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与香港发展的新机遇与和新担当

刘祖云 韩丽

作为一种处事原则的相互包容，既是人类的善良本性，也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包容性发展，则是源于当代的经济学研究，是经济学所讨论的包容性增长的拓展和升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包容性发展的拓展和深化。这一倡议既给香港发展带来新机遇，也给香港发展带来新担当。

一 “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发展的拓展和深化

包容性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方式的变化使包容性发展成为需要。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从同质单一性社会转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社会开放程度和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社会开放程度和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刘祖云，2005）。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就越是多元化和多样化，而社会越是多元化和多样化，就越需要包容性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游戏规则的变化使包容性发展成为可能。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认为，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将经历一个从“有限游戏”转变为“无限游戏”的发展过程。“有限游戏”就是输赢性游戏，即你输我赢的游戏。“无限游戏”则是共赢性游戏，即没有输家而可能都是赢家的游戏。詹姆斯·卡斯的理论颠覆了传统发展理论的思维方式，富裕阶层与贫困群体、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再是你输我赢的关系，而应该是或可能是合作共赢的关系。

包容性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及宗教信仰等，均是历史形成的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互补使其相互合作并相互包容成为必要，而经济全球化使其相互合作并相互包容成为可能。面对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承认并尊重这些差异，实行包容性发展，既是社会生存与和谐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前提。因此，包容性发展是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的理性选择。当今世界应该选择包容性发展，当今中国也应该选择包容性发展。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就是中国选择包容性发展的具体体现。

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含义是使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群、所有地区乃至所有国家，特别是惠及弱势群体、落后地区及落后国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坚持了包容性发展的基本理念，而且是一种超越发展程度、超越社会制度、超越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的合作共赢，是旨在促进各国间的经济融合、政治互信和文化包容，进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发展，是包容性发展的拓展和深化。

截止到2015年3月，“一带一路”共涵盖65个国家和地区，涉及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 GDP总额超过20万亿美元。这65个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程度、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三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首先看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有1个；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或地区有14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或地区有16个；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国家或地区有32个；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有2个。其次看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有54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有3个；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国家或地区有8个。最后看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或地区有28个；主要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或地区有23个；主要信仰佛教的国家或地区有9个；主要信仰印度教的国家或地区有3个；主要信仰犹太教的国家或地区有1个；具有多种宗教信仰的国家或地区有1个。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包容性发展的升级版。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提倡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在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中，有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落后国家和地区占比较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及基础设施建设是它们的首要任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提倡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中，不仅存在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且存在社会制度的差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中国的道家哲学，摒弃并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区别，寻找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兼容并蓄，包容互鉴，进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提倡不同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尊重社会制度的差异，而且尊重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沿途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增进了中华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及希腊—罗马文化等不同文化以及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的交流和融合。当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精神，在文化观念和宗教信仰方面，以相互平等代替彼此的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以相互包容代替彼此的对抗或冲突，将世界整体的多样性和世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 “一带一路”建设与香港发展的新机遇

香港曾经是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曾经是东西文化交往的桥梁，并在扮演“纽带”和“桥梁”的角色过程中获得较快和较大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是打开国门，“一带一路”建设是走出国门。香港在国家“走出去”战略中需要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将国家发展与香港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了香港与内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中国前一轮的改革开放是在非均衡发展策略下展开的，致使今天面临区域发展水平不均衡、开放区域相对单一等问题。2014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15%。在前一轮的改革开放中，只有东部沿海地区是对外开放前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标志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则将中西部内陆腹地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和重点，从而形成东、中、西互动、均衡与协调发展，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前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示范作用，成为内地经济走向国外和国外技术和资本进入内地的中介，香港与珠三角地区通过产业转移和承接，共享发展红利。随着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结构调整，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优势被弱化，互补空间被压缩。在国家新一轮发展战略中，香港应该拓展以往的思维和视野，通过“一带一路”在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寻找新机遇，进而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红利惠及更多内地地区。香港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内陆地区的开放开发，一方面可以通过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搭建合作平台，加强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譬如促进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香港可以在中西部地区推动产业转移，为内陆地区输送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产销渠道，延续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扩展辐射范围。同时，香港应充分利用自由港的优势，促进香港与内地自贸区之间的功能互补和整合，在金融、服务、科技和物流等更深层次领域寻找机遇。2014年，在香港对外贸易总额中，内地份额为50.3%，在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额中，内地份额为53.9%（陈文玲，2015）。由此可见，香港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内地，“一带一路”建设给香港与内地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了机遇，进而让香港更加深入地嵌入国家发展的整体格局之中。

