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

逄锦聚

上至中华文明五千年伊始，下至新中国成立近七十年，中华民族为了兴旺发达，前赴后继，不畏艰难险阻，一直在苦苦地奋斗和求索，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终于探索到了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始铸就国家民族的又一轮辉煌。当代中国成就的取得，原因很多，其中，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历史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方法和重大理论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着力点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是什么等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界尚存歧义。因此有进一步讨论与阐释的必要。

一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同义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通常说的中国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国经济学，从广义上说，包括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一切经济学科，既包括理论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也包括应用经济学中的国民经济管理学、金融学、财政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从狭义上说，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同义语。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狭义上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广义的中国经济学不是简单的学科范围大小或包含被包含的关系，而是根本理论基础与分类研究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广义的中国经济学中的各学科提供根本的理论基础，各个经济学科以此为指导展开分门别类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揭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也揭示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指导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

上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既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基本内容，更重要的是，明确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具有根本的指导地位。

二 要不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要不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其指导我国的实践，是一个关系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方向的重大问题。自2014年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2016年5月17曰，习近平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讲话，进一步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重要性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指明了方向，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但是，有人不赞成“发展出独有的中国经济学及其理论”，主张要发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基本作用”。持这样观点的学者，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称作“现代经济学”，似乎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现代经济学，其目的是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取代或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要不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根本指导理论，是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作为理论问题，恩格斯的话具有重要启示。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之后，他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如果我们同意恩格斯的话是正确的，那么，虽然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社会化大生产和对外经济关系中有一些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共性的地方，因而要相互学习和借鉴，但由于中国有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悬殊的历史文化和基本经济制度，处在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怎么可以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即所谓“现代经济学”作为基本指导，而不以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指导呢！实际上，那种试图以所谓现代经济学取代甚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张，在理论上就是要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特殊作为一般，推而广之，囫囵吞枣地强加给我们。这与“削足适履”的谬误有什么区别！

作为实践问题，只要看看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还没有哪个大国没有自己的根本理论而靠照抄照搬别国理论而取得成功的。相反，世界的实践却证明，一个国家一定要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占主导地位的根本经济理论和根本经济思想；没有根本理论和根本思想的国家，充其量只能跟在别国后面走，甚至成为别国的附庸。就在当今世界，“按照西方主流理论转型的国家大多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却都是被西方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国，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经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理论研究中“失语”、在教学和教材中“失踪”、在论坛上“失声”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却有一大批仁人志士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个反映时代要求、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作为主流教科书走进大学和各级干部培训的课堂，而且成为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指导理论，并且逐渐为人民大众所熟悉、掌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这样的基本事实为我们坚持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以其指导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极大地增强了自信和底气，而对于那种不赞成“发展出独有的中国经济学及其理论”的主张者，或许是一副清醒剂。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孕育到形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传播。在艰苦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其成果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系统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进行了阐述，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 和‘平均地权’ 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其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阐释，不仅为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社会主义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过渡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后的经济建设和理论探索中，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理论，提出了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理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等著作是这些理论的集中反映。学术界和教育界则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国外经济理论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根据中国的实践，开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探索，这些探索，有成功经验，也有曲折甚至失败的教训，但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例如，社会主义本质和人民中心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全面深化改革理论，企业改革理论，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理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都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与此同时，学术界和教育界认真吸取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理论成果，借鉴世界多国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开展了持续不懈卓有成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设工作，编写了一批又一批各具特色版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代表性的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90年代初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2009年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进程看，一以贯之，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创新发展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魂。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门学科要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体说，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和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构成的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等，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在社会再生产中表现的规律性。在研究这些问题的同时，要联系政治、文化、社会等上层建筑，联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明显拓宽了，其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承担的任务，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相比，有了明显的差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它的发展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代替的必然性，为无产阶级提供争取自身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人民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也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可以概括为，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导。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艰巨的，要承担起这个艰巨任务，就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形成系统的经济学说。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经济学的方法包括方法论，也包括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做了经典的论述。他详细引证并肯定了俄国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对《资本论》方法的评论之后，指出《资本论》的方法“正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地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经典的论述。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要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曾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完整的表述”。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花费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撰写了不朽的巨著《资本论》，建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伟大厦。今天，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依然是最根本的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具体表现为许多方法，如矛盾分析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抽象法、人是历史主体的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实证方法、数学分析的方法等等。关于这些具体方法，作者曾有专门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这里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做一些比较分析。什么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有学者做了概括，指出：“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分。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样的方法，自有它产生的原因和用于一定条件下经济现象分析时的适应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其有分析地学习和借鉴，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原本是好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进展，原来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规范分析定性分析有余而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不足的问题得到明显改观。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方法奉为圭臬，甚至借其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好像中国经济学只能照搬这样的方法而不能用别的方法才有出息，这就太过绝对化，走向反面了。所以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方法论层次的或者是哲学层次的，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层次是理论研究层次的，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还有一个层次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的，如统计的方法、数学方法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忽视或者根本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一个自身不能克服的问题，因此要用其从深层次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关系并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指导理论，其局限性是很大的。第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定的经济环境、设定的行为假设、给出的制度安排，有些从根本上与中国的国情不相吻合，而运用的模型分析、数学分析又往往被推向极端、陷于教条，不能解释现实问题。例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能动摇和每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前提假定，都与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相吻合，即使对于现代西方经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这些前提假定和理论、方法的有效性饱受质疑。这对于照抄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者而言，实在是有点“老师不给学生作劲”的意思。第三，方法和形式无疑十分重要，但相对于目的和内容而言，则是第二位的。在学习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时，要防止忽视对其前提设定和内容的研究，而片面追求写作形式。方法和写作形式再好，但如果形成的基本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误导中国实践，则这样的方法和形式越漂亮，后果就越严重。

