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演讲
全球化与中国外交
郑永年
十八大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相互关联的外交格局——“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是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大国；“第二条腿”为“针对广大国家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 “一个圈”则是长期处于中国外交核心的周边外交。随着西方国家全球化引导力的减弱与“逆全球化”思潮的泛滥，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机遇和抉择。对中国来说，因为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的很好的机会。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一 “逆全球化”下的中国机遇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没有能力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因为处于危机状态，西方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自顾不暇，不仅很难再推进全球化，还开始成为全球化的阻力。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开始低于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这导致了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现象。实际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今天，欧美盛行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政治已经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英国的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右派等无一不是反全球化的。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引导全球化。如果没有西方的推动，就很难形成今日世界的经济秩序。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化的确为全球创造了很多财富，但同时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内部分配高度不平等，社会分化、收入悬殊，引发了很多国家民众的不满。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贸易自由一直是西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也一直被西方视为软力量。不过，现在“自由贸易”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规避使用的词语。
尽管反全球化现象一直存在，但从来也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崛起必然影响西方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尽管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各种“墙”，但西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筑墙。英国已经筑墙来堵难民，特朗普政府也决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来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无形的“墙”抵制着全球化的进展。例如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环保”“与我们抢饭碗”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不过，“逆全球化”并不是说没有全球化了，只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难，甚至出现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难以再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了。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引领的全球化似乎方兴未艾。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没有这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全球化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以中国为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给全球化（至少在区域范围内）注入强大的动力。不过，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仍然比较小，全球化动力不足，必然对全球化带来负面影响。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最大份额的贡献。尽管近年来本身经济下行，但因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中国仍保持最大的贡献份额。
二 充当“领头羊”的中国的实力与意愿
中国的“领头羊”角色既是客观使然，也是中国的机遇。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即中国是否有实际能力去抓住这个机遇，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抓住这个机遇。
从客观条件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即使是中速增长，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家。如果中国没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也是近数十年来在全球化下获得良好发展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不长时间里，中国的GDP增加了一倍。尽管高速增长是很多因素促成的，但开放政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引领全球化也是中国的机遇，即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继续顺势和平崛起的机遇。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参与，中国经济很难获得高速发展。在下一阶段，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全球化。今天的中国，尽管仍然需要吸引大量外来资本来进行产业升级，尤其是技术含量高的资本，但同时在很多领域中也出现资本过剩的现象。就是说，在一些领域资本已经饱和，需要“走出去”寻找新的投资空间。除了资本，中国也拥有过量的产能。尽管“去产能”主要还是要通过国内的改革来达成，但“走出去”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再者，中国拥有诸多技术，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中国的技术是辅助资本和产能“走出去”的有效手段。这里的关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如果把这个问题置于中国和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关系中来理解，人们或许能找到更为有效的答案。
世界期待着一个新的全球化领导者。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2017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做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对西方来说，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的演讲体现了西方广为接受的传统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价值观。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主场外交再度吸引了国际社会各界的目光。“一带一路”的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部分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都需要发展，需要规模基础设施、工业化、城市化。这些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成功的经验。中国用20年走完了西方200年的时间，走得太快当然也有问题。沿线国家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也可以吸取其中的教训。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
发展是硬道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首先要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也提出要重视发展，但是西方有一整套价值理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附加了太多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人权条件——这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公平。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需要民主、人权，西方发展200多年，但真正的一人一票是过去50年才兴起的。而很多国家还问题重重，要实现有效的政治权力，必须要先实现有效的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人均GDP 1000美元和人均GDP 10000美元都可以投票，但是两种情况不一样。前者，老百姓没有怎么受过高等教育，无办法理性思考，用肥皂就可以收买选票；后者，老百姓会思考什么叫有效的治理。因此，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实现真正的民主。
“一带一路”是一个带动经济发展的倡议，共享、包容的发展是“一带一路”的本质。“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的项目，就像AIIB尽管是中国倡导的，但很多非亚国家也参与。中国引导的全球化，与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将有本质区别，共享、包容将为很多区域做出贡献。此外，中国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历史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制度，实际上除了其封建制度下的设计，其根本是自由贸易。因此，中国能够接下西方的自由贸易大旗。
