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平面化的概念及产生语境
“平面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它在认识形式上表现为平面模式，在心理感觉上表现为距离感的消失，在审美愉悦上表现为身体的审美快感，在历史观念上表现为历史感的消失，在主体建构上表现为非理性主体的张扬。“平面化”特征的产生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与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凸显，才催生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平面化特征。
第一节 平面化概念的界定
一 “平面化” 表征的提出
在本书“绪论”中已经提到几位前驱者对平面化概念所做的探索，这种探索的性质不论是理论家们的自觉与否，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各自专业领域得出的种种近似结论，对詹姆逊最终提出这一概念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费德勒、桑塔格、贝尔还是罗伯·格里耶，他们还没有完整地从后现代文化这个角度来阐明平面化或无深度的内涵，没有抓住当今时代由语言论转向文化这一理论走向，这也表明他们的理论是处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当西方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文化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人们迫切需要对这一新文化运动有个比较全面的把握，詹姆逊正式提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平面化或无深度这个概念，也就恰当其时，所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其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指出：“可以说，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正是后现代文化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特征。说穿了这种全新的表面感，也就给人那样的感觉——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
这一结论是詹姆逊在对沃霍尔的一幅画《钻石灰尘鞋》进行阐释时得出的，他将其与梵高的《农民鞋》这幅现代主义时期的油画作比较，试图说明两者的区别在于阐释和反阐释上，即一个存在深度的意义，另一个则只给人以形式上的苍白——平面感。但人们还会提出怀疑：难道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最明显文化特征就是这个平面化或无深度吗？
如果说仅仅依靠对一幅画的阐释就断言一个时代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这未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综观这篇论文的全部内容，他所列举的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出现的新流派，包括他所指出的波普艺术、摄影写实主义、即兴音乐、朋克音乐、实验电影、商业大片、新小说和研究文本的文学理论等，以及他以后的大量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文章，如《文化转向》《政治无意识》等，都可以证明他的这一提法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后现代文化做全面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这个结论就值得人们去关注并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本书“绪论”中提到对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还存有争议，当然平面化这一概念也就包含在其中，那么怎样看待这些争议呢？笔者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利奥塔曾批评詹姆逊所主张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带有总体化的倾向，而他本人则主张差异。问题的焦点就在于我们应怎样看待差异与总体性的关系。尽管詹姆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主张，但与此同时，他又意识到当下社会正发生着新的变化，体验到新的文化现象的种种刺激，这就启发他以一种新的理论眼光来看待这些带有差异性质的因素。詹姆逊接受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德蒙·威廉斯的文化主导因素理论，威廉斯认为在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中存在多种文化因素：“既存在着主导性的文化因素，又存在着过去社会文化的残留因素，同时还有正在不断被创造出来、但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观、新的实践、新的人际关系等。”据此理论，当前现代时期的古典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时，现代主义则处于边缘地带，但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它在现代社会时期一跃成为主导性文化，原先的前现代文化则成为残存因素，失去了主导性地位，依照同样的规律，詹姆逊认为在当下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多种样式的文化，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同时并存，由于时代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当下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是后现代文化，那么从这一理论的角度来看，应当这样理解，詹姆逊的平面化或无深度特征概念仅是对后现代社会中的主导性文化的概括，而不是代表整个当下社会的所有文化，尽管詹姆逊本人没有这样明确说明过，但这样来把握平面化概念无疑就避免了将这一特征完全总体化的嫌疑。所以，笔者认为平面化这个概念既是差异性的，又带有一定程度的总体性。
