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事件的国际化

全球化、网络化作为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趋势，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各个地方的治理。地方治理不再是地方当局的独有场域，而成为各种力量参与和博弈的公共空间，国际因素的影响随之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地方事件成为全国事件，甚至成为国际关注的事件。“乌坎事件”作为极端案例，既呈现出国际因素介入的路径，也展示了其产生的一系列治理挑战。

尽管各地的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但是地方事件的国际化通常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是该事件的相关信息扩散到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和反应，甚至成为新闻热点；二是一些国际人员成为地方事件的实际参与者，甚至将一些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也牵涉进来。当然，在一些情况下，这两种途径会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放大事件本身的国际影响。无论地方事件的国际化采取什么途径，归根到底是因为信息和人员的流动已经国际化了。

这些年来，各地政府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本地的知名度，甚至花大价钱请一些国际人士来参观、做广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愿意看到本地发生的消极事件国际化。一则这会增加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二则会让本地形象受损。因此，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的第一反应多是隔离、压制、封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完全推卸给国际因素，导致小事件演变成大事件，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最后自己无法应对，只好等着上级乃至国家来收拾局面。地方事件也就真正成为国际事件，各方利益俱损，国家形象受损。花了大量时间精力资源苦心打造的软实力，一下子就被颠覆了。

发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地方事件在国际化，而地方当局还在封闭化呢？显然，作为地方官员个体来说，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掌握着发达的信息渠道，非常清楚地方事件的国际化过程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生硬的、甚至非法的手段来应对这些事件，一步步将各方立场推向高度对立化。究其根本，在于这些应对是地方当局“守土有责”的组织行为，在自己的区域把事情“摆平”是为了避免上级的处罚。

殊不知，这种不惜代价“履责”的行为其实是对整个体制更大的伤害。一方面，地方政府的一意孤行，损害了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并且会因为事件的迅速扩大造成自身以及上级的应对被动，加剧问题的复杂和恶化；另一方面，最终的解决往往会把问责的“板子”打到处于事件一线的地方官员的“屁股”上，尽管后者责任难赦。但这会对许多身处一线的官员产生负面影响，使之不但更加不愿意去认真解决各类棘手问题，而且对于上级乃至体制的忠诚度受到削弱。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地方事件国际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容易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为本地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很难与国际因素形成真正持续的互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在应对此类问题上方法更加娴熟、丰富，并且可以调动较为丰富的资源。可以说，地方事件的国际化考验着中国的治理能力。

对于包括地方在内的各级政府来说，首先要认识到地方事件国际化是全球化和网络化过程的必然结果，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少数境外人士的密谋策划，要消除“阴谋论”，增强主体反思性；其次要提高治理能力，通过有效地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来把地方事件“本地化”，从根本上减少国际因素介入的可能性；最后要学会在开放条件下的沟通。既要与国际上关注此类事件的群体沟通，也要与上级部门及时沟通。对国际社会的封闭，只能引发更大的猜疑、更强烈的批评；对上级部门的封闭，则会为地方事件的扩散推波助澜，导致上级的应对不及时。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改变。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是由许许多多的地方组成的，地方事件的国际化不过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在地方层面的具体体现。各个地方只有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改革的决心，才能在享受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能获得制度改进的机会。这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来说，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