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本书创新之处

（1）本书将水资源价值评估结果与流域粮食作物虚拟水贸易足迹结合，测算陕西省渭河流域粮食作物虚拟水贸易足迹的市场价值及非市场价值，理论上是对要素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完善，实践中对流域粮食安全政策、水资源管理政策和流域水价的制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研究的创新结论如下。

①2010—2014年5年间，陕西省渭河流域粮食作物虚拟水贸易一直处于净输入状态，说明陕西省渭河流域粮食作物的虚拟水贸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域水资源短缺的压力。由于陕西省渭河流域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一研究结论也说明陕西省渭河流域在粮食作物上并未出现所谓的“虚拟水贸易出口悖论”。

② 四种粮食作物的虚拟水贸易为流域节约水资源主要来自稻谷和大豆的进口。在保证流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通过粮食作物虚拟水贸易来节约陕西省渭河流域的水资源，需要适当增加部分品种的进口规模。在“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政策指导下，陕西省渭河流域的小麦生产应该确定一个规模底线，以确保流域粮食安全，而对于现有虚拟水贸易足迹值较小的玉米，可以考虑适当扩大进口规模，以满足流域内部大量的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需求。

③2010—2014年5年间，陕西省渭河流域四种粮食作物平均贸易水足迹值为2.04亿m3，且四种粮食作物平均虚拟水贸易足迹的市场价值为1.29亿元，非市场价值为1.92亿元。因此，通过虚拟水贸易战略为流域节约的水资源应该更多地利用于非市场价值更高的流域生态补给用水。另外，在生态补给用水配置过程中，应该关注流域居民对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的偏好异质性，以增加公众的福利，提供水资源配置政策的公众支持。

（2）本书运用CE方法进行水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进一步进行隐含价格和补偿剩余的测算。该方法的运用能够得到水资源每一个生态功能属性的非市场价值，并能够解决公众的偏好异质性问题，对我国流域生态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研究的创新结论如下。

① 陕西省渭河流域居民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较强的偏好和偏好异质性。从Mixed Logit模型的隐含价格测算结果可以看出，居民对水质（以级别为单位）和水量（以百分比为单位）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分别为88.84元/（年·户）和11.19元/（年·户）。对水土保持强度（以级别为单位）和生态旅游条件改善（以百分比为单位）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较低的支付意愿，分别为24.08元/（年·户）和2.65元/（年·户）。在流域水资源配置和水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这些居民支付意愿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的改善。

② 从潜类别模型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偏好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不同消费者群体针对同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大小的差异，另外，城市和农村居民针对同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属性的支付意愿也存在差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将这些公众的偏好异质性考虑进去，制定有差别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政策和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政策。

③ 整体上，陕西省渭河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效用。通过测算补偿剩余，陕西省渭河流域居民平均每年每户愿意为渭河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善支付414.84元。经过非市场价值的估算，2012年陕西省渭河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的非市场价值为66.15亿元。该价值评估的结果对其他流域水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评估具有借鉴意义，通过效益转移的方法，可以为类似流域的水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节约评估成本。

（3）本书在流域虚拟水贸易足迹影响因素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寻求陕西省渭河流域粮食作物虚拟水贸易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以及陕西省渭河流域居民水资源价值实地调研数据，分析流域居民对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揭示水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影响机理。与同类研究相比，本书进一步验证了居民的生态环境认知对环境物品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且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对虚拟水贸易的影响程度。研究对我国虚拟水贸易足迹非市场价值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对今后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的创新结论如下。

① 在陕西省渭河流域虚拟水贸易足迹的影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自然因素对陕西省渭河流域虚拟水贸易足迹的影响相对较弱。由此可见，陕西省渭河流域虚拟水贸易足迹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贸易量的大小，而不是粮食作物生产水足迹的大小。因此，需要流域制定合理的粮食作物虚拟水贸易政策，合理编制流域虚拟水贸易战略规划，以合理配置流域水资源，满足流域居民对水资源的需求。

② 受访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活环境以及环境认知等是影响流域居民对流域水资源生态系统服务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有显著正向影响的指标是居民社会地位和居民环境认知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的指标是受访者年龄和是否为农村居民。与女性受访者相比，男性受访者具有显著更高的支付意愿，而居民家庭收入状况对其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