第二，有些理论家认为哈桑的“不确定的内在性”才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众所周知，美国早期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创造了一个新词——不确定的内在性（indeterminence），这个词包含两种意义，即不确定性与内在性，他解释道：“所谓不确定性，我指由下面这些各种不同概念所共同勾勒的一个复杂范畴：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仅变形一项就统摄了当今许多自我消解的术语，如反创造、分解、解构、消解中心……这些专门术语。通过所有这些符号，一种强大的自毁欲影响着政治实体、认识实体，以及个体精神——西方的整个话语王国。”哈桑解释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一个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层出不穷的表现形式的确让人认为不确定性也许是一种最好的描述，一种无法概括的概括。并且按照家族相似的办法可以罗列出许许多多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来。而内在性（又译内向性）则是指语言的自我生产，语言可以不依赖于外部的现实世界而独立地进行生产符号的工作，即语言具有“自我指涉作用”。哈桑所归纳的“不确定的内在性”由于与后现代文化许多特征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认为这个概念是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哈桑是文学批评家，他的特征论是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中归纳出来的，而詹姆逊则是从更为广泛的文化艺术层面上归纳出平面化特征的，两者的思考路径不同，导致不同的结论，但都具备解释的有效性。
第三，有些理论家把平面化作为一个贬义词来看待，这实际上涉及的是立场问题。以启蒙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平面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展示的是一片失序的、杂乱无章的景象，这是一贯要求秩序、和谐的理性主义者所无法容忍的，产生拒斥心理也是必然的，但也反过来证明现代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不同。另外，还有一种带有贬义的平面化类型需要辨析，即马尔库塞所论的，由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人的挤压所造成的人的单向度、平面化，因为它恰恰是工具理性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笔者在本书中所提及的反抗工具理性之后的平面化样态，所以二者是不同内涵的概念。
总之，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詹姆逊提出的平面化或无深度概念需要补充修正，重新下的定义为：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在认识形式上表现为平面模式，在心理感觉上表现为距离感的消失，在审美愉悦上表现为身体的审美快感（不是静观意义上的愉悦），在历史观念上表现为历史感的消失，在主体建构上表现为非理性主体的张扬，承认大众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新主体，承认存在作为个别的主体（否认有一个抽象的普遍性的理性主体存在）。
二 平面化概念的内涵
对于平面化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
（1）从认识形式上看，平面化特征表现为平面模式，这个平面模式是针对理性思维的深度模式而言的。由于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膨胀，它广泛侵入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理性思维成为各个文化领域的主导性思维方式，因此，理性思维的这种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度认识模式就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之一。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在与工具理性的对抗中，就选择了以理性思维的深度模式为批判对象，那么与深度模式相对立，同时又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平面模式就应运而生，显然，它是解构深度模式的结果。
（2）从心理感觉上看，平面化特征表现为“距离感的消失”，也可以称为平面感。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丹尼尔·贝尔的理论中有过较为充分的论述：社会距离的消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频繁交往以及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心理距离的消失在于人们更加关注现在而不是历史，审美距离的消失在于当代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融合。当然，从哲学意义上看，由于理性的从现象到本质的思维路径，会使人产生一种深度感或距离感，那么，“距离感的消失”就是解构理性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3）从审美愉悦上看，平面化特征表现为感性的解放，这是感性对理性长期压抑的反拨。西方理性文化长期压抑着感性与身体，这种压抑在现代社会中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人们普遍感到生存的痛苦。针对这一危机，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理性展开对抗，它主张感性与身体的解放，提升人们的新感受力，关注身体的审美快感，提倡审美和艺术的欲望化追求，而所有这一切，都展示出当代文化的平面化特征。
