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0年代前期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上两节的讨论中曾指出，日本传统汉学和战前日本中国学并不关心同时代的中国，因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文学并不在日本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之内。同样，战前的现代中国研究更多的是为了配合日本的侵略战争这一基本国策而进行，所以以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为代表的中国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而文学这种不能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学问自然也不会被纳入研究的视野。因此在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现之前，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这并不表示没有零散的研究出现。日本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即是第一节中曾经提到的京都支那学派的代表人物青木正儿。

青木正儿（1887~1964）1908年作为第一届学生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其代表作《中国近世戏曲史》力图使用现代文学概念来讨论中国古典文学中不被人重视的戏曲。后在文学研究之外还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和民俗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写下了《中华名物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名物学”。除以上这些成就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木是日本中国学界第一个关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1920年，他在《支那学》（第一卷第1~3号）上连载发表了题为《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的论文。这篇长文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坛的准确把握和其文学批评的精准度。在这篇长文中青木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文章开篇即指出：“近年来，中国文坛不断涌现革新之气，人们称之为文学革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鼓吹白话文。”其后，青木具体介绍了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文章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并评论说胡适的主张过多地关注形式的改良而轻视内容的改良，而陈独秀“三大主义”中的“国民文学”主张和胡适的“文章八事”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的主张则触及了文学内容的革命，但遗憾的是缺乏具体的说明。

在充分介绍新文化理论的基础之上，青木正儿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主要文学类型进行了精准而独到的点评。在谈论诗歌时，青木重点分析了胡适的《尝试集》以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唐俟（即鲁迅）的诗：

 

这其中胡的诗喜欢动不动冒出点西学的新智慧，以期能有所新意；而沈的诗则能看得出他一方面立足于本国文学的立场另一方面又想摆脱旧习的努力，但是往往会踏入古人所吟诵依旧的诗境。刘最具文人风采，但是难免有肤浅之嫌疑。唐作诗不入诗意，淡泊之诗境，仿佛是吃茶泡饭般，一切都淡淡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很一般。在这众人当中也许比其他人传统一点吧，但最解诗境富于诗人天赋的当属沈君。从措辞上看，刘粗笨、胡平明、沈优雅、唐平俗。毫不忌惮地说在这些人当中有望成为新诗人的不是主倡者胡，反而是沈刘二人。

 

上述对于新诗的点评不可谓不精彩，特别是对每个人特点的把握十分到位。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胡适时不时在诗中冒点西洋味，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青木在文章中明确介绍了胡适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青木在对唐俟的诗进行点评时使用了日本的饮食茶泡饭，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其实青木并不知道唐俟就是鲁迅，因而也不可能想到他和日本的关系，当然青木是纯粹从诗的赏析角度进行评点，但是用日本最为平民化的饮食来评点具有日本留学体验的鲁迅，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意外的巧合。之所以说青木正儿并不知道唐俟是鲁迅的笔名，是因为在后文他特别提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

 

在小说方面，鲁迅是有未来的作家。就如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悚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作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

 

由此可见，青木正儿又仿佛是一位预言家，对于鲁迅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短短两句话的点评是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鲁迅文学进行的第一次评价。青木的这篇《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开启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河。然而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在当时日本学界并没有得到回应，青木本人此后也没有再过多关注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是当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以后，青木在其会刊《中国文学》上发表的《支那迷》一文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大正8年在大阪出版了《大正日日新闻》，朋友劝我写点有关支那现代文学的介绍性文章，我也跃跃欲试，但是写了两、三次后，这份报纸便倒闭了。第二年我们发行出版了《支那学》，我开篇第一篇即写了与文学革命相关的文章。那一段时间是我最为热衷于支那现代文学的时期，就像今日中国文学研究会诸君一样，兴致勃勃向前进。而且那时候没有同志，就我自己孑然一身孤独地行走于旷野之中。看到今日诸君之盛况我不禁感慨万分。

 

寥寥几句就勾勒出了青木当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情，而“孑然一身孤独地行走于旷野之中”更是让我们对那有意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找不到志同道合学术伙伴的年轻学者的寂寞之情感同身受。然而也许青木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的那篇文章激发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增田涉和松枝茂夫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并使他们从此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之路。

增田涉在其回忆录中就这样写道：“《支那学》杂志上发表的青木的论文，也许是将中国文学革命介绍给我国的最初的，或可能是唯一的文章。以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我当时是旧制高中的学生，读了《支那学》的那篇论文，我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文学革命’，知道了胡适、鲁迅的名字，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有了兴趣。”松枝茂夫也如是回忆这篇文章对他的影响：“读了青木正儿先生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深受感动，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将视线转向了中国文学。”

