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与高质量的民主

社会组织既是连接国家与个人的纽带，延伸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又是个人融入社会、参与政治、制约国家权力的主要形式。缺乏社会组织，社会就会是一盘散沙，现代民主也难以有效运行。因此，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衡量民主制度成熟与否的重要尺度。

托克维尔当年在美国旅行时，最赞叹的就是美国人自我组织的意识与能力，认为这是美国民主成功的重要条件。比较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健康发展的社会组织既有助于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性和制度化，也是高质量民主制度形成的必要因素。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冲击，许多志士仁人都认识到中国人口虽然众多，但是整个社会如一盘散沙，无法组织起来，这是国家长期积弱积贫的重要原因。而如何将社会民众动员起来、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决定哪种政治力量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掌握了这个关键。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阶级分析、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理论和方法，不仅将党的组织建立到最基层，实现了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的统一化，还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创建了相应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有效组织、高度动员，提高了社会认同和政治整合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个人权利意识与自主性的不断提升，中国社会出现了强大的个人化趋势，原来的社会组织形态逐渐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也在退化，而新型社会组织的发展又相对滞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组织化联系纽带变得残破不堪。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要求以及民主制度的完善，需要修补、发展和重建。

社会组织的缺失，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至少产生了三个直接制约作用。首先，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元关系出现失衡。国家、市场与社会构成了现代制度的三元结构，社会制约国家权力，抵御市场权力，是现代制度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社会组织的发展，既反映了社会的成熟水平，也有助于划清社会与国家、社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限制国家、市场对于社会的过度干预和渗透，保持社会的自主性。而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市场力量肆意渗透，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其次，集体行动实现成本不断提高。高质量的民主制度应该是有效的，有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达成集体行动不能单单依靠对个人权益的尊重，还需要对多元社会利益的整合，以取得共识。实践表明，国家直接面对个人，形成公共决策，或者个人直接表达诉求，获得公共权力的回应，都比通过社会组织这样的中介，更花费时间成本，耗费制度资源。这种现象已经在许多领域中出现了，比如农村公共工程修建遭遇的村民集体决策难题，城市社区拆迁谈判成本的不断提高。最后，社会疏离感的加重和社会资本的消耗。民主政治需要相应的文化精神支撑。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共同体精神。在中国，市场化带来了个人的快速流动，我们进入了陌生人化的社会。对于个体而言，这种流动的自由往往意味着社会疏离感的产生。人们迫切需要在陌生人的环境中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系。社会组织既是个体交往的产物，也是扩展个人交往的载体。个体通过参与、建立、维护各种社会组织，满足情感和精神需要，学习自治本领，表达利益诉求，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培养公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积累了社会资本。

随着中国民主建设的深入，社会组织缺失的“短板效应”将更为明显。社会各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决策者也在积极推动社会管理改革，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然而，不能将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进行简单的类比，并且借用经济改革中的理念和方法，因为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要向社会“放权让利”，重视个体的利益诉求，还需要在现有制度框架中不断创造公共空间，培养公共意识，构建公共领域，在利益博弈中形成公共利益，建立起新型的公私关系。这是更为艰巨的任务，也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