（4）从主体建构上看，平面化特征表现为非理性主体的张扬，这是解构理性主体的结果。现代理性建构起大写的主体的形象，它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特点，但由于它忽视非理性个体的生存，因此伴随着理性的膨胀而变为压抑人的工具。后现代主义文化则力图解构这一抽象的理性主体，否认其存在，与之相对应地建构起非理性的主体，它是以大众为组成成分，并且承认个体的感性存在。
从上述内容来看，平面化的所有主张其实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即反对理性，反对理性在社会各个文化领域内的所有主张，因而平面化特征才拥有了那么多的丰富内涵，所以说“平面化”特征具有颠覆理性权威的意义。同时，由于“平面化”特征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它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
应当指出的是，“平面化”仅是某一局部领域内的文化现象，它特指文化艺术上的文化表征，但它并不是整个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因此，我们认为“平面化”这一文化表征是有一定适用范围的，决不能以偏概全。
三 “平面化”：后现代文化基本特征的表征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有一些较为常见的概念，例如去中心、边缘、复调与差异、空间这些词语，它们存在一个相似的特点，即都呈现出平面化表征的某些内涵，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正好说明平面化是后现代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待“中心”这个概念，就会发现中心是理性创造的产物，这是因为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普遍认识到理性的重要性，把它视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因此像感性、情感、想象、意志等非理性机能，则成为其附属，理性被赋予了中心的地位，可以说中心是理性的一个代称。尽管理性的中心概念的外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视觉中心主义等在内，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都带有欧洲思想的痕迹。例如，欧洲中心主义是由启蒙理性所引导的近代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才出现的，它的权威性被确立之后，其他各洲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则沦为它的从属，甚至成为它的殖民地。再比如，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就是理性权威的化身，而女性则是感性的化身，代表着感性的杂乱无章，属于非理性的人，她无法产生正确的观念，因此只能被理智的男性所统治。可见，无论中心概念的外在形式如何多样，其背后都以理性为坚实的后盾，因此彻底解构中心的权威性，目的是推翻理性的统治，这就是德里达为什么坚持不懈地解构中心的原因所在。
去中心概念是在德里达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中确立的。由于结构是理性在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又一代名词，它就成为解构主义者们的集中批判目标，德里达在批判结构主义的过程中，首先揭示出结构与中心之间的荒谬关系。他指出中心这个概念的特殊之处是：既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它恰恰违反了结构所遵循的整体性，这说明中心是一个特权性的存在，这样的中心显然是不合法的，于是就需要我们去掉这个不合法的“中心”, “去中心”概念脱颖而出。
对于社会群体而言，去中心的结果就是使边缘人群得以显现出来，给予他们身份认同。一直以来，边缘人群是社会的他者，处于被忽视、被歧视甚至被宰制的地位。在欧美各国中，属于失语的群体。以美国为例，边缘人意味着是黑人族群、亚裔人群、少数族群等，在传统的视野中，他们一直处于边缘，永远不能上升到中心的位置。但自从进入后现代社会，由于边缘的话语权合法化，甚至成为人们聆听的主要对象，人们看到并理解了边缘人群的真实生活与压抑痛苦，倾听他们心灵的呼声。
那么去中心之后的平面处于何种状况呢？它是复调的、热闹杂乱而富有生机的状况，它提倡的是一种对话性，即多元对话，在多元主体的交往中达成和谐的共鸣。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来看，小说中可以出现多个声音而不仅仅是作者的独白。多声部的群奏才是社会的真实本相，他们自由地交流，可以达成一致，也允许保留各自的意见，绝不强求对方，相互宽容而使对方处于和谐的状态中。因此，在传统理性的眼光中，这是一个复调的时代，是一个失去理性秩序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差异的时代。