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颇有争议，争议的症结不在于要不要学习和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而在于要不要把它作为经济学的唯一方法，中国经济学要不要照搬这样的方法并把运用这种方法得出的西方理论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基本指导理论。对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需要我们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说：“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一门科学，如同一本教材，要有它的主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理论界曾有多轮讨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谷书堂教授主持十三所高校学者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简称北方本）时，提出的主张是以物质利益关系为主线，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是人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是十分富有启发的探索，不仅对于一定时期内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物质利益特别是存在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的倾向是一个矫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物质利益关系重要观点的回归。

我曾经主编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谷书堂教授观点的启发下长时间地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可以概括为：发展经济，满足需要。如果社会主义能把经济发展好了，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了，那么就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生机活力就会不断充分释放出来。

发展经济，强调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满足需要，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如果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得到了根本保证，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有了基本的条件。发展经济、满足需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继承，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科学思想的弘扬。把这样的主线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利于我们对为什么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怎么样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要进行经济改革，怎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等所有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理论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多种版本体系结构的安排中，20世纪80年代末谷书堂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设置篇章结构，令人耳目一新，对于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进一步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的经济过程，构建的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需要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发展和完善。

二是经济运行。包括微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运行，也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主要指企业、家庭和个人。我国现在的经济理论研究对企业研究得比较多，但是对家庭和个人的研究不够。家庭和个人的投资、消费决策和行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所以要加强对家庭和个人的研究。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看就是宏观经济，借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社会总供给总需求平衡和失衡、就业、物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都是宏观经济问题，政府宏观管理宏观调控也是宏观层面问题。中观经济是什么？应该研究区域和地方经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省往往比有的国家大得多，地方政府、地方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地方政府的问题关键在于要把地方和中央的关系界定清楚，把政府职能界定清楚，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要干什么，不要干什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又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外是经济结构，最主要的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等。这是介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加以研究。

三是经济发展。发展问题涉及内容很多，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头戏，过去对为什么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最近中央提出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理念，反映了对发展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四是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发展，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不仅发展对外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等，还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完善经济秩序，互利共赢，促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做负责任的大国。近些年我们主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建立亚投行，这都是新事物，需要很好地研究。当然，不只是研究这些具体现象，更要透过现象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我国如何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如何融入世界经济的理论和途径。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不要、能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结构，理论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具备建立完善体系结构的条件，所以只能研究中国经济专题，而不要追求体系结构。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都还处在转变过程中。与这种状况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也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完善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成熟程度，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绝对意义上说，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是发展变化的，不可能停留在已有水平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永无止境。但从相对意义上说，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有阶段性的，在某个特定阶段，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会使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充分地显现，所以经济学理论对这样特定阶段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预测，是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合理的体系结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体系结构，就是反映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甚至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和体系结构。这样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无疑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的确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不可以等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熟的那一天再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正是有这样阶段性的理论和理论体系的积累，我们可以建立起自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一定会越建越宏伟。

八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规律性理论成果

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创新发展了一系列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这些理论根植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实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些重大理论不仅西方经济学中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没有提，是我们的创新。这些理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科学。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就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增强问题意识，着力对重大基本理论的系统研究和进一步阐释。

要进一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以人民为中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其核心范畴之一，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阐释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要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制度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要阐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产生的基础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要进一步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要进一步阐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

要进一步阐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和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重大意义的理论发展。要进一步阐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容性和结合的机制，推动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深化，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推动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要进一步阐释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感性认识的升华，是对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要推动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要进一步阐释对外开放和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研究对外开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阐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理论，推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着力点、着重点。

九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妥善处理五个关系

一是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从实践与理论的一般关系而言，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实践决定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受到检验；而科学的理论又可以指导实践，使实践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实践与理论这样相互促进，循环往复，推动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前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等继承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乍看起来，这似乎有悖于实践—理论—再实践认识的一般规律，但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实践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看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因如此，当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时，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动摇；另一方面，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中，检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沿着这样的轨迹，在长期结合的实践探索中，我们产生了毛泽东经济思想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这些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的实践，是前无古人的实践。通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方面我们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的科学理论；但另一方面，相对于生动活泼的实践而言，我们的理论发展还相对滞后，还不完全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创新。