更为重要的是，《以胡适为中心的浪涌涡旋的文学革命》开启了战前日本鲁迅研究的大门。在那之后日本关于鲁迅的翻译和研究层出不穷，在所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对鲁迅的研究数量最多，成果也最为丰硕。可以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介绍的核心始终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尤其如此。

据戈宝权考证，世界上最早的日译鲁迅作品是1922年6月4日在北京出版发行的《北京周报》第19期上刊登的周作人译《孔乙己》。其后《北京周报》又陆陆续续发表了《兔与猫》（第47期，鲁迅自己翻译）、《中国小说史略（上）》（第96~102期，第104期，第112~129期，第131~133期和第137期）。《北京周报》是成立于北京，由日本人藤原镰兄经营的远东新信社旗下的一份面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发行的报纸，主要报道中国的时政要闻，以及居住在北京或是到访北京的日本人的情况。而《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为时任《北京周报》主编的丸山昏迷。但是由于丸山昏迷中途病逝，《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工作只完成了上册，最后这个任务落到了增田涉的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周报》虽然在日本国内也拥有少量读者，其主要发行对象依然是以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为主，因而注定这是一份读者相对较少的报纸，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有限，不可能和当时在日本国内拥有众多读者的《改造》等主流媒体相提并论。而在日本国内最早出现的日译鲁迅作品则是1927年发表在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上的《故乡》。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鲁迅作品的翻译，不过正如丸山升指出的：“这一时期，除了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以外，鲁迅的名字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

除了鲁迅的作品外，当时日本国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更多地停留在概述性介绍层面，而且这些介绍性文字主要刊登在日本国外发行的媒体上，面向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如《满蒙》，或是日本国内的非主流杂志如《同仁》（关于这份杂志将在下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之上，因而影响力极其有限。不过早于《大调和》刊登《故乡》之前，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国内影响力颇大的杂志《改造》出版了其夏季增刊号《现代支那号》。《改造》杂志是由战时在日本享有巨大影响力的出版社改造社发行。1919年4月新闻记者出身的山本实彦设立了改造社，为了对抗老牌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改造社于同年4月发行了综合性杂志《改造》。改造社在当时改造日本社会的大背景下，出版了不少左翼言论的出版物，包括1928~193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此同时其旗下杂志《改造》上也发表了不少左翼言论的文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也发表在这份刊物上。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改造社牵引了当时日本的左翼论坛。

由于当时日本整个经济不景气，创刊不久的杂志《改造》很快陷入了困境。为了挽回败局，改造社率先推出了“1元（此处为日元）书”的出版计划，改造社在报纸、杂志上广登广告，告诉读者改造社即将推出《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每月出一本，每本定价1日元，并且该出版计划完全实行预约制也就是只有进行了预订的读者才可能以1日元的价格购买到《现代文学全集》里的书。由于1日元只相当于当时应届大学毕业生工资的2%，所以意味着普通的日本人可以用相当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明治维新以后出现的日本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一出版计划可以说颠覆了以往书价昂贵、文学全集与平民百姓无缘的观念，消费者蜂拥而至，日本的文学经典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走进了平民的世界。作为推出这一计划的改造社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该销售计划推出之时，出版社估计销量能达两三万套，但实际结果是预订出了25万套，改造社赚了个盆满钵满，一扫破产的阴影，成为当红一时的出版社。一时间“1元书”成为日本出版界的流行产品。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改造》推出了特刊《现代支那号》, 现代支那号》特刊的出版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

经历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军部和资本对中国的兴趣日趋强烈，并不断追求扩大在中国的利益。前述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的建立都和日本国内的这样一种诉求息息相关。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吞并朝鲜，大批日本人经由朝鲜到达中国东北，同时还有大批日本人前往当时的“魔都”上海。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文人，最著名的要数木下杢太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龙之介这四位具有所谓“支那趣味”的文人。这四个人给日后的竹内好以很大的影响，而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关系密切。但是这些人到中国来后对现实中的中国并没有太大兴趣，更多的还是关注中国的古典、中国的美食以及中国的女性。他们的所谓“支那趣味”其实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即对现实中的中国漠不关心，认为已经逝去的中国才是他们憧憬和怀念的对象。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现代支那号》的出版可以说开启了日本主流媒体对中国关心的先河。在这一期的编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有政府和政府的友好往来，有实业家和实业家的往来。但是这次本刊策划的重点则是在文坛、论坛。仅从这点来说尚属首次。

 