差异这个概念也是去中心之后的结果，因为作为中心的理性要求的是总体性、同一性，它推行的是同质化的策略，想要抹去的就是差异，同质化导致的结果就是僵化、就是控制，这在西方启蒙理性的神话中已经显而易见，而社会的僵化与整齐划一最终会导致当代人的精神异化，所以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极力主张差异，主张差异性的微观叙事，借以反对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喊出了极为激进的后现代口号：“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给了我们所能承受的如此之多的恐惧。我们为缅怀整体和单一，为概念和感觉的一致，为明晰透彻和可交流的经验的一致，已经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在争取宽松和随和这一总的要求下，我们能够听到人们嘀咕着渴望恐惧的归来，渴望实现把握现实的幻想。对此的回答是：让我们向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人；让我们触发差异，保留名称的荣誉。”
空间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而这种空间更被强调它的平面化表征。詹姆逊指出现代主义注重时间性，而后现代主义则注重空间性。怎样理解这句话呢？首先，并不是说现代主义只承认时间存在，后现代主义仅承认空间存在，而是说在时空这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现代主义更注重时间对于它自身的重要性，后现代主义则更强调空间对于它自身的重要性。其次，对于这种理论提法，美国后现代理论家丹尼尔·贝尔从语言文字和媒介变迁的角度作了如下的解释：第一，他认为现代主义是以语言（文字）为主导的时代，在此时图像居于次一级的地位，语言的特点在于它是依赖于词语的排列顺序即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理解的，时间在语言中被分割成开头、中间、结尾，这正是理性所理解的时间观。第二，以语言文字为主导的时代离不开印刷媒介的支持，否则不能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的传播。在这里印刷媒介起了重要的作用，印刷的文字允许人们进行反复的思考，在调整速度即时间时，时间观念因此体现出来，允许对话意味着允许理性地交流。印刷所强调的认识性即指理性认识，所谓的象征性实际上是指理性的抽象性，所以印刷媒介更重要的是强调对语言的概念性思维（理性抽象认知方式），而不是对图像的形象性思维（直观认知方式），现代主义的时间性特征依此而得到确立。
后现代主义强调空间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媒介的革命，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为视觉文化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电影、电视、多媒体网络、无线手机图像传输等是其具体的媒介形式，全球各地的事件可以通过同时直播而使全球时间达到同步，也就是说，时间在此被忽略不计，相应地，空间凸显出来了。其次是交通运输的革命，尤其是飞机与高速列车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大大地缩短地理空间的距离，那么心理时间也相应地缩短，时间感的模糊又使人们对空间变化极为关注，空间因此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所以，对于空间及其形象的把握成为直观认知方式的主要任务。
自20世纪60年代起，空间理论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为代表，他的空间理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如果回溯至20世纪20年代，会发现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雅明是最早关注空间问题的人之一。由此，人们观察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存在一条清晰的关于空间理论的线索，而且他们的理论带有相似的特征，即自觉地以辩证法为基本思维方法，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批判为根本出发点，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髓，只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商品为研究对象，而本雅明、列斐伏尔和詹姆逊则把视点放在了空间上。当然由于后三者研究的资本主义时代有所不同，导致他们的空间理论与批判方向有所差异。本部分试图对本雅明、列斐伏尔和詹姆逊的空间理论作一番深入探究，进而勾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流变，并说明其理论价值及社会意义。
空间理论的先驱者是德国理论家本雅明，他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开始了他的拱廊计划研究，希望以此来考察19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为什么本雅明选择了巴黎的拱廊街为研究对象，这倒值得探究一番。
拱廊是在19世纪的巴黎出现的一种商业街，它由钢铁构架与玻璃橱窗组成，代表了当时资本主义建筑发展的最高成就。依照本雅明自己的说法是：他想通过研究拱廊这一19世纪的普及性建筑来反思现代性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经典。这正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那句有关现代性的名言相关：“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拱廊在19世纪后期迅速在欧洲普及，而在20世纪初期就被拆毁成为经典，这一现象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了波德莱尔这句话的真正内涵：现代性的确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的经典化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而现代社会可以仅用几十年。
