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近年来计量经济学领域前沿的研究热点，其理论主要拓展了经济主体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在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FDI分布极其不均衡，直接制约着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因此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研究我国FDI的空间结构具有方法论创新和现实需要的双重意义，对我国因地制宜地制定外资发展政策，推进外商投资的区域内扩散和区域间转移影响深远。

本书系统总结和归纳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主要的应用领域，并且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分布以及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重点阐述了以下四个问题：（1）创新性地运用了wu-hausman统计检验方法，从实证角度对我国FDI的空间格局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我国并不存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外资集聚中心，而是呈现和外资聚集圈基本重叠的多中心的模式。目前，我国的外资主要分布在环渤海经济圈、泛长三角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三个核心地带。环渤海经济圈呈现出以青岛、天津为双中心的三层级中心-外围模式，泛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呈现由东到西的四层级中心-外围模式，泛珠三角地区外资利用呈现以广东省为一级中心，湖南、广西、江西、福建和海南是次级中心，云南、贵州和四川为外围地区的层级空间结构。（2）本书创新性地运用了空间误差修正模型和地理加权模型来分析影响FDI分布的区位因素，重点分析了时间维度的动态调整和空间维度上的区位优势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我国FDI存在初步投资、快速发展调整和稳定发展三个阶段，地理优势对东中部影响较大，但随时间逐步减弱；政策因素的影响力也在逐年降低，但是对中西部影响较为显著；而综合经济因素则在外资发展的第二和第三时期影响巨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力。（3）本书详细讨论了FDI中心的空间溢出性及其外围地区对中心的收敛趋势。环渤海经济圈以接触扩散方式为主，中心省市天津和青岛对外围的空间外溢性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步降低，同时外围向中心省市的收敛也遵循这一规则。北京、山西、河北和内蒙古受天津的影响大于辽宁的各个省市，山东半岛的各市收敛于青岛的趋势更加明显。泛长三角地区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FDI的外溢以接触扩散方式为主，而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层级之间，行政等级扩散路径占据主导地位。各层级的外围地区都有显著的向中心城市FDI收敛的态势。而在泛珠三角地区，作为中心地区的广东省通过等级扩散为主，接触扩散为辅的方式对周边地区进行外资空间转移。在层级结构中，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资利用呈现由外围向二级中心收敛，然后再向一级中心收敛的趋势，并且距离越远，收敛越慢。（4）创新性地运用了实际经济数据检验现有的FDI空间格局，即中心-外围模式的稳定性。本书分别计算了临界工资水平和格兰杰检验统计量，结果表明我国三大外资聚集圈的中心-外围模式在短期内依然稳定，大规模外资梯度转移的临界条件尚未满足。但是在聚集圈的内部，小范围或者个别省市之间的外资承接转移趋势逐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