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方式的现代化与执政理念的改造

在2012年上海市委换届选举中，俞正声提出要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这对于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超大规模、多重结构、深深嵌入社会、牢牢把握政权的政党来说，既是新时期的新任务，又是新情况提出的新挑战。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执政理念的改造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决定了执政者如何审视自己所处的历史地位，存在的理由，自己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执政者的理念与社会民众理念的衔接与叠合。所谓民心向背，实际上就是社会民众在观念上对执政者的认同。

当今社会正经历着多重转型，信息在爆炸性增长和传播，但利益也在快速分化，每个群体都承受着巨大的不确定感，他们所持的新旧理念既是他们维护利益和地位的理由，也是心理和信仰的劝慰。执政者的理念，应该是对社会公众理念的超越与综合，既能包容其多样性，也能寻找多样性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对多元利益的代表。

执政党正在进行着自身的深刻转型，而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力量分布在不同领域和社会单位之中，每个具体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也在努力调整着自己。然而，转型是痛苦的，尤其是观念的转变。利益是观念的土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会背离整个组织的信念。因此，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执政者看似顺口而出，实则意由心生的理念，看到这些理念在社会公众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表现之一，“现在比以前强过百倍”。持这种观念者总是提醒人们要想想过去的苦日子，理解取得现在成果的不容易，但这种纵向比较的观念遭遇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更乐意用横向水平比较的方法来认识当前的成就，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成就就是差距。不分场合地谈历史不但不能以史为鉴，反而会成为回避问题的托词。

表现之二，“没有功劳总有苦劳”。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诸多任务的“一票否决”化，各级官员备感压力很大，一些地方又采取了所谓的“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方式，使得一些官员感慨所选职业压力大、风险大，因此，每每受到社会批评，或者上级的问责，都会产生“没有功劳总有苦劳”的抵触情绪，甚至把自己归为“弱势群体”。而社会公众并不会同情这种情绪，因为每个职业都有其难处，反而会对官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加透明、更少腐败。官员的自我期待下降与社会期望的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扩大了理解的鸿沟。

表现之三，“后人比今人聪明”。如果这个逻辑在一些重大历史选择中体现了政治家的智慧的话，那么在日常政治中这个逻辑的滥用则反映出官员责任心的滑坡。毕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是对当前社会公众要求的积极回应，也是为后代的更好发展打牢基础。把重大问题的解决推后，不仅剥夺了当前社会公众的决定权，也侵害了后代的选择权。当整个社会的代际意识不断增强的时候，一些官员还是在沉溺于“后人胜于今人”的借口之中，只会使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判断上分歧更大。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表现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各种形式的扭曲的执政理念，究其根本，则是执政意识的淡漠，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授予者——人民要求的忽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扭曲的执政理念落后于社会理念前进的脚步。当社会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而一些官员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理念的脱节迟早会制约到官民的信任关系，尤其是公共权力的公信力。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提醒依然振聋发聩。“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