本雅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的研究对象恰恰是商品存在的空间形式以及在这一空间中活动的各种类型的人群，并且因为本雅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现代建筑与艺术文本来阐释他的观念，这样就脱离了哲学、经济学的抽象性，而充满了可感性、丰富性与具体性。对此，美国理论家理查德·沃林指出本雅明在这一计划研究中贯彻了他的反现代哲学的真理观，即“真理不是一个主观添加物，而是一个客观实在，潜藏在事物内部”。他反对现代哲学把真理只归于认识论范畴，而将其从本体论地位剥离的做法，认为“话语理性不足以捕捉新生的、切身体验中直观的真理，形象思考（而不是概念）可作为一种替代参与进来，因为形象的可感性与切身的体验本身具有更大的近似性”。由此，形象成为本雅明的研究对象，并被称为“辩证法形象”。他的“辩证法形象”的对象就是拱廊建筑与在此闲逛的人们。
首先，“拱廊是奢侈品的商贸中心。通过对它们进行装潢，艺术也被用来为商人服务”。本雅明观察到建造拱廊的目的是为了奢侈品这种商品，为了吸引顾客来购买，商人便极力打造看似优美舒适的环境，甚至艺术也成为这种目的实现的工具，艺术商业化的表征已经被本雅明充分注意到了。拱廊应用了玻璃、钢铁、汽灯等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材料和发明，它本身也成为一件奢侈品，奢侈成为人们来此闲逛的理由。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与马克斯·韦伯齐名的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就表述了他的与众不同的观点：“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桑巴特的观点如何没有科学根据，但人们看到：对奢侈品的追求，的确刺激了资本的生产，奢侈是人们希图富裕生活的欲望的表现。在此，本雅明与桑巴特达成了一致。甚至，连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竟然把拱廊设想成人类理想的住所，看来乌托邦思想并非完全来自虚构，它有它的现实原型。
除了研究拱廊这一商品存在的空间之外，本雅明还把视角转移到在此空间游荡的闲逛者，他们包括巴黎的各个阶层的人物，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诗人波德莱尔。这种公共空间被闲逛者当作自家的居室，本雅明描绘了闲逛者的感觉：“对于闲逛者来说，街道变成了居所；他在商店包围的拱廊上，就像公民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那样自在。对于他来说，闪亮的商家珐琅标志至少也是一种漂亮的墙上装饰，正如资产阶级市民看着自家客厅挂的一幅油画。墙壁就是他用来垫笔记本的书桌，报摊就是他的图书馆。咖啡馆的露台就是他工作之余从那里俯视他的庭院的阳台。”可以说，在大都市的生活中，闲逛是一个重要的娱乐项目，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随着人群在拱廊、商场中流连忘返，这就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真实体验。
其次，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奠基者是法国的列斐伏尔，他的空间生产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独树一帜。与本雅明静止的、感性的空间观念不同，列斐伏尔对于空间这个概念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物体与空间之间、物体在空间中展开与物体对空间的占有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对物质王国产生影响之前，在从物质王国汲取营养展现自身之前，在通过生产其他物体来再现自身之前，任何有生命的物体皆为空间，并拥有空间：它在空间中展现自己，同时也塑造了那个空间。”空间是什么？怎样理解空间？列斐伏尔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空间不是空洞的几何学结构，它是生成出来的，是物体塑造了空间，并且在空间中展现它自己。他的空间概念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无法掌控的空间，不同于康德的先验的时空观，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空间存在，亦不同于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绝对时空观，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把空间视作动态的、变化的、可再生的而非静止的，他把人们以往片面忽视空间的存在而只注意空间内物体生产的旧观念，转移到关注空间自身的再生产，这是他的新创建。既然空间是生产出来的，那么空间的生产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有四条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这意味着社会空间的产生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随着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空间必将产生。
列斐伏尔把空间分为三个领域：物质领域、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而且他认为关于这三个领域的知识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理论统一体，并不像以往哲学认为的呈割裂状态。列斐伏尔在他最关注的社会空间理论阐释中，开始了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批判：“长期以来，反思性思想及哲学都注重二元关系。干与湿，大与小，有限与无限，这是古希腊贤哲的分类。接着出现了确立西方哲学范式的概念：主体—客体，连续性—非连续性，开放—封闭等。最后是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能指与所指，知识与非知识，中心与边缘……（但是）难道永远只是两个项之间的关系吗？……我们总是有三项之间的关系，总是存在他者。”很明显，此时的列斐伏尔已经自觉地运用多元思维的方式来解决理论问题，他认为传统的物质与精神领域的对立划分存在明显的缺陷，根本忽视了社会领域的存在，应当加上这个第三元，并形成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三元整体，只有这样，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其间进行活动。他称自己的社会空间理论为“三元辩证法”，由此，列斐伏尔打开了通向后现代性的道路。