三 引领全球化的中国抉择
当然，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必须直面几个重大的挑战和选择。
首先，是要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全球化无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财富和利益在各国、各区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和利益流向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少数人，而很多社会群体没有得到好处，有些甚至成为受害者。因此，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各国中产阶级急剧变小。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曾经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是民主的基石。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减少，直接导致了内部政治生态的大变化，使得民粹主义崛起，以往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不可持续。
中国如果要引领全球化，必须重新构造全球化，使其更具包容性。至少，全球化必须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而非继续扩大。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需要合作，节制资本，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初步平衡。当然，资本本身也需要自我节制。资本的流动性很强，在全球化中扮演主角。不过，一旦全球社会动荡起来，资本也会是受害者。对政府来说，需要防止全球化成为资本逃避税收的工具。
其次，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寻找全球化新的动力。从技术层面来看，全球化具有了新的动力。金融和互联网表现得最为显著。不过，资本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构成新一波全球化的动力，政府必须为全球化构造平台。中国要改革当前全球化体制，广大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更大发言权。中国不会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机制进行补充（比如对ADB的补充）。今天，在全球化遭受困难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开始强调新型区域性全球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类似的尝试。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贸易伙伴关系遭遇困难时，中国可以加紧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这方面具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可以进行升级版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把双边扩展到多边，也可以围绕着“一带一路”构造不同形式的经贸合作。
再次，中国需要更高程度的内部开放。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已经初见成效。随着其实施，中国资本会加速“走出去”，促进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不过，“一带一路”是双向道，而不是单向道。中国的资本不能光是流出，还需要外国资本的流入；否则，“一带一路”就会造成中国本身的“空洞化”，经济发展就会不可持续。外国资本的“走进来”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正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样。这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消费市场。如果当时美国不开放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没有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全球化。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今天中国本身所遇到的全球化困难，例如贸易投资的下降，和国内的开放程度不够是有关联的。中国领导层推进中国自由贸易的决心毋庸置疑，例如中国新设立了诸多自由贸易区，就是为了推进自由贸易。不过，自由贸易区没有重大的突破，主要还是内部的问题。例如负面清单仍然过长，自由贸易停留在“内部交易”，把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右手的东西放到左手。因为同质性过强，很难有体制上的突破。这需要中国更大程度和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引入外来因素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这已经为过去的开放历史所证明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一些社会团体把外资视为“狼”。不管怎样，在主动“引狼入室”之后，中国经济大变样。同样，今天也不能简单地把外国资本看成“狼”。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开放程度必然降低。可惜的是，在不少方面，开放度已经降低了。例如，一些人把“自主创新”做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解读，理解成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更深度的开放无疑需要前瞻性的政治判断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最后，中国需要处理好与现存全球贸易体制和规则的关系。在这方面，在西方已经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接过西方“自由贸易”的大旗。对自由贸易，不应做过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解读，就是说自由贸易不应当被视为西方的，而应当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和价值。自由贸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来自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经济发展的早期，所谓的自由贸易是和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紧密关联的，是西方用枪炮打开别国的大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失去合法性之后，西方才逐渐发展出有关维护和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很显然，制度和规则远较枪炮文明。
总体上说，自由贸易是非常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化的国家。无论是经济体量、贸易规模或者今后的经济发展动力，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再也不能去重复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中国需要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而非拒绝；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出现新需要的领域，中国也可以引领制定新的规则。无论哪种情形，世界贸易规则不仅是“写”的问题，更是实施的问题。如果规则不被其他国家接受，最好的规则也是毫无用处。要使得规则可以实施，不管谁写规则，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
现存规则既可以帮助中国“走出去”，也可以帮助中国保护海外利益。不过，中国并不能过分理想主义，幻想现存规则可以为中国开拓出一个世界市场来。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中国具有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两条腿”即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开拓海外市场面临的巨大风险，是民营企业所不能承担的。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国有企业可以说是用“钱”砸开了海外市场。尽管西方国家总是把中国视为新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但中国的“走出去”并没有使用一枪一弹，即使中国所去的地方都是具有高度政治经济风险的地方。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根据现存规则，进入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市场。较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规模小，较少被西方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具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西方市场。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旦走到海外，就需要保护，而现存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则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说，承继西方确定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继续推进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效手段。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为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中国方案”探讨的是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国要使世界变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这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区域责任、全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