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精神分析批评话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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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西方当代批评理论有几条基本线索: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政治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话语、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理论。这几种学说已经像血液一样融入了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成为它们理论构成的基本元素。精神分析作为贯穿当代批评理论始终的话语形态,也直接融入现代人的文化生活,成为现代思想和话语的源泉。正如布罗姆所言:弗洛伊德的概念“早已开始融入我们的文化,而现在实际上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唯一西方神话”转引自〔美〕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陈祉妍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10页。。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虽然几经起落,但是精神分析批评话语经过诸多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建构,已经构成了系统的理论形态,并且向外辐射到了其他许多批评流派,成为当代批评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世纪西方批评话语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中,理论形态的更新换代迅速,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旧的理论形态往往随着新的批评话语的出现而被抛出了历史的快车道。可谓是各领风骚十几年,没有长久不衰的批评理论。但是,作为西方批评理论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的精神分析批评话语,一直在批评理论的更迭中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从弗洛伊德始,经历了荣格、拉康等人原创性的理论推进,精神分析批评理论话语在20世纪获得了不断发展,实现了本身理论话语的与时俱进。同时,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了许多批评理论形态,如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存在主义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等流派中,形成了后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形态。可见,在当代批评理论话语中,精神分析已经成为构成其有机体的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把握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轨迹,既要从精神分析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加以了解,也要扩展到相关理论思潮去考察,更要从宏大的社会思潮中去理解。这样,我们才能厘清精神分析理论的整体轮廓。

一 何为精神分析

1896年3月,“精神分析”这个词在弗洛伊德发表的法语论文中首次正式出现。同年5月,该论文的德文版也正式发表。其后,随着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扩大,精神分析这个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从整体上看,精神分析的概念有三种含义:一是关于精神疾病的治疗和认识的方法与理论,这是一般的理解;二是指探索人的精神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对人的深层心理的探索;三是指一种学派和理论体系,即精神分析学。在理论史上,因精神分析学是弗洛伊德所创,又称为弗洛伊德主义。

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精神分析学影响不断扩大,已经从原来的精神病学、心理学的范围,扩展到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宗教、政治等各个领域,对人类阐释自身及其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已经在西方现代精神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此,凯尔纳等指出:“在当前精神分析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而精神治疗专家已成为国家牧师……”〔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110页。在宗教衰落的年代,精神分析承担了部分宗教的功能。西方现代社会已经把精神分析当作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成为人类认知自身和缓解心理紧张的基本话语。据不完全统计,自1920年以来,仅在美国就出版过两百多部书籍来论述精神分析学。现代文化几乎浸染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因素;要理解现代文化,是离不开精神分析理论的。

虽然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普及现代人的生活中,但是,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一直存在着一些误解,只有澄清这些误解,才能让人们对精神分析学有正确的认识。人们对精神分析一般有四个误解:“精神分析主要是弗洛伊德一个人创造的”“当代精神分析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都与弗洛伊德时期完全一样”“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了”“精神分析是个需要皈依和多年学习的秘传教派”。〔美〕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陈祉妍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7~14页。

很明显,第一个误解几乎成为一种常识。提到精神分析,人们第一印象肯定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几乎和精神分析画等号了。毋庸置疑,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创立的,而且在精神分析思想史的头50年(至1939年),弗洛伊德居于教主的地位,统治着精神分析王国。但是,弗洛伊德只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精神分析学不是他一个人创造的,其后还有许多理论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完善和创新,从而让精神分析学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力。

第二个误解与第一个误解直接相关。出于对弗洛伊德的尊重和弗洛伊德本人的影响力,早期的很多介绍精神分析的著作都以弗洛伊德为主,而忽略了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在当代精神分析学界,弗洛伊德的思想已经受到极大的质疑,并且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20世纪中期之后,拉康的理论和临床实践占据了精神分析王国的半壁江山。当代精神分析学已经处于后弗洛伊德时代,“如果谁以为熟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就等于理解了精神分析,那真的是落后于时代了”。〔美〕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陈祉妍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8页。弗洛伊德发起的这场思想变革已经扩展、改变、繁荣,形成了新的理论概念、观点和方法。