其次，“一带一路”为香港解决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供了机遇。香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较深，自身市场相对狭小，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回归以来，尽管香港经济在遭遇数次外部冲击后还能保持增长态势，但仍然存在发展乏力、贫富悬殊、产业失衡等问题或矛盾。2010～2015年，香港经济发展呈现持续走低态势，GDP增幅由7%下降到2.5%，人均收入不足4万美元，仅为澳门的一半，除了金融和旅游产业略有发展外，其他传统产业优势似乎逐渐被弱化。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人口高达130万，基尼系数接近0.6的危险线，被列为最不公平国家和地区之一。在仅仅依靠香港自身的努力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即在香港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让香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4年，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增长50.6%，远高于东盟和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并且这一势头还将持续下去。而且，香港的自身产业结构优势，即香港在融资、服务、贸易和航运等方面的产业优势高度契合了“一带一路”对于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需求，使得香港传统的优势产能能够开辟新的领域，传统优势产业的繁荣为香港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优化了香港的就业环境，提高了香港的福利水平，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和香港民生的改善。

最后，香港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助力内地“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获得自身发展的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是新一轮的“走出去”其规模和领域都大大超过以往，香港可以利用其国际化优势帮助内地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能够让香港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对跨国融资的需求，弥补内地金融“走出去”存在的短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累计超过2万亿元，其中香港人民币存款资金就达1.16万亿元。同年，中国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支付总额达6.55万亿元，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量占所有境外地区的52.7%。香港能够帮助内地企业熟悉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贸易规则、法律制度和风土人情，更好地发挥“内引外联”的作用。有研究认为，2014～2020年，中国累计向国外提供的进口商机金额将达到1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将突破1.2万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蕴含的巨大商机，对于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香港而言自然是难得的机遇。

三 “一带一路”建设与香港发展的新担当

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发展中，香港如何通过进一步发挥自身现代性和开放性的独特优势来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如何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呢？

（一）香港应该成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引领者

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和发达地区，无论是基于国家的发展，还是基于自身的发展，香港不仅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情引领者。

一方面，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出发地、经过地的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仍是香港经济发展机遇的“存量”。

由表1可知，相对于中国内地而言，香港处于发展程度的顶端，香港仍然具有先发优势，即具有资金、信息、物流、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虽然这些优势随着中国内地现代化的推进而在珠三角等少数地区逐渐弱化，但相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地的福建部分地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出发地的西北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这些优势仍然明显。也就是说，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机遇不仅没有用尽，而且还有规模巨大的“存量”。

另一方面，正在拉开序幕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香港经济发展机遇的“增量”。

由于表2的统计单位是国家，香港因而没有出现，但香港实际上以中国特区身份加入了“一带一路”建设。由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处于同一发展水平，香港在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中也是处于发展程度的顶端。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给香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笔者称之为香港经济发展机遇的“增量”。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具有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具有地理资源、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发展程度有明显差异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发展往往会产生相互受益的共赢效果。因此，地大物博的中国内地和正在拓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纵深平台和重大机遇。

（二）香港应该成为不同文化传统及宗教信仰国家和地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引领者

古代丝绸之路，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同步进行。也就是说，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经贸往来、货物交换之路，而且是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中国文明等世界主要古代文明的互鉴之路，同时还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等世界主要宗教文化的交流之路。譬如，在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泉州，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天主教、基督新教、犹太教、印度教、神道教和拜物教等宗教遗迹。与古代丝绸之路一样，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坚持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同时同步进行，社会因开放而发展，文化因交流而进步。而兼具现代性和开放性的香港，应该也能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成为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国家和地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引领者。

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不同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国家和地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引领者，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认为，传统社会是同质单一性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异质多样性社会，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就越多元化和多样化。今日香港，不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共存，而且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共存，既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东方之珠，也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香港又是一个开放性的都市。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时间上是从1840年开始的，在空间上是从香港开始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香港因此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对外开放不仅带来商品流动（经贸）和人口流动（移民），而且带来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譬如，在仅有700多万人的香港，世界上的几大主要宗教均有信徒。香港华人大部分除信仰道教等中国宗教外还信仰佛教，其寺院有360多座。另外，天主教信徒约25.8万，基督教信徒约28.5万，伊斯兰教信徒约5万（华人占相当部分），印度教信徒约1.2万，还有一定数量的锡克教信徒和犹太教信徒。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依托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线，那么中国近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则主要依托多个点，而香港就是其多点之中的一点，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文化窗口。香港应该凭借其窗口经历和经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引领并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通过文化交流助力经济交往，进而助力“一带一路”的成功推进，让香港成为国家新一轮对外经贸和文化交往的桥梁和纽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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