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荟萃

当今世界各类社会，不论是开放和民主社会，还是保守和封闭社会，总是存在和流动着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潜在舆论。潜在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舆论形态，同其他各类诸如官方舆论、民间舆论，以及海外、境外舆论相比较，具有主体分散、隐匿流传、对象多样、趋利传播等特点。在现实社会中，若对潜在舆论缺乏深刻的洞察和把握，就难以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因而，找到引导和化解潜在舆论的路径和办法，在当前有着特殊的意义，具体来说：其一，通过立法，确保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开放社会公开表达的渠道；其二，构建更多的表达宣泄、建言监督的渠道，让广大民众能公开安全地表达自己的声音；其三，官方媒体应彻底放下架子，鼓励民间舆论登上自己的平台发言议事。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资深特聘教授）

舆论学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建立良好的互动交流机制对提升一个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激发学科的发展动力、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舆论学发展需要聚合多学科、多领域的舆论学研究工作者的思路、视角、方法与成果，形成专门的舆论学研究、交流、合作与平台共享，聚合各大学科的专业优势共同致力于舆论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合理的舆论学人才培养体系，培养舆论学专业化人才，推动中国舆论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

在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国家面临的危险更多地由现实世界转移到虚拟世界。国际传播的主体已经超越传统媒体和传统认知的范畴，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在此情况下，国际传播效果已经不再由单一主体决定，而是由多元主体形成的合力决定。多元主体之间合力的形成，即国际传播能力的“共建”，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统筹考虑。因而，在国家安全整体框架下，进行战略传播的设计与布局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家战略传播系统试图把各种要素整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操控或者管理对国内外受众施加影响，从国家层面对“大传播”进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协调实施、合力推进战略传播体制和工作机制。

——程曼丽（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

实施国际传播的重大战略与策略，需要有科学的衡量传播效果的手段与之配合。传播效果需要有科学手段来评估，第一，由于主观分析与推测难以获得可靠结论；第二，衡量国际传播有关信息对国际社会目标受众带来的变化与影响必须依靠对信息受众的直接观察；第三，对传播效果的客观衡量需要依靠科学的观察与分析手段。因而，国际传播效果不能依靠对传播态势及其预期效果展开的主观评判，而需要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传播过程与结果开展实证检测，包括采用内容分析与问卷调查方法，客观评估媒体传播的信息与国际传播战略与策略是否吻合，目标受众对有关信息的接触程度、认知反应、与信息发布者的互动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观点与态度，了解媒体信息给受众带来的观念、态度、行为变化，为衡量国际传播效果提供实证依据。

——李喜根（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主任、教授）

网络与新媒体技术赋权使公共领域的建构成为可能，网络公共事件推动使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成为现实，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确立则为公共领域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中，网络公共事件在网络公共领域建构中产生重要作用：第一，对公权力的舆论监督成为常态；第二，维护正义、保护弱势群体成为理性自觉；第三，引起政府关注，督促政府信息公开，查处有关问题；第四，促进社会管理创新，推动制度变迁初见成效。当然，由网络公共事件推动的网络公共领域也存在严重缺陷，具体表现为脆弱性、民粹性和伪公共性。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

“让舆论学回家”，旨在从舆论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上，重新确认舆论学的存在，定义它的范围、半径和价值。舆论是由多数人表达，或向多数人传播，或由多数人反应的对某一个对象的共同关注。舆论的定义对舆论学研究的范围和半径有着决定性影响。第一，应将舆论研究的范围从民意研究、媒介研究中扩大出来；第二，应把舆论研究的层级从新闻理论、大众传媒理论中超越出来；第三，应把舆论研究的方法从样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

——邹振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中国移动舆论场渐成社会舆论生成、发酵的主要阵地。相较于传统舆论场，“两微一端”传播场域显隐性并存，在舆情传播中呈现新的特点：跨媒介融合传播与溢出效应；移动舆情的群体标签化传播；显性传播与隐匿圈层传播。随着传统媒体融合日渐成熟、依法管网理念继续践行，移动媒体舆论场在信息发布、议程设置、舆情聚焦舆论场等方面将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单学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常务副秘书长、人民在线副总经理）

社会舆论是集体思维的反映，集体思维又受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如何形成与我国经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对外国际传播力，对于我们专家学者来说，都是重要的议题。

——徐荷（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总经理）