第三个误解,精神分析已经过时了。随着药物治疗的兴起,精神病治疗领域的精神分析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且,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确有些过时了,它是100多年前形成的,已经对日益变化的新时代部分失效。当代精神分析学理论和临床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新的发展都根源于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现在,弗洛伊德的贡献已经获得了广泛接受,紧密融入我们的文化和自己的体验中,以至于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分析不仅是在我们文化之内的一个专业而科学的学科,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人类经验的方式,已成为构成我们文化的要素,渗透于我们体验自身和心灵的方式之中。”〔美〕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陈祉妍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9~10页。精神分析的某些具体观念可能过时了,但是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经验的方式并没有过时,还具有存在意义。

第四个误解,精神分析是个秘传教派。近年来,在美国精神分析已经为医学所垄断,从而给人造成这个印象。其实弗洛伊德本人的著作并不是这样,其已经跨越了医学的边界,成为一种文化哲学、美学理论。其后的很多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是如此,不局限于医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误解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精神分析表述的是人类心理经验的某些方面,表述人类经验,是理解现代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精神分析并不是秘传的,而是一种深度阐释学。

二 精神分析发展的轨迹

自弗洛伊德创立以来,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学界一般将之划分为古典弗洛伊德主义、修正弗洛伊德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和后现代弗洛伊德主义。弗洛伊德本人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通常被称为古典弗洛伊德主义。古典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开创性的理论,它对人类心理、宗教、艺术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见解,直接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及其文化的理解。古典弗洛伊德主义有许多缺点,如泛性论色彩、决定论的思维模式等,为理论家批评指责。但是,这并不影响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的价值。应该看到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建构,其理论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调整、完善的。从总体上看,古典弗洛伊德主义是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母体,蕴含了其后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因素。

其后,出于对过于强调人的本能欲望、生物本性不满,弗洛伊德的一些重要弟子和追随者相继叛离精神分析王国。阿德勒、荣格、奥托·兰克、威尔海姆·赖希等人先后从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思考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进行了修补改造,形成了与弗洛伊德学说不同的形态,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修正的弗洛伊德主义。修正的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是阿德勒和荣格。阿德勒以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为核心,创立了个体心理学。荣格则经过个人的文化考察、实践和分析思考,创立了分析心理学。修正的弗洛伊德主义对弗洛伊德早期思想的泛性欲观念进行了批评,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丰富了精神分析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修正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参照系和批判的靶子是弗洛伊德的早期思想。其实,弗洛伊德在与反对者的对话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其晚期思想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阿德勒和荣格之后,很多年轻的精神分析学者也在反驳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形成了有特色的精神分析学说。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新弗洛伊德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主要指以弗洛姆、霍妮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以安娜·弗洛伊德、埃里克森为代表的“自我心理学学派”;以克莱恩、温尼克特等为代表的“客体关系学派”;以宾斯万格、鲍斯、罗洛·梅为代表的“存在分析学派”。新弗洛伊德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猖獗,驱散了聚集在维也纳的许多年轻的精神分析学家。他们纷纷奔赴美英等国,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的出走,使精神分析的中心从维也纳转向了英美,也使精神分析理论进一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些年轻精神分析家目睹了经济大萧条、二战等巨大的历史事件,也体验到了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不同社会文化氛围,心灵激荡,汲取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知识,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决定个性的动机行动、人的生命活动和个体内部个性冲突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上”〔苏〕 B. M.雷宾:《精神分析和新弗洛伊德主义》,李今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第132页。。新弗洛伊德主义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上发展了精神分析理论,推进了精神分析的理论进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波涛汹涌,激荡着整个社会文化界。精神分析理论也汲取各种理论资源获得了极大发展,并进一步向文化艺术领域扩展。学术界一般把这个时期的精神分析学称为后现代的弗洛伊德主义。拉康后期的精神分析学思想、霍兰德的读者反应动力学,还有德乐兹和高塔里对精神分裂与资本主义文化表征的批判理论是这个时期的理论代表。“精神分析的后现代阶段,是以推翻俄狄浦斯情结为开端的。”〔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第285页。后现代的精神分析理论重新思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吸收、否定的基础上,通过对抗和对话提出许多新的理论命题。当然,这种后现代倾向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走出了开端的几步,拉康等人最终完成了这个转换。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拉康,以强调语言的分割和异化作用,直接走向了后现代的精神分析。“后现代精神分析堪称是其他一切学科的基础,它是释义本身的艺术。”〔美〕诺曼·N.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第294页。作为阐释学的后现代精神分析直接扩大了精神分析学适应范围。拉康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很多代表人物如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詹姆逊、德乐兹、高塔里等人,直接融入其思想建构中。