有一个事实需要给予足够重视。从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2009～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25%～30%，仍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源。但相对于我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我们的经济理论还不完全与其相称。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我们的理论不能局限于国内，还要进一步走向世界，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为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做出贡献。我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经济强国，也要成为与经济大国、强国相匹配的经济理论大国和强国。中国的学者们应该为此贡献力量。

二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坚持是基础，发展是目标，要善于坚持，也要善于创新。

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而言，前者是源，后者是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有些针对特定条件、在严格假定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应或完全适应今天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的特点，但其基本原理包括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建设和发展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是已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我国创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已成为经济总量大国，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仍排在第80位左右；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有较快提高，但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亟待脱贫。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等重大课题，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就需要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作用。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三是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与从本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关系。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人类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就经济学而言，人类文明成果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所有这些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其他经济学理论中的科学成分，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对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有益的。

但任何国家文明成果的产生都离不开本国的国情和实践，因而都有其特殊性和适应性，所以借鉴要立足本国的国情和本国的发展实践，用实践去检验别国的理论，分清楚哪是科学的哪是非科学的，哪是适合本国国情的哪是不适合本国国情的，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于科学的、适用的要认真学习和借鉴，拿来后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使之本土化，不适用的则要摒弃。这就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绝不可囫囵吞枣、照抄照搬。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学习借鉴了别国的实践经验和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国民经济总供求分析理论、现代金融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

但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需要纠正的倾向。其一是只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理论而忽视对其他经济学理论包括非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借鉴。其二是在学习别国理论时存在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问题。其三是有人试图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作为我国居指导地位的经济学，否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第一种倾向是片面的问题，第二种倾向是脱离中国国情的问题，第三种倾向则是主次颠倒。这三种倾向都要纠正，但当前最需要纠正的是后两种，特别是第三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则会误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需要十分明确，在当代中国，占主流地位起基本指导作用的经济学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是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适合时代特点的关系。我国是文明古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经济发展的辉煌，特别是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产生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比欧美发达国家更早，而且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例如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泷本诚一的《欧洲经济学史》（1931）在附录“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中就指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货币与商品流通时，也曾在第83注中讲到中国清朝人王茂荫的经济思想。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有很多内容，其关键核心就是无累于民，它的实质在于希望能够在国和民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的平衡，并不伤害其各自利益，这是中国货币思想的一个积极因素。

中国优秀的经济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经济的极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古代中国完全不可比拟的。但中国文明是继承、发展延续不断的过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当然，时代不同了，当我们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经济思想时，一定要结合时代条件，赋予其新的含义，把传统优秀经济思想时代化，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五是坚持中国特色与走向世界的关系。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中国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中国国情、中国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揭示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而这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不完全一致，与资本主义更具有根本的区别。建立在这样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世界上任何别的经济学不可替代的。

但是，必须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中国经济的特色中，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具有现代经济的一般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目的，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包含了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限度地揭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映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探索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而消除两极分化、消除贫困，是当代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反映了人类对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开放经济的一般规律，着力研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

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极其重要，它要求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时借鉴别国的优长，但不照抄照搬、不教条主义，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动摇。它告诉世界，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

相对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认识，我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的认识在过去长时间里显得不足。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这些一般性，表明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尊重别国人民的道路、制度和理论选择，更不强求别国一定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世界各国文明可以互相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为世界文明发展、人类共同进步做出贡献。

在这里，有必要对经济学国际化做进一步的探讨。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经济学国际化也将成为一种趋势。经济学国际化的使命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利益追求和实现这种追求的经济发展、经济交往的途径，它面对的首先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对的急需解决的共同经济问题和挑战，各国经济学都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贡献。但经济学国际化并不是以一国的经济学代替别国的经济学，更不是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代替其他国家的经济学。

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国际化包括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学习借鉴别国经济学的长处；一重含义是，让中国的经济学走向世界，为世界繁荣发展做贡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人只强调前者，认为学习西方国家经济学就是国际化，讲外语就是国际化，在国外发文章就是国际化，更有甚者，认为照抄照搬别国经济理论才是国际化。这种认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尚可理解，但到今天还是如此，就显得只讲表面不顾本质、只重一面不及其他了，多的是盲目崇拜，缺的是中国人的骨气和理论自信。经济学的根基在实践，生命力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创新经济学理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世界，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贡献，这是经济学国际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每位经济学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具有了这种现实可能，应该为此而努力。

20世纪20～4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有一批知名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回国后他们不是照抄照搬在西方学的知识，而是遵循“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开展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融入经济学教学，对于在欧美学的经济学知识和方法则放到中国的实际中去检验，吸收其有用成分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他们发表研究成果，编制物价指数，编写教科书，并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他们推动经济学“中国化”，与其他学者一起成为开创中国本土化经济学教育的先驱。这些学者当时所取得的成果，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还具有重要影响。我们的前人可以做到如此，今天的中国学者，有什么理由不做得更好一些呢！

本文原刊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