为了出版这一期的《现代支那号》，当时的编辑上田清敏特地远赴上海拜访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在听取内山的意见之后，《现代支那号》向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田汉等30名中国文人和木下杢太郎、幸田露伴、长与善郎、佐藤春夫等日本文人发出了征稿的邀请，最后刊出了19篇中文文章，按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短篇小说、戏曲、诗和评论。

短篇小说：

张资平《库拉索》，凌淑华《酒后》，杨振声《阿兰的母亲》，

徐志摩《海韵》，陶晶孙《短篇三则》；

戏曲：

丁西林《压迫》，郭沫若《王昭君》；

诗歌：

徐志摩《海之声》，闻一多《春光》，饶孟侃《三月十八日》；

评论：

胡适《近代西洋文明之吾人之态度》，李人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性质》，冯友兰《中国哲学的贡献》，高一涵《中国的学生运动》，马寅初《中国的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区分》，陈望道《中国女子的觉醒》，林骙《新支那的青年运动与日本的立场》，西滢（陈源）《中国新文学谈琐》，顾颉刚《苏州的歌谣》。

这其中，胡适的《近代西洋文明之吾人之态度》刊登在了卷首。在上述所有文章中直接涉及中日关系的，一目了然即是林骙的那篇《新支那的青年运动与日本的立场》。在这篇文章里，林骙明确指出：“日本人受那些上了年纪的支那通的误导，对于当今支那青年之心理以及当今支那之青年运动完全不了解。那些上了年纪的支那通只知道支那的老年人，只知道支那过去的事情，就凭着他们的那些经验研究支那对策，所以就不行。”

林骙这番对当时日本中国研究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明确指出当时的日本研究者只对旧的中国感兴趣，而对发生了变革的中国漠不关心，因此这样一种中国研究毫无意义。尽管《现代支那号》并不能完全传递当时中国文坛的现状，甚至可以说存在很大的欠缺，但是在当时日本国内的大环境之下能够刊登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这件事本身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笔。然而，《现代支那号》的出版并没有在日本的学界和知识界开启关注现实中国的大门。直到3年后即1929年7月，另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杂志《思想》才再次推出《特辑支那号》。然而这一期特辑的推出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有人认为《思想》的行为非常不合时宜。

由此可见，在1920年代下半期至1930年代上半期亦即所谓昭和十年代（1925~1935年），现实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漠不关心的存在。而且看一下《现代支那号》的目录，但凡对中国现代文学有一定了解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特集的构成具有明显的缺陷。《现代支那号》所收文章的作者基本上分属192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创造社、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等几个主要文学社团。上述作者中，郭沫若、张资平和陶晶孙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而胡适、徐志摩则是新月派的同人；西滢（陈源）是《现代评论》的主编。相较于创造社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文学社团，新月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成员则基本上是从欧美归国，并在大学担任教职。由此看来这份特集的偏颇之处也显而易见。同样是1920年代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另外两个主要文学社团语丝派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则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入选这一期特集。不过也有日本学者研究指出，当初改造社也曾向周作人约稿，但是遭到了周的拒绝。而谈及拒绝的理由，周作人认为日本人绝对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他们阅读中国人写的文章，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同时也是为了看看高等华人们都在说些什么，日本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就像是在看猴子耍马戏般。周作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和他日后对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提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现代支那号》的出版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个案，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日本真正对现代中国发生了兴趣。而山本实彦后来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更将出版《现代支那号》的意图表露无遗：“连编辑这期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也是为了教给走入绝境的支那杂志界该如何进行编辑。不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日支亲善。”一种居高临下之感跃然纸上，也可以看出《现代支那号》的重点不在于其编辑内容如何，而在于出版本身这件事，因而也不可能对其旗下杂志的内容没有能够反映中国现代文坛的全貌这一事实进行丝毫的反省。山本实彦的态度可以说代表了那个时代日本主流媒体对现代中国的看法。

除了《改造》杂志的这一特集外，日本的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持漠视态度，而那个时候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则是以《文艺战线》和《战旗》为代表的日本左翼文艺杂志。除了杂志之外，当时还出版了几本类似中国现代文学史概论类的专著，如濑沼三郎的《现代支那文艺》（万里阁书房，1930年）和柳田泉的《现代支那文学之鸟瞰图》（新潮社，1931年）。这种寂寥状况的改变要等到1930年代上半期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月报》的创刊。关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在其《中国文学研究史》中有如下的评价：

 

中国文学研究会从1935年开始发行了其会刊《中国文学月报》，刚开始是一份小小的册子，从1940年开始发展成为杂志《中国文学》，做出了越来越多的成绩。

 

吉川幸次郎的这一段话可以说高度概括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介绍方面的地位和贡献，在下文中就将顺着这一线索全面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