列斐伏尔将他的空间生产理论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特性作了总结，他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产生的是同质化的空间，它的本质是政治性的，它对人们的控制是统一的、严谨的、宏观的，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在统一性之下，资本主义空间允许分割性、区域化现象存在，但这种分割性、区域化还是要服从统一性的要求。所以，“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这就意味着生活在资本主义空间中的人们，在被迫服从这种统一性，个体性被压抑，过着异化的生活。
如何打破资本主义的空间对人的异化控制，这是列斐伏尔所努力要做的。他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空间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那种同质化的空间，而变为差异性的空间。“它们延伸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趋势，但同时剧烈地修改了其产品。这样做有助于日常生活的转变，有助于以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来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的生产方式。”在差异性空间里，社会与个人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尤其是尊重个人的生产发展，因此，列斐伏尔提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有接近一个空间的权利，以及拥有作为社会生活与所谓的文化活动等之重心的都市生活的权利”。
实际上，人们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来临中，似乎已经看到了这种差异性空间产生的征兆，所以列斐伏尔说“根据一些目前的趋势，在我们能够感知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光纤通信、微电子、遗传工程、航空航天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的诞生，虚拟空间、地球村概念的出现，都预示着空间发展的新趋势。从目前的状况看，这种新趋势一方面继续延伸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而且随着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显性走向隐性；另一方面，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而言，又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它既是对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的反抗，又是对统治阶级的隐形控制的阻拒，这是因为空间发展的新趋势具有了打破整体性、一体化的潜力，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
最后是美国理论家詹姆逊，他建立起自身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对于詹姆逊来说，本雅明、列斐伏尔是他的空间理论的领路人。本雅明的所有理论，包括拱廊计划在内，都对詹姆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詹姆逊评价道：“从今天的眼光看，本雅明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作为第一个将列斐伏尔介绍到北美的理论家，詹姆逊深受其空间理论的启迪，并对洛杉矶的波拿文杜拉饭店作了著名的解读。但是，詹姆逊把视角放在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后现代空间，它有什么特征？怎样确认自我在后现代空间的位置？这是詹姆逊的空间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后现代空间有三个特征，首先是时间的空间化：指时间在后现代社会主体的内在意识中发生了断裂，时间变成了永恒的现在，在消解历史中空间成了意识的唯一。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基本历史经验是时间（现代主义时期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时代，而语言意义的获得是以时间为尺度的），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历史经验就是空间。詹姆逊认为“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了空间性的”。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时间断裂成永恒的现在就会转化成空间性呢？这需要对时间的概念加以讨论。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认为，人类对时间的把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客观时间，即根据实在事物在空间中的运动去把握时间；另一种是内在时间，即根据时间对象在意识之中的显现，根据主体自身的体验去把握时间。人类不能直接感知时间本体，而只能直接感知在时间中发生和进行的事件（时间对象），比如绵延着的物体、持续着的声音等。显然，时间对象是具有空间性的，因此在我们的意识中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的。同样，现象学的泰斗马克斯·舍勒也认为：“人的空间观和时间观先于所有外部知觉，它的根在位于一个规定秩序中的有机、自然的运动可能性和行为可能性之中。”时空观念的产生与物体的运动变化直接相连。现象学指出，人类对时间的把握与人的内在意识密切相关。如果做进一步推论就会明白，处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所把握的时间永远是现在，他们的意识切断了时间的延续性，那么与物体运动变化同时进行的空间也在这些“主体”的意识中停滞了，空间成了他们意识中的唯一。所以现代主义关注的是时间性，后现代主义则变化为空间性。