三 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特点

精神分析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理论流派众多,理论内容非常复杂。从整体上看,作为一个体系,这些流派也具有一些共同点。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无意识理论的建立和探索。精神分析理论是在临床神经病治疗实践中形成的理论体系。与传统心理学对感觉、思维等内容研究不同,对无意识的理论探索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其中弗洛伊德的理论贡献是不能磨灭的。虽然无意识的问题不是弗洛伊德发现的,但它的确是在弗洛伊德那里成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自弗洛伊德之后,无意识的问题才真正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弗洛伊德确信心理学要想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发现人的行为背后的未知原因。”〔美〕 C. 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46页。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未知原因就是无意识。他的无意识理论直接指向了人的深层心理的解析,其理论影响是巨大的。虽然,无意识理论的地位在弗洛伊德后期思想中有所下降,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对它做出了各种各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对无意识的探索。在弗洛伊德之后,荣格扩大了无意识的理论内涵,把“个人无意识”推进到“集体无意识”;拉康从语言学的角度,赋予无意识以语言的结构;弗洛姆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的概念;阿尔都赛、詹姆逊、伊格尔顿等学者也都曾积极关注“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含义。无意识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可谓精神分析理论的首要特征。

其二,童年经验的重视。重视童年经验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弗洛伊德在精神病症的治疗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的病例与其人生早期的生活经验有很大关系,他提出:“这过去的时期往往是生活史中最早的一个阶段,如儿童时期或甚至于早在吸乳时期内。”〔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15页。其后,他逐渐把这一发现推及正常人的心理状态,指出童年经验对个体人格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弗洛伊德提出,在个体人格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即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也就是“前生殖阶段”,其经验对个体对心理发展有决定作用。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三个阶段,个体成人后会保留很多前生殖时期的特点,很多病态人格就是在“前生殖阶段”遗留下来的人格特征,“俄狄浦斯情结”等深层心理也是在“前生殖阶段”出现的。由此,他提出童年经验对人格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弗洛伊德对童年经验的研究触及了儿童性欲等内容,为后来的很多精神分析理论家批判乃至否定,如阿德勒就直接用自卑情结来取代弗洛伊德对于性本能的突出和强调,“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家也抛弃了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论”和“本能决定论”。虽然精神分析的理论在发展中关于童年经验的看法差别很大,但对童年经验的重视贯穿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历程。而且,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对童年经验的阐释也逐渐从个体扩展到社会和文化层面。这也说明了童年经验问题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位置。

其三,非常态行为的心理阐释。“精神分析从来不大关心传统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目的是治疗情绪失常的人……它的对象是其他学派比较忽视的变态行为。”〔美〕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第321页。精神分析理论不是源于对正常人的研究,而是发源于对于精神病人的治疗中。弗洛伊德认为,研究精神病患者的病态心理,不仅可以更好地治疗精神病,也可以透视正常人的心理活动,揭示正常心理背后的心理奥秘。《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通过对口误、笔误、遗忘等过失行为的分析,指出了其背后的无意识心理的决定性影响。通过病人的治疗,弗洛伊德还发现了众多存在于正常人身上的非常态心理现象,如恋父、恋母、自恋、幻觉、移情等。而且精神分析学家还把精神分析对于病态心理的分析运用到对于社会文化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分析中,如弗洛伊德把对于文明与本能的冲突造成的心理创伤研究作为阐释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弗洛姆研究了病态个体与病态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精神分析理论已经从个体病态心理的研究上升到了社会“文化病理”的诊断,这即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特点。同时,这些研究进一步解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介入文化批评。作为文化哲学的精神分析学,也被各类批评家用来阐释文学和文化问题。自诞生以来,精神分析就充分介入宗教、艺术、电影等领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阐释方法。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理论家都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各种文化现行进行了多层面的分析,形成了许多经典的批评个案。其后,精神分析充分融入各个文化批评流派的理论建构中,成为阐释时代主题的基本方法。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很多传统的文化政治主题获得了新的阐释。当前热门的性别、种族、阶级、意识形态等文化批评的主题,精神分析批评也参与阐释了。女性主义的性别差异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文化阐释模式都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参与有直接关系。

