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觉醒与权利自觉

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不断运行和完善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仅创造出多元的权利主体，也使这些主体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矛盾和冲突不断公开。媒体报道的公共事件、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细碎琐事，不时会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目睹物质财富增长奇迹的同时，焦虑日升，以至于担心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有陷于对抗和断裂的危险。这种焦虑正在蚕食许多人已经积累起来的幸福感，正在破坏着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愿景与共识。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个体事件借助于信息的同步传播和参与的无障碍，一瞬间就会成为让全国，乃至世界知晓、评论、参加的公共事件。在这些公共事件中，被侵犯的权利不仅得到了舆论上的支持，还获得了社会组织的救助，并最终得到了保护或赔偿，让人真正体会到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力量。然而，在许多的公共事件中，也出现了“搭便车”现象，个体权利过度扩张，迫使公共权利退缩，甚至受损的结果。在公共事件的参与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失去了发言的机会，公共权力被污名化；理性的讨论蜕变成上纲上线的谩骂，乃至人身攻击。公共事件成为泄愤事件，失去了“公共性”，达成的结果不是共识和宽容，而是播下破裂与仇恨的种子。

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无力感，每个群体都成了弱势群体，即便是掌握优势资源的人们。这种无力感和弱势感的产生，一方面来自自我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更来自自身权利与义务的严重失衡。在主张权利的同时，没有承担起与之对称的社会义务，反而要以对方的牺牲为代价。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散布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典型的代表就是敬业精神的丧失，工作就是敷衍，交易就是“一锤子买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成了行业的潜规则，更甚者将之发挥成“拔天下之毛以利于我”。如果放任这种无力感和弱势心态的蔓延，必然导致社会信任的消解、“拳头逻辑”在社会中的蔓延。

因此，如果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唤醒了每个公民和各个群体的权利意识，那么接下来30年的社会任务应该是实现权利的自觉，即通过制度改革和个人修养来理性地实现个体与群体，阶层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平衡，避免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导致社会权利的最小化，乃至破裂化。固然，任何权利都是斗争的结果，但是权利的实现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在这个快速变革的社会里，权利的自觉，首先就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无论是个体的权利，还是某个群体的权利，都有相应的义务。只主张权利，不承担义务，甚至用个体的、群体的权利来侵犯他人的、社会的权利，既是对法律道德的践踏，也是对社会合作底线的破坏。而只强调义务，不实现权利，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加深社会的被剥夺感。

权利的自觉，也意味着要学会运用正当的手段来维护自我的权利。这既是权利的时代，也是法治的时代。尽管存在法律不完善，司法不公正等诸多问题，但是毕竟基本的规则已经确立，正常的渠道也已经存在。现在更关键的是，如何通过每个主体正当地主张自我权利，来让这些既定的制度规则运转起来。在法治的时代里，运转制度与建立制度同样重要。

权利的自觉，也意味着个别社会阶层要学会自我约束。毫无疑问，任何社会都存在阶层的差别，力量的不平衡。实现人人均等的“大同世界”是每个社会的长期愿景。既然存在力量的强弱之别，就会有权利实现水平的高低。一方面要不断地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另一方面更需要强势的社会阶层学会自我约束，习惯社会制约。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权利的自觉，更意味着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德国著名政治家施密特认为，现在人们有着维护自我权利的明确认识和强烈意识，但是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却不甚了解。对于整个社会以及人类来说，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和要求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共同体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这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民个体有义务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公正和团结之心，而且一个人的影响越大，责任和义务越大。

权利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群体的不断互动。互动既有合作，也有冲突，都是健康社会中的正常形态。必须提醒的是，冲突也是社会沟通的形式。如果社会群体与个体日益疏离，形同陌路，连冲突都没有的话，那会出现更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