其次是技术的空间化：当代技术的突飞猛进，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尤其是电子技术与信息技术已经建构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传播学创始人之一麦克卢汉就预言性地提出：人类将会建成一个“地球村”，即人类可以共同生活在网络世界中，经历同一种体验，取消了地域之间的差别，解构了时间的过程。这是因为电子信息的传递瞬间万里，使全球生活同步化，时空差别不复存在。
詹姆逊也与麦克卢汉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cyberspace）”，在计算机技术（即网络技术）控制下，虚拟空间才存在，而且“在这个空间中，货币资本已经接近了它的最终的解区域化（即跨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界限，笔者注），作为信息它将瞬间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横穿有形的地球、有形的物质世界”。货币资本借助电子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横穿全球，完成了资本的最后扩张，这就是詹姆逊指出的技术空间化所带来的根本意义。
最后，从哲学角度看，后现代空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二律背反。为什么詹姆逊这样解释？首先应明确“二律背反”这个术语。“二律背反”是康德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它的意思是“表明两个相互排斥而又被认为是都同样正确的命题之间的矛盾”。詹姆逊从康德的“二律背反”概念出发，以辩证法的眼光去看待后现代的空间，他认为这一空间亦具有二律背反的特征，即空间变化的同质性胜过一切异质性，反过来，空间的异质性也胜过一切同质性，二者皆成立。他说：“空间似乎并不要求用时间来表达；如果空间不是绝对不需要这种时间上的借喻，那么至少可以说，空间绝对压制时间性和时间上的借喻，以维护其他形象和代码的利益。如果‘差异’和 ‘同一性’在时间和空间的二律背反中存亡攸关，那么，在考虑空间中存在差异的卓越性，就不是任何在对形式的时间理解中的变化的差异，而是多样性和无限性，转喻和——为了达到某种更有影响的、似乎限定并包罗万象的说法——异质性。”在此，詹姆逊阐释了空间的异质性是一种多样性和无限性，一种差异的卓越性（这与后现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差异性相一致），但这种异质性最终会被空间的同质性（同一性）所统一。为什么？可以用黑格尔的理论来解释，他说：“差异性本身是与自身相关的差异性；即如此，它就是自身的否定性，不是另一个的差异性，而是自身从自身的差异性；不是它自身而是它的他者。但是与差异性相异的东西是同一性……（因此）差异性包括这两种时刻。”可见，差异性本身也包含着同一性，向同一性方面转化；同理，同一性本身也包含在差异性之中，向差异性转化，也就是说同一性与差异性是辩证统一、相互转化的，所以詹姆逊才得出空间的同质性胜过一切异质性相反亦成立的结论。
如何面对当下的后现代社会及全球化空间，如何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重新构建新的社会地图，这是詹姆逊想告诉我们的，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认知绘图。
认知绘图，它是“一种试图赋予个人主体某种增强的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意识的教育政治文化”。这是詹姆逊对认知绘图所下的定义，它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启示有关。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主体及其真实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关系”。也就是说，处于后现代社会与全球化空间的个体必须把经验资料（指个体所处的实际方位）与抽象的观念（指非经验的、涉及地理整体性的观点）互相调和，从而获得自己与现实的社会关系。这样，詹姆逊的认知绘图就暗含意识形态的意义。“认知绘图实际上只不过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它的意义仅在于提出需要一种新的和到目前为止还未想象到的阶级意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后现代中所暗含的那种新的空间性发展。”詹姆逊在这句话中已经明确地指出他的认知绘图的含义，这与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他希望在新的后现代空间中，能够重新建构阶级之图，并揭示这一空间中的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出一条当代出路。
在去中心、边缘、复调与差异、空间这些词语中，部分或全部地展现出平面化的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反理性、求平等、反同质化这些内涵，这就论证了平面化或无深度是后现代文化的最基本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