四 精神分析批评的模式

精神分析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与文学艺术活动的阐释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文学艺术是他阐释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依据。荣格、拉康、霍兰德等精神分析学家在提出他们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对文学艺术创作问题的重要思考。同时,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或多或少受过精神分析学的影响,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等文学艺术流派都与精神分析有着亲缘关系,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学艺术之间形成了很多复杂而深刻的释义空间。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下,文艺批评往往能够获得一种全新的阐释视角和思想空间。其后随着文化转向,精神分析理论也开始融入文化批评理论。在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建构中,将精神分析理论融入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就成了一个基本的方法。

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历程相一致,精神分析批评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由于着眼点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批评理论模式。就现有的精神分析批评来看,大体上可以从作者、文本和读者的不同,划分为作者批评模式、文本批评模式和读者批评模式三类。

作者批评模式是以传统精神分析理论为参照而形成的批评模式,以弗洛伊德、欧内斯特·琼斯以及弗洛伊德的学生玛丽·波拿巴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作品是作家心理因素特别是无意识心理的投射。由此,在批评实践中,他们主要探究作家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创作心理、创作动机、心理状态等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并由此展开作家传记研究。包括弗洛伊德在内,坚持作者批评的理论家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很多理论发现和观点直接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如艺术家与精神病的关系、作家无意识与文本的关系、“俄狄浦斯情结”与创作原动力等。作者模式典型的批评文本有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马左夫兄弟》等文艺作品的精神分析批评、玛丽·波拿巴对美国作家爱伦·坡的小说中的“俄狄浦斯情结”研究等。

文本批评模式主要是以神话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为依据的批评模式,主要理论代表有荣格、拉康等。他们把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文学艺术问题的分析批评中,主要研究文本的语言构造、语言与无意识的关系、作品的形式结构与文化原型等方面的问题。荣格以分析心理学为基础的原型批评就与精神分析理论有很密切的关系,拉康引领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通过重新评估语言的作用,直接打破了传统精神分析批评对于作者心理过分关注的趋向,形成了融合精神分析、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现代人文学科诸多思想元素为一体的批评理论,对后来的很多批评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推进了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发展。

读者批评模式是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中,着重研究读者和文本的关系以及读者阅读心理、阅读过程和反应形式的批评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受美学突出了作者的主导作用,读者成为批评理论重点关注的要素。后现代理论反权威、反精英的思想也为普通读者获得了权力,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从文本批评自然地转向了读者批评模式。读者批评模式主要以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为代表。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认为,读者与文本构成了一种本我幻想与自我防御的关系,读者将文本内摄,“体验它时觉得仿佛它是我们自身的幻想,并将我们自身的幻想赋予给它”〔美〕诺曼·N.霍兰德:《文学反应动力学》,潘国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50页。。这种批评模式坚持文本是作者和读者沟通的中介,读者阅读的心理机制和动力反应是文学关注的核心。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扩大了精神分析批评对文本解释的范围,对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革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也有研究者对精神分析批评的读者模式提出批评。“和精神分析一样,精神分析批评也是一种理性活动。它并不以读者的反应为基础。只把读者的反应视为附加信息来源。”〔荷〕亨克·德·贝格:《被误读百年的弗洛伊德》,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0,第116页。不管如何,读者模式的精神分析批评构成了一种有价值的批评模式,为精神分析批评提供了又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