作都是传统的表达思想情感的文体，这种文体自然也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和重视，成为被严厉监察和禁毁的对象，无数次文字狱都是由此引起。这些书籍经过一次次的销毁、删除甚至是改写之后，在多大成分上能保持原貌都是个未知数。小说正因是小道，不受重视，在这方面反而幸运些，言论相对自由得多。再加上作者在小说中的情感表露多是隐曲的，这种隐曲也能保护它免于遭到被销毁的厄运，事实上，这种潜意识和隐曲表达也许更能表现作者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

再次，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更为普及，更为畅销，也更能表现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正史还是野史，其记录的大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诗歌更是只为少数人垄断和掌握的高雅文学形式，思想家的著作固然在反映思想方面更为深刻，但那毕竟是社会精英层的思想，其所反映的并不代表当时普通民众的思想状态。与此相较，小说的内容多是记录寻常平民百姓的生活情状，而其传播圈子也是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贩夫走卒、三教九流莫不读小说，这使其在反映清初社会上具有更全面、更具体、更真实的优势。

最后，虽然清初很多小说创作是面向市场的，作者首先考虑的是市场需求，很难判断作品中的情感倾向是作者本人的还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做的姿态，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使作品中表现的思想情感是作者为了迎合市场而做出的，也起码说明有大批的读者有这方面的情感需求，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清初人们的情感倾向，与本书的论题并不矛盾。所以选择以清初小说创作的情况来反映与观察清初社会的各种面貌以及士人文化心态是十分恰当的。

本书将以清初小说主要是白话小说中的故国情结为切入点，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与小说流派的个案分析，点面结合地着眼于山河改色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并兼关照清初小说创作特点。当然，概括都是以对细节的舍弃为代价的，生活永远是具体而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任何的情感和创作都不可能以一种概念的形式划定，更多情况是多种情感相互纠结地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件事上，难以区分，但这并不能取消概括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有主要倾向存在，毕竟遗弃琐碎的细节，做总体的概括性关照，可以使当时的情景和轮廓呈现得更为清晰。

本书之所以选取三大小说家丁耀亢、陈忱、李渔，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选择都有其代表性。丁耀亢出身于北方地主家族，明末时备受农民军之苦，他痛恨农民起义军推翻皇权，给人民带来灾难。清军入关，给他带来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加上清政权取自农民军而非明朝，所以他恨李自成而真诚地认可新政权，积极谋求出仕新朝。过去，学界通常把他看作有着浓厚遗民意识的人，其著作《续金瓶梅》也被当成反清复明之作，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丁耀亢并没有太多民族观念和爱国情感，他顺应天命，以保命治生为上，积极谋取自己的利益。他对故国的怀念也主要是怀念在明朝生活的青少年时光，不具太多政治意味。《续金瓶梅》是一部劝世述事之书，不是有浓厚遗民意识的小说。明末南方人民一直生活得相对安逸，清军南下打碎了平静的生活，激起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南明王朝的成立和北方大批反清复明人士的到来，加重了这种情感。与北方士人相比，南方士人反抗性更强，更难和新朝合作，陈忱和李渔是其中的代表。陈忱做了身名俱隐的遗民，他的《水浒后传》是具有浓厚故国情结的忠君爱国之作。李渔既不愿出仕新朝，又忍受不了孤单清贫的遗民生活，选择了卖文及在权贵之门打秋风为生的第三条道路，但其内心难忘故国，作品中频频以“原心不原迹”做自我开解。

就小说流派而言，本文着重论述了清初白话小说中两大主要流派，即才子佳人小说和时事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是清初新崛起的一个小说流派，其模式化的情节和江南背景在学界颇受诟病，不少学者认为才子佳人小说缺乏真正的情感，是落寞文人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失意之人借乌有之邦做黄粱美梦。笔者认为，事实上，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出现本身就是易代的产物，并非学界所批评的逃避现实、毫无可取之处的小说种类，而是从整体上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文人的故国之思的作品形态，深具时代特点。本书还专门对才子佳人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烟水散人做了生平和著作的考论。通过对烟水散人生平和创作情况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创作看似与现实无关的才子佳人和艳情小说的作家身上，也有着浓厚的故国情结。这种对现实的逃避与对风花雪月的沉溺本身就是故国情结的一种隐曲表现。

时事小说的繁荣也是清初白话小说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明末巨大的危机感和明亡之后的切肤之痛使作家从崇尚空谈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转向正视现实，提倡反映现实、经世致用的文学，表现鲜明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以及忠诚的伦理救世的思想。这种文学思潮反映在诗歌领域是“诗史”论，反映在词领域是“词史”论，反映在小说领域是时事小说的兴起。清初时事小说的作家在小说中或保存史实——存史以存故国；或反思明亡教训；或辨别是非，建白朝政；或批判权奸，褒奖忠烈，等等，表现鲜明的时代特点，蕴含着深沉的故国情结。

学界多将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连在一起研究，但将清初时事小说专门单列，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的情况则很少。事实上，晚明与清初的时事小说，其产生时间的前后跨度不过几十年，但明显有着不同风格。明末时事小说的故事内容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1）歌颂与呼唤勇于抗击奸佞的贤臣和保家卫国的英雄；（2）褒扬忠孝节义，表达伦理救世的思想；（3）斥责扰乱朝纲与天下的乱臣贼子；（4）利用时事小说进行政治攻击。无论是对贤臣英雄的歌颂，对伦理道德的呼唤，还是对乱臣贼子的斥责，甚至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表现的都是作者积极的入世精神。在这里，作者心中有自己的国家，有补天救世的激情，有对当时的外敌后金入侵中原的深恶痛绝。

甲申之变之后，清初的时事小说则是另外的格调。在内容上，清初的时事小说主要有以下内容：（1）写甲申之变并攻击农民起义；（2）直接或间接反映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3）比较全面地反映明末政治局势和社会变革；（4）明遗民不忘亡国之耻，继续编写小说寄托情感。这些作品成书于入清之后，和直斥清朝为“奴虏”的明末时事小说不同，书中对于关涉清朝的字句如履薄冰，谨慎处置。书中绝无“奴”“虏”等字样出现，多用其他词代替，如“彼众”“东兵”“东骑”“北兵”之类。大多数时事小说对以清代明表达了顺从的态度，《定鼎奇闻》《铁冠图》更是对清廷阿谀奉承。与明末时事小说相比，清初小说少了积极入世的激情，多了无可奈何的认命观。

整个清初小说的创作反映了明清变迁之际的文人心态，深深地打上故国情结的烙印。另顺便说明一下，本书中的清初小说主要指清初白话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