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社会与我们的精神转型
我们正处在全面转型的时代。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悖论重叠的景象：大自然在不断地“去自然化”，大量的机会转化为不确定性或风险，不断激发出的向往流变成无尽的欲望，完善的制度变成了冷漠的条文，便捷的交往工具破坏着熟人社会的温馨。这既是现代化进程带给世界的共同结果，又打着鲜明的中国烙印。因为，中国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少有的巨型社会，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步经历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国家。
对于每个正在获得更大自由度的个体和群体来说，要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心态转变、心理调整以及精神转型，因为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格与能力、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和谐与完善。更进一步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健全的心理与精神，是每个个体抵御诱惑和冲击的最后屏障，也是实现人格升华的持久动力。在现实的中国，这一点尤其重要。在中国，与物质生活的改善、制度改革的完善、交往范围的扩大等物质、制度层面的转型相伴的是，社会压力感的增强，紧张、焦虑、担忧等成为已经分化的社会各阶层共有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脆弱紧张的精神世界与强大的物质实力和完善的制度设计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这样的状态难以为社会的顺利转型提供强大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撑，更偏离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国人而言，精神转型的核心在于消除国民心理上某些历史累积下来的，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乃至误导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情结，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新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要去除这些情结，是艰难的事情，一方面，情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深藏在心里底层的无意识组合，另一方面，这些情结并非个人单独所有，而是具有群体性，很容易在集体行动中被呼唤出来，成为促成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力量。
国民精神的转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消除匮乏情结，建立分享精神。物质匮乏一直困扰着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以及缺乏效率动力的计划经济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物质的短缺，既直接制约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加剧了人们对未来预期的担心，甚至滋生出恐惧。在行为上体现为对自身利益的过度重视，对公共利益的忽视，甚至有意侵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分配的公正，匮乏情结应该逐步淡化出人们的心理。要在衣食无虞、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的基础上，建立起分享精神。在分享的过程中，体会到社会的温暖与共同体的价值。
第二，要淡化赶超情结，树立共存精神。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赶超现行的现代化国家，既是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激励国民精神的动力。“赶英超美”曾经是无数国人的梦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曾经鼓舞了几代人的奋斗。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放弃其他的目标，牺牲某些东西，这固然会凝聚力量，形成优势，在短期内达成目的。但是，过强的赶超情结，会使我们始终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用过激的行为来掩盖脆弱的内心，因为意气失去平和。随着国力的增强，赶超的任务必然会被维持格局的责任取代，从国家到国民都要树立起共存的精神。
第三，要消除零和博弈情结，树立共赢精神。所谓“零和博弈”就是输赢结果非此即彼，只有一方获利。这种情结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从传统政治中的“成王败寇”到现代政治中的“斗争哲学”，都曾经为其产生和存续提供着有力的支撑。而市场经济初期的恶意逐利和竞争又为其提供了经济生活的土壤，复活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逻辑。当匮乏情结与零和博弈情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放大人们的恶行。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利益相关性逐步增强，共赢精神的发展必然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这从根本上有效缩小了零和博弈情结作用的空间。
第四，要淡化差序情结，树立公共精神。“差序格局”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基本模式。关系有亲疏，等级有高低，距离有远近。将人伦关系推广到整个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中，从而形成有序稳定的格局。毫无疑问，在这种以血缘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差序情结，为人们提供了界定自我社会位置、形成社会认同的便利工具。但是，这种熟人社会的心理结构，难以为正在形成的陌生人社会提供全面的心理精神支撑。尤其是其内在的封闭性、等级性，与现代社会需要的公共精神并不吻合，反而成为实现社会公正的障碍。随着人员的大量流动，传统共同体被打破，我们应该建立起消除各种身份歧视，尊重每个个体，并使每个个体能够为新的共同体贡献力量的公共精神。在这种公共精神的驱动下，个体才能从陌生人的社会中感受到认同乃至温情。
第五，要淡化从众情结，鼓励自主精神。从众情结既有传统基础，也有现代土壤。在传统社会中，它表现为不出头、随大流；在现代社会中，它转化为跟风和盲从。从某种程度上说，从众情结解决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只要跟随他人，就可以避免尴尬，甚至错误。但是，在消费主义日益浓烈的当下，人们往往因为压力而从众，从众又会带来新的攀比压力，从众与攀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更为重要的是，攀比心理往往会误导竞争。应该看到，随着个体独立性的增强，自主精神也在形成。自主精神的核心是尊重和发扬个性。这要求整个社会要有包容精神，尊重差异和多元。
从根本上说，精神的转型依赖于物质与制度的转型，但是，心理的调整和精神的树立又能为后者提供强大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制度的设计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国民心理改造和精神建设。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成就甚至产生了“财富万能”“制度万能”的简单化思维，认为国民心理改造和精神建设会随着财富增长、制度完善自然而然地实现。显然，这种认识低估了精神的力量。
精神转型并非抽象的，更非可以靠人工设计的。精神转型是每个活生生的社会个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心理的调整、认知的转变以及情绪的梳理。因此，精神转型必须依靠社会个体自我的觉醒。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该通过包括国家、公民社会在内的组织化力量为个体精神的转变提供价值引导、制度支持、激励方式、活动空间以及认同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培养出新的社会精神和公共价值来，使个体与群体，组织与社会、行动与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相互理解、承认中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段话经常被人们用来描绘我们正在经历的时期“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把他的话调个顺序。“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样，我们就可以乐观地看待我们生活和经历的转型，也会用健全的心理和精神迎接转型，承受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